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是严格的，军费报销有一套完整的流程：首先是“投文”，即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然后是户部对报销清册进行审计，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等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奏折，交皇上审批，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户部权力的真正体现在“批驳”。为了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就叫“部费”。所谓“部费”，说白了其实就是清政府某部门吃的回扣，据说就是皇帝也拿这个“回扣”没办法。
　　书吏的特殊“权力”
　　大清帝国有个官职叫“书吏”，书吏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类似于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有意思的是，款额巨大的“部费”大多是落入了这些底层文员的腰包。按照常理，书吏的上面还有司官、员外郎、郎中、侍郎和尚书，但这些人很少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更叫他们头疼，所以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这样书吏就有了权力，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
　　李鸿章也要走后门
　　户部书吏因为有了这种权力，导致报销的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找关系、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王让人去找书吏，探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一厘三毫的回扣，即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也托人，他托的人是李宗羲。李当时是江宁（南京）布政使，与户部的人不熟，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已经算是给了很大的面子。
　　事儿办成了，但曾国藩对“部费”一事很恼火，因为这笔钱是不能通过正式的财政制度得到的。于是，曾国藩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皇上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同意此要求。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皇帝也头痛
　　书吏索取“部费”，而在正式的财政制度里又没有这项收支，那么“部费”又从哪里来呢？“部费”一般是省级衙门向下属摊派，层层落实，最后落到州县官员头上，州县官员不会自掏腰包，要在征收钱粮时通过加收“火耗”等形式筹集，这成了州县官员在征税时收取税外之费的一个原因。
　　乱摊派势必引起老百姓不满，影响社会安定，所以清代历朝皇帝都想取缔这种于吏治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其中以雍正最认真，所采用的方法也最符合现代财政制度。雍正的办法是专门成立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审计署这样的机构，取名为“会考府”，规格很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任何外在干扰。但是，这种做法也是换汤不换药，并无实效。
　　书吏比官富
　　“部费”无法革除，而其享用者又主要是書吏，这就形成了书吏比官富的特殊现象。
　　书吏们到底有多少钱？晚清学者冯桂芬曾经做过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外省衙门人数更多，贪污的也多，当然更不止一千万两。从银子的来源看，其中十分之三来自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民脂民膏。
　　按照冯桂芬的估计，道光、咸丰年代，全国的书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两千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是四千多万两，这意味着，书吏灰色收入的总额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