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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历初八，完代吉比平时早起了半个小时。虽然头天晚上的狂风让院子里的大狗叫了一夜，她也因为喝了酸奶，肚子有点疼。
点了一盏酥油灯，对着佛龛，完代吉比平时多磕了50个长头，头上微微冒汗，脸红润了起来。
吃了点饼子，完代吉走出院子。夜色犹存的村庄小路上已有村民在忙碌，捡拾着牛粪，抬头冲赶路的完代吉打招呼。牦牛在他们前面慢悠悠地走着。
完代吉此行的目的地是一处石头打基础的院子。在这个距离兰州250多公里的牧区村庄里，院中的房子却让人感觉好像身处某个欧洲小镇——阳光可以透过房顶玻璃直接照进，使房间温暖许多。
早到的人们已在煨桑，院子里飘着松柏的香气，还有咖啡的味道。
这间名为诺乐的工坊——“诺乐”是藏语中牦牛的意思，也代表“神赐予的财富”—— 连接千万里之外的时尚都市，比如巴黎、伦敦。
LV、爱玛仕们的订单从那里传递到藏区，由牧民们用牦牛绒手工编织，并将“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绒”的字样做成标牌，放在大牌的LOGO旁。
这样，世界就看到了地球一隅的他们。
完代吉的缝纫
30岁的完代吉没上过学、家里没有牛羊，外出打工的经历主要是修房子、修路。1年多前她回到仁多玛村，在诺乐工坊的缝纫部每月有2000多元收入。
熟练工人以及管理人员有4000多元的月薪。完代吉知道自己还够不上“熟练”，她习惯说：“哎呀，年纪大了嘛，又不识字，就回来了。”
中午12点半下班，工坊里提供青菜和带汤的面条。与早餐一样，它们是诺乐工坊员工的福利。完代吉不太喜欢，她更愿意回家吃。
这天中午，完代吉被邀请到新开的餐馆去吃饭。仁多玛村村支书道吉太认为，这是诺乐工坊带来的变化之一，“村里原来只有2个小卖部，现在有10个，又新开了2个饭馆。还有人做运输，主要是拉进村、出村的客人，一个月也能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他对本刊记者说。
餐馆老板也是外出打过工又回家乡的。但这样的人很少，归来者多是回到放牧牛羊的生活，虽然心有不甘，但不知道怎么去改变，“因为我们都有点懒。”完代吉告诉本刊记者。
完代吉所在的缝纫部，成立的时间晚于纺织、制毡、染色等部门。带她们工作的是一位在上海有过多年缝纫经验的汉族老师——她是工坊乃至村庄中唯一的汉族人，也是所有被请的老师中唯一的中国人。
工坊里的纺织老师是尼泊尔人，染色老师则来自欧洲，告诉牧民们欧洲人对于颜色的喜好。他们都在仁多玛村最冷的冬天来临时，回到自己的家乡。
完代吉没有拿针线的经验，学了3个月才入门。但相比纺织，缝纫已经很容易。
从零开始的长期培训，是牧民们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虽然她们沉默，不知道怎么表达，但也没放弃。
在经常有着浓厚味道的房间里，曾经的放牧人、染色室的工人最长用时一年，才可以均匀地将村庄里花朵的颜色呈现出来，但终究练出了细腻。
比起纺织部有规律的声音，缝纫部很安静。也许正因为安静，没有人念经——纺织部就不一样，念经声和纺织声混在一起。
完代吉家里还装了网络，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家。晚上回家，她也会上诺乐的网站，因为不识字，她只对图片感兴趣，照片上的一切她很熟悉，但又有种奇异感。
比如穿着诺乐衣服的诺乐女工，披着围巾的诺乐男工，他们肤色黝黑，五官立体，看不出表情地站在村子里的河边、雪里、山间、草原上，“照出来的好一些，跟原来不一样了”。
9年前，具有一半藏族血统、一半美国血统的益西德成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以“诺乐”为名在仁多玛乡注册了这个生产牦牛绒产品的手工作坊。它的自有品牌就是“norlha”。
“都是益西德成拍的，模特也是她选的。”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张骑在牦牛上的照片，穿着藏袍的藏族女子眼睛看向前方，披着一件牦牛绒原色调的大披肩。
完代吉也看到了自己经手过的围巾、藏毡、布料到了巴黎、纽约、伦敦等城市后的图片，它们在光亮的橱窗里，价格多在1000欧元以上。
5000平方米的工坊
31万亩的仁多玛村里，诺乐工坊占地5000平方米，共有120多位完代吉这样缺乏在外面世界闯荡技能的员工工作。
这是益西德成在建厂之初与道吉太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即所招聘员工必须先满足村里经济贫困的家庭的需求。这些家庭多没有牛羊，或有患病疾者。
村庄平均海拔3300米，共有263户人家、1.5万多人口全为藏族，虽然有8000头牦牛，但年人均收入仅3800元左右。
恢复高考以来，全村有40多名通过读书而外出谋生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多在事业单位，从事教师或者乡政府行政方面的工作。”道吉太说，“其他都是打工的人，做体力劳动、底层工作，没上过学，年纪大了就回来了”。
道吉太依然记得有些纤弱的益西德成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对工坊想法的担扰和不信任，“她当时20多岁，很年轻。”
道吉太召集6个自然村的村长商讨，又把寺院里的僧人、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找来开会，最终的结果是同意。
主要原因是，益西德成的理念符合“村庄里的信仰”：用春天里自然脱落的牦牛绒，“不杀生”。
村庄世世代代放牧为生，一年里在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间迁徙。作为原始经济模式，要想有收入就得把牛羊卖出，牲畜们就面临被屠宰的命运。
“其实这是牧民心里的痛点，但不知怎么来改善。”道吉太的汉语生疏，还需要借助翻译完成表达。
当然，与所有相对封闭的藏区村庄一样，对一个突然而至的外人，他们依然保留着疑惑、甚或敌意，但愿意试试看。
由此，2007年3月，8个村民用搭帐篷的形式开始了诺乐工坊在青藏高原上的故事。 最早是2顶帐篷，只有一个部门：纺织部。
纺织机器从尼泊尔买来，3个多月后，村委会给了块地方盖厂房。2007年以来，诺乐每年交给村委会1万元，2014年开始交1.8万元，“村委会分一半给寺院，钱主要用来修缮寺院、扶助弱小。”
益西德成则从欧洲带来了LV、爱玛仕等大牌的订单。所有人都觉得，她对于诺乐工坊是不可缺少的人——一边连接着村庄里的藏族生活，一边连接着外面世界的市场。
先巴东知的采购
进入6月，也就是高原藏区的夏天时，诺乐工坊也开始收购牦牛绒。
“村子里的牦牛绒很少，几乎全部来自外面。”负责采购的先巴东知对本刊记者说，“一公斤牦牛绒26元，收购以后运到内地清理。11月左右运到工坊里，捻线、纺织不同分工完成后，就贴牌、熨烫、编码。”
刚开始牧民不知道牦牛绒的用处，但对于能有收入有好感。诺乐就将有瑕疵的产品在收购点展销，“以牧民能接受的成本价”。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牦牛绒可以成为价格千元的围巾时，“觉得自己吃亏了。”先巴东知学他们做出嘴角撇下来的表情。
他还负责染料的采购，“都是国外的染料”，以及诺乐工坊的网上传播。先巴东知虽然像蜜蜂一样采集村庄里的素材，但是“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需要什么，而且我的汉语也不好”。
于是他将素材用藏语整理好，交给“外面的人”。通常历经两周左右，在几拨人士的轮番核、校以后，才会出现在诺乐工坊的网络平台上。
相比原来仅仅只是产品的文字介绍，带有人物故事及命运的文字能吸引更多关注，先巴东知似乎也找到了与外界接轨的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2014年10月，拉萨市副市长周普国带领的拉萨市考察团由甘南州领导陪同到诺乐参观、考察。政府关于此层面的交流，在诺乐工坊的发展史上是个开头。
关于模式复制的问题，先巴东知与被问到的所有人的反应一样：关键是懂得藏文化，又懂得欧洲市场的人。
桑吉东知的生产
作为仁多玛村的放牧人，桑吉东知曾以为，益西德成也像很多外来者一样，“离开之后，就像一粒石子投入了大海，没有一点声音”。结果，她是块巨石，起了那么大的浪花。
桑吉东知自己则成了诺乐工坊之所以能在仁多玛村落地的关键性人物：第一个相信益西德成并将她带给村委会，第一个随益西德成去柬埔寨、尼泊尔、泰国学习纺织技术。
那是桑吉东知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乡，一共学习了6个月，与原来放牛牧羊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其中的艰辛说来更像是对人生与世界的好奇。
现在他是诺乐工坊的生产部负责人，主要负责纺织、制毡、染色、缝纫4个部门80多名员工的工作。
他食指在上、拇指在下地比画着，“汉语一点点，文化一点点。”他认为这是自己目前面临的最大压力。
桑吉东知和老婆周毛吉是诺乐工坊的第一批员工。当诺乐工坊还是帐篷时，因为他们的参与，才有其他6名村民加入。
桑吉东知把在国外学习到的技术教给他们，就像撒种子一样，另外6个人又成为后来者的老师。
对于如何把自由自在的放牧人变成熟练技工的问题，桑吉东知的说法是：“用制度来约束”，迟到就罚款。
虽然益西德成曾有疑问，但事实证明确实有效果。“我是村子里长大的人，我比益西德成更懂得这里的人。”桑吉东知说。
但慢慢的，桑吉东知也学会了以客户的标准为标准。这是订单生产的桎梏之一，也是现在诺乐工坊要做自己品牌的原因之一。
设备、渠道、国外市场等，西方商业文明里的逻辑，多由益西德成来负责。因父亲是一位藏族作家，益西德成从小就受到藏族文化的熏陶。
比起2013年围巾7000多条、布料六七百米的产量，2014年诺乐工坊围巾生产了1万条，1000米左右布料。
接照益西德成的观点，诺乐工坊不会也不可能做到大幅度、大规模地提高产量，因为原材料、工人的限制。
桑吉东知希望《瞭望东方周刊》也能回答他的问题：你认为我怎样可以让汉语好一点点？文化高一点点？你认为诺乐有哪些不好？
他拿起笔，从怀里掏出本子，用藏语一点一点地记下来，“不说好的，要说不好的”。
道吉仁青的销售
穿行在艳丽配饰、传统藏袍的女工间，道吉仁青已经习惯早晨来一杯咖啡，它也是接待客人的首选。
负责销售的道吉仁青不是仁多玛村人，这是诺乐员工中少有的特例。诺乐工坊成立之初时，他由拉卜楞寺的一位僧人推荐到了村子，后者的家乡就在仁多玛村。外村人加入诺乐的规则是，要经过仁多玛村村委会的同意。
1986年出生的道吉仁青与先巴东知、桑吉东知一样，仅有成年一两年的就学经历。现在他们都会流利英语，也会定期为工人组织扫盲培训。
与桑吉东知一样，道吉仁青也认为诺乐工坊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专业人才，而且“在藏区真正的企业家很少。也有人做企业，更多是依靠旅游资源，做旅游纪念品，但很快就倒闭了。”
他对本刊记者强调：“我们正在做一家社会企业，但是社会企业在中国的概念还很模糊。我们要自己考虑怎么做才好，要尝试每一件事情，没有可以直接复制过来的模式和方法”。
意识到贴牌生产的制约后，2013年诺乐工坊“把精力移向自己品牌的发展。我们尝试做网店，但人们的消费习惯还不能让他们从网上购买几千块钱一条的围巾。”他说。
对于诺乐产品的购买者，“这个群体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很庞大，国内才刚刚起来，还没形成群体。价格首先就是一道门槛。”道吉仁青认为，“当消费者意识到时间和自然是最奢侈时”，就会越来越认可诺乐的理念和作品。
诺乐工坊多年来的销售成绩单是：国外贴牌占65%，国内销售35%。
国内销售主要是代理商、实体店。前者很多由消费者转化而来，因为喜爱转而推广，但坚持下来的不多。
除了200公里外拉卜楞寺所在地夏河县的专卖店外，北京也有一个办事处。“计划2015年的冬天在拉萨开一家专卖店，因为那里是藏文化的核心地。”道吉仁青说，诺乐工坊现在每年能维持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营业额，采购成本是300万元、人工开支35万元左右，“目前还没有多少纯利润，但是可以运转”。
多旦多杰作为负责人的诺乐工坊北京办事处更像是一个各种功能具备的独立机构，承载着采购、展销、谈判以及其他事务性的工作，“我们在北京没注册，我们要在甘南当地纳税。”他告诉本刊记者。
这份与藏文化传播有关的工作，让这个在北京工作、定居的青海藏族人觉得比起之前那份做了多年的酒店工作有意思多了——所以经常要面对各种问题的询问，比如天葬、信仰等等，而且“同一个问题要对同一个人解释很多遍”。
诺乐工坊在北京曾有专卖店，因为种种原因，期满一年后就没再继续。在北京的展销、推广多是选择与商家、卖场短期合作，主要辐射三里屯商贸圈。
有展销时，道吉仁青多半都会到场，看到触摸到诺乐产品的消费者惊喜、疑惑、赞赏的表情，以及产生的购买行为时。反复萌动的到大城市发展的想法又被放弃，接着就坐飞机、搭汽车风尘仆仆地回到村子里。
多旦多杰希望，诺乐工坊在北京的下一个专卖店能选择在人口熙攘的街口路边，“诺乐还需要有更多人知道。有那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一切感兴趣”。
点了一盏酥油灯，对着佛龛，完代吉比平时多磕了50个长头，头上微微冒汗，脸红润了起来。
吃了点饼子，完代吉走出院子。夜色犹存的村庄小路上已有村民在忙碌，捡拾着牛粪，抬头冲赶路的完代吉打招呼。牦牛在他们前面慢悠悠地走着。
完代吉此行的目的地是一处石头打基础的院子。在这个距离兰州250多公里的牧区村庄里，院中的房子却让人感觉好像身处某个欧洲小镇——阳光可以透过房顶玻璃直接照进，使房间温暖许多。
早到的人们已在煨桑，院子里飘着松柏的香气，还有咖啡的味道。
这间名为诺乐的工坊——“诺乐”是藏语中牦牛的意思，也代表“神赐予的财富”—— 连接千万里之外的时尚都市，比如巴黎、伦敦。
LV、爱玛仕们的订单从那里传递到藏区，由牧民们用牦牛绒手工编织，并将“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绒”的字样做成标牌，放在大牌的LOGO旁。
这样，世界就看到了地球一隅的他们。
完代吉的缝纫
30岁的完代吉没上过学、家里没有牛羊，外出打工的经历主要是修房子、修路。1年多前她回到仁多玛村，在诺乐工坊的缝纫部每月有2000多元收入。
熟练工人以及管理人员有4000多元的月薪。完代吉知道自己还够不上“熟练”，她习惯说：“哎呀，年纪大了嘛，又不识字，就回来了。”
中午12点半下班，工坊里提供青菜和带汤的面条。与早餐一样，它们是诺乐工坊员工的福利。完代吉不太喜欢，她更愿意回家吃。
这天中午，完代吉被邀请到新开的餐馆去吃饭。仁多玛村村支书道吉太认为，这是诺乐工坊带来的变化之一，“村里原来只有2个小卖部，现在有10个，又新开了2个饭馆。还有人做运输，主要是拉进村、出村的客人，一个月也能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他对本刊记者说。
餐馆老板也是外出打过工又回家乡的。但这样的人很少，归来者多是回到放牧牛羊的生活，虽然心有不甘，但不知道怎么去改变，“因为我们都有点懒。”完代吉告诉本刊记者。
完代吉所在的缝纫部，成立的时间晚于纺织、制毡、染色等部门。带她们工作的是一位在上海有过多年缝纫经验的汉族老师——她是工坊乃至村庄中唯一的汉族人，也是所有被请的老师中唯一的中国人。
工坊里的纺织老师是尼泊尔人，染色老师则来自欧洲，告诉牧民们欧洲人对于颜色的喜好。他们都在仁多玛村最冷的冬天来临时，回到自己的家乡。
完代吉没有拿针线的经验，学了3个月才入门。但相比纺织，缝纫已经很容易。
从零开始的长期培训，是牧民们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虽然她们沉默，不知道怎么表达，但也没放弃。
在经常有着浓厚味道的房间里，曾经的放牧人、染色室的工人最长用时一年，才可以均匀地将村庄里花朵的颜色呈现出来，但终究练出了细腻。
比起纺织部有规律的声音，缝纫部很安静。也许正因为安静，没有人念经——纺织部就不一样，念经声和纺织声混在一起。
完代吉家里还装了网络，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家。晚上回家，她也会上诺乐的网站，因为不识字，她只对图片感兴趣，照片上的一切她很熟悉，但又有种奇异感。
比如穿着诺乐衣服的诺乐女工，披着围巾的诺乐男工，他们肤色黝黑，五官立体，看不出表情地站在村子里的河边、雪里、山间、草原上，“照出来的好一些，跟原来不一样了”。
9年前，具有一半藏族血统、一半美国血统的益西德成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以“诺乐”为名在仁多玛乡注册了这个生产牦牛绒产品的手工作坊。它的自有品牌就是“norlha”。
“都是益西德成拍的，模特也是她选的。”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张骑在牦牛上的照片，穿着藏袍的藏族女子眼睛看向前方，披着一件牦牛绒原色调的大披肩。
完代吉也看到了自己经手过的围巾、藏毡、布料到了巴黎、纽约、伦敦等城市后的图片，它们在光亮的橱窗里，价格多在1000欧元以上。
5000平方米的工坊
31万亩的仁多玛村里，诺乐工坊占地5000平方米，共有120多位完代吉这样缺乏在外面世界闯荡技能的员工工作。
这是益西德成在建厂之初与道吉太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即所招聘员工必须先满足村里经济贫困的家庭的需求。这些家庭多没有牛羊，或有患病疾者。
村庄平均海拔3300米，共有263户人家、1.5万多人口全为藏族，虽然有8000头牦牛，但年人均收入仅3800元左右。
恢复高考以来，全村有40多名通过读书而外出谋生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多在事业单位，从事教师或者乡政府行政方面的工作。”道吉太说，“其他都是打工的人，做体力劳动、底层工作，没上过学，年纪大了就回来了”。
道吉太依然记得有些纤弱的益西德成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对工坊想法的担扰和不信任，“她当时20多岁，很年轻。”
道吉太召集6个自然村的村长商讨，又把寺院里的僧人、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找来开会，最终的结果是同意。
主要原因是，益西德成的理念符合“村庄里的信仰”：用春天里自然脱落的牦牛绒，“不杀生”。
村庄世世代代放牧为生，一年里在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间迁徙。作为原始经济模式，要想有收入就得把牛羊卖出，牲畜们就面临被屠宰的命运。
“其实这是牧民心里的痛点，但不知怎么来改善。”道吉太的汉语生疏，还需要借助翻译完成表达。
当然，与所有相对封闭的藏区村庄一样，对一个突然而至的外人，他们依然保留着疑惑、甚或敌意，但愿意试试看。
由此，2007年3月，8个村民用搭帐篷的形式开始了诺乐工坊在青藏高原上的故事。 最早是2顶帐篷，只有一个部门：纺织部。
纺织机器从尼泊尔买来，3个多月后，村委会给了块地方盖厂房。2007年以来，诺乐每年交给村委会1万元，2014年开始交1.8万元，“村委会分一半给寺院，钱主要用来修缮寺院、扶助弱小。”
益西德成则从欧洲带来了LV、爱玛仕等大牌的订单。所有人都觉得，她对于诺乐工坊是不可缺少的人——一边连接着村庄里的藏族生活，一边连接着外面世界的市场。
先巴东知的采购
进入6月，也就是高原藏区的夏天时，诺乐工坊也开始收购牦牛绒。
“村子里的牦牛绒很少，几乎全部来自外面。”负责采购的先巴东知对本刊记者说，“一公斤牦牛绒26元，收购以后运到内地清理。11月左右运到工坊里，捻线、纺织不同分工完成后，就贴牌、熨烫、编码。”
刚开始牧民不知道牦牛绒的用处，但对于能有收入有好感。诺乐就将有瑕疵的产品在收购点展销，“以牧民能接受的成本价”。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牦牛绒可以成为价格千元的围巾时，“觉得自己吃亏了。”先巴东知学他们做出嘴角撇下来的表情。
他还负责染料的采购，“都是国外的染料”，以及诺乐工坊的网上传播。先巴东知虽然像蜜蜂一样采集村庄里的素材，但是“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需要什么，而且我的汉语也不好”。
于是他将素材用藏语整理好，交给“外面的人”。通常历经两周左右，在几拨人士的轮番核、校以后，才会出现在诺乐工坊的网络平台上。
相比原来仅仅只是产品的文字介绍，带有人物故事及命运的文字能吸引更多关注，先巴东知似乎也找到了与外界接轨的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2014年10月，拉萨市副市长周普国带领的拉萨市考察团由甘南州领导陪同到诺乐参观、考察。政府关于此层面的交流，在诺乐工坊的发展史上是个开头。
关于模式复制的问题，先巴东知与被问到的所有人的反应一样：关键是懂得藏文化，又懂得欧洲市场的人。
桑吉东知的生产
作为仁多玛村的放牧人，桑吉东知曾以为，益西德成也像很多外来者一样，“离开之后，就像一粒石子投入了大海，没有一点声音”。结果，她是块巨石，起了那么大的浪花。
桑吉东知自己则成了诺乐工坊之所以能在仁多玛村落地的关键性人物：第一个相信益西德成并将她带给村委会，第一个随益西德成去柬埔寨、尼泊尔、泰国学习纺织技术。
那是桑吉东知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乡，一共学习了6个月，与原来放牛牧羊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其中的艰辛说来更像是对人生与世界的好奇。
现在他是诺乐工坊的生产部负责人，主要负责纺织、制毡、染色、缝纫4个部门80多名员工的工作。
他食指在上、拇指在下地比画着，“汉语一点点，文化一点点。”他认为这是自己目前面临的最大压力。
桑吉东知和老婆周毛吉是诺乐工坊的第一批员工。当诺乐工坊还是帐篷时，因为他们的参与，才有其他6名村民加入。
桑吉东知把在国外学习到的技术教给他们，就像撒种子一样，另外6个人又成为后来者的老师。
对于如何把自由自在的放牧人变成熟练技工的问题，桑吉东知的说法是：“用制度来约束”，迟到就罚款。
虽然益西德成曾有疑问，但事实证明确实有效果。“我是村子里长大的人，我比益西德成更懂得这里的人。”桑吉东知说。
但慢慢的，桑吉东知也学会了以客户的标准为标准。这是订单生产的桎梏之一，也是现在诺乐工坊要做自己品牌的原因之一。
设备、渠道、国外市场等，西方商业文明里的逻辑，多由益西德成来负责。因父亲是一位藏族作家，益西德成从小就受到藏族文化的熏陶。
比起2013年围巾7000多条、布料六七百米的产量，2014年诺乐工坊围巾生产了1万条，1000米左右布料。
接照益西德成的观点，诺乐工坊不会也不可能做到大幅度、大规模地提高产量，因为原材料、工人的限制。
桑吉东知希望《瞭望东方周刊》也能回答他的问题：你认为我怎样可以让汉语好一点点？文化高一点点？你认为诺乐有哪些不好？
他拿起笔，从怀里掏出本子，用藏语一点一点地记下来，“不说好的，要说不好的”。
道吉仁青的销售
穿行在艳丽配饰、传统藏袍的女工间，道吉仁青已经习惯早晨来一杯咖啡，它也是接待客人的首选。
负责销售的道吉仁青不是仁多玛村人，这是诺乐员工中少有的特例。诺乐工坊成立之初时，他由拉卜楞寺的一位僧人推荐到了村子，后者的家乡就在仁多玛村。外村人加入诺乐的规则是，要经过仁多玛村村委会的同意。
1986年出生的道吉仁青与先巴东知、桑吉东知一样，仅有成年一两年的就学经历。现在他们都会流利英语，也会定期为工人组织扫盲培训。
与桑吉东知一样，道吉仁青也认为诺乐工坊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专业人才，而且“在藏区真正的企业家很少。也有人做企业，更多是依靠旅游资源，做旅游纪念品，但很快就倒闭了。”
他对本刊记者强调：“我们正在做一家社会企业，但是社会企业在中国的概念还很模糊。我们要自己考虑怎么做才好，要尝试每一件事情，没有可以直接复制过来的模式和方法”。
意识到贴牌生产的制约后，2013年诺乐工坊“把精力移向自己品牌的发展。我们尝试做网店，但人们的消费习惯还不能让他们从网上购买几千块钱一条的围巾。”他说。
对于诺乐产品的购买者，“这个群体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很庞大，国内才刚刚起来，还没形成群体。价格首先就是一道门槛。”道吉仁青认为，“当消费者意识到时间和自然是最奢侈时”，就会越来越认可诺乐的理念和作品。
诺乐工坊多年来的销售成绩单是：国外贴牌占65%，国内销售35%。
国内销售主要是代理商、实体店。前者很多由消费者转化而来，因为喜爱转而推广，但坚持下来的不多。
除了200公里外拉卜楞寺所在地夏河县的专卖店外，北京也有一个办事处。“计划2015年的冬天在拉萨开一家专卖店，因为那里是藏文化的核心地。”道吉仁青说，诺乐工坊现在每年能维持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营业额，采购成本是300万元、人工开支35万元左右，“目前还没有多少纯利润，但是可以运转”。
多旦多杰作为负责人的诺乐工坊北京办事处更像是一个各种功能具备的独立机构，承载着采购、展销、谈判以及其他事务性的工作，“我们在北京没注册，我们要在甘南当地纳税。”他告诉本刊记者。
这份与藏文化传播有关的工作，让这个在北京工作、定居的青海藏族人觉得比起之前那份做了多年的酒店工作有意思多了——所以经常要面对各种问题的询问，比如天葬、信仰等等，而且“同一个问题要对同一个人解释很多遍”。
诺乐工坊在北京曾有专卖店，因为种种原因，期满一年后就没再继续。在北京的展销、推广多是选择与商家、卖场短期合作，主要辐射三里屯商贸圈。
有展销时，道吉仁青多半都会到场，看到触摸到诺乐产品的消费者惊喜、疑惑、赞赏的表情，以及产生的购买行为时。反复萌动的到大城市发展的想法又被放弃，接着就坐飞机、搭汽车风尘仆仆地回到村子里。
多旦多杰希望，诺乐工坊在北京的下一个专卖店能选择在人口熙攘的街口路边，“诺乐还需要有更多人知道。有那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一切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