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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爱惜羽毛”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却百折不挠。“四一二事变”后，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接近、受挫再到反抗、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是“叙拉古”母题下“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典型样本。
[关键词]叙拉古诱惑；胡适；现代知识分子；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3-0044-06
The Syracuse temptation of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s
JIANG Jin-guo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China Jil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Hu Shih is an intellectual who have the deepest relationships with politic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u Shih experienced a complicated historical period with alienation， approaching， frustration， squelch， failure and compromise between the political power in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fter April， 12 Incident in Shanghai.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racuse temptation， Hu Shih’s political experience in Shanghai is the special sample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In order to spread their ideas， most intellectuals have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so most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under the control of political power.
Key words：Syracuse temptation； Hu Shih；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power
[收稿日期]2015-01-28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927-1937）”（14YJC751014）
当下，受到海外“中国学”研究，尤其是日本竹内好和沟口雄三等人“作为方法的中国”研究视角的启发，许多学者呼吁“回到民国”。李怡先生指出，“回到民国”之后，“我们的研究将继续在历史中关注文学、政治、法律、教育等等议题都应当再次提出，但是不再执着于概念，转而注重细节的挖掘与展示”[1]（p94）。这种观点倡导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反对观念“预设”的意义，的确为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和文化开启一扇窗口。有鉴于此，回到历史场域，客观反思“政治”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对当下不无裨益。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曾在北京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指出，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是反比例[2]。的确，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历经一波三折的政治心路，以“争自由”的姿态，与当局展开了一场刀剑与精神的话语权博弈。国民党当局试图用行政暴力和话语权覆盖的双重手段，对知识分子进行收编和规训，甚至惩罚，而知识分子在对政治权力做出一定的妥协之后，既没有完全让自己的话语权，屈从于政治权力，成为当局的回音壁，也没有用批评政府作为谋取政治资本的砝码。毋庸讳言，虽然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精神和自由品格，只有在同政治权力的交锋中才得以真正显现，但知识分子的政治弱点和角色困境依然挥之不去。
一、权力诱惑与知识分子的“第二生命”
从全球视野来看，胡适的政治遭际既非前无古人，也非后无来者。柏拉图曾有过三次屈辱的叙拉古之行，将知识分子亲近政治的“叙拉古情结”演绎得淋漓尽致。受叙拉古国王戴奥尼素（Dionysius）[3]之婿迪恩（Dion）的邀请，柏拉图于公元前388年欣然前往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城，结局是他触怒国王，被典身为奴后逃回雅典。公元前367年，国王去世，其子继位。柏拉图再次受邀故地重游，不久被软禁，后带着羞辱离开[4]（pp92-94）。6年之后，柏拉图应邀第三次来到叙拉古，再次被软禁，在别人的调解下才被释放回雅典。对僭主政治深信不疑的柏拉图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但都以失败告终，为后人留下“叙拉古情结”的知识分子母题。“叙拉古情”结成为古往今来一个难以绕开的米诺陶迷宫。中国的哲人也是如此，孔子生活的时代比柏拉图早了一个世纪，但是，他也同样对政治拥有浓厚的兴趣。14年中流浪数国，最后郁郁而终[5]。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亲近政治的例子更多：福柯在五月风暴中走上街头，萨特在二战后参加共产党集会。最突出的当属海德格尔，1933年4月，他离开黑森林的小木屋，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加入纳粹党，高呼“希特勒万岁！”二战后，当他背负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职时，有同事讥讽道：“君从叙拉古来？”[6]（p31） 那么，政治得以诱惑知识分子，原因何在？毋庸讳言，知识分子对政治有着不因屡受挫折而减弱的向往。胡适坦言：“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7]（pp183-187）的确，胡适对政治的“兴趣”并非因为受到一时的攻击和谩骂而减弱，反而愈加深厚。马克·里拉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向往政治，根本的原因在于爱欲——哲学之爱、智慧之爱。老年的柏拉图写了《第七封信》，反思自己的三次叙拉古之行，他除了自责之外，没有批评任何人。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生命，要延续思想就必须尽力传播自己的声音，就必然要借助政治权力。胡适一生都处于对政治生活难以抑制的深度激情中，虽然在大革命前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机，在上海远离政治一年，但最终还是忍不住出山赴南京，直到最后引火烧身，屈辱北上。然而，返京后不久，胡适就将上海的痛苦记忆抛之脑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其将胡适的这种姿态解释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7]（pp183-187），不如说是胡适为了扩大知识分子影响力所做的努力。
为此，知识分子必须寻找肉体生存和思想发展的出路。在卡尔·曼海姆那里，知识分子的“政治兴趣”是被理解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出路之一，就是“直接依附于一些阶级或党派”，要么“用辩护士编织的谎言来空洞地赞美赤裸裸的利益”，要么“某些知识分子要求融入实际政治之中”，“进入冲突着的各个阶级和党派的行列，以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要求”。后者这一行为正是“知识分子这一无归属的社会阶层的使命之所在”[8]（p163）。叙拉古诱惑，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被自己的“欲望”灼伤[6]（pp153-154）。我们不应该用嘲讽的姿态审视胡适的政治心路，或对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的软弱和天真嗤之以鼻，而应该从历史的维度反思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维系在他们身上的文化路径。因为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第二生命”，任何知识分子都不会放过延续思想的机会，任由改造君王和国家的契机白白溜走，而背负懦弱和亵渎学术经世致用的骂名。政治是社会最基本的逻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现实，任何真正有社会责任感、视思想为生命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对政治视而不见。
二、西方人文精神与东方知识分子传统
胡适的上海政治心路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当然，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胡适在上海和国民党爆发了一生中最直接、最激烈的正面冲突，也是与其特殊处境相关。此时的胡适丧失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卖文为生，为了生计，不得不在中国公学等数所学校任教。在给韦莲司的信中，他坦言上海期间糟糕的生存状态：“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and a half， I have been living practically without a regular income， depending on my book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for a living， and managing to keep up my independence from Party and Government. ”[9]（p272）当时胡适的生存的空间十分逼仄，同当局的抗争，也是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不过，生存的压力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话语博弈的诱因，但不是主因。因为即便在一个衣食无忧可以安心进行学术研究的社会语境中，胡适等人也不会对如此的政治局面坐视不管，在此之前的《努力周报》时期，以及在此之后的《独立评论》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西方价值理念来考察，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首要特征是对欧美自由主义观念的认同和坚守。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虽然关于自由主义的定义和内涵存在诸多分歧，但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与生俱来。胡适并未将民主政治作为终极目标，“人民的基本自由”才是其追求之所在。他说：“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10]（p736）可见，胡适将争取政治自由的过程，视为通向人的精神自由的必由之路，由此不难理解胡适在上海同国民党政权爆发“人权论战”的根本原因。同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爱惜自己的羽毛，寻求独立不依的人格，不愿沦为政治势力的附庸，甘当政治的反拨力量。
胡适认为：“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更为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绝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11]（pp144-145）而他之所以抗战前长时间游离于政府之外，是抱着“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11]（pp144-145）的信念，坚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这种姿态明显体现在《独立评论》等期刊命名上，也明确体现在胡适的政论中。他在1929年年底的《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中说：“我们都没有党籍，也都没有政治派别。我们的唯一目的是对国家尽一点忠心……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的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12]（p367）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胡适的“卡斯玛气质”和权威性人格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其价值理念和参政方式对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跟随其后，先后组建了努力会、新月社、平社、独立评论社等社团，出版了《努力周报》《晨报·副镌》《新月》《平论》《独立评论》等，形成了新月派、独立评论派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共同书写了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连绵不绝的自由主义思潮。 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维度来看，中国文人历来注重“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群体性历史使命感，是“入世”最深的知识分子的天生品格。“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都受过儒学传统的熏陶，它的厚重积淀使得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3]（p114）。关于士人政治形态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在近代的延续如何影响革命，学者刘晔在其专著《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有过细致的论述[14]。如宋儒张载《张子语录》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秉承济世传统，面对国破家亡的中华乱局，于风口浪尖上挺身而出，以期挽救民族危亡，理应得到理解和尊重。
置身近代以降风起云涌、波谲云诡的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大都身陷西方现代思潮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空间张力和时间错位中，难以安放一张宁静的书桌。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急剧转型，探索真理、破译必然性的学术研究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坐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于不顾。而当他们涉足新文化蓝图的建构时，也不可避免地同民主、自由、宪政和人权等政治话语纠结在一起。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受着政治的双重制约。“他们若是在体制里面去谈，往往会蜕变为政客，丧失独立的学术品格，他们若是在体制外面去谈，则要么摸不着门径，要么触及到机构的痛处而招致暴力对学术的专制”[13]（p114）。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现代知识分子选择像陈寅恪那样远离政治，还是如胡适那样盘桓于庙堂，最终都有某种难言的隐忧和遗憾。他们一则如梁任公那样从善如流，“尊令前驱笔作枪”，成为承旧开新之肝胆，从政屡遭碰壁之余潜心学术；一则如陈寅恪、王静安、吴雨僧那样乘桴浮于海，于残山剩水间收拾汉家古物；一则如严几道那样虽放眼天汇通中西，但为政天真，委身皇权，晚节不保；一则如胡适之、张君劢，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往往为世不容，英雄末路去国怀乡。正如古世仓和吴小美先生在专著《老舍与中国革命》中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大都具有“智者的焦虑与勇者的承担”[15]（p1），而胡适则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看作“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三、书生意气与政治弱点
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坎坷的心路历程，既有当时的历史语境的原因，又有知识分子自身的理念因素。胡适欧美“宪政”观念同国内军事强人政治形态之间存在分歧。在欧美，就像美国的楼管工人主持集会、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建“费边社”一样，每个公民均可公开发表对政治的看法，可以组织集会和社团，也可以针锋相对地批判当权者。1910年，胡适到康奈尔大学时，刚满20岁，正处于世界观塑型关键时期。上政治课之后，他就对美国政治感到极大兴趣。他说：“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7]（pp183-187）权力的制衡、宪法的尊严、言论结社的自由等，西方政治观念早已深入胡适内心。他将中国长期以来的集权统治的根源，归因于缺乏制衡权力的政治机制：“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0]（p737）。从他创立新月社、组建平社、发表刺耳的政论等来看，大都具有批判和抗衡专制统治的“宪政”意图，只不过带有蚍蜉撼树、鹦鹉救火的悲剧意味而已。
相比之下，国内政治氛围与欧美政局有着本质的区别。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军政当局按照孙中山“三民主义”要义，建立了带有欧美政治特点的资产阶级政权，但其影响面和权威性十分有限，辛亥革命后3个月，软弱的政权便被封建军阀窃夺，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宣告破灭。孙中山逝世之后到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碎片化”时期，“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时期，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掌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16]（p249）。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完成对其他军阀收编，当时的中国虽取得了最大范围的统一，但政权依然掌控在军事强人手里，只不过军事强人的数量从若干个变为一个而已。军事首领理政的基础是军事力量，终极目的是维护专制强权，强人身处高位，延揽幕僚辅政，显示出中国封建集权传统的强大惯性。在此语境下，欧美“宪政”难有立锥之地。当1928年4月李宗仁的幕僚来上海延揽胡适到汉口从政时，他阐述了“约法会议”的政治构想，“请三四十个人（学者之外，加党、政、军事有经验声望的人）起草，为国家大政立一根本计划以代替近年来七拼八凑的方法与组织”，而这些政客“似不很了解此意”[17]（p62）。胡适的“约法”“宪政”观念，在当时的军阀混战、军事强人统治的历史时期，无异于天方夜谭。1929年年底，胡适在题为《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的文章中提出以下政治主张：第一，“党的地位应该同民治国家的议会相仿”；第二，裁减党部，用党费支付党部运营费用；第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自独立，不受党和行政机关的牵制；第四，分期裁遣军队，“不可假借‘国防’的名义，保留现有的军队”；第五，建立联邦式的国家架构[12]（pp368-369）。历史的轨迹已经证明这五条建议对于独裁者来说，都是不可能实施的。胡适提出这些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主张，可谓书生意气。
除了理想主义，胡适等人的政治理念，还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逻辑缺陷。这种政治弱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中国专制传统的惯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胡适与陈独秀等新文化健将齐心协力鼓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中国数千年来的古文传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许在胡适等看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和执政传统也能够像思想文化领域一样，快速接纳西方民主自由理念，从而走上民主共和之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短视的，因为早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果就被封建皇权的觊觎者窃取，随后上演的北洋政府的执政闹剧，以及地方新军阀混战，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何等缓慢，数千年来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专制集权思想，绝非像有形的文字、有声的语言、有意的文学那样容易被改造和革新。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至少从胡适在上海期间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在潜意识里，并不认为国民党在本质上是一个完全迥异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他将中国政治的命运寄托在一个表面宣扬“三民主义”和共和，而实则成为极少数军事强人独裁工具的政党身上，他看到了国民党走向保守和反动的趋势，并天真地以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改造和影响政客们，防止国家再一次走向历史的反面，却并没有看出国民党当局本质上就是保守、独裁和专制的，国民党肆意行使书报检查制度、压制言论自由、搞领袖崇拜和独裁，只不过是国民党集团本质的内在表现方式而已。所以，胡适的弱点之一不在于其实验主义哲学，而在于对数千年宗法集权社会的强大历史惯性估计不足。 其二，胡适政治态度存在明显的悖论。胡适政治理念的冲突之一是自由获取方式存在内在矛盾。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一生坚持的“容忍不自由更重要”观念，以及反对暴力革命、提倡修正主义和渐进政治的策略。他坚持认为，自由是要靠“争”得来的，不是靠道家的隐忍和“无为”能够得来的。但他又特别强调，自由主义就是能够容忍异己，保持一种绅士风度。另外，胡适社会改革的理念也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一生都在和专制集权做斗争，提倡民主和自由，毕生渴望能在中国实现英美式的议会民主，为此不惜数次当面顶撞蒋介石，甚至不得不流亡海外，这种一贯的态度同他决绝地发起“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原地”披荆斩棘的姿态和行动是一致的。但是，他同时提倡社会改革和政治进步要进行渐进修正和温和改良，反对以革命和暴力的手段推翻反专制政权，对上层统治者抱有极大的幻想，始终无法面对蒋介石等政客深入骨髓的专制本质。
胡适身上不但最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者的软弱性，而且显示出政治立场的摇摆性。学者郭绪印认为胡适的政治理念和行为忽左忽右，总是离不开一条“中线”，“这条‘中线’始终是既不满意专制独裁，又不赞成暴力革命”[18]（p90）。他一方面极端痛恨专制独裁，谴责国民党“刚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不容异己，又学会了法西斯蒂的不容异己”[10]（p286），另一方面，希望于国民党的自我“改革”和完善，并为此谏诤不止。他一方面抨击国民党虚伪的民权与议会的装演；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国会都比没有国会好”[19]（p236）。胡适一面猛烈抨击蒋介石政权，一面反对暴力颠覆，与蒋介石及其他幕僚周旋盘桓，甚至互相唱酬饮宴，在得到政客们的追捧和褒奖之后，又表现出受宠若惊和真诚的善意，并为此沾沾自喜。胡适身上还显示出“自由主义”的摇摆性，他时而对革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情共产党人为“主义”献身的气魄，在游览苏联期间对苏联的社会充满好奇和钦佩，“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20]（p53），“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20]（p59）他曾多次积极营救身陷囹圄的陈独秀，并且在1931年和1933年，分别积极参与胡也频和丁玲的营救活动。而对共产党“过激派”语出鄙薄，公开谴责烧毁《晨报》馆这样的暴力行为，为此不惜和陈独秀公开对立。这既可以被解读为知识分子生命内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软弱性和摇摆性。
四、政治旋涡和权力陷阱
季羡林先生在谈到胡适和政治的纠葛时，曾说：“一个不‘厚’不‘黑’的人，是不能成为‘政治家’，享受高官厚禄的，而忽视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要害之点，他仅仅是热衷政治的书生或‘书呆子’。在这方面，胡适是缺乏自知之明的。”[21]（pp23-24）胡适虽然善于精心权衡，进可直达庙堂之高，退可埋头著书或出国讲学；但他终究不谙政治，更像“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进历史车轮中的儿童”[6]（p22）。
1931年10月，丁文江、胡适来京拜谒蒋介石，“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22]。胡适最终被政客拉拢到身边。1932年12月5日，胡适日记记载：“蒋介石先生要同我谈哲学，他先把他著的五小册《力行丛书》送给我看。”[23]（p172）二人不久得以会面。与蒋介石建立直接的对话关系，与其说是知识分子获得高层的重用和认可，不如说是蒋介石拉拢知识精英的意图终于实现。所谓擒贼先擒王，笼络了胡适，就能够收买利用更多知识分子。1932年10月16日，罗文干致信胡适邀其南下谈时局：“请兄不必仍做处女，须知兄已失身，何妨又来偷欢一次？”[24]（p204）这种的调侃口吻，定为爱惜自己羽毛的胡适所不喜，但胡适的“失身”却意味深长。与当政者“偷欢”既可视为社会对知识分子价值的需要和肯定，也可视为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和亵渎，因为它蕴含着耐人寻味的潜台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之间的如“情人”的媾和，而非名正言顺的“夫妻”关系。
对政治而言，知识分子是点缀和装饰；对知识分子而言，政治是最终掌握话语权的掌舵人。历数胡适之后的人生轨迹，无论是奉命担任驻美大使，追随国民党赴台，被逼流亡美国多年，还是担任“大选”候选人，为蒋介石颁发当选证书等等，均被蒋拿捏于股掌之间。可以说，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直至国民党偏安台岛，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间的话语争夺战从未间断，胡适一生与政治之间的纠葛，是现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博弈的典型样本。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不论知识分子最终是选择了政治还是选择了学术，他都只是近百年中国社会命运乖戾的一个缩影而已。”[13]（p114）虽然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权运动”，揭露了蒋介石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真面目，抨击了国民党“人治”、倡导“法制”，是近代以降争取“民主”和“宪政”史上的妙笔，在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推动中国现代社会进步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胡适满腔的政治热情、甘当“谏诤”之臣的志愿，以及挑战集权专制的勇气，最终换来的是现代中国民主宪政架构的遥不可及和对蒋介石政权的抱憾终生。
众所周知，一贯强调“micro-politic”和“micro-power”（微观政治与微观权力）的福柯也曾认为，集体大众的革命和反抗可能是实践政治进步的可行之路，广大民众可以从家庭、大学课堂，甚至监狱收容所的日常反抗开始，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福柯却一直采取修正主义姿态，反对暴力革命的方式，从而避免他所担心的“政治的塌方”。而且他对于自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亲自参与的反抗和解放行为，也是持谨慎和反省姿态。他认为，这种试图用激烈反抗砸烂身体上枷锁的行为，反而会使得那些加之于我们身上的压迫变得更加“合法”。这也可以视为福柯争取在“微观政治”时代争取“微观话语权力”的一种策略，也可以视为知识分子对他同时代政治的谄媚和迎合。就此反观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和时代角色，同样有此感触。当然，用悲剧或喜剧来概括诸如胡适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未免有简单化嫌疑。政治有自己的逻辑，政治家除了靠国家机器治国，还要靠治人之术控制思想和精神。知识分子是政治舞台装点门面的工具，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往往都十分善于驾驭貌似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有不同程度的理想主义，政治斗争中的纵横捭阖和机锋权变，或柳暗花明，或暴风骤雨，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危险的陷阱。 历史往往显得有些诡异莫测，当年胡适曾经在梁启超逝世之后，在1919年2月2日的日记中，评价梁任公的一生：“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17]（p323）胡适对梁任公的评价堪称盖棺定论，而如果用这句话反观胡适的一生，笔者认为，也可称为“盖棺定论”。无独有偶，胡适曾经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评价理想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家之后的情形：“然而威尔逊毕竟是一个学者的理想家，在政治上玩把戏哪里敌得过英国的路易·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及法国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这一班人呢？学者遇着‘老虎’，学者唯有失败而已！”[12]（p349）这句话用来评论他自己也再合适不过。当然，我们同样不妨借用海德格尔的典故，善意地追问胡适：“君从叙拉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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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计量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吴井泉]
[关键词]叙拉古诱惑；胡适；现代知识分子；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3-0044-06
The Syracuse temptation of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s
JIANG Jin-guo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China Jil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Hu Shih is an intellectual who have the deepest relationships with politic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u Shih experienced a complicated historical period with alienation， approaching， frustration， squelch， failure and compromise between the political power in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fter April， 12 Incident in Shanghai.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racuse temptation， Hu Shih’s political experience in Shanghai is the special sample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In order to spread their ideas， most intellectuals have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so most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under the control of political power.
Key words：Syracuse temptation； Hu Shih；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power
[收稿日期]2015-01-28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927-1937）”（14YJC751014）
当下，受到海外“中国学”研究，尤其是日本竹内好和沟口雄三等人“作为方法的中国”研究视角的启发，许多学者呼吁“回到民国”。李怡先生指出，“回到民国”之后，“我们的研究将继续在历史中关注文学、政治、法律、教育等等议题都应当再次提出，但是不再执着于概念，转而注重细节的挖掘与展示”[1]（p94）。这种观点倡导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反对观念“预设”的意义，的确为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和文化开启一扇窗口。有鉴于此，回到历史场域，客观反思“政治”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对当下不无裨益。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曾在北京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指出，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是反比例[2]。的确，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历经一波三折的政治心路，以“争自由”的姿态，与当局展开了一场刀剑与精神的话语权博弈。国民党当局试图用行政暴力和话语权覆盖的双重手段，对知识分子进行收编和规训，甚至惩罚，而知识分子在对政治权力做出一定的妥协之后，既没有完全让自己的话语权，屈从于政治权力，成为当局的回音壁，也没有用批评政府作为谋取政治资本的砝码。毋庸讳言，虽然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精神和自由品格，只有在同政治权力的交锋中才得以真正显现，但知识分子的政治弱点和角色困境依然挥之不去。
一、权力诱惑与知识分子的“第二生命”
从全球视野来看，胡适的政治遭际既非前无古人，也非后无来者。柏拉图曾有过三次屈辱的叙拉古之行，将知识分子亲近政治的“叙拉古情结”演绎得淋漓尽致。受叙拉古国王戴奥尼素（Dionysius）[3]之婿迪恩（Dion）的邀请，柏拉图于公元前388年欣然前往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城，结局是他触怒国王，被典身为奴后逃回雅典。公元前367年，国王去世，其子继位。柏拉图再次受邀故地重游，不久被软禁，后带着羞辱离开[4]（pp92-94）。6年之后，柏拉图应邀第三次来到叙拉古，再次被软禁，在别人的调解下才被释放回雅典。对僭主政治深信不疑的柏拉图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但都以失败告终，为后人留下“叙拉古情结”的知识分子母题。“叙拉古情”结成为古往今来一个难以绕开的米诺陶迷宫。中国的哲人也是如此，孔子生活的时代比柏拉图早了一个世纪，但是，他也同样对政治拥有浓厚的兴趣。14年中流浪数国，最后郁郁而终[5]。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亲近政治的例子更多：福柯在五月风暴中走上街头，萨特在二战后参加共产党集会。最突出的当属海德格尔，1933年4月，他离开黑森林的小木屋，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加入纳粹党，高呼“希特勒万岁！”二战后，当他背负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职时，有同事讥讽道：“君从叙拉古来？”[6]（p31） 那么，政治得以诱惑知识分子，原因何在？毋庸讳言，知识分子对政治有着不因屡受挫折而减弱的向往。胡适坦言：“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7]（pp183-187）的确，胡适对政治的“兴趣”并非因为受到一时的攻击和谩骂而减弱，反而愈加深厚。马克·里拉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向往政治，根本的原因在于爱欲——哲学之爱、智慧之爱。老年的柏拉图写了《第七封信》，反思自己的三次叙拉古之行，他除了自责之外，没有批评任何人。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生命，要延续思想就必须尽力传播自己的声音，就必然要借助政治权力。胡适一生都处于对政治生活难以抑制的深度激情中，虽然在大革命前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机，在上海远离政治一年，但最终还是忍不住出山赴南京，直到最后引火烧身，屈辱北上。然而，返京后不久，胡适就将上海的痛苦记忆抛之脑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其将胡适的这种姿态解释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7]（pp183-187），不如说是胡适为了扩大知识分子影响力所做的努力。
为此，知识分子必须寻找肉体生存和思想发展的出路。在卡尔·曼海姆那里，知识分子的“政治兴趣”是被理解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出路之一，就是“直接依附于一些阶级或党派”，要么“用辩护士编织的谎言来空洞地赞美赤裸裸的利益”，要么“某些知识分子要求融入实际政治之中”，“进入冲突着的各个阶级和党派的行列，以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要求”。后者这一行为正是“知识分子这一无归属的社会阶层的使命之所在”[8]（p163）。叙拉古诱惑，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被自己的“欲望”灼伤[6]（pp153-154）。我们不应该用嘲讽的姿态审视胡适的政治心路，或对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的软弱和天真嗤之以鼻，而应该从历史的维度反思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维系在他们身上的文化路径。因为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第二生命”，任何知识分子都不会放过延续思想的机会，任由改造君王和国家的契机白白溜走，而背负懦弱和亵渎学术经世致用的骂名。政治是社会最基本的逻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现实，任何真正有社会责任感、视思想为生命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对政治视而不见。
二、西方人文精神与东方知识分子传统
胡适的上海政治心路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当然，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胡适在上海和国民党爆发了一生中最直接、最激烈的正面冲突，也是与其特殊处境相关。此时的胡适丧失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卖文为生，为了生计，不得不在中国公学等数所学校任教。在给韦莲司的信中，他坦言上海期间糟糕的生存状态：“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and a half， I have been living practically without a regular income， depending on my book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for a living， and managing to keep up my independence from Party and Government. ”[9]（p272）当时胡适的生存的空间十分逼仄，同当局的抗争，也是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不过，生存的压力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话语博弈的诱因，但不是主因。因为即便在一个衣食无忧可以安心进行学术研究的社会语境中，胡适等人也不会对如此的政治局面坐视不管，在此之前的《努力周报》时期，以及在此之后的《独立评论》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西方价值理念来考察，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首要特征是对欧美自由主义观念的认同和坚守。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虽然关于自由主义的定义和内涵存在诸多分歧，但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与生俱来。胡适并未将民主政治作为终极目标，“人民的基本自由”才是其追求之所在。他说：“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10]（p736）可见，胡适将争取政治自由的过程，视为通向人的精神自由的必由之路，由此不难理解胡适在上海同国民党政权爆发“人权论战”的根本原因。同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爱惜自己的羽毛，寻求独立不依的人格，不愿沦为政治势力的附庸，甘当政治的反拨力量。
胡适认为：“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更为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绝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11]（pp144-145）而他之所以抗战前长时间游离于政府之外，是抱着“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11]（pp144-145）的信念，坚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这种姿态明显体现在《独立评论》等期刊命名上，也明确体现在胡适的政论中。他在1929年年底的《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中说：“我们都没有党籍，也都没有政治派别。我们的唯一目的是对国家尽一点忠心……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的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12]（p367）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胡适的“卡斯玛气质”和权威性人格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其价值理念和参政方式对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跟随其后，先后组建了努力会、新月社、平社、独立评论社等社团，出版了《努力周报》《晨报·副镌》《新月》《平论》《独立评论》等，形成了新月派、独立评论派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共同书写了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连绵不绝的自由主义思潮。 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维度来看，中国文人历来注重“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群体性历史使命感，是“入世”最深的知识分子的天生品格。“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都受过儒学传统的熏陶，它的厚重积淀使得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3]（p114）。关于士人政治形态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在近代的延续如何影响革命，学者刘晔在其专著《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有过细致的论述[14]。如宋儒张载《张子语录》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秉承济世传统，面对国破家亡的中华乱局，于风口浪尖上挺身而出，以期挽救民族危亡，理应得到理解和尊重。
置身近代以降风起云涌、波谲云诡的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大都身陷西方现代思潮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空间张力和时间错位中，难以安放一张宁静的书桌。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急剧转型，探索真理、破译必然性的学术研究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坐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于不顾。而当他们涉足新文化蓝图的建构时，也不可避免地同民主、自由、宪政和人权等政治话语纠结在一起。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受着政治的双重制约。“他们若是在体制里面去谈，往往会蜕变为政客，丧失独立的学术品格，他们若是在体制外面去谈，则要么摸不着门径，要么触及到机构的痛处而招致暴力对学术的专制”[13]（p114）。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现代知识分子选择像陈寅恪那样远离政治，还是如胡适那样盘桓于庙堂，最终都有某种难言的隐忧和遗憾。他们一则如梁任公那样从善如流，“尊令前驱笔作枪”，成为承旧开新之肝胆，从政屡遭碰壁之余潜心学术；一则如陈寅恪、王静安、吴雨僧那样乘桴浮于海，于残山剩水间收拾汉家古物；一则如严几道那样虽放眼天汇通中西，但为政天真，委身皇权，晚节不保；一则如胡适之、张君劢，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往往为世不容，英雄末路去国怀乡。正如古世仓和吴小美先生在专著《老舍与中国革命》中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大都具有“智者的焦虑与勇者的承担”[15]（p1），而胡适则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看作“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三、书生意气与政治弱点
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坎坷的心路历程，既有当时的历史语境的原因，又有知识分子自身的理念因素。胡适欧美“宪政”观念同国内军事强人政治形态之间存在分歧。在欧美，就像美国的楼管工人主持集会、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建“费边社”一样，每个公民均可公开发表对政治的看法，可以组织集会和社团，也可以针锋相对地批判当权者。1910年，胡适到康奈尔大学时，刚满20岁，正处于世界观塑型关键时期。上政治课之后，他就对美国政治感到极大兴趣。他说：“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7]（pp183-187）权力的制衡、宪法的尊严、言论结社的自由等，西方政治观念早已深入胡适内心。他将中国长期以来的集权统治的根源，归因于缺乏制衡权力的政治机制：“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0]（p737）。从他创立新月社、组建平社、发表刺耳的政论等来看，大都具有批判和抗衡专制统治的“宪政”意图，只不过带有蚍蜉撼树、鹦鹉救火的悲剧意味而已。
相比之下，国内政治氛围与欧美政局有着本质的区别。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军政当局按照孙中山“三民主义”要义，建立了带有欧美政治特点的资产阶级政权，但其影响面和权威性十分有限，辛亥革命后3个月，软弱的政权便被封建军阀窃夺，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宣告破灭。孙中山逝世之后到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碎片化”时期，“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时期，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掌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16]（p249）。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完成对其他军阀收编，当时的中国虽取得了最大范围的统一，但政权依然掌控在军事强人手里，只不过军事强人的数量从若干个变为一个而已。军事首领理政的基础是军事力量，终极目的是维护专制强权，强人身处高位，延揽幕僚辅政，显示出中国封建集权传统的强大惯性。在此语境下，欧美“宪政”难有立锥之地。当1928年4月李宗仁的幕僚来上海延揽胡适到汉口从政时，他阐述了“约法会议”的政治构想，“请三四十个人（学者之外，加党、政、军事有经验声望的人）起草，为国家大政立一根本计划以代替近年来七拼八凑的方法与组织”，而这些政客“似不很了解此意”[17]（p62）。胡适的“约法”“宪政”观念，在当时的军阀混战、军事强人统治的历史时期，无异于天方夜谭。1929年年底，胡适在题为《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的文章中提出以下政治主张：第一，“党的地位应该同民治国家的议会相仿”；第二，裁减党部，用党费支付党部运营费用；第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自独立，不受党和行政机关的牵制；第四，分期裁遣军队，“不可假借‘国防’的名义，保留现有的军队”；第五，建立联邦式的国家架构[12]（pp368-369）。历史的轨迹已经证明这五条建议对于独裁者来说，都是不可能实施的。胡适提出这些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主张，可谓书生意气。
除了理想主义，胡适等人的政治理念，还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逻辑缺陷。这种政治弱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中国专制传统的惯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胡适与陈独秀等新文化健将齐心协力鼓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中国数千年来的古文传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许在胡适等看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和执政传统也能够像思想文化领域一样，快速接纳西方民主自由理念，从而走上民主共和之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短视的，因为早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果就被封建皇权的觊觎者窃取，随后上演的北洋政府的执政闹剧，以及地方新军阀混战，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何等缓慢，数千年来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专制集权思想，绝非像有形的文字、有声的语言、有意的文学那样容易被改造和革新。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至少从胡适在上海期间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在潜意识里，并不认为国民党在本质上是一个完全迥异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他将中国政治的命运寄托在一个表面宣扬“三民主义”和共和，而实则成为极少数军事强人独裁工具的政党身上，他看到了国民党走向保守和反动的趋势，并天真地以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改造和影响政客们，防止国家再一次走向历史的反面，却并没有看出国民党当局本质上就是保守、独裁和专制的，国民党肆意行使书报检查制度、压制言论自由、搞领袖崇拜和独裁，只不过是国民党集团本质的内在表现方式而已。所以，胡适的弱点之一不在于其实验主义哲学，而在于对数千年宗法集权社会的强大历史惯性估计不足。 其二，胡适政治态度存在明显的悖论。胡适政治理念的冲突之一是自由获取方式存在内在矛盾。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一生坚持的“容忍不自由更重要”观念，以及反对暴力革命、提倡修正主义和渐进政治的策略。他坚持认为，自由是要靠“争”得来的，不是靠道家的隐忍和“无为”能够得来的。但他又特别强调，自由主义就是能够容忍异己，保持一种绅士风度。另外，胡适社会改革的理念也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一生都在和专制集权做斗争，提倡民主和自由，毕生渴望能在中国实现英美式的议会民主，为此不惜数次当面顶撞蒋介石，甚至不得不流亡海外，这种一贯的态度同他决绝地发起“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原地”披荆斩棘的姿态和行动是一致的。但是，他同时提倡社会改革和政治进步要进行渐进修正和温和改良，反对以革命和暴力的手段推翻反专制政权，对上层统治者抱有极大的幻想，始终无法面对蒋介石等政客深入骨髓的专制本质。
胡适身上不但最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者的软弱性，而且显示出政治立场的摇摆性。学者郭绪印认为胡适的政治理念和行为忽左忽右，总是离不开一条“中线”，“这条‘中线’始终是既不满意专制独裁，又不赞成暴力革命”[18]（p90）。他一方面极端痛恨专制独裁，谴责国民党“刚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不容异己，又学会了法西斯蒂的不容异己”[10]（p286），另一方面，希望于国民党的自我“改革”和完善，并为此谏诤不止。他一方面抨击国民党虚伪的民权与议会的装演；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国会都比没有国会好”[19]（p236）。胡适一面猛烈抨击蒋介石政权，一面反对暴力颠覆，与蒋介石及其他幕僚周旋盘桓，甚至互相唱酬饮宴，在得到政客们的追捧和褒奖之后，又表现出受宠若惊和真诚的善意，并为此沾沾自喜。胡适身上还显示出“自由主义”的摇摆性，他时而对革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情共产党人为“主义”献身的气魄，在游览苏联期间对苏联的社会充满好奇和钦佩，“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20]（p53），“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20]（p59）他曾多次积极营救身陷囹圄的陈独秀，并且在1931年和1933年，分别积极参与胡也频和丁玲的营救活动。而对共产党“过激派”语出鄙薄，公开谴责烧毁《晨报》馆这样的暴力行为，为此不惜和陈独秀公开对立。这既可以被解读为知识分子生命内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软弱性和摇摆性。
四、政治旋涡和权力陷阱
季羡林先生在谈到胡适和政治的纠葛时，曾说：“一个不‘厚’不‘黑’的人，是不能成为‘政治家’，享受高官厚禄的，而忽视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要害之点，他仅仅是热衷政治的书生或‘书呆子’。在这方面，胡适是缺乏自知之明的。”[21]（pp23-24）胡适虽然善于精心权衡，进可直达庙堂之高，退可埋头著书或出国讲学；但他终究不谙政治，更像“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进历史车轮中的儿童”[6]（p22）。
1931年10月，丁文江、胡适来京拜谒蒋介石，“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22]。胡适最终被政客拉拢到身边。1932年12月5日，胡适日记记载：“蒋介石先生要同我谈哲学，他先把他著的五小册《力行丛书》送给我看。”[23]（p172）二人不久得以会面。与蒋介石建立直接的对话关系，与其说是知识分子获得高层的重用和认可，不如说是蒋介石拉拢知识精英的意图终于实现。所谓擒贼先擒王，笼络了胡适，就能够收买利用更多知识分子。1932年10月16日，罗文干致信胡适邀其南下谈时局：“请兄不必仍做处女，须知兄已失身，何妨又来偷欢一次？”[24]（p204）这种的调侃口吻，定为爱惜自己羽毛的胡适所不喜，但胡适的“失身”却意味深长。与当政者“偷欢”既可视为社会对知识分子价值的需要和肯定，也可视为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和亵渎，因为它蕴含着耐人寻味的潜台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之间的如“情人”的媾和，而非名正言顺的“夫妻”关系。
对政治而言，知识分子是点缀和装饰；对知识分子而言，政治是最终掌握话语权的掌舵人。历数胡适之后的人生轨迹，无论是奉命担任驻美大使，追随国民党赴台，被逼流亡美国多年，还是担任“大选”候选人，为蒋介石颁发当选证书等等，均被蒋拿捏于股掌之间。可以说，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直至国民党偏安台岛，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间的话语争夺战从未间断，胡适一生与政治之间的纠葛，是现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博弈的典型样本。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不论知识分子最终是选择了政治还是选择了学术，他都只是近百年中国社会命运乖戾的一个缩影而已。”[13]（p114）虽然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权运动”，揭露了蒋介石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真面目，抨击了国民党“人治”、倡导“法制”，是近代以降争取“民主”和“宪政”史上的妙笔，在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推动中国现代社会进步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胡适满腔的政治热情、甘当“谏诤”之臣的志愿，以及挑战集权专制的勇气，最终换来的是现代中国民主宪政架构的遥不可及和对蒋介石政权的抱憾终生。
众所周知，一贯强调“micro-politic”和“micro-power”（微观政治与微观权力）的福柯也曾认为，集体大众的革命和反抗可能是实践政治进步的可行之路，广大民众可以从家庭、大学课堂，甚至监狱收容所的日常反抗开始，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福柯却一直采取修正主义姿态，反对暴力革命的方式，从而避免他所担心的“政治的塌方”。而且他对于自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亲自参与的反抗和解放行为，也是持谨慎和反省姿态。他认为，这种试图用激烈反抗砸烂身体上枷锁的行为，反而会使得那些加之于我们身上的压迫变得更加“合法”。这也可以视为福柯争取在“微观政治”时代争取“微观话语权力”的一种策略，也可以视为知识分子对他同时代政治的谄媚和迎合。就此反观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和时代角色，同样有此感触。当然，用悲剧或喜剧来概括诸如胡适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未免有简单化嫌疑。政治有自己的逻辑，政治家除了靠国家机器治国，还要靠治人之术控制思想和精神。知识分子是政治舞台装点门面的工具，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往往都十分善于驾驭貌似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有不同程度的理想主义，政治斗争中的纵横捭阖和机锋权变，或柳暗花明，或暴风骤雨，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危险的陷阱。 历史往往显得有些诡异莫测，当年胡适曾经在梁启超逝世之后，在1919年2月2日的日记中，评价梁任公的一生：“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17]（p323）胡适对梁任公的评价堪称盖棺定论，而如果用这句话反观胡适的一生，笔者认为，也可称为“盖棺定论”。无独有偶，胡适曾经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评价理想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家之后的情形：“然而威尔逊毕竟是一个学者的理想家，在政治上玩把戏哪里敌得过英国的路易·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及法国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这一班人呢？学者遇着‘老虎’，学者唯有失败而已！”[12]（p349）这句话用来评论他自己也再合适不过。当然，我们同样不妨借用海德格尔的典故，善意地追问胡适：“君从叙拉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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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计量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