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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政治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关系，党群关系直接影响到政党能否取得和巩固执政地位。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不平凡历程中，党群关系是决定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群关系更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地位稳固和执政能力发挥的关键问题。在总结自身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政党在处理党群关系方面的成败得失，抓住利益问题这一关键要素，构建党群之间的和谐互动机制，是推进党群关系动态平衡与良性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执政党；党群关系；执政地位；利益协调；互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9-0035-03
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利益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209利益支配人类社会的历史活动，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邓小平同志也曾明确指出：“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2]218因此，党群关系的实质就是党群之间以利益为纽带的互动关系，是政党所追求的价值和维护的利益与人民群众所依赖的价值和需要的利益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越高，党群关系就越密切，相互支持的程度也越高；反之，党群关系就会发生疏离、冲突甚至破裂。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党群关系不能仅定位为党组织、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而应包括党政部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一、密切党群关系的成功经验与具体措施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主动联合工人、农民、手工业主，不断扩大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逐步形成了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制定符合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政策。在中华苏维埃时期，我们党和红军之所以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的政策保障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我们党在政治上规定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讨论各种政治事务；在经济上制定劳动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工人最低限度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事业津贴；颁布土地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废除苛捐杂税而實行累进税，给农民带来了实惠。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曾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4]138-139党的群众观点在抗日战争中后期被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最终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成为我们党重要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
苏联共产党成立之初，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的基本理论，依托工人群众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能够代表以工人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十月革命胜利后，苏共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一个廉洁清明、严于律己的政党，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优良。列宁时期，就曾发生过粮食部长因饥饿而晕倒在会议上的事情。这一时期，苏共采取精简机关、建立工农监察委员会、清除党内“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实行党员星期六义务劳动等一系列措施密切党群关系。斯大林早期也非常重视党群关系，曾经列举古希腊神话英雄安泰的故事，来说明党要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同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长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苏东剧变”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和平演变”攻势，古巴共产党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并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不动摇，其最根本原因是古共十分重视密切党群关系，并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实施了卓有成效的具体措施，从源头上巩固了古共的执政基础。古巴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群关系，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建立了一系列与群众沟通并接受群众监督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起，古共越来越意识到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3年后相继出台了十几项经济改革政策，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古共高举社会公平的旗帜，注意维护广大群众的社会福利。就医疗而言，迄今为止，古巴成功地推行了“社区医疗模式”、“家庭医生制”、“非常卫生计划”等发展医疗事业的策略和途径，医疗卫生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在教育方面，古巴自革命胜利以来一直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实现了教育机会均等。“近50年来，古巴政府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59年人均12比索增加到2001年人均212比索；2002年教育经费为31.21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4%。2004年用于教育的投入约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20%，远远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的6%这一比例。”[4]
英国工党是百年老党，工党非常重视处理好党群关系，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良好沟通，以了解民情民意并宣传工党政策。一是通过在竞选期间安排的各种选民会议和游说活动，使候选人和党组织了解选民的基本意见，并争取选民支持。二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调查，收集民意，将群众的偏好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党越来越重视独立民调机构、“焦点小组”和党外思想库的有关调研分析和意见，并不断增加民调次数。三是工党善于不断创新载体，利用互联网平台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网上还可以缴纳党费和捐助，订阅党刊，发送党的传单、邮件、指示和过去需要人工寄送的文字材料。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上网查询党的情况，下载党的文件，了解党的观点，参与网上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5]
二、处理党群关系的惨痛教训与历史借鉴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工作方式从“武装斗争”转变为“和平建设”，不少党员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忙于各项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时间少了，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加了。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总结了建国7年党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并深刻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2]214-215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党在全国各地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扭曲了党内领导干部与党员群众的关系。由于“左”倾错误的扩大、对阶级斗争的判断失误、对“反修防修”形势的过度估计加上反革命集团的利用，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6]195“文化大革命”直接导致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遭到削弱和破坏，使得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严重威胁，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出现了混乱，党群关系也陷于困境。
1991年8月，有着93年历史、执政74年的苏共垮台。“对苏共亡党的原因，……还有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比较少。这就是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的，也是被它一直宣称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7]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斯大林后期开始，不少党员干部产生了好逸恶劳、以权谋私的思想。至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在工资、住房、医疗与子女教育等领域享受特权，蚕食鲸吞人民群众的利益。权力运行过程中缺乏监督与制约是苏共权力逐渐异化并产生特权阶层的重要原因。“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741首先，苏共在经济上的发展战略背离了群众现实的物质利益需求，削弱了党群关系的物质基础，逐渐失去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全盘国有化和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背离了苏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其次，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一直实行片面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战略，忽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的发展，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89年底对200个城市的统计，1200种商品中已有1150种经常脱销。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购买。由于商品短缺，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实行了凭票供应的办法。1989年，按人均家庭收入120卢布为最低标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为80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8]于是，苏联普通人民群众的捉襟见肘与苏共特权阶层的奢侈浪费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劳动集团”与“管理集团”之间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差距也逐渐拉大。“当苏联的生产方式改变以后，经济、政治体制未适时变革，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和社会资源占有格局未适时调整，造成了经济、政治体制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这些矛盾日积月累，融蚀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削弱了苏共党的代表性，加之改革以后苏共领导放弃马克思主义，造成苏联剧变的悲剧。”[9]597
三、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推进党群关系和谐发展
总结当代世界政坛密切党群关系的成功经验，吸取党群关系疏离的惨痛教训，不难发现，利益问题正是党群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凡是能够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会巩固；凡是背离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乃至“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的政策，就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政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使我们党在处理党群关系上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党群关系，尤其要关注党群关系中的利益问题，构建以利益要素为导向的表达机制、整合机制、监督反馈机制，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妥善协调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具体利益，从而推进党群关系的动态平衡与良性发展。（图示如下）
首先，我们党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良好沟通，尤其要注重扩大与群众沟通的制度化渠道。一方面，要利用好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以及信访制度中的现有渠道，通过电视、电话以及网络等媒介手段，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同志与人民群众的交流与沟通，增加党员和普通群众接触的机会，培养党群之间的良好感情。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展与人民群众沟通的制度化渠道，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让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合法表达。要完善人大制度，充分发挥其利益表达功能，建立人大中的党组织、党员代表与群众、选民的联系制度，设立党组织社区联络站、选区党员代表联络点，在党员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之间搭建起便捷的联系平台，实现党员代表与人民群众的互动。通过这部分人大代表，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国家权力机关。要进一步发挥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成员利益表达的主要渠道功能，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科学设置人民政协的界别，将其代表人物充分吸纳到政协组织中来。使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表达都能在制度内找到载体。
其次，我们党要整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尤其要注重协调好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我们党必须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通盘考虑各种利益主体的诉求，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来协调利益关系、化解利益矛盾。一方面，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有效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做到统筹兼顾，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注重维护和实现工农基本群众与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同时兼顾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使他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努力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税收调节制度，健全公共财政收支结构，加大在教育、卫生、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同时，要注重探索先富带动后富的可操作性机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互助性的第三次分配机制。
最后，我们党要重视人民群众对党政部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监督反馈，尤其要及时纠正各种“与民争利”的不当政策和“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监督反馈是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人民群众对党政部门的政治输出进行评价、反馈和监督，有利于党政部门及时纠正不当决策和不正之风。要进一步推进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将人民群众的监督纳入到依法治国的方略中，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探索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业化和专门化，解决“同体监督”问题，增强人大代表的权力监督意识，履行好对各级党政干部的监督权力。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建立一套对群众监督检举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形成良好的监督环境。同时，要拓宽其他领域人民群众监督反馈的制度化渠道，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监督纳入到各项具体制度中。如要规范选人用人机制，把党管干部和扩大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拓宽选拔干部的视野、渠道和途径，扩大群众在选拔干部中的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切实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
139.
[4]梁英.古巴共产党改善民生的措施及启示[J] .当代世界，
2008,（7）.
[5]刘金东.英国工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经验[J] .中国
党政干部论坛，2005，（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7]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8]李忠杰.苏联的演变和解体[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93.
[9]黃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执政党；党群关系；执政地位；利益协调；互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9-0035-03
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利益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209利益支配人类社会的历史活动，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邓小平同志也曾明确指出：“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2]218因此，党群关系的实质就是党群之间以利益为纽带的互动关系，是政党所追求的价值和维护的利益与人民群众所依赖的价值和需要的利益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越高，党群关系就越密切，相互支持的程度也越高；反之，党群关系就会发生疏离、冲突甚至破裂。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党群关系不能仅定位为党组织、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而应包括党政部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一、密切党群关系的成功经验与具体措施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主动联合工人、农民、手工业主，不断扩大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逐步形成了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制定符合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政策。在中华苏维埃时期，我们党和红军之所以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的政策保障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我们党在政治上规定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讨论各种政治事务；在经济上制定劳动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工人最低限度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事业津贴；颁布土地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废除苛捐杂税而實行累进税，给农民带来了实惠。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曾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4]138-139党的群众观点在抗日战争中后期被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最终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成为我们党重要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
苏联共产党成立之初，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的基本理论，依托工人群众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能够代表以工人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十月革命胜利后，苏共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一个廉洁清明、严于律己的政党，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优良。列宁时期，就曾发生过粮食部长因饥饿而晕倒在会议上的事情。这一时期，苏共采取精简机关、建立工农监察委员会、清除党内“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实行党员星期六义务劳动等一系列措施密切党群关系。斯大林早期也非常重视党群关系，曾经列举古希腊神话英雄安泰的故事，来说明党要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同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长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苏东剧变”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和平演变”攻势，古巴共产党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并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不动摇，其最根本原因是古共十分重视密切党群关系，并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实施了卓有成效的具体措施，从源头上巩固了古共的执政基础。古巴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群关系，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建立了一系列与群众沟通并接受群众监督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起，古共越来越意识到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3年后相继出台了十几项经济改革政策，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古共高举社会公平的旗帜，注意维护广大群众的社会福利。就医疗而言，迄今为止，古巴成功地推行了“社区医疗模式”、“家庭医生制”、“非常卫生计划”等发展医疗事业的策略和途径，医疗卫生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在教育方面，古巴自革命胜利以来一直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实现了教育机会均等。“近50年来，古巴政府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59年人均12比索增加到2001年人均212比索；2002年教育经费为31.21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4%。2004年用于教育的投入约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20%，远远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的6%这一比例。”[4]
英国工党是百年老党，工党非常重视处理好党群关系，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良好沟通，以了解民情民意并宣传工党政策。一是通过在竞选期间安排的各种选民会议和游说活动，使候选人和党组织了解选民的基本意见，并争取选民支持。二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调查，收集民意，将群众的偏好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党越来越重视独立民调机构、“焦点小组”和党外思想库的有关调研分析和意见，并不断增加民调次数。三是工党善于不断创新载体，利用互联网平台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网上还可以缴纳党费和捐助，订阅党刊，发送党的传单、邮件、指示和过去需要人工寄送的文字材料。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上网查询党的情况，下载党的文件，了解党的观点，参与网上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5]
二、处理党群关系的惨痛教训与历史借鉴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工作方式从“武装斗争”转变为“和平建设”，不少党员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忙于各项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时间少了，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加了。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总结了建国7年党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并深刻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2]214-215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党在全国各地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扭曲了党内领导干部与党员群众的关系。由于“左”倾错误的扩大、对阶级斗争的判断失误、对“反修防修”形势的过度估计加上反革命集团的利用，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6]195“文化大革命”直接导致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遭到削弱和破坏，使得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严重威胁，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出现了混乱，党群关系也陷于困境。
1991年8月，有着93年历史、执政74年的苏共垮台。“对苏共亡党的原因，……还有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比较少。这就是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的，也是被它一直宣称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7]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斯大林后期开始，不少党员干部产生了好逸恶劳、以权谋私的思想。至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在工资、住房、医疗与子女教育等领域享受特权，蚕食鲸吞人民群众的利益。权力运行过程中缺乏监督与制约是苏共权力逐渐异化并产生特权阶层的重要原因。“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741首先，苏共在经济上的发展战略背离了群众现实的物质利益需求，削弱了党群关系的物质基础，逐渐失去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全盘国有化和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背离了苏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其次，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一直实行片面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战略，忽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的发展，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89年底对200个城市的统计，1200种商品中已有1150种经常脱销。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购买。由于商品短缺，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实行了凭票供应的办法。1989年，按人均家庭收入120卢布为最低标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为80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8]于是，苏联普通人民群众的捉襟见肘与苏共特权阶层的奢侈浪费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劳动集团”与“管理集团”之间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差距也逐渐拉大。“当苏联的生产方式改变以后，经济、政治体制未适时变革，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和社会资源占有格局未适时调整，造成了经济、政治体制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这些矛盾日积月累，融蚀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削弱了苏共党的代表性，加之改革以后苏共领导放弃马克思主义，造成苏联剧变的悲剧。”[9]597
三、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推进党群关系和谐发展
总结当代世界政坛密切党群关系的成功经验，吸取党群关系疏离的惨痛教训，不难发现，利益问题正是党群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凡是能够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会巩固；凡是背离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乃至“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的政策，就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政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使我们党在处理党群关系上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党群关系，尤其要关注党群关系中的利益问题，构建以利益要素为导向的表达机制、整合机制、监督反馈机制，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妥善协调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具体利益，从而推进党群关系的动态平衡与良性发展。（图示如下）
首先，我们党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良好沟通，尤其要注重扩大与群众沟通的制度化渠道。一方面，要利用好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以及信访制度中的现有渠道，通过电视、电话以及网络等媒介手段，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同志与人民群众的交流与沟通，增加党员和普通群众接触的机会，培养党群之间的良好感情。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展与人民群众沟通的制度化渠道，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让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合法表达。要完善人大制度，充分发挥其利益表达功能，建立人大中的党组织、党员代表与群众、选民的联系制度，设立党组织社区联络站、选区党员代表联络点，在党员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之间搭建起便捷的联系平台，实现党员代表与人民群众的互动。通过这部分人大代表，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国家权力机关。要进一步发挥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成员利益表达的主要渠道功能，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科学设置人民政协的界别，将其代表人物充分吸纳到政协组织中来。使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表达都能在制度内找到载体。
其次，我们党要整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尤其要注重协调好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我们党必须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通盘考虑各种利益主体的诉求，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来协调利益关系、化解利益矛盾。一方面，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有效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做到统筹兼顾，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注重维护和实现工农基本群众与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同时兼顾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使他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努力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税收调节制度，健全公共财政收支结构，加大在教育、卫生、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同时，要注重探索先富带动后富的可操作性机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互助性的第三次分配机制。
最后，我们党要重视人民群众对党政部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监督反馈，尤其要及时纠正各种“与民争利”的不当政策和“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监督反馈是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人民群众对党政部门的政治输出进行评价、反馈和监督，有利于党政部门及时纠正不当决策和不正之风。要进一步推进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将人民群众的监督纳入到依法治国的方略中，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探索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业化和专门化，解决“同体监督”问题，增强人大代表的权力监督意识，履行好对各级党政干部的监督权力。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建立一套对群众监督检举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形成良好的监督环境。同时，要拓宽其他领域人民群众监督反馈的制度化渠道，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监督纳入到各项具体制度中。如要规范选人用人机制，把党管干部和扩大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拓宽选拔干部的视野、渠道和途径，扩大群众在选拔干部中的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切实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
139.
[4]梁英.古巴共产党改善民生的措施及启示[J] .当代世界，
2008,（7）.
[5]刘金东.英国工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经验[J] .中国
党政干部论坛，2005，（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7]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8]李忠杰.苏联的演变和解体[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93.
[9]黃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