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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终极理想,可能是帝王师。
但是这老师头脑一片混乱。变法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被他弟弟康广仁评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变法前王照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康的回答是: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而且他认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一反掌间而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
中国的悲剧也许就出在文人涉政上?文人容易上天入地,说好听是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说不好听是巫婆神棍作法,自己都不知道要干啥。光绪遇到康有为这样一个半路杀出来的半吊子帝师,不知道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反正这帝师看不到他的帝无有实权,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结果人仰马翻,自己流窜了,光绪囚禁了,帝国搁浅了,战友没命了。
流窜海外时,除了口舌之能,宣传鼓动,康有为也曾想过起兵勤王来着。1900年初,设总局,制订了“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的战略计划。他以自己的门生为骨干,内以财源茂盛招诱会党入伙,外以勤王军威动员华侨捐款。两边来回吹,直吹得国内的会党以为华侨就不差钱,国外的华侨以为胜利就在眼前。会党狮子大开口,满心想着捞大钱,至于忠君爱国,根本不在他们头脑意识之内。华侨以为光绪马上就能复出,强国富民为时不远了。搞得两边都很亢奋。说实话,中山先生的大炮精神,康有为也不是没有。而且这种大炮作风,连他的高徒梁启超都看不惯了,称其师“常作大言”。虽然看不惯,但他自己也难躲此路数,跟同仁交待说,捐款聚众两事,不妨往大里说。但是等同仁们给他汇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他自己首先往打折里估算:“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所以梁启超担心:“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
康有为自己倒是没有这等不安。圣人做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何况救皇上事小,他还想救天下苍生呢。
康有为最宏大的理想,是大同。不过宏大得他自己都害怕,一直秘而不宣,以致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弄不清他这思想的起始与渊源。当然,大略地说,其名称来自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内容除了《礼记》之大同精神,还有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他的大同社会里,国都不存在了,全世界在一个公政府统治下,没有贵贱,没有贫富,没有家庭,没有夫妇(男女同居一年就得换人),没有坏蛋,没有司狱,没有私产私企,没有污吏专制,没有外交,没有军备,没有危险,没有战争……总之,人类所能想到的好事,他都想到了。而人类所能做到的坏事,却不在他考虑范围。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事实上,这种寻找很具有历史的吊诡。严复寻找到了真正的真理。但是英伦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当年与伊藤博文一道毕业,毕业成绩,严复全班第一,伊全班第二。伊成了日本名相,明治维新的元勋。严复则啥也不是,只能做些翻译工作,把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一古脑地翻译出来供奉给国人,好歹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启蒙大师。但是这位大师在义和团时代,则成了义和团名单上的特大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最后在大刀王五的掩护下跑到租界,才算保住了小命。启蒙大师成为启蒙对象眼里的特大汉奸,也只有近代中国这样神奇的土地才能出产此类荒诞故事。
民国时期,严复搞起了孔教会。不过,严复历来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他认为,一日民智未开则一日民主共和不可行。老实说,君主立宪对当时中国那样一个人多民傻的老大难国家来讲,当然是一种历史的飞跃,跃上,站稳,就是巨大的成功。可惜晚清没弄成,袁世凯想弄,却被喜欢一夜跑进共和的激进国人认作不要脸从而彻底翻盘。严复给袁世凯做过宪法起草员,做过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对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表示不满。社会经验挺丰富。有人说,严复晚年消极了,保守了。要我说,搞孔教,可算是保守;支持君主立宪在当时绝对不能算保守,即使消极保守,那也是被逼的。人多民傻,自己玩了一辈子都玩不转他们,不消极不保守行吗?我一直认为,激进从来就不是好东西。简单来讲,英美之路是保守而稳健的,法国之路是激进而飞跃的。如果想了解激进的丑恶,可以看看法国大革命,雨果的《九三年》是这方面最好的著作,看了之后我保你比严复还消极!
孙中山本是走的英美之路,武昌起义后他明确向国人宣布:“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把他的英美共和给轰走了,原先说的话也忘了,一头扑向了俄国那边。
洪秀全寻找到了上帝,弄出的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其族弟洪仁玕鼓捣出一个《资政新篇》,与洪秀全政府的实际运作风马牛不相及。就连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半吊子东西。理论上是均贫富等贵贱,实际上却是分贫富划贵贱;表面上是反封建主义,实质上比他要推翻的王朝还要封建。
因为康有为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所以他的救天下苍生,站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祸害苍生了。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之时,梁启超并不希望公开明办,因为他怕清廷迫害会员在内地的亲属,康有为的答复是:“非如此,不大不固”。也许,清廷越迫害会员家属,康圣人越兴奋——你看看,我说慈禧太后不是东西,果真不是东西吧?至于同党内部,不听他话的,不愿意拿出大量家财供党和他个人使用的,他也会想些绝招甚至暗杀的手段去对付他们!
手段不正义,结果如何正义?
用惯了不正义的手段,上台后可能比前任还要不正义!
民国建立,针对康有为人头10万的通缉令自然失效,于是他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国内,定居上海,以大清忠臣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保皇事业,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忠孔复辟,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忠于大清也就罢了,政治上的这种坚贞也值得我们尊敬。但是拜托不要忘记自己原本是干啥吃的,本是打着孔子的小旗出来忽悠维新的,可是忽悠来忽悠去,先把自己忽悠了,走火入魔,把小旗本身当作了目标,开始维旧了。帝制都被推翻了,他还倡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呢。搞孔教也就罢了,大启蒙家严复也搞上了,信仰自由,只是入宪就有些过了。西方近代化标志之一,首先是政教分家。最让人生气的是,他对共和以来免除跪拜大礼极表不满,说:免除跪拜大礼,不敬天,不敬教主,则中国人“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看康圣人的意思,中国人装孙子的时间还不够长,大家还得继续装下去。中国人的膝盖,天生就是用来下跪了。不跪,留着嘛用?做圣人做到这种程度,真是天生一个大贱人!
康贱人的大同没法在全球实现,倒是在其家里先试验上了。相对于他的高徒梁启超的娶一而终,我们的康圣人则是人贱人爱,娶妻纳妾,忙得不亦悦乎:年轻时娶元配夫人张云珠;不惑时纳18岁的广东姑娘梁阿觉;半百时在美国纳17岁的华侨姑娘何旃理;知天命后先纳18岁的日本姑娘鹤子,后纳廖定征;耳顺后纳西湖一船女阿翠,大名张光芳……
圣人“妾意”昂然!
晚年的康有为,在青岛购房居住,又迷上了中国的垃圾文化:风水占卜,要给自己和康家找风水宝地。最后选中的地方叫凤凰山,又叫象耳山、枣棘山。他将自己的墓地选在了“凤凰”头部“凤穴”的最佳位置。他切算,这象耳山因西邊的山峰很像大象的耳朵而得名。自己是一粒“糠”,墓穴必须躲进天下无敌的大象耳朵里才能安宁。
康有为没有想到,躲到谁的耳朵里也不安宁。1966年,红卫兵开始了“破四旧”,作为保皇党的康有为自然躲不过,康墓遭毁,康圣人的头骨被“红卫兵”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
圣人泉下有知,何感?皇帝靠不住,立宪稳不住,复辟搞不住。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摘自《重读晚清六十年》
但是这老师头脑一片混乱。变法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被他弟弟康广仁评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变法前王照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康的回答是: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而且他认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一反掌间而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
中国的悲剧也许就出在文人涉政上?文人容易上天入地,说好听是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说不好听是巫婆神棍作法,自己都不知道要干啥。光绪遇到康有为这样一个半路杀出来的半吊子帝师,不知道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反正这帝师看不到他的帝无有实权,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结果人仰马翻,自己流窜了,光绪囚禁了,帝国搁浅了,战友没命了。
流窜海外时,除了口舌之能,宣传鼓动,康有为也曾想过起兵勤王来着。1900年初,设总局,制订了“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的战略计划。他以自己的门生为骨干,内以财源茂盛招诱会党入伙,外以勤王军威动员华侨捐款。两边来回吹,直吹得国内的会党以为华侨就不差钱,国外的华侨以为胜利就在眼前。会党狮子大开口,满心想着捞大钱,至于忠君爱国,根本不在他们头脑意识之内。华侨以为光绪马上就能复出,强国富民为时不远了。搞得两边都很亢奋。说实话,中山先生的大炮精神,康有为也不是没有。而且这种大炮作风,连他的高徒梁启超都看不惯了,称其师“常作大言”。虽然看不惯,但他自己也难躲此路数,跟同仁交待说,捐款聚众两事,不妨往大里说。但是等同仁们给他汇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他自己首先往打折里估算:“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所以梁启超担心:“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
康有为自己倒是没有这等不安。圣人做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何况救皇上事小,他还想救天下苍生呢。
康有为最宏大的理想,是大同。不过宏大得他自己都害怕,一直秘而不宣,以致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弄不清他这思想的起始与渊源。当然,大略地说,其名称来自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内容除了《礼记》之大同精神,还有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他的大同社会里,国都不存在了,全世界在一个公政府统治下,没有贵贱,没有贫富,没有家庭,没有夫妇(男女同居一年就得换人),没有坏蛋,没有司狱,没有私产私企,没有污吏专制,没有外交,没有军备,没有危险,没有战争……总之,人类所能想到的好事,他都想到了。而人类所能做到的坏事,却不在他考虑范围。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事实上,这种寻找很具有历史的吊诡。严复寻找到了真正的真理。但是英伦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当年与伊藤博文一道毕业,毕业成绩,严复全班第一,伊全班第二。伊成了日本名相,明治维新的元勋。严复则啥也不是,只能做些翻译工作,把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一古脑地翻译出来供奉给国人,好歹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启蒙大师。但是这位大师在义和团时代,则成了义和团名单上的特大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最后在大刀王五的掩护下跑到租界,才算保住了小命。启蒙大师成为启蒙对象眼里的特大汉奸,也只有近代中国这样神奇的土地才能出产此类荒诞故事。
民国时期,严复搞起了孔教会。不过,严复历来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他认为,一日民智未开则一日民主共和不可行。老实说,君主立宪对当时中国那样一个人多民傻的老大难国家来讲,当然是一种历史的飞跃,跃上,站稳,就是巨大的成功。可惜晚清没弄成,袁世凯想弄,却被喜欢一夜跑进共和的激进国人认作不要脸从而彻底翻盘。严复给袁世凯做过宪法起草员,做过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对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表示不满。社会经验挺丰富。有人说,严复晚年消极了,保守了。要我说,搞孔教,可算是保守;支持君主立宪在当时绝对不能算保守,即使消极保守,那也是被逼的。人多民傻,自己玩了一辈子都玩不转他们,不消极不保守行吗?我一直认为,激进从来就不是好东西。简单来讲,英美之路是保守而稳健的,法国之路是激进而飞跃的。如果想了解激进的丑恶,可以看看法国大革命,雨果的《九三年》是这方面最好的著作,看了之后我保你比严复还消极!
孙中山本是走的英美之路,武昌起义后他明确向国人宣布:“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把他的英美共和给轰走了,原先说的话也忘了,一头扑向了俄国那边。
洪秀全寻找到了上帝,弄出的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其族弟洪仁玕鼓捣出一个《资政新篇》,与洪秀全政府的实际运作风马牛不相及。就连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半吊子东西。理论上是均贫富等贵贱,实际上却是分贫富划贵贱;表面上是反封建主义,实质上比他要推翻的王朝还要封建。
因为康有为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所以他的救天下苍生,站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祸害苍生了。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之时,梁启超并不希望公开明办,因为他怕清廷迫害会员在内地的亲属,康有为的答复是:“非如此,不大不固”。也许,清廷越迫害会员家属,康圣人越兴奋——你看看,我说慈禧太后不是东西,果真不是东西吧?至于同党内部,不听他话的,不愿意拿出大量家财供党和他个人使用的,他也会想些绝招甚至暗杀的手段去对付他们!
手段不正义,结果如何正义?
用惯了不正义的手段,上台后可能比前任还要不正义!
民国建立,针对康有为人头10万的通缉令自然失效,于是他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国内,定居上海,以大清忠臣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保皇事业,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忠孔复辟,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忠于大清也就罢了,政治上的这种坚贞也值得我们尊敬。但是拜托不要忘记自己原本是干啥吃的,本是打着孔子的小旗出来忽悠维新的,可是忽悠来忽悠去,先把自己忽悠了,走火入魔,把小旗本身当作了目标,开始维旧了。帝制都被推翻了,他还倡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呢。搞孔教也就罢了,大启蒙家严复也搞上了,信仰自由,只是入宪就有些过了。西方近代化标志之一,首先是政教分家。最让人生气的是,他对共和以来免除跪拜大礼极表不满,说:免除跪拜大礼,不敬天,不敬教主,则中国人“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看康圣人的意思,中国人装孙子的时间还不够长,大家还得继续装下去。中国人的膝盖,天生就是用来下跪了。不跪,留着嘛用?做圣人做到这种程度,真是天生一个大贱人!
康贱人的大同没法在全球实现,倒是在其家里先试验上了。相对于他的高徒梁启超的娶一而终,我们的康圣人则是人贱人爱,娶妻纳妾,忙得不亦悦乎:年轻时娶元配夫人张云珠;不惑时纳18岁的广东姑娘梁阿觉;半百时在美国纳17岁的华侨姑娘何旃理;知天命后先纳18岁的日本姑娘鹤子,后纳廖定征;耳顺后纳西湖一船女阿翠,大名张光芳……
圣人“妾意”昂然!
晚年的康有为,在青岛购房居住,又迷上了中国的垃圾文化:风水占卜,要给自己和康家找风水宝地。最后选中的地方叫凤凰山,又叫象耳山、枣棘山。他将自己的墓地选在了“凤凰”头部“凤穴”的最佳位置。他切算,这象耳山因西邊的山峰很像大象的耳朵而得名。自己是一粒“糠”,墓穴必须躲进天下无敌的大象耳朵里才能安宁。
康有为没有想到,躲到谁的耳朵里也不安宁。1966年,红卫兵开始了“破四旧”,作为保皇党的康有为自然躲不过,康墓遭毁,康圣人的头骨被“红卫兵”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
圣人泉下有知,何感?皇帝靠不住,立宪稳不住,复辟搞不住。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摘自《重读晚清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