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通信，大家可能会想到手机、互联网、卫星等高科技手段，但在革命时期，通信技术的天花板就是无线电通信了，而我军历史上第一部通信设备则仅有“半部电台”。
　　 当时没有电池，电台运作除了报务员以外还需要配备专人操作手摇发电机。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的红军没有一部无线电台，更没有相应的技术人员，与上海党中央联系全靠秘密信件，打仗指挥也大多靠传令兵和交通员等传统人力。显然，这种落后的通信方式已无法满足严峻的战争需求。就在红军迫切需要技术革新的关键时刻，“半部电台”登场了。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龙岗战斗胜利，红军活捉张辉瓒，同时缴获首部电台，并俘虏了10名无线电技术人员。但出于对敌人的憎恨以及从未见过“这种东西”，红军收缴时把电台砸坏了，仅剩收报功能是完好的，只称得上是“半部电台”。漫漫长征路上，红军也没有丢弃这部电台，现在它作为一级军事文物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即便功能受损，毛泽东、朱德等仍对此物视若至宝，并下令以后收缴的所有物资一律不得损毁。正是这样的纪律，使得红军在几天后的东韶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完整的15瓦电台。就是靠着这一部半电台，红军建立起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和侦查力量。
　　 无线电情报通信工作对多场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战略性的推动作用，第一次崭露头角便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经历培训后日益壮大的通信队伍不负重托，日夜坚守台位侦查敌情，终于在1931年5月14日傍晚，从纷乱的信号干扰中侦获了敌军的内部明码对话。由于国军不知道红军已掌握了如此重要的技术，所以明码交流毫无顾忌，透露了次日将从驻地富田出发转移阵地的行军计划。根据情报，毛泽东、朱德等当机立断，调集5个师、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包围富田，歼敌第五路军一个师一个旅共3万余人。最终，红军得以“七百里驱十五日”，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鉴于此，对通信队伍建立的意义，毛泽东曾这样形象地评价道：从此以后，我们红军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
　　 技术的进步需要人才，革命的前进需要英雄。通信事业中的革命英雄不驰骋沙场，却用电台和笔做武器，用指尖让敌人闻风丧胆。
　　 我要说的第一位英雄是被毛泽东称为“解放军通信工作开山鼻祖”的开国中将王诤。王诤非他本名，当时为了表达投身革命的决心，同时为了保护家人，他将本名吴人鉴改为王诤，诤字取义“诤言笃信，刚直不阿”，用以自勉。这一年他21岁，而这一改，就是一辈子。1928年他出门求学，入读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学科，第一次反围剿后矢志加入红军，担任无线电队队长，填补了无线电技术人员空白。王诤隐姓埋名整整21年，直到1949年革命形势稳定后，才得以向家中寄出薄薄四张却重抵万金的家书。王诤中将用一辈子践行着自己的名字，践行着初入红军时毛泽东对他的勉励：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他用累累功勋告诉我们，什么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我要说的第二位英雄与第一位英雄也有关。1931年6月，王诤作为负责人组建了第二期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李白便是學员之一。《永不消逝的电波》让李侠家喻户晓，其原形便是李白。电影中的李侠在告别延安的战友时说“我们耳机上见”，这是属于通信人的浪漫，也是属于那个艰险残酷的斗争年代的革命人的铁骨柔情。
　　 有人说，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那我觉得革命的英雄主义可以这样说，即使困难重重看不清前路方向，依旧坚守信仰和使命，为革命付出赤诚和热血。写下《苦难辉煌》的金一南将军曾说，“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曾经只存在于千千万万革命者脑中的美好未来，如今所有人民都可以看见。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国、为了民、为了家，为了黎明的曙光一点点透过乌云与迷雾，照亮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