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全是厄运与阴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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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剧场里歌迷坐得满满当当,可气氛却莫名有些阴沉,要知道伦敦来客White Lies早被打上了“死亡乐队”的标签。然而在巴黎,Sylvia Patterson却发现这三个人其实随和得很,连正在养肝的传奇主播Keith Chegwin都忍不住跟他们合张影、干一杯芫荽鸡尾酒。
  “White Lies随意地站着,卸下所有的哥特标识,在巴黎圣母院前,全黑的行头,爱伦·坡般的神情里,他们一步步踏入圣光之中!”
  White Lies的贝斯手兼作词作曲人Charles Cave十分机智地玩了一把双关,这支从西伦敦走出来的三人乐队,带有非常浓重的哥特气息。加上他们最广为流传的歌名叫“Death”,自然而然地,他们就被打上了“死亡乐队”这样的标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变得成熟,三位典型的英国小伙儿对自嘲相当拿手,他们疾风骤雨般“相当重要的”音乐轻车熟路:比如这里用一点Joy Division的氛围,那里加点Bunnymen的调子,还有无处不在的Julian Cope式嗓音。他们毫不遮掩那出了名的缺乏自信:“结合哥特、后朋克这些风格后,我们的音乐变得比较酷了,”主唱Harry McVeigh说道,“我们做人都不太酷,也从没想往这方向发展。很多乐队试着让自己酷起来,到最后真的就变酷了。不过这事儿就甭指望我们了!”尽管对自己有精确的定位,但事实上相对于Talk Talk和The Blue Nile这样的上世纪80年代alchemists流派,以及80年代末由synth-pop种子浇灌出的Tears For Fears等乐队来说,他们还远不够激进,“实际上Tears For Fears既宅又疯,”Cave这么描述着,“我们的音乐比较流畅、温和,就像一叶能带你远航去找寻完美的小舟。基本上我们想要做音乐里的骨瓷。”
  漫步于巴黎的人行道上随口聊着天,他们都很轻松、自信,而所提及的话题也显现出他们极高的教养。Cave的犀利口才堪比年过而立的BBC主播,与此相对应的是他还有一把蓬勃的大胡子,他喜欢把自己比作“一位在有生之年都没能被世俗所认可作曲家,就像20世纪的波兰作曲家Górecki一样,胡子适量,没有头发,有点讨人厌”。从四年前发行处女作《To Lose My Life》初试啼声起,到现在的第三张专辑《Big TV》,他们的哥特式的蜘蛛网情绪一扫而空,只剩优雅而冰冷的音乐伴着当代移民理念闪现微光:“一种散漫的叙述方式,就是一个有趣的念头”,也许是个东欧女孩住在西区,一套两用起居卧室,却有一台大电视的房间里,偶尔追查她那个关系疏远的父亲的行踪,听听午夜电台谈心节目。故事就这样被带进了那首“First Time Caller”。它也折射出一个巡演乐队的生活,White Lies永远守护着只身在外的“异乡客”,这些人则深深沉醉于乐队所说的那些关于动荡政治、破损家庭和历史上那一代人迁徙求存的故事。
  从几个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到15岁时组了团叫做Fear Of Flying,再到现在,他们是能在体育馆级别演出的英国当红乐队。早在2011年12月,他们就以主角身份完成了温布利体育馆演出,那可是一场由灯光、荧幕、烟火撑起的华丽表演。“呃,那次我们亏了很多钱,”Cave坦白讲,“伦敦的烟花批发商太黑心了!”尽管如此,White Lies还是非常热衷于巡演,也从未满足于“只是在大英帝国开疆辟土”,“我们要远航”。他们穿越欧洲,走过了东欧、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亚洲、澳大利亚。他们在波兰拥趸众多,又在上个月挪威举办的音乐节上担当压轴。“那个音乐节是由一家直升机公司赞助的,于是他们拿直升机接我们过去。”Cave回忆着,“那里有个隐秘的地下酒吧,提供的自家酿酒单装在一个油箱里……如果我每天都能那么过就好了!”他们发现,自己的音乐同北方的空气和有沉重历史的地方很有共鸣。
  “也许是因为我们用欢快的方式诠释悲伤的故事,有种幸灾乐祸的意味,是那种面对悲剧时喜欢开玩笑的人。”Cave表示,“能在全欧洲四处开演唱会我很高兴。伯明翰的魅力已不复存在。现在开始是要在诺丁汉跟赫尔辛基之间取舍一番?那还是赫尔辛基更漂亮一点。”
  他们要在巴黎拍一个音乐录影带,乐队也就此邀请Q一起吃晚饭。不久后,我们就到了一间法国味十足的小酒馆里,这家店是他们从巴黎本地友人那里听说后亲自预约的。“全世界大部分的城市里我们都能找到探路人:‘我们来你这儿了,一起出来玩吧’。” Cave得意地说,“要么就随便找家爱尔兰酒吧,”McVeigh补充道。今晚,他们就成了Silencio的贵宾,这间美轮美奂的俱乐部是电影大师David Lynch设计的,而老板恰巧是White Lies的歌迷。“走下八层后,就仿佛回到了加缪所处的年代,基本上这里就像个华丽的下水道,”漫画系美男鼓手Jack Lawrence-Brown解释说。有一次,Cave在这里喝了“一杯真他妈与众不同的泰式绿色鸡尾酒,上面飘着芫荽叶子和打成泡沫的鳄梨,喝起来就好像是谁家的后院,而且是没有什么性感的隐喻那种。”我们抱着法语菜单,Cave做着翻译,尽管说的是“鹅肝酱我们懂……”之类。Cave是他们地方红酒协会成员,他点了一瓶红酒,小小的酒杯被优雅温和的绅士们从容不迫地缓缓斟满。
  “有这么个地方能让我们这帮怪人凑在一起,你不觉得很棒吗?”他说道,“再加上政治错误的开胃小菜和冰的红酒?”瞬间只觉得,跟White Lies一起出来玩就好比找了电台心理专家Frasier Crane在一起,这还很应他们新歌“First Time Caller”的景,就算不是Frasier,也是另外一个他般的弟弟Niles。
  Cave表示:“这根本是我们最喜爱的节目!电视中的安慰剂。”
  McVeigh也同意:“我每天早上都会收看!只不过他们都不喝红酒,他们喝雪利酒,还去听歌剧。”
  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和这个有着“踏遍全球”巡演野心的英国最有礼貌的乐队侃侃而谈,他们的话题涉及面之广令人吃惊:米兰·昆德拉;17世纪的贵族James Dalrymple;Cave对笔记本的一片痴心,用他话说是“我爱煞文具用品了”;还说到每年的“世界胡子大赛”并特地讲了讲有个男的把自己的胡子装扮成鸟窝,更甚则是里面真的住着一只真鸟;奥斯曼帝国的的黄金岁月;诗人Philip Larkin;美国歌手Scott Walker;希特勒;以及世界美食。他们自我形容“我们都是大吃货,也是酒鬼”;自然石头堆叠艺术家Andy Goldsworthy;以及他们那些从事艺术工作的家人。McVeigh的妈妈在80年代曾是位纺织品设计师,设计的衣物还在Kensington商场的时尚精品店Hyper Hyper里出售,她的顾客里还有著名乐队Spandau Ballet。Lawrence-Brown今年刚23岁的弟弟George,正“立志成为一个复古的18世纪肖像画家”。之后,我们通过iPhone相册观摩了不久前在伦敦的即兴聚会照片,“看,这里有张门把手的照片!”用Lawrence-Brown的话来说,这是距离“大学生活精髓”最近的一次体验,这三个公立学校的孩子都曾在是走上音乐道路还是去上大学间挣扎,烦恼了许久,如果当时选择了念书,他们会选什么科目呢?   Lawrence-Brown:“哲学和英国文学。其实我申请过曼彻斯特大学两次,但都没成功。”
  McVeigh:“艺术史,最不费事儿了。”
  Cave:“戏剧和剧场专业。虽然很让我自己失望,但基本上可以说我坚持把学校的最后两年念完了,我真爱死那段日子了,过得疯狂又超现实,整个儿很达达主义,更难以置信的是99%的考试我都过了!”
  至今他们仍感激这段不同寻常的特殊历练。
  “我依然不敢相信我们是音乐人了,能靠音乐吃饭了,”McVeigh说得神采飞扬,“每天都好像活在梦里。”
  “就差不多在2004年的时候,我还攒了零花钱去买Muse在温布利的演唱会门票,”Cave说,“而这个礼拜六我就要烤个蛋糕带去Muse的鼓手家一起BBQ了。”基于“伦敦BBQ聚会”一说,Cave已经跟Muse的Dom Howard交上朋友了,他继续道:“我要做个经典的Nigel Slater款开心果蛋糕,搭配玫瑰露和橙皮。我很喜欢烤点心的!”
  当Q被这番超级霹雳无敌不摇滚的话震到大脑当机,摇滚乐队的各种旧时片段不停闪过,那时候的乐队满是离经叛道,摇滚梦是五光十色的混乱、反抗和放肆的大爆炸。对White Lies这样的乐队,还有其他很多从Foals到Mumfords各种乐队来说,这是旧日的浪漫讽刺剧:他们更愿意实践自己能记得的梦想。
  McVeigh很无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惊世骇俗的事儿可做。Miley Cyrus穿丁字裤?”
  Cave则认为:“如果你表现得像老派视觉系歌手Throbbing Gristle那样,你会被当成可悲的老八股来嘲笑。倒不是说我们有多在乎……可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烤蛋糕才更叛逆。”
  这有点像Gallagher兄弟,当然也许他们会把同时代的乐队称为“职业摇滚”,但对他们来说音乐不是生或死的议题,也不是逃避牢笼的方法,而是对一段不同寻常生活的一次游览。问他们如果5年后乐队解散了他们会做什么,Lawrence-Brown冷淡地说:“我们都30了。那我们会继续过我们的生活呗!”他们只不过很现实,Cave已经像个电影制片、编剧那样盘算过未来了,Lawrence-Brown当挂名老板了,他现在已涉足了象棋俱乐部精品店,并谨慎地做着产业统计。同时McVeigh想要成为“一名家庭主夫,真心想要有几个小孩”。现年25岁的他,和青少年时期就认识的青梅竹马已经交往了9年,姑娘名叫Rosie Chegwin,她爸爸是“80年代孩子们”喜爱的电视卡通的大佬Keith Chegwin。那时候,Cheggers就是祖父了?“我爱他,”McVeigh笑容满面地说,“很可爱的人,非常热情,分分钟都在讲笑话。”这听起来跟White Lies很像。说话间打开了第三瓶红酒,他们依然没有任何微醺的迹象。到底怎样才能把这帮家伙灌醉?
  “那要喝……好多……好多,即兴聚会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两瓶半红酒,”Cave坦白,那次收了传奇Lemmy的钱都没能带他一段。而喝醉的时候,Lawrence-Brown会变得“呆呆的”, McVeigh是“非常严肃,坦白一大堆事”,此时Cave则会变身“超级大情圣”。
  McVeigh补充说:“不过只限跟男人。”
  Cave不太同意:“你说他们是男人,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小孩子(立马装得歇斯底里)。是的,我会变得很妖冶也会非常忧郁。但这没什么啊。”
  这种隐秘的忧郁主导了Cave大部分的歌词,也让《Big TV》有另一种主题,怎样在恋情中寻找平衡,为什么人通常都觉得自己更爱对方。善良开朗的个性掩盖了他们声音里的倦怠,Cave强调他们情感丰富的“诚实”,有时却不那么确定。也许正如Frasier自己说的:“我们在故作深沉。”
  “有些人很多疑。会说,‘可他们看起来挺不错的啊!’但对我来讲说得出来的忧郁本身就很可疑。那种情绪应该是完全无法察觉的、深深克制住、非常私密且个人化的。如果我对每件事都那么坦率,这件事本身就不那么坦诚了。”
  他没有看起来这么沉着自信。“即使现在,发行了三张专辑,我的内心还有一部分在说,‘我不确定这些歌在讲什么,或者,这首歌这样写真的好吗’,”他坦白,“我试着树立起些信心,因为那样至少看起来会比较好,可我其实却很他妹的喜欢现在这样,但是几年后的未来我不确定是不是还会觉得这样好。”
  布丁、特浓咖啡还有柠檬利口酒端上来了。尽管他们的公关拿着打开的皮夹站在旁边,但White Lies还是大方地为我们这餐美味埋单,不过刷的可是“传说中的乐队卡,这不是真钱啦!”很快,跟着这群活力旺盛的小伙子,我们又浩浩荡荡地启程了。沿着美轮美奂的巴黎大街,穿过巨大华丽的一个个门廊。“伟大的门!”Cave赞赏着18世纪的华美。“现在那是一扇门……”McVeigh宣称说,眼前是一个城堡大小的巨像。“我告诉你去哪里还有门可以看,伙计……比利时!”Cave还击他,就像是精细打磨过的Crane兄弟一般,他们之间再不是那种爱伦·坡的表情,最终他们隐匿于光明未来的圣光之中,如命中注定。
  Jack Lawrence-Brown 鼓手
  25岁。奇闻异事:他在6岁时就读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且每次看昆德拉的书都感觉自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Harry McVeigh 主唱/吉他手
  25岁。奇闻异事:他心中永远的“酷炫好小伙儿”是“像那些蒙古人一样,在马背上捕猎金色雄鹰,他们可牛逼了!或者是儿童益智节目Fun House里面的Pat Sharp”。
  Charles Cave贝斯手
  25岁。奇闻异事:1995年他买了生平第一张CD,是Michael Jackson的《HIStory》专辑。“我花了22镑啊。今天的你能想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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