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有关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多种多样， 在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不尽相同。社会学界有一种通常的说法：有多少个阶级理论家就有多少种阶级概念的定义。对于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界定也是如此。本文试图从中外学者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中系统梳理出针对中产阶层概念界定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对中产阶层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深入的辨析。
关键词：中产阶层 概念 界定
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世界现代化历史上规模巨大的社会转型。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转型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全面推进，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要求、工业化中期的产业升级要求和工业化后期的环境治理要求同时并存。伴随着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原来的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一系列的利益调整中正在逐步形成。其中，中产阶层又重新被孕育出来并且正在逐步壮大。
综观近30年有关“中产阶层”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中产”关注的旨趣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关注，认为中产的发育与社会民主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的观点）、社会稳定的实现（当前的关注重点之一）息息相关；二是经济关注，认为中产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三是文化关注，“中产”被称为某种生活方式的标签和符号。正如法国学者吉恩·路易斯·罗卡在透视中国中产阶级现象的本质、内涵以及学者的学术研究对这一现象本身所产生的影响时所指出的：政治交叉、社会表征与学术干预是中国中产阶级形成的基础。“事实上，所有的争论都是以中产阶级概念的美国创造者提出的老生常谈为基础，他们把中产阶级视作完美的阶级。但是，似乎没有人对这个概念采取更具有批判性的研究路径。”同时，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政治话题，它的“关键问题是以何种方式稳定社会。”于是，“在描绘中产阶级时，中国学者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更宽泛视角来看，“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之所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凸现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从198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中产”的研究成果统计如下：
近三十年间，中国的中产阶层问题研究的趋势大致是这样的：1980年有两篇关于中产的文章，主要都是对国外中产发展状况的介绍。一篇是“白领阶层的恐慌——中产阶层的瓦解”，另一篇是“南朝鲜学术界讨论中产阶层问题”，都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上。1983年出现第三篇关于“中产”的文章，也是第一篇对中产的评论性文章，题为《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化论”》。接下来，时隔三年后1986年《台湾研究集刊》上发表了一篇“台湾中产阶级及其历史地位”的文章。相隔两年后，1988和1989年中产阶层问题研究有增温趋势，两年共发文章10篇，除介绍文章外，就是将“中产阶级”与“民主化”问题相联系。1990年出现十年间“中产”研究的小高峰，以何建章的文章为代表，“中产”文章的主基调为批判认为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提出警惕阶级斗争，在1990年的12篇文章中有一篇《社会主义企业家与“中产阶级”辨析》值得注意，该文作者提出要把社会主义企业家与中产阶级区分开来。“中产”研究的第二个高峰（当年文章发表量超过10篇）出现在2000年，当年发表的近30篇，文章的视角相对宽泛，但明显看出研究文章以中国经济转型为宏观背景的影响以及经济关注。此后，中产的研究不断升温，“中产”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联系等日益密切。
一、西方学者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研究
1.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对于“中产”的界定
按照刘长江的考证：在马恩著作中，第一次对中产阶级进行定义的是恩格斯。1842年，恩格斯在文章中先后提到“中间等级的原则是保持现状”，“中间等级——凡是绅士，即有相当收入但不富足的人都属于这个等级——之所以称为中间等级，只是同富有的贵族和资本家相比较而言，相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的地位却是贵族。”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再次定义了中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英国和美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国家政权。”另有人统计马克思对“中产阶级”曾经用过8种称呼：“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中等阶级”、“过渡阶级”、“中间阶级”、“中等阶级”、“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当然，这其中有翻译产生的差别与歧义在里面。但无论怎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从未把资产阶级排除在外，中产阶级经常指的是有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马克思曾将以少量资本自主经营的小商贩、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及自由职业者等称为“小资产阶级”或“旧中产阶级”。指出他们“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生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
随工业社会兴起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产阶级兴起并发展壮大。面对极大的挑战，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断修正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赖特认为：处于矛盾阶级位置上的群体构成了一些中间阶级，他们包括小资产阶级、小雇主、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行政主管人员、一般经理人员和基层监管人员等。赖特从一元的阶级分析标准（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转向三维的划分标准（生产资料、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赖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存在四类资本和三种控制经济资源的方式，中产阶级是“矛盾的阶级”，他们既不属于资本家，也不属于体力劳动者，既不视自己是剥削者也不把自己看作纯粹的被剥削者。赖特“矛盾的阶级地位”概念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揭示了中产阶级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他通过对组织资本、技术和文凭资本等概念的运用，将支配关系转义成一种新形式的剥削关系。
但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对中产阶级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目前学者普遍认为他们对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并不是始终坚持把生产资料占有作为阶级划分的唯一标准。同时，他们特别注重社会群体对共同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认识、关注阶级意识，以及追求阶级利益的集体行动。同时，基于“冲突论”的观点，中产阶级被视为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不稳定的、不断向上下两极分化的阶级。
2.韦伯及其后继者对于“中产”的界定
韦伯主张经济、声望和权力三维划分的社会分层，注重技能和教育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阶级是享有某种具有特殊影响的生活机会状况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经济地位、具有共同的生活机遇。机会状况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通过拥有商品和收入机会方面的经济利益来表现。基于这样的阶级定义，韦伯区分出两种具有确定性特权的阶级——占有财产的阶级和具有技能资格、经营商贸的阶级。而在无权与有权之间，存在各种“中产阶级”，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官员、自由职业者和具有文凭证书和技能的工人。韦伯是阶级划分的多元论者，他的多元划分标准包括身份——包括声望、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等；经济状况——包括收入、财富、雇佣关系等；政治权力。实质上，韦伯主义者的多元理念在于为研究的便利设计理想类型和分类工具。尽管韦伯主义者对于现实社会中是否存在一个有统一意识并采取一致阶级行动的社会实体并不确定。但他们从“功能论”角度，还是把中产阶级视为一个对社会结构具有稳定功能的主体力量。
中产阶级具有“稳定剂”或“缓冲器”的社会功能，因为他们具有相对保守的特性，米尔斯所谓“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的概念是其特性最为典型的表达。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稳定不是必然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以“白领”为基本标识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缓冲带，他们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无固定私产也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者论之、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较丰厚的年俸月薪、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激情，但为了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新中产处于复杂的职业分割下，较难获得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团结感。没有统一方向、政治冷漠。他们从旧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模式中游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却又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
3.涂尔干及其后继者
埃米尔·涂尔干强调职业在社会分层和阶级区分中的重要作用。他倾向于完全忽略不平等现象导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基本忽略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他强调的是社会整合和社会整体的利益。认为为了维持社会的整合和秩序，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不平等是必需的。个体和群体的特殊利益需要和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稳定的道德秩序以实现社会的有机团结。
在美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学分层研究领域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职业声望分层研究，实际隐含着涂尔干及功能主义的影响。但涂尔干社会分层理论的再次被提起则要归功于戴维·格伦斯基等人。他们提出的后涂尔干主义阶级理论，已经得到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越来越多的认同。他们认为“任何功能分析的起点都有一个前提，即所有社会都必须设计出一套方案，以促使最好的劳动者去承担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工作。” “最基本的剥削单位就是职业本身，而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只不过是具有类似剥削能力的不同种类职业的聚合。”当代社会，职业的概念及其分类已经被制度化，不同分类的各种差异体现在国家政策方面和个人的行为方面。职业层次的结构化越来越明显，因此可以根据职业的分类划分阶级。
4.古典经济学角度出发对中产的界定
毫无疑问，经济学主要是依据经济指标对中产进行界定和相关的研究。它对于社会学研究中产的意义在于，其相关研究可以为我们认识中产发展中的不稳定与变化趋势提供借鉴。如贝里（B.J.Berry）等人依据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供求双方的波动性决定了中产阶层化的周期性特征。虽然中产阶层化的周期经历时间长短不一，但每一轮中产阶层化的结束都是新一轮中产阶层化的开始。
二、中国学者对于中产阶层的研究
1.周晓虹把中国的中产阶层称为“杂领”
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人口应该包括如下的六类社会构成：一是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这一群体是依赖市场资源和流动机会发展起来的；二是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三是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这部分人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类中产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四是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五是大批企业和社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六是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
2.李强指出中产阶级的说法是一种温和的阶级视角
中产阶级属于一种按照等级划分阶级的方法，即将社会阶层分为上、中、下。这种划分不是按照属性、性质划分，界限模糊，没有尖锐的对立也比较容易缓和矛盾。李强提出了“中产阶级四个集团”的理论观点。他认为，目前中国大陆中产阶级主要由以下四个重要的集团组成：第一个集团是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包括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第二个集团是所谓“新中产阶层”，这一阶层主要指年龄比较轻，具有较高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就职于金融、证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的群体；第三个集团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第四个集团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
3.李路路指出：“中产阶级指的是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中间层
由于社会资源在类型上的多样性，使得学界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也呈现着多样化的态势。”他以“再分配——市场”二元分析框架来对当代中国中产阶级进行一个类型化的区分。延续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中产阶级，称为“内源中产阶级”；由于市场的兴起，在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中脱颖而出的中产阶级，是市场体制下的中产阶级，称其为“外生中产阶级”。
4.张宛丽强调中产阶级的异质性
她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制约和影响，中产阶级的产生来源有三个渠道：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由市场交换关系所作用的市场型进入和借助社会关系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提出三者存在较明显的文化理念及价值观上的差异：“官场文化”（官本位社会理念及价值观）、“业缘文化”（市场文化理念及价值观）、“亲缘文化”（熟人社会理念及价值观）。
张宛丽认为将中国的中产阶级称为“中间阶层”更为妥当。2002年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张宛丽指出：“中间阶层”是指对现代化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定型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社会中间力量。由此出发她对“中间阶层”的定义是“以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2004年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张宛丽指出：所谓中间阶层，包括拥有一定私人生产资料的自雇者和中小雇主群体。其间的主体即新社会中间层，是指占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维持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消费能力及相应的闲暇生活质量，以其具有的专业知识，对社会公共事务形成权威评价，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依此定义，衡量新中间阶层的操作指标以下七项，即：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职业的工作和劳动方式、就业能力、职业的权力、收入及财富水平、消费及生活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5.李春玲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刚刚兴起，其群体特征或阶级特征还在形成之中
研究者们难以确定中产阶级的明确定义，也难以描述中产阶级的确定特征；另一方面，近年来这一群体的发展极为迅猛，研究者的调查研究工作往往赶不上实际状况的发展变化。因此，目前的研究重点还是要了解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她从界定中产阶级的多元标准出发，将中产阶级分为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进行描述和分析。她认为中国目前职业中产占15.9%、收入中产占 24.%（以各地区的平均值为标准，占平均值以上者）、消费中产占35%（按照家用电器和耐用品指数计算）、主观中产为46.8%（以个人是否承认自己是中产为标准）。完全符合这四类标准的，全国适龄人口中占4.1%、总人口中占2.8％、大城市中占8.7％，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键部门、尤其集中在国有部门和发展极快的新兴行业，对政府决策有一定影响力，同时也是政府现行经济改革的有力支持者和实施者。
6.刘欣主张把中产阶层的界定置于现代社会的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
他认为仅仅从收入、职业声望、财富等有价社会资源的相对占有量来界定中产阶层是没有意义的。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产物，所指的是位于社会基本阶层之间的阶层。收入、声望的享有状况不过是阶层地位的结果。在当前中国社会，公共权力与市场能力构成了阶层分化的主要动力基础。在整个社会支配层和被支配层两个典型基本层之间的是中产阶层。上层包括党政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层包括国企经理、小业主、民营企业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下层包括低级职务的党政事业单位的干部、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有行政定级的职员办事人员、国企基层管理者、私营企业中的底层管理者、私营小企业经理等。
7.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中产阶层界定主要以收入和家庭财产为划分标准
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抽样数据结果公布：“六万元至五十万元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以家庭平均人口三口计算）收入的标准。”这个结论被媒体称为我国“中产阶层”首次清晰数字化的界定。
8.李培林、张翼认为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市民阶级”和“服务阶级”的特征。以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三项指标作为测量指标。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中国国内有关中产阶层著作的浏览和上面列举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学者对“中产”概念进行界定时，基本的处理方式有两类：一类是回避对“中产”概念的明确界定，预设读者明白中产是什么；另一类是对“中产”做一个描述性的分类说明，缺乏对概念对象的本质属性进行凝练表述。其划分中产的标准包括经济标准、统计学归类、生活方式标准、主观阶层地位认定、综合标准等等，但这些研究者对“中产”与职业的密切关系的认定是清晰的：他们基本上都采用两种方式阐述自己的研究：一是采用职业分类来定义中产阶级概念，其关注重点包括中产阶级的阶级特征——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认同和社会态度、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消费变化情况等；二是以收入指标或消费指标来定义中产阶级，其关注重点更多集中在市场消费问题或者是收入分配问题等，但这种研究在实际上往往也是采用职业类型区分的方式作为分析和阐释单位。
通过上文对于国内外研究者对中产阶层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Middle class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
影响学者们对中产阶级概念界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①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与划分标准：划分标准有基本原则差异与细化指标的数量区别的不同，基本原则或偏重生产资料占有的单维度，或注重经济、声望、政治综合指标叠加的多维度；而影响力度大小或者收入、个人资产具体数目的多寡即属于同一标准下的内部之争。划分标准差异的重要意义在厘定中产界限的同时，更规定着这个群体的社会属性。②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大多数的学者都承认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主体力量，但它究竟是积极的稳定力量——能够继续推进社会的平稳发展和渐进改革，还是消极的稳定力量——只关注自身的存在不关心社会的进步？它的“稳定器”功能恒定不变吗？是否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则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③中产阶级的状况与未来发展：中产队伍究竟是变动的还是已稳定形成的？他们是否已经具有了共同的阶级意识？中产阶级是否已成为一个现实存在的社会实体？中产阶级的依附特性是否影响到了它的生存空间？“M型社会”、“下流社会”之观点是否真实表述了中产阶级的发展趋向？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引发学者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以上分歧虽然存在，但有些共识已经达成。首先，人们对于新旧中产的本质差异的认识基本上是清晰的：“旧中产”产生于前工业社会初期，以自己所拥有的财产所有权独立经营借以谋生的小资产者和自雇者；新中产阶级专指西方发达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兴起的一个独立的结构性群体，人员构成随着大公司经济的发展而壮大、以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为主体，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更多地依赖管理权力和专业技能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其社会地位。
其次，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class 的复数形式来研究“中产”问题，这说明学者们越来越看到并承认中产阶级内部所存在的差异性。随着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东方国家现代化样态的多样性呈现，中产的问题也更加异彩纷呈。
再次，现代西方意义上的middle classes已具有了几个被普遍认可的特征：①职业构成：以各种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技术工作者等脑力劳动者为主要成分；②收入来源：除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和高层企业管理者之外，它主要是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③社会地位：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中相当的一部分都在不同程度地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但尚无法与社会上层相抗衡；④社会认同与社会影响：其政治态度、生活方式、个人素养以及价值观念内部有别，但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社会意识形态。有意愿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参与者能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意愿受阻者转而寻求个人自我世界的安逸与建构。如孙立平所说：“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
前面已经谈到：一切概念类型在内涵与外延上都不是对其所指称现象完整无遗的描述和概括。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持的基本立场、价值态度等往往是左右其概念界定的重要因素。所以，概念的界定首先要服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并且还要充分考虑概念赖以存在的基本理论基础和社会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法]吉恩·路易斯·罗卡：政治交叉、社会表征与学术干预——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形成，江苏社会科学，2008（4）
[2]李路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
[3] 刘长江：“中产阶级”研究——疑问与探源，社会2006（4）
[4]汪宁：俄罗斯“中产阶级”分析，东欧中亚研究，2001（2）
[5]马恩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3：653
[6]三种控制经济资源的方式指对投资活货币的控制、对物质生产资料的控制、对劳动力的控制。四类资本指劳动力资本、金融资本、组织资本、技术和文凭资本。
[7]严格意义上说，涂尔干并没有关于“中产”的直接论述，但他的研究路径以及后继者延续着他的理论进行的职业分层研究有重要价值，所以列出。
[8] [美]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第2版），华夏出版社，2005，第11页，第16页。
[9]吴启焰等：城市中产阶层化研究进展回顾及未来展望，人文地理2008（2）
[10]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5－6页
[11]李强：怎样看待我国当前的中产阶层？领导文萃2007（9）
[12]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江苏社会科学2004（6）
[13]李路路、李升：《同质中的分化：当代中国中产阶级》，2007社会学年会论文集。
[1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52页
[1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0—271页
[16]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江苏社会科学，2008（5）
[17]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8]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2007（6）
[19]李萌、夏学銮、陆学艺、周运清：谁是中国的中产阶层？中国经济周刊2005（5）
[20]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2）
[21]孙立平：中产阶层与和谐社会，新远见，2008（6）
关键词：中产阶层 概念 界定
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世界现代化历史上规模巨大的社会转型。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转型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全面推进，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要求、工业化中期的产业升级要求和工业化后期的环境治理要求同时并存。伴随着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原来的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一系列的利益调整中正在逐步形成。其中，中产阶层又重新被孕育出来并且正在逐步壮大。
综观近30年有关“中产阶层”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中产”关注的旨趣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关注，认为中产的发育与社会民主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的观点）、社会稳定的实现（当前的关注重点之一）息息相关；二是经济关注，认为中产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三是文化关注，“中产”被称为某种生活方式的标签和符号。正如法国学者吉恩·路易斯·罗卡在透视中国中产阶级现象的本质、内涵以及学者的学术研究对这一现象本身所产生的影响时所指出的：政治交叉、社会表征与学术干预是中国中产阶级形成的基础。“事实上，所有的争论都是以中产阶级概念的美国创造者提出的老生常谈为基础，他们把中产阶级视作完美的阶级。但是，似乎没有人对这个概念采取更具有批判性的研究路径。”同时，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政治话题，它的“关键问题是以何种方式稳定社会。”于是，“在描绘中产阶级时，中国学者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更宽泛视角来看，“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之所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凸现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从198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中产”的研究成果统计如下：
近三十年间，中国的中产阶层问题研究的趋势大致是这样的：1980年有两篇关于中产的文章，主要都是对国外中产发展状况的介绍。一篇是“白领阶层的恐慌——中产阶层的瓦解”，另一篇是“南朝鲜学术界讨论中产阶层问题”，都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上。1983年出现第三篇关于“中产”的文章，也是第一篇对中产的评论性文章，题为《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化论”》。接下来，时隔三年后1986年《台湾研究集刊》上发表了一篇“台湾中产阶级及其历史地位”的文章。相隔两年后，1988和1989年中产阶层问题研究有增温趋势，两年共发文章10篇，除介绍文章外，就是将“中产阶级”与“民主化”问题相联系。1990年出现十年间“中产”研究的小高峰，以何建章的文章为代表，“中产”文章的主基调为批判认为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提出警惕阶级斗争，在1990年的12篇文章中有一篇《社会主义企业家与“中产阶级”辨析》值得注意，该文作者提出要把社会主义企业家与中产阶级区分开来。“中产”研究的第二个高峰（当年文章发表量超过10篇）出现在2000年，当年发表的近30篇，文章的视角相对宽泛，但明显看出研究文章以中国经济转型为宏观背景的影响以及经济关注。此后，中产的研究不断升温，“中产”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联系等日益密切。
一、西方学者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研究
1.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对于“中产”的界定
按照刘长江的考证：在马恩著作中，第一次对中产阶级进行定义的是恩格斯。1842年，恩格斯在文章中先后提到“中间等级的原则是保持现状”，“中间等级——凡是绅士，即有相当收入但不富足的人都属于这个等级——之所以称为中间等级，只是同富有的贵族和资本家相比较而言，相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的地位却是贵族。”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再次定义了中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英国和美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国家政权。”另有人统计马克思对“中产阶级”曾经用过8种称呼：“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中等阶级”、“过渡阶级”、“中间阶级”、“中等阶级”、“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当然，这其中有翻译产生的差别与歧义在里面。但无论怎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从未把资产阶级排除在外，中产阶级经常指的是有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马克思曾将以少量资本自主经营的小商贩、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及自由职业者等称为“小资产阶级”或“旧中产阶级”。指出他们“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生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
随工业社会兴起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产阶级兴起并发展壮大。面对极大的挑战，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断修正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赖特认为：处于矛盾阶级位置上的群体构成了一些中间阶级，他们包括小资产阶级、小雇主、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行政主管人员、一般经理人员和基层监管人员等。赖特从一元的阶级分析标准（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转向三维的划分标准（生产资料、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赖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存在四类资本和三种控制经济资源的方式，中产阶级是“矛盾的阶级”，他们既不属于资本家，也不属于体力劳动者，既不视自己是剥削者也不把自己看作纯粹的被剥削者。赖特“矛盾的阶级地位”概念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揭示了中产阶级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他通过对组织资本、技术和文凭资本等概念的运用，将支配关系转义成一种新形式的剥削关系。
但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对中产阶级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目前学者普遍认为他们对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并不是始终坚持把生产资料占有作为阶级划分的唯一标准。同时，他们特别注重社会群体对共同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认识、关注阶级意识，以及追求阶级利益的集体行动。同时，基于“冲突论”的观点，中产阶级被视为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不稳定的、不断向上下两极分化的阶级。
2.韦伯及其后继者对于“中产”的界定
韦伯主张经济、声望和权力三维划分的社会分层，注重技能和教育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阶级是享有某种具有特殊影响的生活机会状况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经济地位、具有共同的生活机遇。机会状况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通过拥有商品和收入机会方面的经济利益来表现。基于这样的阶级定义，韦伯区分出两种具有确定性特权的阶级——占有财产的阶级和具有技能资格、经营商贸的阶级。而在无权与有权之间，存在各种“中产阶级”，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官员、自由职业者和具有文凭证书和技能的工人。韦伯是阶级划分的多元论者，他的多元划分标准包括身份——包括声望、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等；经济状况——包括收入、财富、雇佣关系等；政治权力。实质上，韦伯主义者的多元理念在于为研究的便利设计理想类型和分类工具。尽管韦伯主义者对于现实社会中是否存在一个有统一意识并采取一致阶级行动的社会实体并不确定。但他们从“功能论”角度，还是把中产阶级视为一个对社会结构具有稳定功能的主体力量。
中产阶级具有“稳定剂”或“缓冲器”的社会功能，因为他们具有相对保守的特性，米尔斯所谓“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的概念是其特性最为典型的表达。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稳定不是必然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以“白领”为基本标识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缓冲带，他们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无固定私产也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者论之、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较丰厚的年俸月薪、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激情，但为了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新中产处于复杂的职业分割下，较难获得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团结感。没有统一方向、政治冷漠。他们从旧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模式中游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却又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
3.涂尔干及其后继者
埃米尔·涂尔干强调职业在社会分层和阶级区分中的重要作用。他倾向于完全忽略不平等现象导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基本忽略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他强调的是社会整合和社会整体的利益。认为为了维持社会的整合和秩序，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不平等是必需的。个体和群体的特殊利益需要和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稳定的道德秩序以实现社会的有机团结。
在美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学分层研究领域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职业声望分层研究，实际隐含着涂尔干及功能主义的影响。但涂尔干社会分层理论的再次被提起则要归功于戴维·格伦斯基等人。他们提出的后涂尔干主义阶级理论，已经得到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越来越多的认同。他们认为“任何功能分析的起点都有一个前提，即所有社会都必须设计出一套方案，以促使最好的劳动者去承担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工作。” “最基本的剥削单位就是职业本身，而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只不过是具有类似剥削能力的不同种类职业的聚合。”当代社会，职业的概念及其分类已经被制度化，不同分类的各种差异体现在国家政策方面和个人的行为方面。职业层次的结构化越来越明显，因此可以根据职业的分类划分阶级。
4.古典经济学角度出发对中产的界定
毫无疑问，经济学主要是依据经济指标对中产进行界定和相关的研究。它对于社会学研究中产的意义在于，其相关研究可以为我们认识中产发展中的不稳定与变化趋势提供借鉴。如贝里（B.J.Berry）等人依据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供求双方的波动性决定了中产阶层化的周期性特征。虽然中产阶层化的周期经历时间长短不一，但每一轮中产阶层化的结束都是新一轮中产阶层化的开始。
二、中国学者对于中产阶层的研究
1.周晓虹把中国的中产阶层称为“杂领”
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人口应该包括如下的六类社会构成：一是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这一群体是依赖市场资源和流动机会发展起来的；二是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三是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这部分人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类中产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四是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五是大批企业和社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六是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
2.李强指出中产阶级的说法是一种温和的阶级视角
中产阶级属于一种按照等级划分阶级的方法，即将社会阶层分为上、中、下。这种划分不是按照属性、性质划分，界限模糊，没有尖锐的对立也比较容易缓和矛盾。李强提出了“中产阶级四个集团”的理论观点。他认为，目前中国大陆中产阶级主要由以下四个重要的集团组成：第一个集团是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包括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第二个集团是所谓“新中产阶层”，这一阶层主要指年龄比较轻，具有较高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就职于金融、证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的群体；第三个集团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第四个集团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
3.李路路指出：“中产阶级指的是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中间层
由于社会资源在类型上的多样性，使得学界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也呈现着多样化的态势。”他以“再分配——市场”二元分析框架来对当代中国中产阶级进行一个类型化的区分。延续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中产阶级，称为“内源中产阶级”；由于市场的兴起，在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中脱颖而出的中产阶级，是市场体制下的中产阶级，称其为“外生中产阶级”。
4.张宛丽强调中产阶级的异质性
她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制约和影响，中产阶级的产生来源有三个渠道：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由市场交换关系所作用的市场型进入和借助社会关系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提出三者存在较明显的文化理念及价值观上的差异：“官场文化”（官本位社会理念及价值观）、“业缘文化”（市场文化理念及价值观）、“亲缘文化”（熟人社会理念及价值观）。
张宛丽认为将中国的中产阶级称为“中间阶层”更为妥当。2002年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张宛丽指出：“中间阶层”是指对现代化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定型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社会中间力量。由此出发她对“中间阶层”的定义是“以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2004年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张宛丽指出：所谓中间阶层，包括拥有一定私人生产资料的自雇者和中小雇主群体。其间的主体即新社会中间层，是指占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维持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消费能力及相应的闲暇生活质量，以其具有的专业知识，对社会公共事务形成权威评价，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依此定义，衡量新中间阶层的操作指标以下七项，即：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职业的工作和劳动方式、就业能力、职业的权力、收入及财富水平、消费及生活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5.李春玲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刚刚兴起，其群体特征或阶级特征还在形成之中
研究者们难以确定中产阶级的明确定义，也难以描述中产阶级的确定特征；另一方面，近年来这一群体的发展极为迅猛，研究者的调查研究工作往往赶不上实际状况的发展变化。因此，目前的研究重点还是要了解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她从界定中产阶级的多元标准出发，将中产阶级分为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进行描述和分析。她认为中国目前职业中产占15.9%、收入中产占 24.%（以各地区的平均值为标准，占平均值以上者）、消费中产占35%（按照家用电器和耐用品指数计算）、主观中产为46.8%（以个人是否承认自己是中产为标准）。完全符合这四类标准的，全国适龄人口中占4.1%、总人口中占2.8％、大城市中占8.7％，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键部门、尤其集中在国有部门和发展极快的新兴行业，对政府决策有一定影响力，同时也是政府现行经济改革的有力支持者和实施者。
6.刘欣主张把中产阶层的界定置于现代社会的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
他认为仅仅从收入、职业声望、财富等有价社会资源的相对占有量来界定中产阶层是没有意义的。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产物，所指的是位于社会基本阶层之间的阶层。收入、声望的享有状况不过是阶层地位的结果。在当前中国社会，公共权力与市场能力构成了阶层分化的主要动力基础。在整个社会支配层和被支配层两个典型基本层之间的是中产阶层。上层包括党政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层包括国企经理、小业主、民营企业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下层包括低级职务的党政事业单位的干部、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有行政定级的职员办事人员、国企基层管理者、私营企业中的底层管理者、私营小企业经理等。
7.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中产阶层界定主要以收入和家庭财产为划分标准
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抽样数据结果公布：“六万元至五十万元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以家庭平均人口三口计算）收入的标准。”这个结论被媒体称为我国“中产阶层”首次清晰数字化的界定。
8.李培林、张翼认为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市民阶级”和“服务阶级”的特征。以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三项指标作为测量指标。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中国国内有关中产阶层著作的浏览和上面列举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学者对“中产”概念进行界定时，基本的处理方式有两类：一类是回避对“中产”概念的明确界定，预设读者明白中产是什么；另一类是对“中产”做一个描述性的分类说明，缺乏对概念对象的本质属性进行凝练表述。其划分中产的标准包括经济标准、统计学归类、生活方式标准、主观阶层地位认定、综合标准等等，但这些研究者对“中产”与职业的密切关系的认定是清晰的：他们基本上都采用两种方式阐述自己的研究：一是采用职业分类来定义中产阶级概念，其关注重点包括中产阶级的阶级特征——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认同和社会态度、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消费变化情况等；二是以收入指标或消费指标来定义中产阶级，其关注重点更多集中在市场消费问题或者是收入分配问题等，但这种研究在实际上往往也是采用职业类型区分的方式作为分析和阐释单位。
通过上文对于国内外研究者对中产阶层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Middle class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
影响学者们对中产阶级概念界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①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与划分标准：划分标准有基本原则差异与细化指标的数量区别的不同，基本原则或偏重生产资料占有的单维度，或注重经济、声望、政治综合指标叠加的多维度；而影响力度大小或者收入、个人资产具体数目的多寡即属于同一标准下的内部之争。划分标准差异的重要意义在厘定中产界限的同时，更规定着这个群体的社会属性。②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大多数的学者都承认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主体力量，但它究竟是积极的稳定力量——能够继续推进社会的平稳发展和渐进改革，还是消极的稳定力量——只关注自身的存在不关心社会的进步？它的“稳定器”功能恒定不变吗？是否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则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③中产阶级的状况与未来发展：中产队伍究竟是变动的还是已稳定形成的？他们是否已经具有了共同的阶级意识？中产阶级是否已成为一个现实存在的社会实体？中产阶级的依附特性是否影响到了它的生存空间？“M型社会”、“下流社会”之观点是否真实表述了中产阶级的发展趋向？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引发学者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以上分歧虽然存在，但有些共识已经达成。首先，人们对于新旧中产的本质差异的认识基本上是清晰的：“旧中产”产生于前工业社会初期，以自己所拥有的财产所有权独立经营借以谋生的小资产者和自雇者；新中产阶级专指西方发达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兴起的一个独立的结构性群体，人员构成随着大公司经济的发展而壮大、以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为主体，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更多地依赖管理权力和专业技能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其社会地位。
其次，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class 的复数形式来研究“中产”问题，这说明学者们越来越看到并承认中产阶级内部所存在的差异性。随着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东方国家现代化样态的多样性呈现，中产的问题也更加异彩纷呈。
再次，现代西方意义上的middle classes已具有了几个被普遍认可的特征：①职业构成：以各种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技术工作者等脑力劳动者为主要成分；②收入来源：除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和高层企业管理者之外，它主要是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③社会地位：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中相当的一部分都在不同程度地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但尚无法与社会上层相抗衡；④社会认同与社会影响：其政治态度、生活方式、个人素养以及价值观念内部有别，但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社会意识形态。有意愿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参与者能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意愿受阻者转而寻求个人自我世界的安逸与建构。如孙立平所说：“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
前面已经谈到：一切概念类型在内涵与外延上都不是对其所指称现象完整无遗的描述和概括。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持的基本立场、价值态度等往往是左右其概念界定的重要因素。所以，概念的界定首先要服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并且还要充分考虑概念赖以存在的基本理论基础和社会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法]吉恩·路易斯·罗卡：政治交叉、社会表征与学术干预——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形成，江苏社会科学，2008（4）
[2]李路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
[3] 刘长江：“中产阶级”研究——疑问与探源，社会2006（4）
[4]汪宁：俄罗斯“中产阶级”分析，东欧中亚研究，2001（2）
[5]马恩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3：653
[6]三种控制经济资源的方式指对投资活货币的控制、对物质生产资料的控制、对劳动力的控制。四类资本指劳动力资本、金融资本、组织资本、技术和文凭资本。
[7]严格意义上说，涂尔干并没有关于“中产”的直接论述，但他的研究路径以及后继者延续着他的理论进行的职业分层研究有重要价值，所以列出。
[8] [美]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第2版），华夏出版社，2005，第11页，第16页。
[9]吴启焰等：城市中产阶层化研究进展回顾及未来展望，人文地理2008（2）
[10]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5－6页
[11]李强：怎样看待我国当前的中产阶层？领导文萃2007（9）
[12]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江苏社会科学2004（6）
[13]李路路、李升：《同质中的分化：当代中国中产阶级》，2007社会学年会论文集。
[1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52页
[1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0—271页
[16]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江苏社会科学，2008（5）
[17]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8]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2007（6）
[19]李萌、夏学銮、陆学艺、周运清：谁是中国的中产阶层？中国经济周刊2005（5）
[20]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2）
[21]孙立平：中产阶层与和谐社会，新远见，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