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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24日中午，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大门洞开，一支由四辆汽车组成的特别车队依次驶出，一路警笛长鸣，风驰电掣直驶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击毙四名死囚的枪声，为这起惊动军政部长陈诚、海军副处长桂永清、军统首脑戴笠、郑介民的“海军揽客敛财事件”画上了句号……
私揽旅客
1945年12月31日，仍在重庆办公的国民政府发布公告，宣布“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部解散，改设“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海军处”，任命陈诚为海军处处长，桂永清任副处长，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半个月后，桂永清前往海军处视察。其座车驶经大门外时，看见有老百姓在路边跟几个不知是海军部还是首都警察厅的便衣指手画脚地争论什么，并未在意，座车一驶而过。等半小时后其座车出来时，外面已经没有人了。当时，桂永清并未在意，他没有想到，他刚才所见的一幕中的那几个老百姓跟接下来会被军政部通令全军的“海军揽客敛财事件”的公开披露有着密切关系。
据当时报章报道，该事件的发生经过如下——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撤往陪都重庆后，沦陷区的大批商人、知识分子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前往山城。他们随同国民政府在重庆一直待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这些当初的逃难者准备返回各自的家乡，当时报章称他们为“还乡阶层”。于是，交通工具大成问题。大家的目标都明确：回乡，方向路线也相同：从上江奔下江（指长江上游地区到中下游地区），交通工具大致上也一致：以船舶为主；时间则是越快越好。可是，重庆这边的船舶特别是机动船是有限的，长江客运公司的客船船票别说平价了，就是翻几倍价格的高价票也无法拿到。其他船只，大部分都给政府征用——政府也赶着还都搬家，接收去得早可以发财，去得晚那就只有残羹剩饭了。所以，不论公家、私人的可以在长江中安全航行的船只，都被政府登记在册，统一调派，政府机构尚且不够分配，还得排队等候，哪里照顾得到私人乘客？如此，这些“还乡阶层”只好奉行“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原则，就像当初逃难来渝一样，各自寻找离开重庆的途径。
可以想象，水上运输这等紧张，各种机动船自然成了香馍馍。手中掌握哪怕些许船舶乘行权的主儿，纷纷乘机敛财，大到船长，小至水手，凡是有点儿法道可以夹带货物私捎乘客的，在收受一笔钱钞后，都在干着“成人之美”的勾当。1945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下辖第三炮艇大队的一艘名唤“威宁号”的炮艇，接到命令：三天后起航，拖带铁驳船一条，运送海军总司令部的档案、案卷前往南京。
这个命令使该艇艇长海军少校李孟元大为兴奋，因为他这些日子已经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夹带货物私捎旅客而敛财的事例惹得奇痒难熬，一直指望“威宁号”赶快接受航行任务，那就可以发财了。现在，愿望实现了，自是高兴不已。于是，李艇长与受命负责押送货物的海军总司令部科员王学海商量如何招揽私客。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命炮手陈起富利用与铁驳老大张凤山的亲戚关系，请张老大出面揽客。张凤山人头熟，当下放出风声，立刻就有人前来联系“搭乘”。
1945年12月25日，“威宁号”炮艇起航离渝时，揽搭的旅客数据《中央日报》报道如下：“该艇艇长李孟元，利用机会，揽搭旅客47名，每名收款二十万元至三十七八万元。该部科员王学海、该艇炮手陈起富、铁驳老大张凤山，亦乘机私带旅客，多达36名，每人索款二十万余元。”
出乎李孟元、王学海意外的是：临起航前不到一小时，炮艇接到海军总司令部通知：另有员兵42人随行赴京（按：京，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这样，铁驳就已超载，炮艇艇长李孟元对此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忧：途中会不会发生事故？
安庆抛客
李孟元的担心不无道理：起航后，铁驳老大张凤山就对他说，已经超载了，炮艇航行速度不能过快，驾驶须特别小心，免得出事。
可是，尽管如此，“威宁号”还是“因载重过量，途中搁浅三天”。这样麻烦就出现了：“威宁号”执行的是军事使命，海军总司令部事先都是制订计划，并向上级单位军政部申报备案的，计划中对航程虽然考虑到客观原因允许有适当弹性，但不可能耽搁时间过长，否则就跟同时段执行同等使命的舰艇相比两样了，那就会引起上峰的注意。上峰马上会联想到“揽客超载”，如果来一个调查，还不是一查一个准？李孟元这样想着，心里便暗自发慌，最后作出了一个决定：“威宁号”驶抵安徽省安庆市后，把私揽的那些旅客一个不留地赶下船，让他们自行赴南京。
李孟元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忘记或者说虽然没有忘记但不肯做一桩事——退钱。你揽客时向人家“每名收款二十万元至三十七八万元”，说好是到南京的，现在只载到安庆，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那就应该把部分钱钞还给人家。可是，李孟元没有这样做，也根本不顾旅客的强烈抗议，就把人家统统赶下船，让他们“自行设法赴京”了。
这样一来，一干旅客想不通了。他们在安庆码头上聚集一起，议论纷纷，气愤不已，最后决定推派代表去南京向海军当局反映这一情况。
这样，“威宁号”继续其航程，被赶下船的旅客则推派了三名代表用高价买了安庆赴南京的客轮船票去了南京。三代表到南京后，直接奔军政部，那边的接待官员听说情况后说这事不大，你们直接去找海军处反映就是了。他们于是又去海军处，那边内部忙着钩心斗角，根本没有人出面接待他们。
之后接连几天，三代表每天过去，却总是被推诿和驱赶。这时，被炮艇抛在安庆的旅客中有部分人陆续到了南京，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此事，决定增加上访人数。这天，他们来了七人，但照样遭到拒绝。海军处方面甚至还召来了便衣警察驱赶他们，争执中，桂永清的座车经过，他们没有注意到，以至于错过了一个拦车告状的机会。
这时，李孟元的炮艇早已到达南京，卸货后还奉派跑了一趟上海运货。他在海军处有哥们，喝酒聚会时有人说起此事，李孟元哈哈大笑。可是，如果李艇长知道此刻旅客代表正在商量接下来要走的一步棋子的话，只怕就笑不出来了！
戴笠转函 使“威宁号”抛客之事发酵继而上升到“海军第一案”而使李孟元艇长笑不出来的那位，是一个名叫黎思和的商人。黎思和，海南文昌人，时年五十挂零，早年曾旅居海外多年，1932年从海外归来，在南京开了一家“思和堂”药材批发行。抗战爆发后，他把药材行从南京迁往武汉，又从武汉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把重庆药材行的药材统统削价出售，这次通过与以前有过交往的铁驳老大张凤山的关系携带妻子搭乘由“威宁号”拖带的铁驳返回南京。和其他旅客一样，行至安庆时他也被“威宁号”抛客。
黎思和两天前刚从安庆返回南京，即跟之前大伙儿推派跟海军方面投诉交涉要求退款的三代表联系，了解交涉进展情况。得知海军处根本不肯接触，今天还请来便衣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后，非常气愤。黎思和是中产阶级，于退款倒是并不如何在乎，他只不过是痛恨李孟元的“不守信用”，要讨还公道而已。现在见此事像是要不了了之的样子，不禁着急了。反复思量后，决定动用一个从来没有动用过的关系——军统头目郑介民。
黎思和与郑介民系同乡、发小，后来同时秘密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琼崖民军”。不久被军阀察觉，缉捕甚急，遂与郑介民等几个学生骨干分子逃往马来西亚谋生，这才分手。后来，郑介民回国考入了黄埔军校二期而渐渐发迹，黎思和走的则是经商道路。黎1932年从海外到南京定居时，郑介民已是复兴社骨干、十三太保之一。两人相见，郑介民倒是仍念旧谊，让黎思和有事跟他说，他定会相帮。后来黎思和到重庆经营药材批发时，郑介民曾去看过他。不过，一直到这次黎思和出高价搭乘“威宁号”离渝，他一次也没有找过郑介民。现在，黎思和想动用这层关系，通过郑介民把此事反映给海军。
当时，郑介民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正在北平。黎思和打听到军调部在北平协和医院办公后，便给郑介民发了一份电报。
郑介民收到电报后，想帮忙，但当时的公开身份不便直接跟陈诚、桂永清打交道，而且陈、桂这等身份也不便派手下人去沟通。正好这时戴笠飞北平办事，自然要跟一向被他看重的郑介民见面。戴笠跟郑介民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两人见面时郑介民就把黎函让戴笠过目。
国民党内向有“戴笠跟陈诚不睦”的传闻，确否不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戴陈之间从未发生过公开矛盾冲突。所以戴笠对这件事的做法是：以他本人的名义，让人把这封信改写成一份转告情况的公文材料，转给陈诚。至于陈诚怎么处理，那是应该预见到的：会批给实际主持海军工作的桂永清。桂在收到该公文后，应该不会袒护犯事军官，会公开作出一个决定的。至于是什么内容的决定，那戴笠就不关心了。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戴笠所料，陈诚收到以军统局名义转去的公文后，立刻转给桂永清。于是，桂永清便以海军处副处长的名义下令海军军法部对此事进行调查。
李孟元的厄运由此开始了。
判处死刑
对于海军军法部来说，这是主持海军实际工作的桂永清上任后第一个亲自指示要求调查的案子，所以不敢小觑，立刻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
说来也巧，这个调查组的组长正好是李孟元的同乡兼同学、少校军法官朱至理。两人的私交很好，一直有来往。所以，当朱至理接到命令、看了所附的材料后，不禁暗吃一惊。由于不知这件事的来头，所以朱至理先不敢作出什么反应，立刻带人开展调查。调查组仅仅跟黎思和等旅客代表蜻蜓点水式地稍一接触，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朱至理寻思这事儿不大，海军的舰艇船只别说现在了，即便是在抗战胜利前，夹带私货、擅揽旅客还不是司空见惯的情况，整个海军的哪条舰艇船只的长官敢说自己没有夹带过私货擅揽过旅客？于是，他就向上司报告了初步调查到的情况，提出建议：把已经返回重庆的李孟元停职传讯，到南京来接受调查，听候处理。这个建议其实隐藏着朱至理的私心：对方当事人在南京，让李孟元到南京来，可以方便双方私下和解，只要对方撤回投诉，那这案子也就可以撤销了。
李孟元赶到南京时，对此事也根本不当一回事。抵达之后听说军法部调查组组长是朱至理，更是心定，不等朱至理与其联系就主动去拜访老乡兼同学。朱至理呢，也没当回事，说了说情况。
李孟元抵达南京拜访朱至理属于私人会见，并非属于正式向军法部报到听候调查处理，那天又正是星期天，海军处不办公，所以朱至理也未曾公事公办将其扣押，只是让他把下榻的旅馆地址留下，以便于传唤。李孟元告辞时，朱至理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此事应当本着“解铃还须系铃人”路数善了，老兄你抓紧时间，今天就去找对方当事人谈谈，最好立刻了结了，明天我这里就赶紧把案子结了，彻底解决。
当天傍晚，李孟元按照朱至理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黎思和。黎思和在“威宁号”上待了七八天，当然认识李艇长，当下见之大吃一惊，问：“李艇长你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事后想来，如果李孟元当时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先开个软档表示歉意，然后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把愿意退款的想法向黎思和一说，估计黎思和也就差不多愿意歇菜了，毕竟人家一个国军海军少校哩！可是，李孟元平时牛惯了，况且又没把这件事当成一块会给自己造成灭顶之灾的大石头来看，所以还是照样摆他的艇长架子，“傲然作答曰：‘本人不敢说手眼通天，但在南京朋友颇多，要打听黎老板这样一个生意人的地址还是易如反掌的！’”“言罢，仰脸大笑不止。”
这下，黎思和恼火了，“当下起身摆手，问李艇长此番光临孰公孰私？孰公，那你我去海军处见面；孰私，敝人似觉不妥，不敢接触。”“遂下逐客令矣！”
李孟元离开后，黎思和想想觉得不妥：我这地址没跟别人说起过，只是留在给郑介民的那封信上，海军调查组那个朱姓组长是知道的，难道是姓朱的告诉李孟元的？这样一想，心里就不踏实了，担心李孟元会做出对他不利的事来，比如叫歹人过来弄点苦头给他吃吃。黎思和越想越担心，于是连夜写了一封信，对李孟元骤然登门之事提出质疑，询问是否合法合条？这封信是写给主持海军的桂永清的，黎思和生怕官官相护，所以在信里还提到他跟郑介民的关系，透露他曾致函郑介民反映此事。
黎思和担心这封信寄不到桂永清手里，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前往南京鸡鹅巷军统原总部——当时，军统局名义上的总部还在重庆，因为戴笠指令军统总部须跟着国府、中央党部一并还都（是1946年5月上旬还都南京的）——但那里早在1945年9月间已经有特务在办公了——要求警卫转交郑介民。
这封信是怎么转的不清楚，反正只隔了两天，就有重新组建的调查组派员开车前来把黎思和接到海军处，宣布奉命正式启动对“揽客敛财案件”的调查，告知李孟元已被关押。并已行文上海、重庆逮捕王学海、陈起富和铁驳老大张凤山。
这个案子虽然苦主众多，但因这些人在安庆被“威宁号”抛客而群情激愤决定推派代表向海军总部告状时给代表留下了联系方式，所以调查组通过函调和面谈的方式很容易地取到了证据。这时早已被捕的李孟元、王学海、陈起富、张凤山四人也都如实作了供认。因此，该案于五月中旬就已结案。
194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即日起撤销海军处，重组海军总司令部，由桂永清任代总司令。此事桂永清自己当然早已知道，可能是为向外界作一“廉正公明”的表示，他于6月23日在军法部呈上的关于处置李孟元、王学海、陈起富、张凤山四人的报告（军法部意见是“李孟元处七年、王学海、陈起富各处五年、张凤山处六年”）上打了大叉，批示：四犯一律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如此，李孟元、王学海、陈起富、张凤山就在次日中午被公开执行死刑。当时包括《中央日报》在内的多家报纸都以《利用职权揽客敛财 李孟元等昨枪决》等大号标题刊登了这桩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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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私揽旅客
1945年12月31日，仍在重庆办公的国民政府发布公告，宣布“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部解散，改设“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海军处”，任命陈诚为海军处处长，桂永清任副处长，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半个月后，桂永清前往海军处视察。其座车驶经大门外时，看见有老百姓在路边跟几个不知是海军部还是首都警察厅的便衣指手画脚地争论什么，并未在意，座车一驶而过。等半小时后其座车出来时，外面已经没有人了。当时，桂永清并未在意，他没有想到，他刚才所见的一幕中的那几个老百姓跟接下来会被军政部通令全军的“海军揽客敛财事件”的公开披露有着密切关系。
据当时报章报道，该事件的发生经过如下——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撤往陪都重庆后，沦陷区的大批商人、知识分子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前往山城。他们随同国民政府在重庆一直待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这些当初的逃难者准备返回各自的家乡，当时报章称他们为“还乡阶层”。于是，交通工具大成问题。大家的目标都明确：回乡，方向路线也相同：从上江奔下江（指长江上游地区到中下游地区），交通工具大致上也一致：以船舶为主；时间则是越快越好。可是，重庆这边的船舶特别是机动船是有限的，长江客运公司的客船船票别说平价了，就是翻几倍价格的高价票也无法拿到。其他船只，大部分都给政府征用——政府也赶着还都搬家，接收去得早可以发财，去得晚那就只有残羹剩饭了。所以，不论公家、私人的可以在长江中安全航行的船只，都被政府登记在册，统一调派，政府机构尚且不够分配，还得排队等候，哪里照顾得到私人乘客？如此，这些“还乡阶层”只好奉行“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原则，就像当初逃难来渝一样，各自寻找离开重庆的途径。
可以想象，水上运输这等紧张，各种机动船自然成了香馍馍。手中掌握哪怕些许船舶乘行权的主儿，纷纷乘机敛财，大到船长，小至水手，凡是有点儿法道可以夹带货物私捎乘客的，在收受一笔钱钞后，都在干着“成人之美”的勾当。1945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下辖第三炮艇大队的一艘名唤“威宁号”的炮艇，接到命令：三天后起航，拖带铁驳船一条，运送海军总司令部的档案、案卷前往南京。
这个命令使该艇艇长海军少校李孟元大为兴奋，因为他这些日子已经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夹带货物私捎旅客而敛财的事例惹得奇痒难熬，一直指望“威宁号”赶快接受航行任务，那就可以发财了。现在，愿望实现了，自是高兴不已。于是，李艇长与受命负责押送货物的海军总司令部科员王学海商量如何招揽私客。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命炮手陈起富利用与铁驳老大张凤山的亲戚关系，请张老大出面揽客。张凤山人头熟，当下放出风声，立刻就有人前来联系“搭乘”。
1945年12月25日，“威宁号”炮艇起航离渝时，揽搭的旅客数据《中央日报》报道如下：“该艇艇长李孟元，利用机会，揽搭旅客47名，每名收款二十万元至三十七八万元。该部科员王学海、该艇炮手陈起富、铁驳老大张凤山，亦乘机私带旅客，多达36名，每人索款二十万余元。”
出乎李孟元、王学海意外的是：临起航前不到一小时，炮艇接到海军总司令部通知：另有员兵42人随行赴京（按：京，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这样，铁驳就已超载，炮艇艇长李孟元对此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忧：途中会不会发生事故？
安庆抛客
李孟元的担心不无道理：起航后，铁驳老大张凤山就对他说，已经超载了，炮艇航行速度不能过快，驾驶须特别小心，免得出事。
可是，尽管如此，“威宁号”还是“因载重过量，途中搁浅三天”。这样麻烦就出现了：“威宁号”执行的是军事使命，海军总司令部事先都是制订计划，并向上级单位军政部申报备案的，计划中对航程虽然考虑到客观原因允许有适当弹性，但不可能耽搁时间过长，否则就跟同时段执行同等使命的舰艇相比两样了，那就会引起上峰的注意。上峰马上会联想到“揽客超载”，如果来一个调查，还不是一查一个准？李孟元这样想着，心里便暗自发慌，最后作出了一个决定：“威宁号”驶抵安徽省安庆市后，把私揽的那些旅客一个不留地赶下船，让他们自行赴南京。
李孟元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忘记或者说虽然没有忘记但不肯做一桩事——退钱。你揽客时向人家“每名收款二十万元至三十七八万元”，说好是到南京的，现在只载到安庆，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那就应该把部分钱钞还给人家。可是，李孟元没有这样做，也根本不顾旅客的强烈抗议，就把人家统统赶下船，让他们“自行设法赴京”了。
这样一来，一干旅客想不通了。他们在安庆码头上聚集一起，议论纷纷，气愤不已，最后决定推派代表去南京向海军当局反映这一情况。
这样，“威宁号”继续其航程，被赶下船的旅客则推派了三名代表用高价买了安庆赴南京的客轮船票去了南京。三代表到南京后，直接奔军政部，那边的接待官员听说情况后说这事不大，你们直接去找海军处反映就是了。他们于是又去海军处，那边内部忙着钩心斗角，根本没有人出面接待他们。
之后接连几天，三代表每天过去，却总是被推诿和驱赶。这时，被炮艇抛在安庆的旅客中有部分人陆续到了南京，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此事，决定增加上访人数。这天，他们来了七人，但照样遭到拒绝。海军处方面甚至还召来了便衣警察驱赶他们，争执中，桂永清的座车经过，他们没有注意到，以至于错过了一个拦车告状的机会。
这时，李孟元的炮艇早已到达南京，卸货后还奉派跑了一趟上海运货。他在海军处有哥们，喝酒聚会时有人说起此事，李孟元哈哈大笑。可是，如果李艇长知道此刻旅客代表正在商量接下来要走的一步棋子的话，只怕就笑不出来了！
戴笠转函 使“威宁号”抛客之事发酵继而上升到“海军第一案”而使李孟元艇长笑不出来的那位，是一个名叫黎思和的商人。黎思和，海南文昌人，时年五十挂零，早年曾旅居海外多年，1932年从海外归来，在南京开了一家“思和堂”药材批发行。抗战爆发后，他把药材行从南京迁往武汉，又从武汉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把重庆药材行的药材统统削价出售，这次通过与以前有过交往的铁驳老大张凤山的关系携带妻子搭乘由“威宁号”拖带的铁驳返回南京。和其他旅客一样，行至安庆时他也被“威宁号”抛客。
黎思和两天前刚从安庆返回南京，即跟之前大伙儿推派跟海军方面投诉交涉要求退款的三代表联系，了解交涉进展情况。得知海军处根本不肯接触，今天还请来便衣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后，非常气愤。黎思和是中产阶级，于退款倒是并不如何在乎，他只不过是痛恨李孟元的“不守信用”，要讨还公道而已。现在见此事像是要不了了之的样子，不禁着急了。反复思量后，决定动用一个从来没有动用过的关系——军统头目郑介民。
黎思和与郑介民系同乡、发小，后来同时秘密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琼崖民军”。不久被军阀察觉，缉捕甚急，遂与郑介民等几个学生骨干分子逃往马来西亚谋生，这才分手。后来，郑介民回国考入了黄埔军校二期而渐渐发迹，黎思和走的则是经商道路。黎1932年从海外到南京定居时，郑介民已是复兴社骨干、十三太保之一。两人相见，郑介民倒是仍念旧谊，让黎思和有事跟他说，他定会相帮。后来黎思和到重庆经营药材批发时，郑介民曾去看过他。不过，一直到这次黎思和出高价搭乘“威宁号”离渝，他一次也没有找过郑介民。现在，黎思和想动用这层关系，通过郑介民把此事反映给海军。
当时，郑介民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正在北平。黎思和打听到军调部在北平协和医院办公后，便给郑介民发了一份电报。
郑介民收到电报后，想帮忙，但当时的公开身份不便直接跟陈诚、桂永清打交道，而且陈、桂这等身份也不便派手下人去沟通。正好这时戴笠飞北平办事，自然要跟一向被他看重的郑介民见面。戴笠跟郑介民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两人见面时郑介民就把黎函让戴笠过目。
国民党内向有“戴笠跟陈诚不睦”的传闻，确否不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戴陈之间从未发生过公开矛盾冲突。所以戴笠对这件事的做法是：以他本人的名义，让人把这封信改写成一份转告情况的公文材料，转给陈诚。至于陈诚怎么处理，那是应该预见到的：会批给实际主持海军工作的桂永清。桂在收到该公文后，应该不会袒护犯事军官，会公开作出一个决定的。至于是什么内容的决定，那戴笠就不关心了。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戴笠所料，陈诚收到以军统局名义转去的公文后，立刻转给桂永清。于是，桂永清便以海军处副处长的名义下令海军军法部对此事进行调查。
李孟元的厄运由此开始了。
判处死刑
对于海军军法部来说，这是主持海军实际工作的桂永清上任后第一个亲自指示要求调查的案子，所以不敢小觑，立刻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
说来也巧，这个调查组的组长正好是李孟元的同乡兼同学、少校军法官朱至理。两人的私交很好，一直有来往。所以，当朱至理接到命令、看了所附的材料后，不禁暗吃一惊。由于不知这件事的来头，所以朱至理先不敢作出什么反应，立刻带人开展调查。调查组仅仅跟黎思和等旅客代表蜻蜓点水式地稍一接触，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朱至理寻思这事儿不大，海军的舰艇船只别说现在了，即便是在抗战胜利前，夹带私货、擅揽旅客还不是司空见惯的情况，整个海军的哪条舰艇船只的长官敢说自己没有夹带过私货擅揽过旅客？于是，他就向上司报告了初步调查到的情况，提出建议：把已经返回重庆的李孟元停职传讯，到南京来接受调查，听候处理。这个建议其实隐藏着朱至理的私心：对方当事人在南京，让李孟元到南京来，可以方便双方私下和解，只要对方撤回投诉，那这案子也就可以撤销了。
李孟元赶到南京时，对此事也根本不当一回事。抵达之后听说军法部调查组组长是朱至理，更是心定，不等朱至理与其联系就主动去拜访老乡兼同学。朱至理呢，也没当回事，说了说情况。
李孟元抵达南京拜访朱至理属于私人会见，并非属于正式向军法部报到听候调查处理，那天又正是星期天，海军处不办公，所以朱至理也未曾公事公办将其扣押，只是让他把下榻的旅馆地址留下，以便于传唤。李孟元告辞时，朱至理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此事应当本着“解铃还须系铃人”路数善了，老兄你抓紧时间，今天就去找对方当事人谈谈，最好立刻了结了，明天我这里就赶紧把案子结了，彻底解决。
当天傍晚，李孟元按照朱至理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黎思和。黎思和在“威宁号”上待了七八天，当然认识李艇长，当下见之大吃一惊，问：“李艇长你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事后想来，如果李孟元当时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先开个软档表示歉意，然后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把愿意退款的想法向黎思和一说，估计黎思和也就差不多愿意歇菜了，毕竟人家一个国军海军少校哩！可是，李孟元平时牛惯了，况且又没把这件事当成一块会给自己造成灭顶之灾的大石头来看，所以还是照样摆他的艇长架子，“傲然作答曰：‘本人不敢说手眼通天，但在南京朋友颇多，要打听黎老板这样一个生意人的地址还是易如反掌的！’”“言罢，仰脸大笑不止。”
这下，黎思和恼火了，“当下起身摆手，问李艇长此番光临孰公孰私？孰公，那你我去海军处见面；孰私，敝人似觉不妥，不敢接触。”“遂下逐客令矣！”
李孟元离开后，黎思和想想觉得不妥：我这地址没跟别人说起过，只是留在给郑介民的那封信上，海军调查组那个朱姓组长是知道的，难道是姓朱的告诉李孟元的？这样一想，心里就不踏实了，担心李孟元会做出对他不利的事来，比如叫歹人过来弄点苦头给他吃吃。黎思和越想越担心，于是连夜写了一封信，对李孟元骤然登门之事提出质疑，询问是否合法合条？这封信是写给主持海军的桂永清的，黎思和生怕官官相护，所以在信里还提到他跟郑介民的关系，透露他曾致函郑介民反映此事。
黎思和担心这封信寄不到桂永清手里，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前往南京鸡鹅巷军统原总部——当时，军统局名义上的总部还在重庆，因为戴笠指令军统总部须跟着国府、中央党部一并还都（是1946年5月上旬还都南京的）——但那里早在1945年9月间已经有特务在办公了——要求警卫转交郑介民。
这封信是怎么转的不清楚，反正只隔了两天，就有重新组建的调查组派员开车前来把黎思和接到海军处，宣布奉命正式启动对“揽客敛财案件”的调查，告知李孟元已被关押。并已行文上海、重庆逮捕王学海、陈起富和铁驳老大张凤山。
这个案子虽然苦主众多，但因这些人在安庆被“威宁号”抛客而群情激愤决定推派代表向海军总部告状时给代表留下了联系方式，所以调查组通过函调和面谈的方式很容易地取到了证据。这时早已被捕的李孟元、王学海、陈起富、张凤山四人也都如实作了供认。因此，该案于五月中旬就已结案。
194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即日起撤销海军处，重组海军总司令部，由桂永清任代总司令。此事桂永清自己当然早已知道，可能是为向外界作一“廉正公明”的表示，他于6月23日在军法部呈上的关于处置李孟元、王学海、陈起富、张凤山四人的报告（军法部意见是“李孟元处七年、王学海、陈起富各处五年、张凤山处六年”）上打了大叉，批示：四犯一律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如此，李孟元、王学海、陈起富、张凤山就在次日中午被公开执行死刑。当时包括《中央日报》在内的多家报纸都以《利用职权揽客敛财 李孟元等昨枪决》等大号标题刊登了这桩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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