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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与孩子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平衡，一方失衡，就会导致关系的变化。观察近年来一些新闻焦点中的“虎毒食子”“杀父弑母”“大义灭亲”等行为，可以从极端的角度，透视当代社会人伦关系的一个个侧面。
虎毒食子：亲情的裂变
这是一起人伦悲剧，湖北孝感一名众人眼中的好母亲晏某，曾花4年时间坚持为患先天性耳聋的女儿作康复训练，女儿终于学会说话。然而，就在5岁的女儿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这名母亲却亲手结束了自己女儿的生命。
晏某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转多趟车带女儿到武昌一家听力康复中心接受训练，风雨无阻。后来，晏某又在武昌单独租房陪读，一人打三份工为女儿筹钱治病。她教女儿发声，全都是让女儿摸着她的喉咙，看着口型发声，一遍又一遍。 用动物图做成卡片，耐心地教……
2015年10月，晏某再次怀孕，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担心肚子里的孩子又可能有先天性疾病，选择做了人工流产。 晏某的婆婆说， 此后，晏某很少和人说话，足不出户，经常失眠。
終于，2016年2月24日上午，女儿上幼儿园第一天。晏某带她来到一家小旅馆，安排她睡觉。待女儿睡熟后，晏某用围巾捂死了女儿，她自己想割腕自杀，却未成功。
后来，在和律师的交谈中，晏某说：“我感觉自己走到哪里都是多余的，只会拖累家里，拖累老公，我怕孩子长大了跟我一样没用、受苦。”
案发后，丈夫、家人写下请求书和谅解书，希望对晏某从轻处罚。有律师表示，作为母亲，无论她以前多么爱女儿，也无论她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理由，杀害年幼的女儿都是不可饶恕的，理应受到刑法处罚。
2013年6月，南京，身染毒瘾的乐燕把两个女儿抛在家中，导致姐妹俩最终饿死。整整十年前，2003年6月，成都女孩李思怡也遭遇过类似的命运。她与乐燕的女儿们同样拥有一个吸毒、无力照顾自己的母亲，同样无法得到近亲的帮助，同样都曾被儿童福利院拒之门外（因为不是孤儿），悲惨的遭遇同样曾震动全国。
也许无法在短时间内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起一个多元的儿童救助体系，但至少我们可以期待，下一次，社区能够帮助到这个孩子，她们也许会像香港的孩子那样在“长期寄养家庭”中长大，也许可以被顺顺当当送往儿童福利机构，在经验丰富的社工与志愿者们的照顾中成长，能够避免饥寒与伤害，能够得到拥抱与爱护。
爱的焦点，爱的盲点
还记得2011年，一名姓汪的旅日留学生回上海后，在机场向前来接机的母亲连刺数刀吗？还记得2011年，《虎妈妈的战歌》引发中美两国媒体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吗？
近日，44岁香港女星吴绮莉因为涉嫌恐吓，遭女儿“小龙女”吴卓林报警逮捕，在母女发生冲突后，吴卓林离家出走。吴卓林在社交网站发文称：“即将离开香港，想对关心我的人说，我依然活着。”吴绮莉随后也召开记者会，继续痛批成龙17年来从未付过生活费。
2016年7月，江苏一名90后男子，因沉迷网络彩票，将母亲杀死，并将母亲的尸体转移、掩埋在家附近的小树林里。第二天晚上，他谎称母亲在家生病，将继父从扬州骗回家准备行凶，被继父识破骗局，报警逃脱。
同样是2016年，济南长清25岁小伙候超（化名），因不满父母过分管束，在家中将父母杀害后装入编织袋，随后将父母尸体扔到了村西头南水北调干渠内。
犹记得，作家三毛曾用极尽优美的辞藻描述她心目中的父母形象：“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两个可爱的守护天使，一直默默地为他们守护着的孩子遮风挡雨，不求回报。”可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天使一再折翼的悲剧：冷酷儿子枪杀患病父母、花季少女不堪忍受父母吵架杀双亲碎尸、儿子弑杀双亲只因后者穿着“土气”、广东雷州男子借钱被拒弑杀父母及弟弟……
一方面是爱的焦点，另一方面也有爱的盲点；以爱的名义出发，却最终加重了爱的负担，直至酿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在一厢情愿的灌输、望子成龙的期盼中，可否有人曾扪心自问过：孩子在拥有广博知识和富足的物质条件的同时，是否已具备健康的体魄和美好的心灵？
“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
2015年，接连发生两起女儿举报父亲事件。7月21日上午，有网帖举报湖南怀化市委巡视组副组长滕树旗包养情妇，发帖人自称是滕的女儿，控诉父亲“利用职务之便承包工程进行贪污、长期在外吃喝嫖赌、包养情妇、虐待自己”。
另一起发生于7月23日，河北邢台市晋宁县公安局政委路小利被女儿举报其有通奸、重婚、经商等问题。
子女举报父亲，即使在古代，也是不受鼓励的，相反，认为至少应该容忍“亲亲相隐”。但是，这两起举报，跟典型的“大义灭亲”有明显的区别，两个举报者都不单纯是“为社会除害”。她们都是父亲的受害者。
路西说，“我爸这样的人，只有离开官场，摘掉官帽，他才会感悟到，真正的人性是什么，最应该珍惜的是什么。现在，他被各种诱惑迷住了双眼，迷失了人性，我不希望他是这个样子。我怀念的是儿时那个没当官、赚不了多少钱、有人味的爸爸。”路西不是“灭亲”，而是“救亲”；她要灭的是父亲身上浓重的官味，唤醒父亲的“人味”。
与路小利的冷酷无情相比，路西在举报之前，纠结了很长时间。女儿举报父亲，毕竟伴随着亲情的撕裂，路西事先把举报的打算告知父亲，希望他改弦更张；但是路小利对女儿说，你敢举报我，就告你诽谤罪！
中国古代有“亲亲相隐”的文化传统，但同时也不排斥“大义灭亲”。国家出于秩序和效率的考量，更倾向于让民众“大义灭亲”，而民众更愿意从自由或权利的角度出发，希望“亲亲相隐”，此间立法者应该如何取舍？
《大明律》卷首规定：“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自晚清以来，随着法制近代化的推进，原有的体现中华法系特征的内容几乎都被废弃，但“亲亲相隐”的制度与理念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却被保留了下来。
2011年刑诉法修改期间，对于草案的亮点之一——“不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的新规定，舆论普遍为之叫好。2015年，网络有关“大义灭亲”的民意调查也显示：高达55.4%的人表示反对，仅有26.2%的人表示支持。
虎毒食子：亲情的裂变
这是一起人伦悲剧，湖北孝感一名众人眼中的好母亲晏某，曾花4年时间坚持为患先天性耳聋的女儿作康复训练，女儿终于学会说话。然而，就在5岁的女儿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这名母亲却亲手结束了自己女儿的生命。
晏某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转多趟车带女儿到武昌一家听力康复中心接受训练，风雨无阻。后来，晏某又在武昌单独租房陪读，一人打三份工为女儿筹钱治病。她教女儿发声，全都是让女儿摸着她的喉咙，看着口型发声，一遍又一遍。 用动物图做成卡片，耐心地教……
2015年10月，晏某再次怀孕，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担心肚子里的孩子又可能有先天性疾病，选择做了人工流产。 晏某的婆婆说， 此后，晏某很少和人说话，足不出户，经常失眠。
終于，2016年2月24日上午，女儿上幼儿园第一天。晏某带她来到一家小旅馆，安排她睡觉。待女儿睡熟后，晏某用围巾捂死了女儿，她自己想割腕自杀，却未成功。
后来，在和律师的交谈中，晏某说：“我感觉自己走到哪里都是多余的，只会拖累家里，拖累老公，我怕孩子长大了跟我一样没用、受苦。”
案发后，丈夫、家人写下请求书和谅解书，希望对晏某从轻处罚。有律师表示，作为母亲，无论她以前多么爱女儿，也无论她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理由，杀害年幼的女儿都是不可饶恕的，理应受到刑法处罚。
2013年6月，南京，身染毒瘾的乐燕把两个女儿抛在家中，导致姐妹俩最终饿死。整整十年前，2003年6月，成都女孩李思怡也遭遇过类似的命运。她与乐燕的女儿们同样拥有一个吸毒、无力照顾自己的母亲，同样无法得到近亲的帮助，同样都曾被儿童福利院拒之门外（因为不是孤儿），悲惨的遭遇同样曾震动全国。
也许无法在短时间内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起一个多元的儿童救助体系，但至少我们可以期待，下一次，社区能够帮助到这个孩子，她们也许会像香港的孩子那样在“长期寄养家庭”中长大，也许可以被顺顺当当送往儿童福利机构，在经验丰富的社工与志愿者们的照顾中成长，能够避免饥寒与伤害，能够得到拥抱与爱护。
爱的焦点，爱的盲点
还记得2011年，一名姓汪的旅日留学生回上海后，在机场向前来接机的母亲连刺数刀吗？还记得2011年，《虎妈妈的战歌》引发中美两国媒体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吗？
近日，44岁香港女星吴绮莉因为涉嫌恐吓，遭女儿“小龙女”吴卓林报警逮捕，在母女发生冲突后，吴卓林离家出走。吴卓林在社交网站发文称：“即将离开香港，想对关心我的人说，我依然活着。”吴绮莉随后也召开记者会，继续痛批成龙17年来从未付过生活费。
2016年7月，江苏一名90后男子，因沉迷网络彩票，将母亲杀死，并将母亲的尸体转移、掩埋在家附近的小树林里。第二天晚上，他谎称母亲在家生病，将继父从扬州骗回家准备行凶，被继父识破骗局，报警逃脱。
同样是2016年，济南长清25岁小伙候超（化名），因不满父母过分管束，在家中将父母杀害后装入编织袋，随后将父母尸体扔到了村西头南水北调干渠内。
犹记得，作家三毛曾用极尽优美的辞藻描述她心目中的父母形象：“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两个可爱的守护天使，一直默默地为他们守护着的孩子遮风挡雨，不求回报。”可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天使一再折翼的悲剧：冷酷儿子枪杀患病父母、花季少女不堪忍受父母吵架杀双亲碎尸、儿子弑杀双亲只因后者穿着“土气”、广东雷州男子借钱被拒弑杀父母及弟弟……
一方面是爱的焦点，另一方面也有爱的盲点；以爱的名义出发，却最终加重了爱的负担，直至酿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在一厢情愿的灌输、望子成龙的期盼中，可否有人曾扪心自问过：孩子在拥有广博知识和富足的物质条件的同时，是否已具备健康的体魄和美好的心灵？
“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
2015年，接连发生两起女儿举报父亲事件。7月21日上午，有网帖举报湖南怀化市委巡视组副组长滕树旗包养情妇，发帖人自称是滕的女儿，控诉父亲“利用职务之便承包工程进行贪污、长期在外吃喝嫖赌、包养情妇、虐待自己”。
另一起发生于7月23日，河北邢台市晋宁县公安局政委路小利被女儿举报其有通奸、重婚、经商等问题。
子女举报父亲，即使在古代，也是不受鼓励的，相反，认为至少应该容忍“亲亲相隐”。但是，这两起举报，跟典型的“大义灭亲”有明显的区别，两个举报者都不单纯是“为社会除害”。她们都是父亲的受害者。
路西说，“我爸这样的人，只有离开官场，摘掉官帽，他才会感悟到，真正的人性是什么，最应该珍惜的是什么。现在，他被各种诱惑迷住了双眼，迷失了人性，我不希望他是这个样子。我怀念的是儿时那个没当官、赚不了多少钱、有人味的爸爸。”路西不是“灭亲”，而是“救亲”；她要灭的是父亲身上浓重的官味，唤醒父亲的“人味”。
与路小利的冷酷无情相比，路西在举报之前，纠结了很长时间。女儿举报父亲，毕竟伴随着亲情的撕裂，路西事先把举报的打算告知父亲，希望他改弦更张；但是路小利对女儿说，你敢举报我，就告你诽谤罪！
中国古代有“亲亲相隐”的文化传统，但同时也不排斥“大义灭亲”。国家出于秩序和效率的考量，更倾向于让民众“大义灭亲”，而民众更愿意从自由或权利的角度出发，希望“亲亲相隐”，此间立法者应该如何取舍？
《大明律》卷首规定：“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自晚清以来，随着法制近代化的推进，原有的体现中华法系特征的内容几乎都被废弃，但“亲亲相隐”的制度与理念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却被保留了下来。
2011年刑诉法修改期间，对于草案的亮点之一——“不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的新规定，舆论普遍为之叫好。2015年，网络有关“大义灭亲”的民意调查也显示：高达55.4%的人表示反对，仅有26.2%的人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