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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教育事业的最高殿堂——大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世界上所有的大学几乎都感受到了竞争与发展的压力，迫切需要研究和采取合理的对策，以保持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高校更是如此。
今年5月2日至4日，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隆重举行。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所世界著名大学以及国内百余所大学的校长们相聚南京，本届论坛以“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为主题展开讨论。论坛还首次邀请了微软、欧特克、IBM等跨国公司以及国内华为等公司的高管们与中外大学校长同台讨论，从企业和社会的视角就高等教育发展、企业人才需求等问题阐述各自的观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论坛上，名校校长、名企高管纷纷为中国大学人才培养出谋划策，为正在探索中前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深深的启迪与思考。
中国的大学教育最缺什么
我们的大学最缺是什么?国内高校也常常这样自问。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已是第三次应邀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跨学科的广度，二是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他说，绝大多数亚洲学校的本科教育还都属于专识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进入大学时就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之后就很少学习其他的专业知识了。这样就使学生成为了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不会主动挑战教授和别人的观点，所以学习的注意力也多放在如何掌握知识要点上，忽略了对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等能力的开发。他认为，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对于培养流水线上的普通员工尚且管用，但如果要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思维的管理者，就会显得先天不足了。
实际上，莱文的观点也代表了不少国外校长的看法。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论坛演讲时提到，中国大学和教师要做的工作，就是鼓励中国的学生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让他们能够更主动地去和教授进行交流。
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执行官科瑞格·蒙迪、欧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尔·巴斯等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在演讲中谈到企业对大学培养人才的希冀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具有跨学科思考能力的学生。他们坚信未来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将更加复杂，要解决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单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已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学生更应该具备能把各个学科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去解决更加复杂问题的能力。
通识教育，现实与理想的权衡
本届论坛上，不少国外大学校长都表示，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本科教育的发展。
在美国，本科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学科，然后再选择一个主科进行学习。几乎每个人都通过通识教育模式来找到自己的专长所在。对于多个不同学科的接触将使学生们产生不同的视角，这将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
与美国不同，英国大学本科教育的专业性更强。在牛津大学，跨学科能力的培养则通过其它途径来实现，如学生间的彼此交流。学生可以参加包括戏剧、音乐、体育等一系列的社团活动，学校还为7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跨学科的社区生活，比如化学系的学生可以和哲学系的学生共处一室，可以共进早餐，一起喝着咖啡探讨问题。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能够掌握新的技能，并且培养一些自己专业兴趣之外的特长。
尽管中国的不少大学已经开始借鉴美国模式进行通识教育的实践，如北京大学在2001年推出的“元培项目”、西安交通大学“2+4”的本硕连读项目等都是这样的通识教育实践。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遇到重重困难和阻碍。如来自就业市场的压力，因为所有相关各方包括政府、企业，他们对于员工都有着专业化的要求，而对于那些想要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本科生而言，他们还需要面对非常专业化的考试等。
对此，莱文校长的建议是，在来自就业市场的阻力面前，需要教育那些雇主、企业等用人单位，使其懂得从长远来讲，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对企业发展会非常有利。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吉恩·布洛克则给出了另外的途径——建立一个本科和硕士学位五年或六年连读的项目，比如在本科的时候拿一个文科的学位，然后在第四年或者第五年拿一个更加技术性或者更加专业的学位，这既兼顾到了通识教育的背景，又确保了一个能找到工作的技术专长。
作为在异域文化中发展而来的全新理念，如果把通识教育完整地移植到我国，恐怕很难获得成功。正如莱文校长所说：“这种新的本科教育模式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改革将是一个渐进的、有创新和适应的过程，一定不是生搬硬套的过程”。
培养人才竞争的核心优势
比起跨学科的通识教育，莱文校长认为，更为重要的就是学生应该有能力去接受吸收新的知识，并且用这样一个知识重新评估我们的一些旧观念以得出新结论。
他以日本为例。日本战后的40年间，其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美国，但是在1990年以后却有15年停滞不前。人们通常认为是金融政策的问题，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创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增长动力是靠很高的储蓄率以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来保持的，这种竞争优势在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后不复存在。而软件和通信方面不断的技术创新，使得美国获得了决定性的生产力优势。可以想象，如果日本也拥有一些类似微软、谷歌这样的公司，9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会不会落后美国呢?
关于创新，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执行官科瑞格·蒙迪深有同感。他认为商业界、企业界其实是在以一个更快的速度朝前发展，不断挑战着传统和风险。作为商业界的领袖，如果没有创新的能力，不敢去冒风险，那么他将不足以迎接未来的各种挑战。
那么，大学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呢?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教学方法。在牛津，本科生会参加一些独立的学习、研究、讲座，或是一些非常小的小课教学，如每周几个小时的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针对性教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必须要独立面对一些问题，这也使得学生形成自我学习以及自我激励的习惯。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一所著名大学，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始终处在最前列。当被问起如何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时，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芝莫尔说，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芝加哥大学有不断争论的环境。他举例，在获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经济学系，研究生(包括本科生)之间都在进行着不断的讨论，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直接会和研究生进行讨论，每个人都在不断挑战对方的观点。事实上，那些成就越高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著作和学术观点越容易受到别人的挑战和质疑。
然而，由于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的大学里进行这种教学方法和风格的改进并不是那么容易，甚至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障碍。首先进行小 班授课成本会更高，但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
对于中国大学的这些困惑，莱文校长认为，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思考，让学生敢于挑战权威、挑战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教师进行培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些在国外学习过，回到中国任职的大学教授，他们可能更愿意采取跟学生互动的方法来进行授课，这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大学的风格。另外，学生之间的交流、大学之间的校际交流，国外学生到中国学习，或者是中国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也会加速这一过程。
如何吸引、保留优秀人才
不管是通识教育亦或是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思维，最后都要归结到“人”这一重要载体上。正如汉密尔顿校长在演讲中所指出的，大学的质量是由在大学工作的人的质量所决定的，教师和学生的素质决定了大学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吸引和保留人才，也就成了每所大学领导者们的重要职责。
许多高校为了成为国际一流大学，都希望能够引进多样化的人才，开展跨学科、高层次的研究，培养优秀的学生。希望通过聘请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性别的教职员工，提高教育质量。牛津大学有40％的教职员工来自于其他国家。而伦敦大学为了保证能吸引到最优秀最有竞争力的人才，学校每年都会在全球招聘一些年轻的教职员工。日本京都大学从去年开始推出“白眉项目”，计划在2009年-2013年的五年间，从全球各地吸引总数达100人的最优秀的年轻研究者。
除了吸引高质量的教职员工外，吸引高质量的学生也非常重要。在牛津大学，挑选学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过程，既注重他们的学习成绩，也注重他们的潜力和才能。汉密尔顿校长说：“我们会在入学前对每一个学生进行面试，这样的挑选过程对于培养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吸引来人才之后，给他们以良好的学术环境、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政策支持、资金支持等方面则更为重要。汉密尔顿校长认为：“必须有一个支持性的良好环境，使他们能够开展探索性的研究。一旦吸引到了人才，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怎么样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教职员工。除了教学外，还要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研究生涯。对于博士生、研究生来讲，要给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和严格的学术培训，一旦他们找到了实习的岗位，我们的重点就会转移到评估其是否具有真正的工作能力，这样可以确保我们使用最好的人才。”
综观世界一流的大学，资金投入都非常庞大。比如，牛津一对一的导师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它是非常昂贵的一种教育制度。虽然坚持这套制度使得牛津面临很大的财务压力，但汉密尔顿校长却坦言：“牛津不会放弃导师制，这是牛津的传统，也是牛津的优势之所在。在中国很多高校都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和实验室，牛津在这方面肯定是比不上了。但我们宁愿停止建设楼盘、停止投资设备，也不会放弃导师制，不会牺牲‘人’这一最关键的环节，教授是大学最关键的财富，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各国必须要考虑各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体制等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优势和劣势，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自由选择，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这是此次会议上几乎所有校长都达成的共识。汉密尔顿校长的一番话令人深思：“虽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之下，对于人才来说，我们都应该把他们当做最重要的资源，并且要不断反思如何更好地支持他们的发展。”
我们离一流大学有多远
在本届论坛上，不少校长在描述大学的目标和使命时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卓越”这个词。
“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认为，大学应该追求卓越。作为大学的领袖，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来不断提升大学的卓越性。对于不同大学来讲，卓越意味着不一样的含义，不同类型的大学应该针对自己的领域追求卓越，比如对那些专门进行本科生教学的大学而言，就应该把本科生的教学做到卓越。
事实上，每所世界一流大学都在为此而不断努力。牛津大学校长用“奔跑”来形容牛津大学在这方面的努力。他说，只有不断改变自己，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才能跑得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快，才能够保持领先的地位，否则世界上有太多的强有力的对手会迎头赶上。
世界顶尖大学尚且有如此强烈的“奔跑”愿望，那么中国大学如何才能拉近与他们的距离，成为一流学府呢?事实上，国外校长对于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都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芝莫尔先生曾经来到中国很多次，他觉得：“中国已开始释放出非常巨大的创造性潜力，尤其在商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现在我们同样也看到这样的一种创造力和创业精神，逐渐影响到了其他一些领域，我们希望在中国的大学当中也看到这样一种巨大潜力的爆发，我们对中国大学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莱文校长则更为直接和明确：“中国在全方位领域，包括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持续进步和追赶态势已无法被忽视。我想也许25年左右时间，中国将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在内的七所大学会成为世界名牌大学。”他认为，25年差不多是一代人的时间，这是一代顶尖的师资和学术水平成长和积累的时间。现在，西方许多大学因金融危机而调整研究项目及削减研究经费，中国经济实力却不断壮大，促使它有能力对高等教育进行更大更多的投资。经济资源对许多追求卓越的知名中国大学来说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它们面对的更大转型任务在于打造一个自主的大学治理结构，一个思想自由、充满活力的新学术环境，并通过自身特色和条件成为全球各地教研人才荟萃之地。
面对世界一流大学校长们的乐观预见，我们该怎么做?这正是中国大学所要思考的。
今年5月2日至4日，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隆重举行。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所世界著名大学以及国内百余所大学的校长们相聚南京，本届论坛以“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为主题展开讨论。论坛还首次邀请了微软、欧特克、IBM等跨国公司以及国内华为等公司的高管们与中外大学校长同台讨论，从企业和社会的视角就高等教育发展、企业人才需求等问题阐述各自的观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论坛上，名校校长、名企高管纷纷为中国大学人才培养出谋划策，为正在探索中前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深深的启迪与思考。
中国的大学教育最缺什么
我们的大学最缺是什么?国内高校也常常这样自问。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已是第三次应邀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跨学科的广度，二是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他说，绝大多数亚洲学校的本科教育还都属于专识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进入大学时就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之后就很少学习其他的专业知识了。这样就使学生成为了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不会主动挑战教授和别人的观点，所以学习的注意力也多放在如何掌握知识要点上，忽略了对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等能力的开发。他认为，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对于培养流水线上的普通员工尚且管用，但如果要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思维的管理者，就会显得先天不足了。
实际上，莱文的观点也代表了不少国外校长的看法。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论坛演讲时提到，中国大学和教师要做的工作，就是鼓励中国的学生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让他们能够更主动地去和教授进行交流。
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执行官科瑞格·蒙迪、欧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尔·巴斯等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在演讲中谈到企业对大学培养人才的希冀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具有跨学科思考能力的学生。他们坚信未来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将更加复杂，要解决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单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已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学生更应该具备能把各个学科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去解决更加复杂问题的能力。
通识教育，现实与理想的权衡
本届论坛上，不少国外大学校长都表示，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本科教育的发展。
在美国，本科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学科，然后再选择一个主科进行学习。几乎每个人都通过通识教育模式来找到自己的专长所在。对于多个不同学科的接触将使学生们产生不同的视角，这将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
与美国不同，英国大学本科教育的专业性更强。在牛津大学，跨学科能力的培养则通过其它途径来实现，如学生间的彼此交流。学生可以参加包括戏剧、音乐、体育等一系列的社团活动，学校还为7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跨学科的社区生活，比如化学系的学生可以和哲学系的学生共处一室，可以共进早餐，一起喝着咖啡探讨问题。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能够掌握新的技能，并且培养一些自己专业兴趣之外的特长。
尽管中国的不少大学已经开始借鉴美国模式进行通识教育的实践，如北京大学在2001年推出的“元培项目”、西安交通大学“2+4”的本硕连读项目等都是这样的通识教育实践。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遇到重重困难和阻碍。如来自就业市场的压力，因为所有相关各方包括政府、企业，他们对于员工都有着专业化的要求，而对于那些想要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本科生而言，他们还需要面对非常专业化的考试等。
对此，莱文校长的建议是，在来自就业市场的阻力面前，需要教育那些雇主、企业等用人单位，使其懂得从长远来讲，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对企业发展会非常有利。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吉恩·布洛克则给出了另外的途径——建立一个本科和硕士学位五年或六年连读的项目，比如在本科的时候拿一个文科的学位，然后在第四年或者第五年拿一个更加技术性或者更加专业的学位，这既兼顾到了通识教育的背景，又确保了一个能找到工作的技术专长。
作为在异域文化中发展而来的全新理念，如果把通识教育完整地移植到我国，恐怕很难获得成功。正如莱文校长所说：“这种新的本科教育模式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改革将是一个渐进的、有创新和适应的过程，一定不是生搬硬套的过程”。
培养人才竞争的核心优势
比起跨学科的通识教育，莱文校长认为，更为重要的就是学生应该有能力去接受吸收新的知识，并且用这样一个知识重新评估我们的一些旧观念以得出新结论。
他以日本为例。日本战后的40年间，其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美国，但是在1990年以后却有15年停滞不前。人们通常认为是金融政策的问题，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创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增长动力是靠很高的储蓄率以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来保持的，这种竞争优势在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后不复存在。而软件和通信方面不断的技术创新，使得美国获得了决定性的生产力优势。可以想象，如果日本也拥有一些类似微软、谷歌这样的公司，9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会不会落后美国呢?
关于创新，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执行官科瑞格·蒙迪深有同感。他认为商业界、企业界其实是在以一个更快的速度朝前发展，不断挑战着传统和风险。作为商业界的领袖，如果没有创新的能力，不敢去冒风险，那么他将不足以迎接未来的各种挑战。
那么，大学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呢?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教学方法。在牛津，本科生会参加一些独立的学习、研究、讲座，或是一些非常小的小课教学，如每周几个小时的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针对性教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必须要独立面对一些问题，这也使得学生形成自我学习以及自我激励的习惯。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一所著名大学，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始终处在最前列。当被问起如何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时，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芝莫尔说，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芝加哥大学有不断争论的环境。他举例，在获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经济学系，研究生(包括本科生)之间都在进行着不断的讨论，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直接会和研究生进行讨论，每个人都在不断挑战对方的观点。事实上，那些成就越高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著作和学术观点越容易受到别人的挑战和质疑。
然而，由于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的大学里进行这种教学方法和风格的改进并不是那么容易，甚至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障碍。首先进行小 班授课成本会更高，但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
对于中国大学的这些困惑，莱文校长认为，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思考，让学生敢于挑战权威、挑战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教师进行培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些在国外学习过，回到中国任职的大学教授，他们可能更愿意采取跟学生互动的方法来进行授课，这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大学的风格。另外，学生之间的交流、大学之间的校际交流，国外学生到中国学习，或者是中国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也会加速这一过程。
如何吸引、保留优秀人才
不管是通识教育亦或是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思维，最后都要归结到“人”这一重要载体上。正如汉密尔顿校长在演讲中所指出的，大学的质量是由在大学工作的人的质量所决定的，教师和学生的素质决定了大学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吸引和保留人才，也就成了每所大学领导者们的重要职责。
许多高校为了成为国际一流大学，都希望能够引进多样化的人才，开展跨学科、高层次的研究，培养优秀的学生。希望通过聘请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性别的教职员工，提高教育质量。牛津大学有40％的教职员工来自于其他国家。而伦敦大学为了保证能吸引到最优秀最有竞争力的人才，学校每年都会在全球招聘一些年轻的教职员工。日本京都大学从去年开始推出“白眉项目”，计划在2009年-2013年的五年间，从全球各地吸引总数达100人的最优秀的年轻研究者。
除了吸引高质量的教职员工外，吸引高质量的学生也非常重要。在牛津大学，挑选学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过程，既注重他们的学习成绩，也注重他们的潜力和才能。汉密尔顿校长说：“我们会在入学前对每一个学生进行面试，这样的挑选过程对于培养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吸引来人才之后，给他们以良好的学术环境、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政策支持、资金支持等方面则更为重要。汉密尔顿校长认为：“必须有一个支持性的良好环境，使他们能够开展探索性的研究。一旦吸引到了人才，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怎么样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教职员工。除了教学外，还要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研究生涯。对于博士生、研究生来讲，要给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和严格的学术培训，一旦他们找到了实习的岗位，我们的重点就会转移到评估其是否具有真正的工作能力，这样可以确保我们使用最好的人才。”
综观世界一流的大学，资金投入都非常庞大。比如，牛津一对一的导师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它是非常昂贵的一种教育制度。虽然坚持这套制度使得牛津面临很大的财务压力，但汉密尔顿校长却坦言：“牛津不会放弃导师制，这是牛津的传统，也是牛津的优势之所在。在中国很多高校都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和实验室，牛津在这方面肯定是比不上了。但我们宁愿停止建设楼盘、停止投资设备，也不会放弃导师制，不会牺牲‘人’这一最关键的环节，教授是大学最关键的财富，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各国必须要考虑各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体制等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优势和劣势，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自由选择，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这是此次会议上几乎所有校长都达成的共识。汉密尔顿校长的一番话令人深思：“虽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之下，对于人才来说，我们都应该把他们当做最重要的资源，并且要不断反思如何更好地支持他们的发展。”
我们离一流大学有多远
在本届论坛上，不少校长在描述大学的目标和使命时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卓越”这个词。
“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认为，大学应该追求卓越。作为大学的领袖，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来不断提升大学的卓越性。对于不同大学来讲，卓越意味着不一样的含义，不同类型的大学应该针对自己的领域追求卓越，比如对那些专门进行本科生教学的大学而言，就应该把本科生的教学做到卓越。
事实上，每所世界一流大学都在为此而不断努力。牛津大学校长用“奔跑”来形容牛津大学在这方面的努力。他说，只有不断改变自己，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才能跑得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快，才能够保持领先的地位，否则世界上有太多的强有力的对手会迎头赶上。
世界顶尖大学尚且有如此强烈的“奔跑”愿望，那么中国大学如何才能拉近与他们的距离，成为一流学府呢?事实上，国外校长对于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都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芝莫尔先生曾经来到中国很多次，他觉得：“中国已开始释放出非常巨大的创造性潜力，尤其在商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现在我们同样也看到这样的一种创造力和创业精神，逐渐影响到了其他一些领域，我们希望在中国的大学当中也看到这样一种巨大潜力的爆发，我们对中国大学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莱文校长则更为直接和明确：“中国在全方位领域，包括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持续进步和追赶态势已无法被忽视。我想也许25年左右时间，中国将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在内的七所大学会成为世界名牌大学。”他认为，25年差不多是一代人的时间，这是一代顶尖的师资和学术水平成长和积累的时间。现在，西方许多大学因金融危机而调整研究项目及削减研究经费，中国经济实力却不断壮大，促使它有能力对高等教育进行更大更多的投资。经济资源对许多追求卓越的知名中国大学来说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它们面对的更大转型任务在于打造一个自主的大学治理结构，一个思想自由、充满活力的新学术环境，并通过自身特色和条件成为全球各地教研人才荟萃之地。
面对世界一流大学校长们的乐观预见，我们该怎么做?这正是中国大学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