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9年11月2日，我降生于京北云蒙山东麓的窟窿山下柳棵峪村。8岁时，父亲盼子成龙，把我送去离家五里的张家坟村上学。正逢伪满年代，小学是伪满办的，课本是伪满编的充满亡国奴气息的书。我听着不是味儿，只去了一天，晚上回家对父亲说：“课文我不爱听，以后我不去啦”。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爱国主义觉悟，但觉得课文里的字不是中国字，老师教的也不是中国话，很反感，所以不再去了。
奶奶告诉我，我1岁多时，妈妈请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说是“刀尖金命，命硬，克父母”。妈妈着急了，又给算命先生加一升小米，再算算有没有“解克”的办法。先生建议妈妈给我认个最坚硬的东西做干妈，再早早给我订亲娶媳妇，有可能就解了。本不信神、信佛的父亲，在妈妈的唠叨下也就顺从了，商量着把我家门前的大槐树认作我的“干妈”。直到八岁，逢年过节，我都由妈妈抱着或奶奶领着，朝拜大槐树。
算命是迷信，但算命先生当年的话却应验了。未满一年，我的母亲死于难产，抛下我这刚断奶的幼儿，寄养于奶奶的怀抱。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着我。当年家境贫寒，没钱买奶类细软食品，奶奶只能在做饭时把粥沫盛出来喂我，用铁勺摊一个鸡蛋，一口一口地引着我吃饭。我身上穿的，都是奶奶带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补出来的。那时，我冬天不穿棉鞋，夏天不穿袜子，小脚丫日渐形成一层黑皮，也从没有冻脚的感觉。五岁那年，父亲续弦，我有了继母。抚养我的任务由继母承担，继母生性温柔，从未打骂过我，热情地对待我，尽心照料我。可我生来嘴硬，既很少叫她一声妈，也不那么亲近，总还是围着奶奶转，夜里跟奶奶睡觉，白天到奶奶屋里玩，基本上还是跟奶奶过生活。
因为算命先生的那番话，在我8岁时，父亲便和我商量，要给我订亲，对方是当村一个比我大七八岁的姑娘，以庄邻相论我得管这个姑娘叫姑姑。我对父亲拒绝道：“叫她姑姑还好，做媳妇我不要，我还小呢，不要媳妇。”
时隔两年，1940年4月，由白乙化团长领导的抗日的八路军十团来了，于那年8月开辟地方工作，建立村政权，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开办村民识字班。我入了儿童团，参加了识字班，学文化，念爱国抗日的书，从秋后入学坚持到1941年春。
云蒙山周围日伪军设置下据点，对抗日根据地云蒙山区频繁扫荡，三天一进攻、五天一扫荡。云蒙山区三十多个村，被日本侵略者沦为无人区，见人就抓就杀，房子一茬一茬地烧毁。人们钻到山峦崖壁处，抗日小学停办了。一冬一春总共念了6个多月的书。如今我的文化基础，也就是在那时奠定下来的。
可谓祸不单行，我父亲在1942年也去世了，当年我刚12岁，少年丧父的苦难又落在我头上。1944年冬，父亲去世后3年，继母带着我3岁的异母小妹改嫁，只给我留下一条大窟窿透小眼的破棉被。我继续跟着奶奶生活。
冬天夜里冷，冻得我打哆嗦，奶奶把我搂进她的被窝，老人家用体温给我取暖。因为我在儿童团里每天值班，在村头站岗，送短途情报信。有时出去回来晚了，奶奶把凉饭给温热了，才叫我吃。她将我的衣服拆拆洗洗，缝缝补补，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当时，我在儿童团担任团长，工作积极，曾因夜送鸡毛信受到表扬，还有一次站岗时以火驱狼，受到县民政科的物质奖励。我在年满15岁时，就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员，担任了村民政委员。入党后不久，经当时的“丰滦密联合县”一区区长朱连福动员，参加了革命工作，开始任区民政干事，不久当上了区民政助理员。因为我好学又好写，不久就当上了区公所的秘书。
我参加革命工作的那天早晨，奶奶给我热了一碗棒楂粥。吃过早饭，我去石头场村队部值班。上午9点多钟时，朱连福区长从榆木沟村过来，还带着一位同志。当时，我在队部院子里站着，朱区长似乎早有安排，对我说：“我正好找你呢。云山哪!跟我走啦啊!”我问：“上哪儿去呀?”他说：“今天先到白庙子西沟，区干部大部分在那儿集中。”我又问：“我干啥去呀?”他说：“叫你走，你就跟我走，参加区里工作。”我说“我得回家给我奶奶说下。”他说：“你回家干啥?甭跟你奶奶说。你哪那么多的事，叫你跟我走，你就跟我走。今天我们还要赶到白庙子西沟去呢。”他干脆拽着我的一只胳膊走。这是我出生17年来第一次离开奶奶，从此亦是我同奶奶的终生永别。从我喝了奶奶给我热的那顿棒楂粥之时起，再见奶奶只有在睡梦中了。
我从村队部出发时，心里七上八下，极不平静，极不踏实，心想奶奶不知我到哪儿去了，晚上等不到我回去吃饭肯定着急。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了三十多里路，下午到了白庙子西沟。
到那儿坐下休息片刻，区长叫菜粮助理发给我当月的粮票、菜金，还发给一双布鞋。虽然我从小没在外边住过，但当天吃过晚饭，区里几位干部和我们聊天，说说笑笑地待到睡觉。当我躺在炕上时，想起来：奶奶一定还在家等我吧，整晚不回家，奶奶一定会很急吧。想着想着，因为白天太累了，我就睡着了。入睡后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梦见奶奶坐在我面前，像往常一样慈爱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又送信去了吧?这满满一天，多饿呀!说话间，奶奶给我端上一碗热乎乎的棒(米查)粥。可我刚要拿起筷子吃，饭还没到嘴里，房东的狗叫唤起来，把我的梦惊醒了。
我们在白庙子西沟住了六七天。区干部到齐后，开了一天会，区委书记布置了任务，分头下村。区长带着我们三、四个干部去南对峪、黄土梁、二道逛子、冷风甸、莲滑瓣、小西天等村开展工作。
时隔20多天，在返回区干部集中的张家坟村时，我向区长请假：“路过柳棵峪时，我回家看看。”被批准后，我就回家了。先到我老叔家，老婶在屋，我开口就问老婶：“我奶奶呢?”老婶一见我回来了，未曾开口，泪先掉下来，泣不成声地说：“奶奶已经不在了”。一句话说得我头就昏了。我不敢相信地问：“怎么着?”老婶说：“你走那天晚上，你奶奶做好饭等你。你不回来，她急着去石头场李中山家打听。说你早晨值班时间不长，就叫朱连福带走，往北去了。第二天早起，你奶奶就往北去追，追到贾峪你大姑家，一病倒下，人说得的是急火乱，当天就死在你大姑家了。你大姑夫来送信，你老叔和你二大伯把你奶奶抬回来，埋到你爷爷坟那儿。”我听老婶说完，急是急、火是火地跑到我爷爷奶奶坟上，趴在坟头上痛哭了一阵，又回到老叔家待了片刻，就去区干部集中地张家坟了。
从柳棵峪到张家坟，8里路我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一路思绪万千。回想我在奶奶身边从幼至今的17年。如今和奶奶永别了，再想看到奶奶只能在梦中了。越思越想越悲痛，只顾悲痛不看路，踉踉跄跄，不小心绊倒在一个石头上。正在我爬起身时，看见副区长也是我的当家子老爷站在跟前。老爷说：“你怎么走的道?年纪轻轻的走路栽跟斗?”我对老爷说因为朱连福从石头场把我带走时，奶奶不知我哪儿去了，找到贾峪大姑家，得急火乱病故了。老爷用心地劝解我，才使我渐渐从迷糊中清醒过来。
我们在张家坟开会，区干部汇报各自的工作，区委书记、区长布置新的工作，一段时间顾不得思念奶奶。时隔半年多，我回家住到老叔家，睡觉前和老叔老婶叙说往事，说到我走后，奶奶如何着急等待，又怎样病故……勾起我的哀伤之情。转眼间沉入梦乡，梦见奶奶站在屋门口，喊我一声“云山”，未容我答话，一觉醒来，这一夜我一直没睡好。如今已过去62年，奶奶的形象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忆往昔心酸含泪，忏悔我今生未能尽过孝心，不敢追想。感念之时就去逗逗小孙女，一解对奶奶的怀念之痛。
编辑 任娟
奶奶告诉我，我1岁多时，妈妈请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说是“刀尖金命，命硬，克父母”。妈妈着急了，又给算命先生加一升小米，再算算有没有“解克”的办法。先生建议妈妈给我认个最坚硬的东西做干妈，再早早给我订亲娶媳妇，有可能就解了。本不信神、信佛的父亲，在妈妈的唠叨下也就顺从了，商量着把我家门前的大槐树认作我的“干妈”。直到八岁，逢年过节，我都由妈妈抱着或奶奶领着，朝拜大槐树。
算命是迷信，但算命先生当年的话却应验了。未满一年，我的母亲死于难产，抛下我这刚断奶的幼儿，寄养于奶奶的怀抱。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着我。当年家境贫寒，没钱买奶类细软食品，奶奶只能在做饭时把粥沫盛出来喂我，用铁勺摊一个鸡蛋，一口一口地引着我吃饭。我身上穿的，都是奶奶带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补出来的。那时，我冬天不穿棉鞋，夏天不穿袜子，小脚丫日渐形成一层黑皮，也从没有冻脚的感觉。五岁那年，父亲续弦，我有了继母。抚养我的任务由继母承担，继母生性温柔，从未打骂过我，热情地对待我，尽心照料我。可我生来嘴硬，既很少叫她一声妈，也不那么亲近，总还是围着奶奶转，夜里跟奶奶睡觉，白天到奶奶屋里玩，基本上还是跟奶奶过生活。
因为算命先生的那番话，在我8岁时，父亲便和我商量，要给我订亲，对方是当村一个比我大七八岁的姑娘，以庄邻相论我得管这个姑娘叫姑姑。我对父亲拒绝道：“叫她姑姑还好，做媳妇我不要，我还小呢，不要媳妇。”
时隔两年，1940年4月，由白乙化团长领导的抗日的八路军十团来了，于那年8月开辟地方工作，建立村政权，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开办村民识字班。我入了儿童团，参加了识字班，学文化，念爱国抗日的书，从秋后入学坚持到1941年春。
云蒙山周围日伪军设置下据点，对抗日根据地云蒙山区频繁扫荡，三天一进攻、五天一扫荡。云蒙山区三十多个村，被日本侵略者沦为无人区，见人就抓就杀，房子一茬一茬地烧毁。人们钻到山峦崖壁处，抗日小学停办了。一冬一春总共念了6个多月的书。如今我的文化基础，也就是在那时奠定下来的。
可谓祸不单行，我父亲在1942年也去世了，当年我刚12岁，少年丧父的苦难又落在我头上。1944年冬，父亲去世后3年，继母带着我3岁的异母小妹改嫁，只给我留下一条大窟窿透小眼的破棉被。我继续跟着奶奶生活。
冬天夜里冷，冻得我打哆嗦，奶奶把我搂进她的被窝，老人家用体温给我取暖。因为我在儿童团里每天值班，在村头站岗，送短途情报信。有时出去回来晚了，奶奶把凉饭给温热了，才叫我吃。她将我的衣服拆拆洗洗，缝缝补补，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当时，我在儿童团担任团长，工作积极，曾因夜送鸡毛信受到表扬，还有一次站岗时以火驱狼，受到县民政科的物质奖励。我在年满15岁时，就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员，担任了村民政委员。入党后不久，经当时的“丰滦密联合县”一区区长朱连福动员，参加了革命工作，开始任区民政干事，不久当上了区民政助理员。因为我好学又好写，不久就当上了区公所的秘书。
我参加革命工作的那天早晨，奶奶给我热了一碗棒楂粥。吃过早饭，我去石头场村队部值班。上午9点多钟时，朱连福区长从榆木沟村过来，还带着一位同志。当时，我在队部院子里站着，朱区长似乎早有安排，对我说：“我正好找你呢。云山哪!跟我走啦啊!”我问：“上哪儿去呀?”他说：“今天先到白庙子西沟，区干部大部分在那儿集中。”我又问：“我干啥去呀?”他说：“叫你走，你就跟我走，参加区里工作。”我说“我得回家给我奶奶说下。”他说：“你回家干啥?甭跟你奶奶说。你哪那么多的事，叫你跟我走，你就跟我走。今天我们还要赶到白庙子西沟去呢。”他干脆拽着我的一只胳膊走。这是我出生17年来第一次离开奶奶，从此亦是我同奶奶的终生永别。从我喝了奶奶给我热的那顿棒楂粥之时起，再见奶奶只有在睡梦中了。
我从村队部出发时，心里七上八下，极不平静，极不踏实，心想奶奶不知我到哪儿去了，晚上等不到我回去吃饭肯定着急。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了三十多里路，下午到了白庙子西沟。
到那儿坐下休息片刻，区长叫菜粮助理发给我当月的粮票、菜金，还发给一双布鞋。虽然我从小没在外边住过，但当天吃过晚饭，区里几位干部和我们聊天，说说笑笑地待到睡觉。当我躺在炕上时，想起来：奶奶一定还在家等我吧，整晚不回家，奶奶一定会很急吧。想着想着，因为白天太累了，我就睡着了。入睡后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梦见奶奶坐在我面前，像往常一样慈爱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又送信去了吧?这满满一天，多饿呀!说话间，奶奶给我端上一碗热乎乎的棒(米查)粥。可我刚要拿起筷子吃，饭还没到嘴里，房东的狗叫唤起来，把我的梦惊醒了。
我们在白庙子西沟住了六七天。区干部到齐后，开了一天会，区委书记布置了任务，分头下村。区长带着我们三、四个干部去南对峪、黄土梁、二道逛子、冷风甸、莲滑瓣、小西天等村开展工作。
时隔20多天，在返回区干部集中的张家坟村时，我向区长请假：“路过柳棵峪时，我回家看看。”被批准后，我就回家了。先到我老叔家，老婶在屋，我开口就问老婶：“我奶奶呢?”老婶一见我回来了，未曾开口，泪先掉下来，泣不成声地说：“奶奶已经不在了”。一句话说得我头就昏了。我不敢相信地问：“怎么着?”老婶说：“你走那天晚上，你奶奶做好饭等你。你不回来，她急着去石头场李中山家打听。说你早晨值班时间不长，就叫朱连福带走，往北去了。第二天早起，你奶奶就往北去追，追到贾峪你大姑家，一病倒下，人说得的是急火乱，当天就死在你大姑家了。你大姑夫来送信，你老叔和你二大伯把你奶奶抬回来，埋到你爷爷坟那儿。”我听老婶说完，急是急、火是火地跑到我爷爷奶奶坟上，趴在坟头上痛哭了一阵，又回到老叔家待了片刻，就去区干部集中地张家坟了。
从柳棵峪到张家坟，8里路我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一路思绪万千。回想我在奶奶身边从幼至今的17年。如今和奶奶永别了，再想看到奶奶只能在梦中了。越思越想越悲痛，只顾悲痛不看路，踉踉跄跄，不小心绊倒在一个石头上。正在我爬起身时，看见副区长也是我的当家子老爷站在跟前。老爷说：“你怎么走的道?年纪轻轻的走路栽跟斗?”我对老爷说因为朱连福从石头场把我带走时，奶奶不知我哪儿去了，找到贾峪大姑家，得急火乱病故了。老爷用心地劝解我，才使我渐渐从迷糊中清醒过来。
我们在张家坟开会，区干部汇报各自的工作，区委书记、区长布置新的工作，一段时间顾不得思念奶奶。时隔半年多，我回家住到老叔家，睡觉前和老叔老婶叙说往事，说到我走后，奶奶如何着急等待，又怎样病故……勾起我的哀伤之情。转眼间沉入梦乡，梦见奶奶站在屋门口，喊我一声“云山”，未容我答话，一觉醒来，这一夜我一直没睡好。如今已过去62年，奶奶的形象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忆往昔心酸含泪，忏悔我今生未能尽过孝心，不敢追想。感念之时就去逗逗小孙女，一解对奶奶的怀念之痛。
编辑 任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