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公司职员职业紧张与工作倦怠的关系,以期为采取合适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抽取静安区11座商务楼,问卷调查1 033名职员,采用工作内容问卷(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JCQ)和Maslach工作倦怠量表,调查职员一般情况、职员的职业紧张和工作倦怠情况。资料采用方差分析、等级相关和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方差分析结果表明,JCQ各维度得分和工作倦怠量表各维度得分,在不同个体特征和不同职业特征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等级相关结果显示,职业紧张与工作倦怠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为0.321(P<0.0001);社会支持与职业紧张和工作倦怠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0.250和-0.252(P<0.0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职业紧张水平与工作倦怠风险有相关关系;而社会支持对工作倦怠的风险有缓冲效应OR=0.308(P<0.01)。[结论]职业紧张受个体特征因素影响和职业相关因素影响;高职业紧张是发生工作倦怠危险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发生潜在工作倦怠危险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当在个人层面和组织机构层面采取措施,降低职业紧张水平,从而降低工作倦怠的风险,达到提高职员健康水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