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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脱域机制，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体现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这一信任关系通过对缺场予以确信的行为不断地将未来纳入到当下的视域中，极具风险性。在现代性条件下，抽象系统因其反思性和专业性可以作为评估和应对风险的依据，同时，为了保障抽象系统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就要对抽象系统的运行和保障进行制度化规范。而现代社会出现的信任危机就源于抽象系统运行所需的制度性程序和制度性保障机制出现问题。
[关键词]吉登斯；脱域；风险社会；信任危机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156-04
Abstract： Trust in modern society is the trust of the abstract system， building on disembeding， convincing absence， linking future with present， which is dangerous. The system is reflective and professional to be the condition of assessment and response risk.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standardize its operation and safeguard， in order to keep it legitimate and authority. However， the trust crisis derives from the problems of its process and safeguard mechanisms.
Key words：Giddens；disembeding； risk society；trust crisis
吉登斯将脱域视为现代性的运行机制并对其进行界定：“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p18）人类的理性将地域性情境中的社会关系进行抽象化处理，再嵌入到新的社会情境中，周而复始，最终实现时—空的伸延和现代性的扩展。这个过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被抽象化处理的脱域内容是片面的，甚至是不真实的；二是脱域内容不一定具有普适性，再嵌入的实践活动可能是不合理的。因此，因脱域机制的运行而扩展的现代性必然存在风险。脱域机制通过人的抽象能力，将社会关系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脱离出来，使人丧失对事物发展的掌控，因脱域机制的不良运作而产生的风险也逐渐失控。可以说，现代性的特征即表现为风险社会的存在。
一、风险社会：现代性的特征
脱域机制的运行为现代性的发展提供相对可行的模式，为现代社会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同时，也给人们的生存带来大量的新型风险。与前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界、具象化暴力和失去宗教庇护的威胁不同，现代社会的风险来源于现代性的反思性、工业化暴力和个人之无意义感的威胁。现代社会的风险无论是在强度上，还是在范围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随着脱域机制的运作，知识的不确定性、各种系统调控和监管的失效，以及现代性的全球化扩张，已经成为现代性风险结构中的主要内容，并因其后果的严重性而受到普遍关注。
首先，知识的不确定性是现代性风险的一部分，这也是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明显差异。因脱域而得到的知识是要经过反思的，“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1]（p34）。这种反思性表现为对确定性知识的破坏，这种破坏性的根源在于，经脱域抽象出的理论，总要“再嵌入”到具体的情境中去，再从具体的情境中脱域出新的理论，从而修正和更新之前的理论，实现理论的演变。在现代性中，知识的更新和演变在推进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也造成很多严重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又常常是超出人类控制力的，例如，生态危机、工业化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等。知识的不确定性冲击人们对连贯性和统一性的需求，挑战人们对本体性安全的需求。因为知识的日益更新会令人们感觉给予预期和规划未来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现在所拥有的信息时刻处于变化中，无法根据它们判断未来的走向。
其次，各种系统的调控和监管对于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是至关重要的，其失效也是现代性风险的主要来源。在脱域机制的作用下，现代社会高度依赖于抽象体系，而抽象体系的合法性又依赖于各种系统的保障。若各种系统的调控和监管失效，例如，政府部门官员腐败堕落、监督机构徇私舞弊、专业协会见利忘义和资格认证草率随意，就会对抽象体系的权威性构成威胁。一旦抽象体系失去权威性，必然导致人情凌驾于程序和制度之上，社会系统的运转就会随之失调，最终带来社会系统混乱甚至崩溃的后果。同时，抽象体系的权威性被破坏也会削弱公信力，专家、媒体和政府等都会被公众质疑，人们生活在惶恐和不安中，这对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将构成极大的风险。
再次，全球化扩张也可能带来现代性风险。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1]（p57）通过脱域机制的展开而实现的全球化，将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和军事博弈等很多社会问题扩大化，形成世界性的灾难。此外，全球化既是时—空伸延的结果，也是特定地域社会关系发生变革的原因。全球化将强势但不一定适合普适化的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普适化，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的新布局，由于其中被嵌入很多脱域的但并不合适的内容，使得现代性的全球化从根本上就是存在问题的。
总之，脱域机制的运行从根源上就注定现代性风险的必然产生，风险社会也与现代性共生，是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的风险集中表现为知识的不确定性、各种系统调控和监管的失效和现代性的全球化扩张。对于这些风险，人类并不是不可作为的，抽象系统就为人们提供评估和应对的依据。但是，在向抽象系统求助时，也要考虑因专家选择和相应的约束所产生的新风险。 二、抽象系统：评估和应对风险的依据
人类正在遭受的全球性风险是现代性难以驾驭和日益失控的后果，而且没有具体的个人或系统可以对其负责。那些类似于核武器、世界末日和人类灭绝等后果最严重的风险具有反事实性，人们在多数时，会忽略它们的存在，但却不得不经常面对那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险。这类风险在原则上是可以用有关风险的知识来评估和应对的，这些知识便构成抽象系统的内容。
与前现代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方式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不同，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以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生产为主，充斥各种风险的城市生活取代昔日安稳的乡村生活，市场经济意识变革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本着利益最大化的预期，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以满足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的需求。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必然会使抽象系统的专业化程度日益加深，以至于成为外行人士根本无法涉足的领域，只能以尊重的态度对之加以利用。换言之，因抽象系统具有可信赖的专业性，现代社会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专业人士的帮助，利用抽象系统来评估和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在现代性条件下，抽象系统又是不确定的，因为现代性具有反思性，抽象系统总是在脱域和再嵌入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修正和更新。“现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2]（p22）。基于这种反思的敏感性，在脱域和再嵌入的运行中，人的抽象能力总是根据具体的情境对抽象系统进行修正和更新，以使更加全面和具体，从而满足人们实践的需要。从这一点来看，抽象系统一直在具体的情境中被完善，也许永远无法达到尽善尽美，但这并不会削弱其可依赖性。正是基于这种创新性和实践性，抽象系统就可以被用来评估和应对现代性风险。
一般来说，专家是在特定领域中受过专业教育、从事专业性工作的人员，如工程师、律师、医生和作家等。专家的权威性体现为其专业性和敬业性，专业性源于其背后的抽象体系，敬业性源于其责任心和对所从事工作的热爱。在现代社会，抽象系统中各领域专家的相关工作，可以为风险的评估和应对提供依据，其解读和建议可以帮助普通大众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各种现代性风险。此外，各种抽象系统的管理和监督工作，也可以为专家的权威性提供保障，使抽象体系的发展更专业化，成为值得信赖的评估和应对风险的依据。
三、信任：个体与抽象系统互动的媒介
在现代性条件下，面对各种风险，人们必须求助于抽象系统。抽象系统具有脱域性，它的构建和发展以脱离具体情境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跨越广袤的时空再进行重组。现代性中的社会关系都是再嵌入抽象体系的，是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复合体。这种复合性并不会影响抽象系统的权威性，因为具体情境中的各种系统保障以专业术语标注的专业知识的公正性，这就注定抽象系统只能在专业化的领域中发展而很难为外行人士所掌握。“专业化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反性世界的本质特性，在高度自反性世界里，本地知识是来自某种抽象系统的再嵌入消息。通向专业化的运动不是单向的；各种各样的普遍化依赖者专门知识的分工”[3]（p112）。面对现代性种类繁多的专业性极强的抽象系统，某一领域中的专业人士又都会成为其他领域中的外行，这种情形就决定每一个体都有对专家及其背后的抽象系统产生信任的需要，即每个个体都要通过信任与抽象系统发生关系，进而与外在于自身的世界发生关系。
信任是特定文化系统中对缺场预期予以确信的行为，具体来说，信任的内涵应包括以下要素：文化系统、缺场、确信预期和行为。
首先，信任往往发生于特定的文化系统中。虽然人类在本性上总是表现为自私自利，但是，人性中的社会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6）共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的人们总是被相应的社会关系所制约，也被特定的文化特征所左右，其中就包括这个社会所给定的信任程度。
其次，信任与时间和空间的缺场密切相关。所有信任的基础都是现在，只有现在才能保证信任的生成与持续。对于信任的生成而言，过去的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背景和基础，但是，信任绝不只是来自过去经验的积累，而要超越积累的信息，冒险推断未来。信任的生成和发展与时间的缺场有关，它与未来相伴，试图控制未来，使一些未来的可能性成为现在并从而成为过去。信任的生成和发展也与空间的缺场有关，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从“在场”虚化为“缺场”，即对空间的确认不再需要参照系。空间的缺场使得所发生的事件超越“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包含更复杂的不可见的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事态的发展。
再次，信任中包含对预期的确信。社会的运行是很多预期下的行为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预期中，既有认知性的因素，又有道德性和情感性的因素。预期体现对连续性的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预期都包含信任，只有那些对行动做出承诺，若承诺没有实现便会令人懊悔的预期，才涉及信任。此外，在可依赖的信息不够全面或不可靠时，对这些预期能够成为现实持有信心，并为之付诸相应的行动，是件极具风险的事情。
最后，信任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信任是一种交往行为。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角看，实践既是人本质的生成方式，也是人社会关系的形成源泉。作为个人与他人的一种关系的信任，也只能在社会实践中生成，并体现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个体内心的某种预期只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并不能表明个人与他人之间存在现实的信任关系，只有将信任他人的心理纳入到实践中，信任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
在现代性条件下，信任是特定文化系统中对缺场预期予以确信的行为，其形成和发展发生在脱域与再嵌入的过程中，脱域与再嵌入为其提供情境基础，同时，脱域与再嵌入的运行又依赖于信任，信任是脱域与再嵌入运行的前提，没有信任关系的建构，时—空伸延就无法实现。具体来说，现代性中的信任包括人际信任和抽象系统信任。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人格信任，现代性中的人际信任的发生，更多地涉及个体背后的抽象系统因素；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是现代性信任关系建构的主体，其中既有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信任，也涵盖对保障抽象体系的可信性的各种系统的信任。 四、信任危机：抽象系统的制度性程序和保障机制缺失的后果
前现代社会以凝固的传统来保障社会关系的一贯性，与之不同，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关系的持续性和连贯性需要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来确保，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决定抽象系统所涉及的知识是可质疑、可矫正的，专家们的争论和竞争使得抽象系统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因此，个体与抽象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很容易被破坏。这是抽象系统自身的存在中所固有的问题，解决此危机的办法是彻底离开抽象系统，但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更现实的问题是，抽象系统的运行程序及其保障机制的有效性从根本上影响个体与抽象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缺失这些因素，最终就会导致对抽象系统的不信任，进而产生信任危机。
现代性社会关系的建构是以抽象系统为基础的，社会交往也通过对抽象系统的信任而展开。抽象系统对于维护社会关系的持续性和一贯性起到根本性的作用，为了保证抽象系统运行程序的合法性，就要对抽象系统的运行和抽象系统的保障机制进行制度化规范。正是抽象系统的制度性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可以依赖的客观性依据，使个体的社会行为具有可预期性，从而获得安全感。只有将抽象系统置于制度结构中，才能确保其权威性和严肃性，从而加强抽象系统的可信性。
在现代性条件下，对抽象系统的信任体现为对抽象系统的制度化运行中所提供的预期的信任，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信任危机，不是对个人人格的质疑，而是由于各种抽象系统运行所需的制度性程序和制度性保障机制出现问题，所以，现代性中的信任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危机。首先，抽象系统要遵循制度性程序来运行。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必然存在社会分工。抽象系统的可信性就来自现代社会的精细分工，社会化分工使得抽象系统更加专业化，大多数人对分类精细的抽象系统都是知之甚少或几乎无知的。那么，社会秩序的维护需要权威部门组织相关专业人士对抽象系统的运行制定制度性程序。其次，抽象系统的运行需要制度性保障机制的监管。在各种抽象体系面前，非专业人士的信任不必体现在参与抽象体系运转的全过程，也不需要精通专业人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而是可以通过各种系统的制度性保障机制的监管获得所需的可信性。各种系统可以确保抽象体系的正常运转，这些系统包括专业协会、资格认证、监督机构和政府部门等，代表着公众利益的权威机构。
综上所述，脱域机制的运行在实现现代性扩展的同时，又为现代性带来大量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抽象系统可以用来作为评估和应对风险的依据，而信任又是个体与抽象系统互动的媒介，所以，对抽象系统的信任对于现代性存在的持续和现代性秩序的维护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抽象系统的合法性十分关键，若缺失抽象系统的制度性程序和保障机制的建构，就会发生信任危机，进而不利于现代性的扩展。
[参 考 文 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发性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孙凤兰：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邢冬梅：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吴井泉]
[关键词]吉登斯；脱域；风险社会；信任危机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156-04
Abstract： Trust in modern society is the trust of the abstract system， building on disembeding， convincing absence， linking future with present， which is dangerous. The system is reflective and professional to be the condition of assessment and response risk.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standardize its operation and safeguard， in order to keep it legitimate and authority. However， the trust crisis derives from the problems of its process and safeguard mechanisms.
Key words：Giddens；disembeding； risk society；trust crisis
吉登斯将脱域视为现代性的运行机制并对其进行界定：“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p18）人类的理性将地域性情境中的社会关系进行抽象化处理，再嵌入到新的社会情境中，周而复始，最终实现时—空的伸延和现代性的扩展。这个过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被抽象化处理的脱域内容是片面的，甚至是不真实的；二是脱域内容不一定具有普适性，再嵌入的实践活动可能是不合理的。因此，因脱域机制的运行而扩展的现代性必然存在风险。脱域机制通过人的抽象能力，将社会关系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脱离出来，使人丧失对事物发展的掌控，因脱域机制的不良运作而产生的风险也逐渐失控。可以说，现代性的特征即表现为风险社会的存在。
一、风险社会：现代性的特征
脱域机制的运行为现代性的发展提供相对可行的模式，为现代社会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同时，也给人们的生存带来大量的新型风险。与前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界、具象化暴力和失去宗教庇护的威胁不同，现代社会的风险来源于现代性的反思性、工业化暴力和个人之无意义感的威胁。现代社会的风险无论是在强度上，还是在范围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随着脱域机制的运作，知识的不确定性、各种系统调控和监管的失效，以及现代性的全球化扩张，已经成为现代性风险结构中的主要内容，并因其后果的严重性而受到普遍关注。
首先，知识的不确定性是现代性风险的一部分，这也是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明显差异。因脱域而得到的知识是要经过反思的，“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1]（p34）。这种反思性表现为对确定性知识的破坏，这种破坏性的根源在于，经脱域抽象出的理论，总要“再嵌入”到具体的情境中去，再从具体的情境中脱域出新的理论，从而修正和更新之前的理论，实现理论的演变。在现代性中，知识的更新和演变在推进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也造成很多严重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又常常是超出人类控制力的，例如，生态危机、工业化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等。知识的不确定性冲击人们对连贯性和统一性的需求，挑战人们对本体性安全的需求。因为知识的日益更新会令人们感觉给予预期和规划未来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现在所拥有的信息时刻处于变化中，无法根据它们判断未来的走向。
其次，各种系统的调控和监管对于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是至关重要的，其失效也是现代性风险的主要来源。在脱域机制的作用下，现代社会高度依赖于抽象体系，而抽象体系的合法性又依赖于各种系统的保障。若各种系统的调控和监管失效，例如，政府部门官员腐败堕落、监督机构徇私舞弊、专业协会见利忘义和资格认证草率随意，就会对抽象体系的权威性构成威胁。一旦抽象体系失去权威性，必然导致人情凌驾于程序和制度之上，社会系统的运转就会随之失调，最终带来社会系统混乱甚至崩溃的后果。同时，抽象体系的权威性被破坏也会削弱公信力，专家、媒体和政府等都会被公众质疑，人们生活在惶恐和不安中，这对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将构成极大的风险。
再次，全球化扩张也可能带来现代性风险。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1]（p57）通过脱域机制的展开而实现的全球化，将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和军事博弈等很多社会问题扩大化，形成世界性的灾难。此外，全球化既是时—空伸延的结果，也是特定地域社会关系发生变革的原因。全球化将强势但不一定适合普适化的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普适化，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的新布局，由于其中被嵌入很多脱域的但并不合适的内容，使得现代性的全球化从根本上就是存在问题的。
总之，脱域机制的运行从根源上就注定现代性风险的必然产生，风险社会也与现代性共生，是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的风险集中表现为知识的不确定性、各种系统调控和监管的失效和现代性的全球化扩张。对于这些风险，人类并不是不可作为的，抽象系统就为人们提供评估和应对的依据。但是，在向抽象系统求助时，也要考虑因专家选择和相应的约束所产生的新风险。 二、抽象系统：评估和应对风险的依据
人类正在遭受的全球性风险是现代性难以驾驭和日益失控的后果，而且没有具体的个人或系统可以对其负责。那些类似于核武器、世界末日和人类灭绝等后果最严重的风险具有反事实性，人们在多数时，会忽略它们的存在，但却不得不经常面对那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险。这类风险在原则上是可以用有关风险的知识来评估和应对的，这些知识便构成抽象系统的内容。
与前现代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方式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不同，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以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生产为主，充斥各种风险的城市生活取代昔日安稳的乡村生活，市场经济意识变革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本着利益最大化的预期，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以满足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的需求。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必然会使抽象系统的专业化程度日益加深，以至于成为外行人士根本无法涉足的领域，只能以尊重的态度对之加以利用。换言之，因抽象系统具有可信赖的专业性，现代社会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专业人士的帮助，利用抽象系统来评估和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在现代性条件下，抽象系统又是不确定的，因为现代性具有反思性，抽象系统总是在脱域和再嵌入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修正和更新。“现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2]（p22）。基于这种反思的敏感性，在脱域和再嵌入的运行中，人的抽象能力总是根据具体的情境对抽象系统进行修正和更新，以使更加全面和具体，从而满足人们实践的需要。从这一点来看，抽象系统一直在具体的情境中被完善，也许永远无法达到尽善尽美，但这并不会削弱其可依赖性。正是基于这种创新性和实践性，抽象系统就可以被用来评估和应对现代性风险。
一般来说，专家是在特定领域中受过专业教育、从事专业性工作的人员，如工程师、律师、医生和作家等。专家的权威性体现为其专业性和敬业性，专业性源于其背后的抽象体系，敬业性源于其责任心和对所从事工作的热爱。在现代社会，抽象系统中各领域专家的相关工作，可以为风险的评估和应对提供依据，其解读和建议可以帮助普通大众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各种现代性风险。此外，各种抽象系统的管理和监督工作，也可以为专家的权威性提供保障，使抽象体系的发展更专业化，成为值得信赖的评估和应对风险的依据。
三、信任：个体与抽象系统互动的媒介
在现代性条件下，面对各种风险，人们必须求助于抽象系统。抽象系统具有脱域性，它的构建和发展以脱离具体情境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跨越广袤的时空再进行重组。现代性中的社会关系都是再嵌入抽象体系的，是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复合体。这种复合性并不会影响抽象系统的权威性，因为具体情境中的各种系统保障以专业术语标注的专业知识的公正性，这就注定抽象系统只能在专业化的领域中发展而很难为外行人士所掌握。“专业化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反性世界的本质特性，在高度自反性世界里，本地知识是来自某种抽象系统的再嵌入消息。通向专业化的运动不是单向的；各种各样的普遍化依赖者专门知识的分工”[3]（p112）。面对现代性种类繁多的专业性极强的抽象系统，某一领域中的专业人士又都会成为其他领域中的外行，这种情形就决定每一个体都有对专家及其背后的抽象系统产生信任的需要，即每个个体都要通过信任与抽象系统发生关系，进而与外在于自身的世界发生关系。
信任是特定文化系统中对缺场预期予以确信的行为，具体来说，信任的内涵应包括以下要素：文化系统、缺场、确信预期和行为。
首先，信任往往发生于特定的文化系统中。虽然人类在本性上总是表现为自私自利，但是，人性中的社会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6）共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的人们总是被相应的社会关系所制约，也被特定的文化特征所左右，其中就包括这个社会所给定的信任程度。
其次，信任与时间和空间的缺场密切相关。所有信任的基础都是现在，只有现在才能保证信任的生成与持续。对于信任的生成而言，过去的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背景和基础，但是，信任绝不只是来自过去经验的积累，而要超越积累的信息，冒险推断未来。信任的生成和发展与时间的缺场有关，它与未来相伴，试图控制未来，使一些未来的可能性成为现在并从而成为过去。信任的生成和发展也与空间的缺场有关，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从“在场”虚化为“缺场”，即对空间的确认不再需要参照系。空间的缺场使得所发生的事件超越“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包含更复杂的不可见的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事态的发展。
再次，信任中包含对预期的确信。社会的运行是很多预期下的行为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预期中，既有认知性的因素，又有道德性和情感性的因素。预期体现对连续性的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预期都包含信任，只有那些对行动做出承诺，若承诺没有实现便会令人懊悔的预期，才涉及信任。此外，在可依赖的信息不够全面或不可靠时，对这些预期能够成为现实持有信心，并为之付诸相应的行动，是件极具风险的事情。
最后，信任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信任是一种交往行为。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角看，实践既是人本质的生成方式，也是人社会关系的形成源泉。作为个人与他人的一种关系的信任，也只能在社会实践中生成，并体现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个体内心的某种预期只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并不能表明个人与他人之间存在现实的信任关系，只有将信任他人的心理纳入到实践中，信任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
在现代性条件下，信任是特定文化系统中对缺场预期予以确信的行为，其形成和发展发生在脱域与再嵌入的过程中，脱域与再嵌入为其提供情境基础，同时，脱域与再嵌入的运行又依赖于信任，信任是脱域与再嵌入运行的前提，没有信任关系的建构，时—空伸延就无法实现。具体来说，现代性中的信任包括人际信任和抽象系统信任。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人格信任，现代性中的人际信任的发生，更多地涉及个体背后的抽象系统因素；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是现代性信任关系建构的主体，其中既有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信任，也涵盖对保障抽象体系的可信性的各种系统的信任。 四、信任危机：抽象系统的制度性程序和保障机制缺失的后果
前现代社会以凝固的传统来保障社会关系的一贯性，与之不同，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关系的持续性和连贯性需要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来确保，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决定抽象系统所涉及的知识是可质疑、可矫正的，专家们的争论和竞争使得抽象系统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因此，个体与抽象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很容易被破坏。这是抽象系统自身的存在中所固有的问题，解决此危机的办法是彻底离开抽象系统，但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更现实的问题是，抽象系统的运行程序及其保障机制的有效性从根本上影响个体与抽象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缺失这些因素，最终就会导致对抽象系统的不信任，进而产生信任危机。
现代性社会关系的建构是以抽象系统为基础的，社会交往也通过对抽象系统的信任而展开。抽象系统对于维护社会关系的持续性和一贯性起到根本性的作用，为了保证抽象系统运行程序的合法性，就要对抽象系统的运行和抽象系统的保障机制进行制度化规范。正是抽象系统的制度性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可以依赖的客观性依据，使个体的社会行为具有可预期性，从而获得安全感。只有将抽象系统置于制度结构中，才能确保其权威性和严肃性，从而加强抽象系统的可信性。
在现代性条件下，对抽象系统的信任体现为对抽象系统的制度化运行中所提供的预期的信任，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信任危机，不是对个人人格的质疑，而是由于各种抽象系统运行所需的制度性程序和制度性保障机制出现问题，所以，现代性中的信任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危机。首先，抽象系统要遵循制度性程序来运行。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必然存在社会分工。抽象系统的可信性就来自现代社会的精细分工，社会化分工使得抽象系统更加专业化，大多数人对分类精细的抽象系统都是知之甚少或几乎无知的。那么，社会秩序的维护需要权威部门组织相关专业人士对抽象系统的运行制定制度性程序。其次，抽象系统的运行需要制度性保障机制的监管。在各种抽象体系面前，非专业人士的信任不必体现在参与抽象体系运转的全过程，也不需要精通专业人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而是可以通过各种系统的制度性保障机制的监管获得所需的可信性。各种系统可以确保抽象体系的正常运转，这些系统包括专业协会、资格认证、监督机构和政府部门等，代表着公众利益的权威机构。
综上所述，脱域机制的运行在实现现代性扩展的同时，又为现代性带来大量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抽象系统可以用来作为评估和应对风险的依据，而信任又是个体与抽象系统互动的媒介，所以，对抽象系统的信任对于现代性存在的持续和现代性秩序的维护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抽象系统的合法性十分关键，若缺失抽象系统的制度性程序和保障机制的建构，就会发生信任危机，进而不利于现代性的扩展。
[参 考 文 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发性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孙凤兰：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邢冬梅：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