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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的新书取了一个倔强的名字，他说这“不是辩诬，
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
或者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下午2：30，约好的采访时间刚到，邵燕祥准时从楼上走下来。
房间不大，兼具客厅与书房的功能。进门处一张方桌，铺着橙色细方格子桌布，桌上摆放着茶杯、水果，这就是会客区了。其余靠窗大半个房间，桌上、地上，到处堆满了书。
邵燕祥在桌前坐下，缓缓开口。他语速虽慢，思路却非常清晰，让人想起作家孙郁多年前对他的描述：“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述说着冬天的故事。”
2016年2月，邵燕祥在家中
今年夏天，邵燕祥的回忆录《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叙述作者1945年至1958年间的亲身经历。全书正文共432页，按照时间线索叙述，除1945和1946年的叙述合并为第一章节外，其余按照年份，每个年份为一章。
在这本书正文前面“作者的话”中，邵燕祥这样写道：“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者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正因如此，邵燕祥在这本书里的文字简单、直接，但却十分纯粹，是一位垂垂老者经历半生痛苦挣扎后不知疲倦的絮叨旧事，也是对个人和历史的剖析和反省，是对自我灵魂的一次深刻拷问。
反思历史的同时，作者将手术刀深刻地转向自己，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这也是邵燕祥自从80年代大量写作杂文以来的一贯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这些文字，是“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叙述”。
这次的书名，来来回回，“一共想了差不多有二三十个”，出版社最后选出“我死过，我幸存”作标题，这源自邵燕祥在这本书的扉页援引的卡夫卡的一段话：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毕竟经过死亡，你是幸存者。
邵燕祥觉得这标题还不错，但“死过”，然后“幸存”，“无非让人理解为现在还活着”，但若仅仅是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于是提笔，加上三个字：“我作证”。
同样在扉页上，卡夫卡这段话之前，邵燕祥还引了另一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很难用一种文学类型来概括这本书。除了这个乍一看上去有些没头没脑的书名，没有任何副标题或者说明，更没有时下流行的腰封、推荐语。这本书从装订到排版，都非常朴素。
没有插图，篇章、段落之间没有时下为方便阅读而流行的大片留白，细细密密的排版，就如同文字本身带给人的感觉，紧凑、压迫，读起来让人心情沉重、紧张，但却无可回避。
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1996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从杂感的诗到诗的杂感：邵燕祥与他的时代》，这样写道：“二十世纪的晚期，也许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带有浓重的鲁迅风骨……他的文字所挟带的冲击力，常常使我想起 ‘五四’那一代人。他抨击时弊，直面生活，他苦苦咀嚼着人生的涩果，有时文字中也夹带着鲁迅式的冷傲……”
邵燕祥也因此被称作“当代鲁迅”。从“文革”结束至今，邵燕祥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此前，他已经编写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反思的书籍。其中包括《沉船》（1996年）、《人生败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1997年），还有《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2004年）和回忆录《一个戴灰帽子的人》（2014年）。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正是这类反思作品中的一部。邵燕祥非常清楚，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他这样的写法，“信息太过密集”。即便读起来，大概也像要读懂他这个人一样，“有种啃硬骨头的心理”。
但他本就无意于“卖弄”思想，或者借以招徕更多读者，对他来说，写作这类书籍的目的，只是忠实、不加修饰地记下对历史的思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邵燕祥提起鲁迅和陈寅恪，他们都曾特别提出要看野史，是为官方历史的补充，这是邵燕祥最看重之处，至于文笔，则是次之了。
“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和心迹。”邵燕祥字斟句酌，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定义他编写的这些反思的作品。
正如邵燕祥自己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的话来说，“你说它是编年史吧，但它又不是按照时间老老实实写，它还有点意识流，又有点儿跑野马，说到这儿，又跑到那儿去了。”
邵燕祥“死”于1958年。
是年2月，邵燕祥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罪名。
很快，他就被发配到北京北郊十三陵水库和河北沧县等地方劳动改造，接着又被调往渤海边上的黄骅农场监督劳动。
和所有猝不及防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一样，这对邵燕祥来说是一个近乎毁灭性的打击。2004年出版的《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邵燕祥在前言里描述了这段时间以来自己整个人的变化：“从飞扬的 ‘浪漫主义’下降到匍匐的 ‘现实主义’。从 ‘不识人间有折腰’堕落到发誓遵命听话……”
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进而下放劳动，从一直以来“我们”中的一员突然被判出局。身份急剧转换，少年时代就步步追随的政治生命宣布结束，他称自己是“死”在这一年。 事情起变化是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现在想来，邵燕祥和当时的一般党员和普通干部一样，“头脑中充满了 ‘太平观念’”。他对知识界即将发生的天翻地覆几乎没有一点预感。邵燕祥清楚地记得，1957年1月，自己“几乎没有动笔什么东西”。但他发表了1956年秋冬写下的一文一诗。一篇是针对王蒙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读后感，名为《去病与苦口》;另一篇是诗作《忆西湖》，呼应公刘的西湖诗稿。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抨击体制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文艺界的激烈讨论。邵燕祥比王蒙大一岁。《去病与苦口》对这篇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明确持肯定态度。他在文章中提出，文学作品不应该回避共产党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用意是“基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认真反对官僚主义”。
而《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上海的姚文元归为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邵燕祥这首诗中是思想感情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此后几个月的风云转换，此时其实早已有了伏笔，只是“迟钝”的邵燕祥仍然不知道而已。很快，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发表了将近八千字的长文《官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偏激》。写道“……我们读到了一些描写青年人与官僚主义斗争的小说，作者看中了这样的主题，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当我们看到某些作品竭力提倡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的时候，我就捏了一把汗。”在邵燕祥的心中，郭小川原本被视为“反官僚主义同道的前辈革命者，竟忽然变脸”，不谙形势风云变幻的邵燕祥很失望，随即写了一篇《与郭小川谈官僚主义》，所幸的是，他随后改了标题，将文章中直接谈论成绩与缺点错误关系的非诗的句子删去了。
紧接着邵燕祥去山西阳泉采访，跟着《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带领的记者团访问苏联。等到7月，邵燕祥从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回来，反右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邵燕祥也参与其中。作为中央广播电台第三支部五人小组的成员，他每天在参加批判会后，写一篇报道给机关内的报纸《广播》，“总是作为示范性的通报登在头条。”
在《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这本书里，邵燕祥写道：“那是跟当时报纸上的反右报道一样，充满极端语调，夸大其词，丑化被批判的人，杀气腾腾。”
紧接着他又写道：“这样的文风不是偶然的，我已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
直到9月，“十一”国庆放假前夕，党支部开会问邵燕祥与人民大学林希翎的关系，并责令邵燕祥写材料，“一并交代与文艺界大小右派的关系”。
多年后，邵燕祥十分坦诚地写道：“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三反五反，我是 ‘打虎队员’，机关肃反，我是五人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反右派，轮到我了。”
坦诚、直接，充满复杂的情绪，读来让人感慨万千。
2016年，11月的北京，刚刚入冬不久，潘家园附近这栋老式的居民楼已经开始供暖，但邵燕祥仍然穿了一层又一层衣服。这些年他的身体不太好了，2007年做过一次心脏手术，听力也渐渐不行了，与来客交流时必须戴上助听器，但身板看上去却依旧直挺。
他说起话的时候一边思考，不自觉地皱起眉头，这让他的表情更显严肃。但却在提及往事的荒谬之时，一次又一次准确地爆发出大笑。笑完，眼角却时时有泪。
邵燕祥生于1933年，“生于忧患”。
“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东北三省。“一·二八”事件，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炸毁……邵燕祥的小学是在日军占领下度过的。一系列“奴化”教育下，几乎一切涉及历史的书籍都被销毁。依靠亲友和师长私下的教导，孩子们确认是在“忍气吞声当亡国奴”。
邵燕祥开始记事起，正是在日军占领下当亡国奴的年代。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对共产党由好感而至“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始于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
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民族屈辱感和为振兴民族的努力求索是大前提。这也是1949年许多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拥护新政权的原因，国家统一、独立，正是多少年来几代知识分子的夙愿。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叙述，从1945年开始。
这年，日本宣布投降，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胜利。邵燕祥12岁，这年秋天进入汇文中学。北京复称为北平，日军治下沉寂多年的文化出版界，突然涌现出各类报刊杂志，邵燕祥就读的汇文中学教学主楼前，也已“壁报连篇”，高年级的同学们积极办报，纷纷发表时事评论和文艺见解。 热爱文学的初一学生邵燕祥，一个人办起一份壁报，名为《五十年代》，贴在学校教学主楼前。
汇文中学初创于1871年，是燕京大学的前身。和育英、贝满这些学校一样，汇文中学原本也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在汇文，壁报和课外社团十分活跃，被称为中学里的“民主堡垒”。
《五十年代》由四张16开纸拼成，邵燕祥用毛笔抄写，其中一版是他这年所写的小品剧本《流线型》，模仿鲁迅《故事新编》的手法，讽刺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国民党各类接收队伍。后来，邵燕祥又参加学校几个同学组织的自由读书会，参与负责壁报《奔流》《自由周刊》。
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初二时邵燕祥偷偷读了油印本的《论联合政府》，“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和身边很多青年学生一样，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到对国民党失望，转而对共产党寄托希望。1947年，邵燕祥14岁，参加了“五·二O”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邵燕祥视之为“成年礼”。
邵燕祥记得自己平生第一次在街头向公众作口头宣传的经历，那是1949年1月30日，北京东四牌楼人行道上，16岁的邵燕祥站在从旁边商家借来的板凳上，向公众宣讲解放军进城的“约法八章”。
根据8天前签署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部分人民解放军这天开始陆续从西直门进城。第二天，1月31日，解放军全部入城。
两个月后，邵燕祥以中法大学大一新生的身份考入“准军事化管理的”华北大学。像所有急于走入课堂以外广阔世界的年轻学生一样，邵燕祥激动万分，他将华北大学称为“向往的参加工作的开始”。两个多月的学习结束后，邵燕祥到位于西长安街3号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上班，成为资料编辑科一名见习编辑。生性单纯、快乐的邵燕祥，对革命和个人未来充满诗一般激情。在《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这本书里，邵燕祥写道，作为广播台里最年轻的“初来者”，他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快乐非常”的美好时光。
10月4日，邵燕祥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发表了一百多行说唱节律的诗作《歌唱北京城》。这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被郭沫若封为“反动文艺”炮制者的沈从文、萧乾等人，被排除在这次文代会之外。
邵燕祥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一些人从此逐渐“认识到形势，早早地罢了笔”。另外一些人，“一时没认识清楚”，以身试文，收到警告才罢手，但“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部认罪缴械”。
多年后，邵燕祥重新审视这段往事，用冷静的笔调将它们写进书里并最终公开出版时，已是将近一个甲子之后了。昔日的少年邵燕祥已入耄耋之年，往事却还历历在目。
2016年，邵燕祥83岁。
在潘家园附近这套简单刷白的老旧房子里，邵燕祥和老伴、当年中央广播电台的同事谢文秀每天过着同样简单的生活。看书、写杂文、写诗，关注网上的新闻和窗外的现实，偶尔和三两老友聚聚，聊聊旧事，谈谈天。
但在内心深处，邵燕祥却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近几年，那个时代熟悉和不熟悉的老朋友们一个个走了，邵燕祥很清楚，也从不讳言，留给他和他这代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时间成了最奢侈的东西，如今真要认真说起每天最大的困惑，大概就是如何在读书与写作之间合理地分配时间了。如同一杆秤的两头，顾此则往往失彼。他指着书桌上和地上堆起的一摞一摞的书告诉记者，“这些，这些，都还没有来得及读。”
到了这个年纪，每出版一本书，邵燕祥都当做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遗嘱”。既然是遗嘱，当然是不愿意删改的。好在最新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很顺畅，除了邵燕祥删去序言中的几个字以外，正文几乎一字未删。
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
或者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下午2：30，约好的采访时间刚到，邵燕祥准时从楼上走下来。
房间不大，兼具客厅与书房的功能。进门处一张方桌，铺着橙色细方格子桌布，桌上摆放着茶杯、水果，这就是会客区了。其余靠窗大半个房间，桌上、地上，到处堆满了书。
邵燕祥在桌前坐下，缓缓开口。他语速虽慢，思路却非常清晰，让人想起作家孙郁多年前对他的描述：“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述说着冬天的故事。”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今年夏天，邵燕祥的回忆录《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叙述作者1945年至1958年间的亲身经历。全书正文共432页，按照时间线索叙述，除1945和1946年的叙述合并为第一章节外，其余按照年份，每个年份为一章。
在这本书正文前面“作者的话”中，邵燕祥这样写道：“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者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正因如此，邵燕祥在这本书里的文字简单、直接，但却十分纯粹，是一位垂垂老者经历半生痛苦挣扎后不知疲倦的絮叨旧事，也是对个人和历史的剖析和反省，是对自我灵魂的一次深刻拷问。
反思历史的同时，作者将手术刀深刻地转向自己，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这也是邵燕祥自从80年代大量写作杂文以来的一贯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这些文字，是“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叙述”。
这次的书名，来来回回，“一共想了差不多有二三十个”，出版社最后选出“我死过，我幸存”作标题，这源自邵燕祥在这本书的扉页援引的卡夫卡的一段话：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毕竟经过死亡，你是幸存者。
邵燕祥觉得这标题还不错，但“死过”，然后“幸存”，“无非让人理解为现在还活着”，但若仅仅是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于是提笔，加上三个字：“我作证”。
同样在扉页上，卡夫卡这段话之前，邵燕祥还引了另一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官修历史的补充
很难用一种文学类型来概括这本书。除了这个乍一看上去有些没头没脑的书名，没有任何副标题或者说明，更没有时下流行的腰封、推荐语。这本书从装订到排版，都非常朴素。
没有插图，篇章、段落之间没有时下为方便阅读而流行的大片留白，细细密密的排版，就如同文字本身带给人的感觉，紧凑、压迫，读起来让人心情沉重、紧张，但却无可回避。
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1996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从杂感的诗到诗的杂感：邵燕祥与他的时代》，这样写道：“二十世纪的晚期，也许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带有浓重的鲁迅风骨……他的文字所挟带的冲击力，常常使我想起 ‘五四’那一代人。他抨击时弊，直面生活，他苦苦咀嚼着人生的涩果，有时文字中也夹带着鲁迅式的冷傲……”
邵燕祥也因此被称作“当代鲁迅”。从“文革”结束至今，邵燕祥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此前，他已经编写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反思的书籍。其中包括《沉船》（1996年）、《人生败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1997年），还有《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2004年）和回忆录《一个戴灰帽子的人》（2014年）。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正是这类反思作品中的一部。邵燕祥非常清楚，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他这样的写法，“信息太过密集”。即便读起来，大概也像要读懂他这个人一样，“有种啃硬骨头的心理”。
但他本就无意于“卖弄”思想，或者借以招徕更多读者，对他来说，写作这类书籍的目的，只是忠实、不加修饰地记下对历史的思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邵燕祥提起鲁迅和陈寅恪，他们都曾特别提出要看野史，是为官方历史的补充，这是邵燕祥最看重之处，至于文笔，则是次之了。
“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和心迹。”邵燕祥字斟句酌，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定义他编写的这些反思的作品。
正如邵燕祥自己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的话来说，“你说它是编年史吧，但它又不是按照时间老老实实写，它还有点意识流，又有点儿跑野马，说到这儿，又跑到那儿去了。”
“死”于1958
邵燕祥“死”于1958年。
是年2月，邵燕祥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罪名。
很快，他就被发配到北京北郊十三陵水库和河北沧县等地方劳动改造，接着又被调往渤海边上的黄骅农场监督劳动。
和所有猝不及防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一样，这对邵燕祥来说是一个近乎毁灭性的打击。2004年出版的《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邵燕祥在前言里描述了这段时间以来自己整个人的变化：“从飞扬的 ‘浪漫主义’下降到匍匐的 ‘现实主义’。从 ‘不识人间有折腰’堕落到发誓遵命听话……”
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进而下放劳动，从一直以来“我们”中的一员突然被判出局。身份急剧转换，少年时代就步步追随的政治生命宣布结束，他称自己是“死”在这一年。 事情起变化是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现在想来，邵燕祥和当时的一般党员和普通干部一样，“头脑中充满了 ‘太平观念’”。他对知识界即将发生的天翻地覆几乎没有一点预感。邵燕祥清楚地记得，1957年1月，自己“几乎没有动笔什么东西”。但他发表了1956年秋冬写下的一文一诗。一篇是针对王蒙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读后感，名为《去病与苦口》;另一篇是诗作《忆西湖》，呼应公刘的西湖诗稿。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抨击体制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文艺界的激烈讨论。邵燕祥比王蒙大一岁。《去病与苦口》对这篇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明确持肯定态度。他在文章中提出，文学作品不应该回避共产党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用意是“基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认真反对官僚主义”。
而《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上海的姚文元归为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邵燕祥这首诗中是思想感情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此后几个月的风云转换，此时其实早已有了伏笔，只是“迟钝”的邵燕祥仍然不知道而已。很快，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发表了将近八千字的长文《官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偏激》。写道“……我们读到了一些描写青年人与官僚主义斗争的小说，作者看中了这样的主题，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当我们看到某些作品竭力提倡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的时候，我就捏了一把汗。”在邵燕祥的心中，郭小川原本被视为“反官僚主义同道的前辈革命者，竟忽然变脸”，不谙形势风云变幻的邵燕祥很失望，随即写了一篇《与郭小川谈官僚主义》，所幸的是，他随后改了标题，将文章中直接谈论成绩与缺点错误关系的非诗的句子删去了。
紧接着邵燕祥去山西阳泉采访，跟着《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带领的记者团访问苏联。等到7月，邵燕祥从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回来，反右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邵燕祥也参与其中。作为中央广播电台第三支部五人小组的成员，他每天在参加批判会后，写一篇报道给机关内的报纸《广播》，“总是作为示范性的通报登在头条。”
在《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这本书里，邵燕祥写道：“那是跟当时报纸上的反右报道一样，充满极端语调，夸大其词，丑化被批判的人，杀气腾腾。”
紧接着他又写道：“这样的文风不是偶然的，我已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
直到9月，“十一”国庆放假前夕，党支部开会问邵燕祥与人民大学林希翎的关系，并责令邵燕祥写材料，“一并交代与文艺界大小右派的关系”。
多年后，邵燕祥十分坦诚地写道：“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三反五反，我是 ‘打虎队员’，机关肃反，我是五人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反右派，轮到我了。”
坦诚、直接，充满复杂的情绪，读来让人感慨万千。
“生于忧患”
2016年，11月的北京，刚刚入冬不久，潘家园附近这栋老式的居民楼已经开始供暖，但邵燕祥仍然穿了一层又一层衣服。这些年他的身体不太好了，2007年做过一次心脏手术，听力也渐渐不行了，与来客交流时必须戴上助听器，但身板看上去却依旧直挺。
他说起话的时候一边思考，不自觉地皱起眉头，这让他的表情更显严肃。但却在提及往事的荒谬之时，一次又一次准确地爆发出大笑。笑完，眼角却时时有泪。
邵燕祥生于1933年，“生于忧患”。
“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东北三省。“一·二八”事件，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炸毁……邵燕祥的小学是在日军占领下度过的。一系列“奴化”教育下，几乎一切涉及历史的书籍都被销毁。依靠亲友和师长私下的教导，孩子们确认是在“忍气吞声当亡国奴”。
邵燕祥开始记事起，正是在日军占领下当亡国奴的年代。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对共产党由好感而至“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始于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
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民族屈辱感和为振兴民族的努力求索是大前提。这也是1949年许多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拥护新政权的原因，国家统一、独立，正是多少年来几代知识分子的夙愿。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叙述，从1945年开始。
这年，日本宣布投降，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胜利。邵燕祥12岁，这年秋天进入汇文中学。北京复称为北平，日军治下沉寂多年的文化出版界，突然涌现出各类报刊杂志，邵燕祥就读的汇文中学教学主楼前，也已“壁报连篇”，高年级的同学们积极办报，纷纷发表时事评论和文艺见解。 热爱文学的初一学生邵燕祥，一个人办起一份壁报，名为《五十年代》，贴在学校教学主楼前。
汇文中学初创于1871年，是燕京大学的前身。和育英、贝满这些学校一样，汇文中学原本也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在汇文，壁报和课外社团十分活跃，被称为中学里的“民主堡垒”。
《五十年代》由四张16开纸拼成，邵燕祥用毛笔抄写，其中一版是他这年所写的小品剧本《流线型》，模仿鲁迅《故事新编》的手法，讽刺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国民党各类接收队伍。后来，邵燕祥又参加学校几个同学组织的自由读书会，参与负责壁报《奔流》《自由周刊》。
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初二时邵燕祥偷偷读了油印本的《论联合政府》，“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和身边很多青年学生一样，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到对国民党失望，转而对共产党寄托希望。1947年，邵燕祥14岁，参加了“五·二O”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邵燕祥视之为“成年礼”。
邵燕祥记得自己平生第一次在街头向公众作口头宣传的经历，那是1949年1月30日，北京东四牌楼人行道上，16岁的邵燕祥站在从旁边商家借来的板凳上，向公众宣讲解放军进城的“约法八章”。
根据8天前签署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部分人民解放军这天开始陆续从西直门进城。第二天，1月31日，解放军全部入城。
两个月后，邵燕祥以中法大学大一新生的身份考入“准军事化管理的”华北大学。像所有急于走入课堂以外广阔世界的年轻学生一样，邵燕祥激动万分，他将华北大学称为“向往的参加工作的开始”。两个多月的学习结束后，邵燕祥到位于西长安街3号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上班，成为资料编辑科一名见习编辑。生性单纯、快乐的邵燕祥，对革命和个人未来充满诗一般激情。在《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这本书里，邵燕祥写道，作为广播台里最年轻的“初来者”，他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快乐非常”的美好时光。
10月4日，邵燕祥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发表了一百多行说唱节律的诗作《歌唱北京城》。这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被郭沫若封为“反动文艺”炮制者的沈从文、萧乾等人，被排除在这次文代会之外。
邵燕祥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一些人从此逐渐“认识到形势，早早地罢了笔”。另外一些人，“一时没认识清楚”，以身试文，收到警告才罢手，但“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部认罪缴械”。
多年后，邵燕祥重新审视这段往事，用冷静的笔调将它们写进书里并最终公开出版时，已是将近一个甲子之后了。昔日的少年邵燕祥已入耄耋之年，往事却还历历在目。
2016年，邵燕祥83岁。
在潘家园附近这套简单刷白的老旧房子里，邵燕祥和老伴、当年中央广播电台的同事谢文秀每天过着同样简单的生活。看书、写杂文、写诗，关注网上的新闻和窗外的现实，偶尔和三两老友聚聚，聊聊旧事，谈谈天。
但在内心深处，邵燕祥却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近几年，那个时代熟悉和不熟悉的老朋友们一个个走了，邵燕祥很清楚，也从不讳言，留给他和他这代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时间成了最奢侈的东西，如今真要认真说起每天最大的困惑，大概就是如何在读书与写作之间合理地分配时间了。如同一杆秤的两头，顾此则往往失彼。他指着书桌上和地上堆起的一摞一摞的书告诉记者，“这些，这些，都还没有来得及读。”
到了这个年纪，每出版一本书，邵燕祥都当做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遗嘱”。既然是遗嘱，当然是不愿意删改的。好在最新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很顺畅，除了邵燕祥删去序言中的几个字以外，正文几乎一字未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