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看汉学家的学术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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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之论汉学,往往谓法国、日本.“二战”以来,美国迅速崛起,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所倡导的中国研究的地区模式,成为引领潮流的风骚.其实,学术研究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与国力之强盛与否颇有关系.仅以汉学研究论,还是若干大国在引领潮流,只不过是风水轮流转,今年落谁家的问题罢了.再下者,则为德国、俄罗斯.体现在中国人撰写的《国外汉学史》中,也同样如此.①在这个意义上,读到傅熊(Bernhard Fuehrer)教授的《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Vergessen und Verloren:Die Geschichte der(O)sterreichischen Chinastudien,2001)②-书,则颇有启迪.虽然先后在德国、英国任教,但作为奥地利人,他自然有着浓重的家国情怀,这一点表现在此书的撰作中,也同样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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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藏于北大图书馆的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等的四通往来书信,书信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司徒雷登1949年10月访问哈佛,与费正清及其主持的中国地区研究项目人员的交流情况;二是费正清对司徒雷登向其推荐郑友揆的回复,表示对郑友揆所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书稿很感兴趣;三是司徒雷登对美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问询的答复,说明驻华外交官梅尔比及其与费慰梅的关系均无损害国家利益之处.将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的书信往来放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史中来看,可将其视为老一辈与新一代美国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
意大利拥有《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首个全译本,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期后,目前已出现约20种译本.意大利的《聊斋志异》译介过程可分为全译本时期、外文转译期、中文直译爆发期及多元发展期这四大演化阶段.意大利对《聊斋志异》的译介具有鲜明特点,译者并不改动原文,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极度尊重.意大利对《聊斋志异》的译介篇目选择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志怪”“狐精”“道教”及“变形”等主题为主.但意大利对《聊斋志异》译介的深度与广度均有所欠缺,《聊斋志异》在意大利尚未被经典化,译文以故事性语言为主,忽略了《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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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法国来华传教士钱德明翻译的乾隆《盛京赋》法文版在巴黎刊行,该书在法国和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钱德明在翻译时参考过清内府乾隆八年和十三年的不同汉满刻本.法译本重点凸显了《盛京赋》在政治教化和文学、书法等方面的多重价值.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译本中存在少许错误,本文特加以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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