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里的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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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深圳阳光正好。
  南科大校园内,蒋明穿过两栋楼间的花田,从食堂赶往教学楼,准备上国学课。
  食堂内,吊顶电扇嗡嗡作响,电视上正放《锵锵三人行》。十余个学生看得聚精会神。过往的风波,仿佛并未波及到这些学生。在经历了老师退校、学生退学、拒绝高考之后,风暴中的南科大仍显平静。
  这些带着理想来到南科大的孩子们,眼前的任务只有期末考试。其他种种,似乎与他们无关。
  
  戒备的南科大
  
  “请各位媒体高抬贵手吧!几个月来媒体的报道给学校已经造成很大的压力了!”南科大负责宣传的老师蓝海,直接挂了电话,语气焦躁。
  与学生的从容不同,南科大早已如临大敌。持续的媒体关注,接连的“负面新闻”,让这所试图实现开放、包容的新型高校,变得封闭。
  学校大门口,站岗保安把所有校外人员拒之门外,称学校是半封闭式管理。即便是访校家长,也必须提前预约,由老师亲自带领才能入校。
  而学校办公室的老师则称,所有媒体入校采访都须预约。即便是家长,也要说明具体来意。如果只是慕名来参观学校的人,那么只能在门外远观和电话咨询。
  几经辗转,本刊记者终于进入校园内,并在图书馆的阶梯教室,采访到了学生蒋明。
  蒋明说,此前学校并未管得这么严。只是学校最近总有媒体采访,老师同学的话经常被“断章取义”,所以对媒体也都敬而远之了。
  媒体来势汹涌的“骚扰”,第一波缘起“拒绝高考”事件。本是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南科大的孩子,在临近高考10天的时候突然被通知还要考试。
  “那段是最艰难的时间。”蒋明说,“关于高考,学校内部意见不统一,但学生和家长的意见统一,我们不愿参加考试,觉得违背了初衷。”
  因为“高考风波”南科大一度停课,这让蒋明无法接受,“后来恢复了,好在教授还是和我们一个战线。”
  高考风波,让南科大内部产生了纷争。和蒋明观点类似的还有他的班主任郑丽丽:“那段时间,20天,确实元气大伤,把老师和学生间的信任都毁灭了。学校里存在不同立场的团队。”
  高考风波未平,港大教授退出、王秦州退学之波又起。一切都让南科大不堪重负。这所高校变得戒心更强,谨慎地对待外界的声音。
  家长也感受到同样的压力,学生张彤的妈妈说:“女儿读南科大,一件事接一件事折腾我们的心脏,乐观归乐观,但压力也很大。一有事来,心理没压力也是假的。”
  她坦言,家长们现在已经“疲了”,“之前还有不冷静,现在不会了。最起码认为学校不会有不好”。
  风波正在逐渐过去,蒋明说,他和同学们对学校风波、外界报道,都有了免疫力,认为“这都没什么,很正常”。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面对学业和考试的压力。
  
  风波中的学业
  
  除却离校的王秦州,南科大首届新生现余44名。他们已在南科大度过了4个多月的学习生活。
  17岁的蒋明,高中就读于北京一所名校,没了解南科大时准备去清华。“高中我一个学期不学,一个星期可以补回来,现在一两天不学都可能跟不上进度,有一次代数课因为睡过了没上,后来就跟不上了。”
  南科大课程安排得很紧,“这学期课程安排了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社会学、国学、英语和现代化理论,最多的是周四,要上十节课,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
  和蒋明一样,这些新生都是高中时的尖子生,到了南科大,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学业压力。
  来自浙江的陆瑶当时如果参加高考,是要用浙江大学保底的。但在南科大,她几次考试是中等水平,并称“如果旷课就会跟不上进度”。
  学生张彤说:“每天学习很紧张,高三时没超过12点睡觉,但大学几乎都在12点后睡觉,一次为完成计算机作业学到凌晨三点多。宿舍每天晚上11点熄大灯,但每人都有小台灯,也有其他专门自习的地方。”
  很多家长也表示,孩子在南科大常常学到深夜。“要说意见的话,孩子觉得个别科目讲得太难了些。”蒋明也告诉记者:“有些课程稍微不符合以前的思维,部分同学觉得适应困难,上来就讲一些抽象的课程,这需要适应。”
  孩子们的班主任郑丽丽介绍说:“计算机课可能是学生们接受起来比较难的,每个模块请一些教授讲不同的观点,用不同观点激荡你,当然不会是些基础知识。有些学生说课听不懂,我觉得如果课都听懂了反而没意义了,没有让你继续研究和探索的了。”
  “这四个月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有同学得了100分,最后几名学生会很难过,他们在高中很不错,可能在上课时没有很好地重视,没做好转换,成绩一下子就落下了。”
  除却学业繁重,同学“稀少”,这里似乎和别的高校并无两样。“平常如果不在学校学习,会到校门口的村子转转,那里可以买到所有生活用品。”说到深圳的好去处,蒋明细细介绍,“一定要去海滩,去蛇口、世界之窗、欢乐谷,要是逛街可以去东门……”
  
  放牛娃的个性
  
  南科大开学时,曾组织新生集体观看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放牛娃”,被打上了理想主义的标签。同时,这些天才也被外界评价为“个性强,不易管理”。
  然而在郑丽丽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孩子,“这些孩子很多都14、15岁,有的13岁。刚离开家肯定不适应。有東北的孩子第一次来深圳,水土不服,会生病,我带着他去医院。”
  她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他们什么都跟我聊。有个14岁的孩子,英语课上打瞌睡被老师说哭了,觉得缺乏温暖,觉得老师对他太冷了。这些高中时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很多人关注和给予温暖。我听了确实很难过。还有买不到车票,感冒发烧了,什么事都会告诉我。”
  南科大的课余生活很丰富。学生自主成立了很多社团。吉他社、化学社、篮球社、配音社,戏剧社等等。五四那天的晚会,全部节目都是学生自己编排的。
  班主任郑丽丽回忆:“有次戏剧社还闹出个事,排练的时候表演两个女同学被绑架,给另一个同学打电话,要赶快交钱。当时被保安遇到了,还给我打电话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蒋明参加了化学社,一群喜欢化学的同学组建的小组,同时也参加了戏剧社,因为一直太忙,准备放假第一天再活动。其他吉他社的同学这学期组织了很多活动。社团活动都是在课余时间和周末进行的,还有组织看电影,在学校健身馆打乒乓球、篮球等等。
  “孩子会跟我讲,国学课讲得好、英语课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太帅了、物理课上课时的情况、哪门课从听不明白到适应了。”宋静的妈妈对孩子的情况十分满意,“她跟我说学校军训有很多拓展内容,比如激光枪的模拟野战。业余生活听交响乐的安排也很好,女儿后来还自费和几个同学去听交响乐演奏。”
  不过,郑丽丽也说,这些学生的确有个性,“比如那天两个学生说要换宿舍,因为有同学一点多还在复习,也不睡觉,他不睡觉也影响我们睡觉。这些矛盾肯定会有,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个性。”
  在高考风波最艰难的日子里,个性的学生和老师发生冲突。学校的老师分为两个阵营,“非改革派”的老师希望学生们参加高考,而“改革派”的老师则坚决反对。
  那段日子,一个“非改革派”的老师负责两个学生,天天谈话。学生则郁闷地整天玩电脑游戏。“有学生跑到领导门前敲门,门牌号是胶水粘上去的,一敲就斜下来了,想扶正时整个就掉下来了,孩子干脆就把它拿走了。第二天他们发现了,就让去查下监控录像,到底是哪些孩子,查出来揍他们一顿。”郑丽丽气哭了,她无法理解部分老师的做法。
  郑丽丽说,“非改革派”的老师呼吁成立党组织、团组织,要形成体制,并在老师的qq群中冷嘲热讽,“他们有时候会嘲讽说,南科大就是这些孩子的明星梦工厂,还上什么课,做什么作业啊!”郑丽丽说她被气得全身冰冷,“真的不能靠行政手段去管理约束这些孩子。”
  
  南科大的未来
  
  《京华周刊》记者到访南科大这一天的上午,朱清时校长专门给学生及家长开了一个会,介绍学校工作目前的推进情况,学生的上课状况,以及对媒体报道的解释等。
  会开在周三,很多家长都请假参加,甚至还有学生父母专程从东北赶来深圳的。
  班主任说:“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学校会像南科大一样,家长和学校有这么一个关系。”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世面,南科大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这是这44位学生家长在交流的QQ群内改编的歌词。
  “媒体上关于南科大的负面报道一波又一波,我们学生家长就是靠这些豪迈的话互相鼓励的。”
  记者采访的7名家长,都是教育工作者。郑丽丽说:“家长很多都是学校老师,他们对中国的教育有自己的想法和反思。”
  张彤妈妈告诉记者:“家长观点都差不多,进来就想到有风险,不担心文凭问题。万一有问题,花一年时间参加自学考试肯定能过。”
  “对于未来,我女儿想法很多,以前她说想做记者,后来又喜欢心理学,之后又想搞能源研究,最近一次她跟我说想做大学教授。我对她的要求不高,就是努力学习,多学点东西,哪怕自己以后开个店,也可以啊。”
  宋静的爸爸说:“我相信4年后社会会认可南科大文凭。即便不认可,孩子完全可以深造,我希望她成为有独立思想、容易相处、具有创新意识的科研人员或者创业者,最重要的是有获取幸福和快乐生活的能力。”
  班主任郑丽丽透露说:“很多孩子的目标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这些国外的顶级大学。”
  “四年后拿着南科大学位的学生在社会上都能得到尊重和欢迎,那才是南科大的成功。”
  对于蒋明来说,未来好像太远,“没想好,觉得没必要对未来职业发展太多限制,也可以去西藏支教。多尝试几个职业。南科大教给我们的是能力,对于那一纸文凭,我反正并不太看重。”
  这些都还太遥远。眼前的事,是这学期南科大学生要参加世界大运会志愿者的培训。目前,放牛班的孩子们正在积极复习迎接期末考试,等考试结束,就要集体去做义工。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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