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伦敦因疫情第一次进行封城时，遵照政府的建议不出远门，每日就在家住的格林尼治区内散步，走出了许多以前从未发现的路，也由此探出了不少隐秘仙境。
　　一天黄昏从格林尼治公园出来，无目的地在布莱克希斯村内逛着，走到一条小路旁，路口葱郁的竹林格外提神，抬头仔细一看，发现竹林园子里头冒出了一幢角檐高耸的中式小楼。再看这所私宅的门牌，上面清楚地刻着名字：“宝塔”，而且还是国家文物保护建筑。
　　对于这座塔楼的来龙去脉虽已猜到了几分，好奇之下我回家还是赶紧查资料，才意识到布莱克希斯“宝塔”根本是个抛砖引玉的角色，驱使我很快专门去寻找伦敦其他源于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重要塔式建筑。

　　布莱克希斯“宝塔”小楼的建筑设计师，其实是18世纪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御用建筑师威廉·钱伯斯。今日公认他毕生在伦敦有两处建筑代表作，一处是今天用做艺术展览空间的萨默塞宫，另一处则是皇家植物园“邱园宝塔”。然而这位出生在瑞典的苏格兰后裔，最早其实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从17岁开始的九年间，曾三次到访中国。正是这几次远东游历，并一路详细记录园林与建筑绘图的过程，激起了钱伯斯后来到巴黎与意大利系统学习建筑的兴趣。
　　1757年回到伦敦后，钱伯斯专门为当时的乔治亲王，也就是日后的国王乔治三世撰写了一部系统介绍中国风物的专著《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及器皿之设计》，里面收集了钱伯斯游历中国时绘制的21幅中国建筑与园林图。此前的欧洲还从没有过这样翔实介绍中国园林的专著，又恰逢“中国热”正风靡欧洲，“中式园林建筑”一下便在英国乃至欧陆流行了起来。
　　同年，乔治三世的母亲委任钱伯斯，为伦敦的皇家植物园“邱园”设计建造了一座10层中式大宝塔，作为献给邱园创始人奥古斯塔公主的礼物。 高达50米的邱园大塔可是当时伦敦最高的建筑物，爬到顶层远眺伦敦城景观，在当年是稀罕之事不说，直到今天游人依然乐此不疲。大宝塔是一座八角形的砖塔，灰墙红轩，每层都有出檐，据说这是根据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样子设计的。但钱伯斯从没有去过南京，报恩寺塔的形象倒是经由荷兰商人约翰·纽霍夫一幅17世纪的画作，流传欧洲在前。熟悉宝塔建筑规则的人，都会留意到钱伯斯忽略了宝塔层数应当是奇数的这个传统——恰好纽霍夫画作中的寺塔也是10层，钱伯斯的灵感来源呼之欲出。

　　但即使如此，大宝塔已称得上是18世纪欧洲最精准的中式建筑。“中国热”也借此继续火遍欧洲，一时间“宝塔”形像深入到了各家贵族的景观园林之内。
　　夏末伦敦第一次解封后，我便专程去了趟“邱园”。120多公顷大的园里，尽管有巨型温室、漂亮的棕榈室和根本看不过来的5万多种植物，离入口很远的宝塔仍然是游园指南上的一大景点。疫情期间不能上塔，我走近看着塔檐上绿身金翼吐着红舌头的彩雕龙，总觉得哪里不对。据说这是英方从钱伯斯手绘龙图与英国古建筑里“中国龙”之间决定的形像，而且二层以上的雕龙都是3D打印的成品。宝塔上还挂着牌：“‘二战’期间，这座宝塔内曾做过秘密实验。”翻资料看，原来是英国炸弹设计师想要研究在飞行上的最新发明，于是在大宝塔的每一层挖了洞并装入炸弹来做测试。因为年久失修，邱园宝塔从上世纪中后期就开始闭门谢客，直到两年前完成重修后恢复开放。
　　1773年时，钱伯斯又出版了一本风行英格兰的《论东方园林》，时至今日依然能在网上买得到复制版。一边写下两本畅销书，一边在伦敦打造实景建筑，钱伯斯如此这般不引发王宫贵族对东方递进的幻想才怪呢。1760年，錢伯斯又被赶“中国热”时髦的乔治四世发妻、威尔士王妃卡洛琳，请到了布莱克希斯去设计她的“宝塔”。那正是我散步时偶然发现的竹园小楼。
　　英国园林史学家布里吉特·切尔利在一本关于伦敦建筑的研究中提到，布莱克希斯的“宝塔”房宅附近整片土地，17世纪时曾是查理二世廷臣蒙塔古公爵的旧居地盘，“宝塔”的位置原本是蒙塔古家的花园、果园所在。钱伯斯设计了一座砖石结构的塔楼，卡洛琳计划用来做夏季度假屋。可塔楼直到20年后才建好，入住时，坐进月门窗户书房内的主人，已经换成了来自苏格兰的贵族布克卢奇公爵。在弯铜角檐的塔顶上，铅制山墙面装饰着苏格兰国花“蓟”的图案，估计就是布克卢奇家留下的印记。
　　18世纪末，卡洛琳王妃决定将“宝塔”改为托儿所，她自己在里面带大了几个孤儿。坊间有指其中一个孩子实是她与一秘密爱人所生，但也仅停留于传闻。为孤儿遮挡过风雨的“宝塔”，19世纪也为泰米尔的难民提供过栖身处。30年前，伦敦路易舍姆区政局接手已成为国家二级文物保护建筑的“宝塔”，不久便挂牌出售。一对建筑师夫妇买下小楼，住了进去。如今“宝塔”所在的小路曲径幽深，街名就叫“宝塔园”。门前的竹林掩不住屋顶的异域风情，路人经过，常被吸引驻足，但也知晓私人地盘不便久留，匆匆看几眼，好奇心也就让位给了礼貌。
　　不久前在伦敦圣詹姆斯公园散步，一处河道旁有指示牌说明19世纪该处曾有过一座中国宝塔，可眼前只见水静鹅飞。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呢？原来，1814年时英格兰庆祝对法战争结束，皇室决定计划一场“和平庆典”。整场活动由英国发明家与火箭炮先驱威廉·康格里夫来作部署。其中，他专门指定要在白金汉宫旁的圣詹姆斯公园内，用木头建一座“优雅而高挑”的七层中国宝塔，塔上挂满煤油点亮的灯笼，塔底的运河上还要搭一座油上明漆的中式桥。这样设计是为了宝塔屹立在庆典烟火汇演的中央。庆典当晚皇室成员与平民百姓齐聚公园，园内乐队齐奏，小吃摊边烟火缭绕。可惜良宵短暂，木材、烟花与煤油灯这样的易燃搭配，在午夜没到时已演变成为灾难：七层木塔顷刻起火，造成伤亡数人。到火势被控制住时，宝塔烧得只剩下一层。旁边的桥虽没着火，但保留到1825年也被拆除。
　　18世纪的“中国热”显然余温未尽。1842年，伦敦西区的“骑士桥”又为一次展览建造起一座“中国亭”。后来亭子永久搬到了伦敦维多利亚公园内，可惜“二战”期间被炸毁，到几年前才重新仿造了一座。我曾专门到这座伦敦最早对公众开放的公园里看过。经过一道中式木桥后，河边陡然出现了一座四角攒尖顶的亭子，绿梁红柱好不惹眼。走近了听见一阵喧哗，亭里摇摇晃晃走出三五人，留下亭内一地空啤酒瓶。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只蛤蟆，跳进了草丛消失不见，一如当年那股“中国热”，随一江春水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