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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句话似乎成了历史研究者的座右铭。笔者认为新闻史也一样，学习以前的东西不光是为了了解，更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应用到当今的实践中去。当今中国社会也好，传媒也罢，均处于所谓的转型期。不论是传媒的新闻生产模式还是管理模式抑或是经营模式，都需要进行大力改革。从新闻生产角度来说，是要建立以产品为核心，以多样化垂直化客户为目标的新闻生产体系；从管理模式角度来说，是要健全编辑负责制，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从经营模式来说，要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融入市场经济潮流。笔者之所以对民初史量才的办报思想感兴趣，一就是史量才的办报思想非常鲜明——史家办报；二也是史量才的新闻思想对今天的中国传媒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既要向西方先进思想和经验学习，也要向本国先贤的思想和经验学习。
关键词：申报；史家办报 ；专业主义 ；新闻自由 ；知情权
一、史量才办报思想简介
史量才是清末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1904年起在《时报》当编辑，1912年与合伙人购买了《申报》。从1913年到1934年，该报发展迅速，不仅成了当时全国实力最为雄厚的民办报纸，而且在国内舆论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史量才的办报思想进行研究的论文很多，综合来看，他的办报思想可以总结为：
在业务上，他确立了《申报》向“新闻报纸”发展的方向；锐意改革，创办了众多的专栏、增刊、副刊，以满足不同的读者需求，使《申报》面貌为之一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申报》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大报。
在办报思想上，摆脱了由外国人办报的阴影，主张继承中国传统严肃史学观点，用治史的态度办报，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来报道新闻。真正做的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独立办报精神，其办报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国历代进步史家刚正不阿的精神。
在经营管理上，他按照商业原则经营《申报》，并始终保持报纸的经济独立，不受政治干扰，以广告第一，发行至上的原则，采取了许多灵活有效的措施，致力于报馆设施和印刷技术的现代化，由规模经营向企业化大报转型，使《申报》一度进入黄金发展时期，逐渐成为一张影响深远的全国性大报。
最受人们关注的，是所谓“史家办报”思想的提出。史量才认为报纸报道现实就是在记录历史。所以报纸应该成为“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只有讲现实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实记录下来，才能留给后人作考证。需要指出的是，史量才这种办报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就提出过相类似的见解。如谭嗣同说，报纸就是民史，是通过民口说出的历史，因此要反映民众的呼声。梁启超认为，从西方哲学看，报馆者，现代之史也。因此办报，就一定要有史家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体现，就是“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史量才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史家办报”，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不忘办报的大义。
我国当今的教科书将这种思想归纳为三点。一是认为报纸同历史记录一样，是将历史事件如实记录，传诸后人；二是报纸评论、剖析历史，但又高于历史；三是报纸应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有人简单阐释为忠于事实、秉笔直书、超然独立、不畏强权十六字。
二、史家办报与新闻专业主义
笔者认为，稍作思考，便很容易把史量才的这种“史家办报”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学说联想到一起。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阶梯和商业报刊盛行之后诞生的一种理念。这种思想认为，作为新闻的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全面、公平、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民，而非某一政治和经济集团。它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
史家办报和新闻专业主义都强调新闻的客观、公正、真实，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两者也都是如此理想化。所谓自由、客观、公正、独立的神话是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悖论的。
新闻专业主义讲究公正，尽量确保全体公民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但是新闻是由人来编写的，编写新闻的人的立场能否做到公正是值得疑问的。新闻专业主义讲究客观，但是从现实来说，某个传媒是无法真正客观表现社会——既是因为存在时空等不可抗力的制约，也是因为存在传播者本身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新闻专业主义讲究独立，但是现实是新闻传媒不可能不依附于一定的势力而生存，同时会受到各方面的掣肘（西方主要是经济的，国内主要是政治的）。
同样，针对史家办报来说，悖论也是存在的。史家办报首先的要求就是办报者要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史学家，要站在记录历史的立场上，清楚自己的责任。问题是这种想法未免有些理想化和过于乐观。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向往文人论政，想象自己可以凭一家之言影响政治走向，可以触发社会风气之变。但是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又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秉持这样的节操和品格呢。在新闻生产的本身环节，史家办报也要求做到新闻的真实和公正。笔者认为，这在当时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军阀割据，枪杆子为大的时代，就算报纸想公正办报，估计到最后也会被独裁者打压和整改（史量才自己就是被特务暗杀身亡的）。从当时技术的角度讲，所谓全面真实的新闻，或许也仅仅是局限于那么几个城市中，广袤的农村，是很难登上报纸版面的。
当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两种思想的可取之处。它们毕竟为新闻工作者指明了一个理想，一个方向，是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将目光转移到当今国内，对新闻专业主义和史家办报则更是呼唤。虽然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在强调新闻的公正真实全面，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各种假新闻和有偿新闻时有浮现，炒作和低俗新闻也屡见不鲜。
笔者以为，在谈论史家办报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很多人下意识就联想到政治制度对传媒的限制。但是笔者要指出的是，就算在一定的政治框架下，也可以把能做的新闻做到专业，也要尽可能地反映真实，也不能丢弃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不屈服于强权和压力，这也是史量才先生对新闻工作者的期望。 三、新闻自由的一点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新闻自由一夜之间成了香饽饽，成了突破政治桎梏，争取民主的有力武器。君不见最近南方某媒体的致辞事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报人的急不可耐和忧心忡忡。
还是回到史家办报的思想上。史家办报，强调的是真实，强调的是不受制约不受压迫，将事实完整呈现给受众。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新闻自由主义思想是符合的。新闻自由的对立面，不就是新闻封锁、新闻审查，就是将一部分事实瞒住而不告知大众么。
回顾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史，笔者认为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不如说是新闻政治自由，即可以随意批评现任执政者，可以随意批评政府等公权力机关和发表对政府不利的言论，致力于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和参政权利。
谈到史家办报思想中透露出的新闻自由，笔者通过对论文的查阅，认为更多的并非是政治自由，而是更纯粹的报道自由。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报道什么事件、怎样报道事件，都面临着强权的直接侵扰和干涉。政府是如此的敏感，似乎任何涉及普通民众和社会现实的新闻，都会触及它的逆鳞。不要想着如何就某件事批评政府了，就连这件事的报道，都发不出来。
结合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和史家办报这种中国本土萌芽的新闻自由思想。笔者想对当前的中国传媒做一点点探讨。
很多人认为当今中国是不存在新闻自由的。从传媒所有权来讲，所有传媒均是政党媒体，是国家财产；从管理制度上说，编辑部上还有个党委党支部，是受党的领导的，组织外还有一个宣传部；从编辑方针来讲，要讲党性原则，要为党做宣传，为党引导舆论。笔者认为这确实是伤害新闻自由的体制。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有差别的。一个政党，再怎么标榜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一定会有非执政党所不具有的利益考量，就一定会从确保执政的立场出发维护自身地位。说得极端点，政治家和公民，本身就是脱离的两个极端。中国的这种体制，新闻的自由会受到极大制约，不言而明。
另一方面，现今中国的新闻自由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比如流行的网络反腐事件，还有在媒体上可见到对政府的批评报道越来越多等等，都是新闻自由的一个表现。因此，笔者以为，不是说一定要在报纸上出现抨击现政治体制、抨击现执政者的新闻才是具有新闻自由。但亦应看到，中国的新闻制度，缺乏必要的法治基础，传媒的宣传工具定位，也给他们自由报道新闻带来了障碍。而在大框架下不逾越红线，就可以发表任意言论，则成为“有中国特色新闻自由”的一个有趣现象。
笔者对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不置可否，毕竟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所有新闻都是经过选择的，这种选择，包含了传播者的个人背景、社会关系和地位、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组织背景；包含了传媒组织的背景、编辑方针、与其他社会组织间关系、经济利益；包含了受众的喜好与兴趣等等。因此说传播者想自由报道新闻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值得商榷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在政治领域，西方传媒的自主性相当大，对政府具有相当的威慑力，是“第四权力”。
以上是笔者从史量才的办报思想出发，谈了自己的一点感想，不当之处，还待今后查阅更多资料和书籍，以及实地研究后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允若.办报和治史：从史量才的办报思想谈起[J].新闻传播，1997（5）.
[2]马庆.再论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想[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1）.
[3]李雪.为社会保存一份信使：论史量才的史家思想[J].湖南社会科学，2008（4）.
[4]徐培汀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5]关琮严.试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四大源流[J].新闻研究导刊，2012（11）.
[6]吴果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
关键词：申报；史家办报 ；专业主义 ；新闻自由 ；知情权
一、史量才办报思想简介
史量才是清末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1904年起在《时报》当编辑，1912年与合伙人购买了《申报》。从1913年到1934年，该报发展迅速，不仅成了当时全国实力最为雄厚的民办报纸，而且在国内舆论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史量才的办报思想进行研究的论文很多，综合来看，他的办报思想可以总结为：
在业务上，他确立了《申报》向“新闻报纸”发展的方向；锐意改革，创办了众多的专栏、增刊、副刊，以满足不同的读者需求，使《申报》面貌为之一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申报》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大报。
在办报思想上，摆脱了由外国人办报的阴影，主张继承中国传统严肃史学观点，用治史的态度办报，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来报道新闻。真正做的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独立办报精神，其办报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国历代进步史家刚正不阿的精神。
在经营管理上，他按照商业原则经营《申报》，并始终保持报纸的经济独立，不受政治干扰，以广告第一，发行至上的原则，采取了许多灵活有效的措施，致力于报馆设施和印刷技术的现代化，由规模经营向企业化大报转型，使《申报》一度进入黄金发展时期，逐渐成为一张影响深远的全国性大报。
最受人们关注的，是所谓“史家办报”思想的提出。史量才认为报纸报道现实就是在记录历史。所以报纸应该成为“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只有讲现实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实记录下来，才能留给后人作考证。需要指出的是，史量才这种办报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就提出过相类似的见解。如谭嗣同说，报纸就是民史，是通过民口说出的历史，因此要反映民众的呼声。梁启超认为，从西方哲学看，报馆者，现代之史也。因此办报，就一定要有史家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体现，就是“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史量才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史家办报”，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不忘办报的大义。
我国当今的教科书将这种思想归纳为三点。一是认为报纸同历史记录一样，是将历史事件如实记录，传诸后人；二是报纸评论、剖析历史，但又高于历史；三是报纸应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有人简单阐释为忠于事实、秉笔直书、超然独立、不畏强权十六字。
二、史家办报与新闻专业主义
笔者认为，稍作思考，便很容易把史量才的这种“史家办报”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学说联想到一起。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阶梯和商业报刊盛行之后诞生的一种理念。这种思想认为，作为新闻的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全面、公平、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民，而非某一政治和经济集团。它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
史家办报和新闻专业主义都强调新闻的客观、公正、真实，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两者也都是如此理想化。所谓自由、客观、公正、独立的神话是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悖论的。
新闻专业主义讲究公正，尽量确保全体公民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但是新闻是由人来编写的，编写新闻的人的立场能否做到公正是值得疑问的。新闻专业主义讲究客观，但是从现实来说，某个传媒是无法真正客观表现社会——既是因为存在时空等不可抗力的制约，也是因为存在传播者本身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新闻专业主义讲究独立，但是现实是新闻传媒不可能不依附于一定的势力而生存，同时会受到各方面的掣肘（西方主要是经济的，国内主要是政治的）。
同样，针对史家办报来说，悖论也是存在的。史家办报首先的要求就是办报者要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史学家，要站在记录历史的立场上，清楚自己的责任。问题是这种想法未免有些理想化和过于乐观。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向往文人论政，想象自己可以凭一家之言影响政治走向，可以触发社会风气之变。但是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又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秉持这样的节操和品格呢。在新闻生产的本身环节，史家办报也要求做到新闻的真实和公正。笔者认为，这在当时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军阀割据，枪杆子为大的时代，就算报纸想公正办报，估计到最后也会被独裁者打压和整改（史量才自己就是被特务暗杀身亡的）。从当时技术的角度讲，所谓全面真实的新闻，或许也仅仅是局限于那么几个城市中，广袤的农村，是很难登上报纸版面的。
当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两种思想的可取之处。它们毕竟为新闻工作者指明了一个理想，一个方向，是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将目光转移到当今国内，对新闻专业主义和史家办报则更是呼唤。虽然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在强调新闻的公正真实全面，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各种假新闻和有偿新闻时有浮现，炒作和低俗新闻也屡见不鲜。
笔者以为，在谈论史家办报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很多人下意识就联想到政治制度对传媒的限制。但是笔者要指出的是，就算在一定的政治框架下，也可以把能做的新闻做到专业，也要尽可能地反映真实，也不能丢弃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不屈服于强权和压力，这也是史量才先生对新闻工作者的期望。 三、新闻自由的一点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新闻自由一夜之间成了香饽饽，成了突破政治桎梏，争取民主的有力武器。君不见最近南方某媒体的致辞事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报人的急不可耐和忧心忡忡。
还是回到史家办报的思想上。史家办报，强调的是真实，强调的是不受制约不受压迫，将事实完整呈现给受众。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新闻自由主义思想是符合的。新闻自由的对立面，不就是新闻封锁、新闻审查，就是将一部分事实瞒住而不告知大众么。
回顾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史，笔者认为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不如说是新闻政治自由，即可以随意批评现任执政者，可以随意批评政府等公权力机关和发表对政府不利的言论，致力于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和参政权利。
谈到史家办报思想中透露出的新闻自由，笔者通过对论文的查阅，认为更多的并非是政治自由，而是更纯粹的报道自由。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报道什么事件、怎样报道事件，都面临着强权的直接侵扰和干涉。政府是如此的敏感，似乎任何涉及普通民众和社会现实的新闻，都会触及它的逆鳞。不要想着如何就某件事批评政府了，就连这件事的报道，都发不出来。
结合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和史家办报这种中国本土萌芽的新闻自由思想。笔者想对当前的中国传媒做一点点探讨。
很多人认为当今中国是不存在新闻自由的。从传媒所有权来讲，所有传媒均是政党媒体，是国家财产；从管理制度上说，编辑部上还有个党委党支部，是受党的领导的，组织外还有一个宣传部；从编辑方针来讲，要讲党性原则，要为党做宣传，为党引导舆论。笔者认为这确实是伤害新闻自由的体制。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有差别的。一个政党，再怎么标榜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一定会有非执政党所不具有的利益考量，就一定会从确保执政的立场出发维护自身地位。说得极端点，政治家和公民，本身就是脱离的两个极端。中国的这种体制，新闻的自由会受到极大制约，不言而明。
另一方面，现今中国的新闻自由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比如流行的网络反腐事件，还有在媒体上可见到对政府的批评报道越来越多等等，都是新闻自由的一个表现。因此，笔者以为，不是说一定要在报纸上出现抨击现政治体制、抨击现执政者的新闻才是具有新闻自由。但亦应看到，中国的新闻制度，缺乏必要的法治基础，传媒的宣传工具定位，也给他们自由报道新闻带来了障碍。而在大框架下不逾越红线，就可以发表任意言论，则成为“有中国特色新闻自由”的一个有趣现象。
笔者对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不置可否，毕竟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所有新闻都是经过选择的，这种选择，包含了传播者的个人背景、社会关系和地位、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组织背景；包含了传媒组织的背景、编辑方针、与其他社会组织间关系、经济利益；包含了受众的喜好与兴趣等等。因此说传播者想自由报道新闻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值得商榷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在政治领域，西方传媒的自主性相当大，对政府具有相当的威慑力，是“第四权力”。
以上是笔者从史量才的办报思想出发，谈了自己的一点感想，不当之处，还待今后查阅更多资料和书籍，以及实地研究后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允若.办报和治史：从史量才的办报思想谈起[J].新闻传播，1997（5）.
[2]马庆.再论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想[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1）.
[3]李雪.为社会保存一份信使：论史量才的史家思想[J].湖南社会科学，2008（4）.
[4]徐培汀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5]关琮严.试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四大源流[J].新闻研究导刊，2012（11）.
[6]吴果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