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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教条化，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
“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当代中国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大人民群众。
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当下，深化认识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里，重点从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谈深化认识科学发展观。
关于“发展是第一要义”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他们那里只有用于指导社会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摆在已执政共产党人面前的必须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斯大林没有立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去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创新，反而把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教条化，这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苏东剧变的一个根本思想理论根源正源于此。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立足点的创新和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早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阐述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辩证法新思想。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现实立足点确定在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之上。江泽民同志立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现实，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等一系列精辟论断。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以发展为第一要义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据此，从邓小平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义”，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立足点的创新的完成。科学发展观的创立标志着一种立足于社会主义时代，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诞生。
关于“以人为本”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以人为本”，其重大理论意义在于，纠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出发点的创新和发展。
一方面，重新界定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出发点的“具体、历史的人”的具体内涵。“具体、历史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指的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人，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所说的“人”，指的是当今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大人民群众。
另一方面，依据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把握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原理：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同时，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而不是物，“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可以从“实践—否定”逻辑和“实践—总体”逻辑考察。
先看“实践—否定”的逻辑：
批判改造世界首先必须把握世界；要把我国改革开放伟业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准确把握当今我国现实国情。当下，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等等。我们党用科学发展观来破解这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其本质是“实践—否定”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现实演绎。
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否定”逻辑表现为通过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彻底改造；而当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实践—否定”逻辑的表现形式不再是暴风骤雨式的社会制度根本变革，而是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等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再看“实践—总体”的逻辑：
过去“左”的时期，看问题片面化，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我们片面地从某一点入手建设社会主义，很少考虑社会整体的全面协调。例如，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现实生产力的总体实际状况。这些失误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忽视“实践—总体”的逻辑。
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性思维。如，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科学发展观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同时，深刻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科学发展观强调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破解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等等，这都是“实践—总体”基本方法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和发展。
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层面，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这是我们党在思想方法领域实现的一次更深刻的理论创新。
（作者为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湘西论坛》执行总编，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翁淮南）
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教条化，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
“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当代中国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大人民群众。
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当下，深化认识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里，重点从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谈深化认识科学发展观。
关于“发展是第一要义”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他们那里只有用于指导社会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摆在已执政共产党人面前的必须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斯大林没有立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去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创新，反而把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教条化，这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苏东剧变的一个根本思想理论根源正源于此。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立足点的创新和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早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阐述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辩证法新思想。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现实立足点确定在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之上。江泽民同志立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现实，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等一系列精辟论断。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以发展为第一要义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据此，从邓小平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义”，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立足点的创新的完成。科学发展观的创立标志着一种立足于社会主义时代，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诞生。
关于“以人为本”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以人为本”，其重大理论意义在于，纠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出发点的创新和发展。
一方面，重新界定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出发点的“具体、历史的人”的具体内涵。“具体、历史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指的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人，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所说的“人”，指的是当今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大人民群众。
另一方面，依据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把握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原理：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同时，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而不是物，“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可以从“实践—否定”逻辑和“实践—总体”逻辑考察。
先看“实践—否定”的逻辑：
批判改造世界首先必须把握世界；要把我国改革开放伟业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准确把握当今我国现实国情。当下，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等等。我们党用科学发展观来破解这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其本质是“实践—否定”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现实演绎。
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否定”逻辑表现为通过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彻底改造；而当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实践—否定”逻辑的表现形式不再是暴风骤雨式的社会制度根本变革，而是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等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再看“实践—总体”的逻辑：
过去“左”的时期，看问题片面化，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我们片面地从某一点入手建设社会主义，很少考虑社会整体的全面协调。例如，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现实生产力的总体实际状况。这些失误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忽视“实践—总体”的逻辑。
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性思维。如，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科学发展观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同时，深刻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科学发展观强调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破解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等等，这都是“实践—总体”基本方法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和发展。
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层面，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这是我们党在思想方法领域实现的一次更深刻的理论创新。
（作者为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湘西论坛》执行总编，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