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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管理学从诞生到今天已经有五十余年的历史，音乐管理史是艺术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专门研究音乐管理历史的专著目前只有龙建国的《唐宋音乐管理与唐宋词发展研究》这本著作。
说到唐宋的音乐，人们不难想到唐宋的诗词，唐宋时期音乐和诗词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从音乐管理的角度来探讨唐宋词的发展，还比较新颖。人们对其做过一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教坊曲子与词牌关系来探讨词的兴起，代表性作品有任半塘的《教坊记笺订》、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第一章；二是从歌妓的角度来探讨词的创作和传播，如蒋晓成的《歌妓：宋词的传播媒介》、徐枫的《论宋词歌妓传播的特色》、尤志新的《歌妓与宋词》等。但这些成果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龙建国的这本著作填补了这些不足。该书共分为七个章节，每个章节又分为若干个小节来探讨不同的研究现状和问题。接下来，笔者将一一介绍。
一、《唐宋音乐管理与唐宋词发展研究》绪论
龙建国在综述该课题前人的研究成果、列举一些代表性著作后，简要说明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觀点。他不仅介绍了唐宋以前的音乐管理体制，还详细介绍了唐宋音乐管理机构的设置。龙建国认为，唐宋音乐管理体制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行政管理体制，如太常寺、教坊、大晟府、云韶部、钧容直、衙前乐、修内司等；二是自治管理体制，如书会、瓦肆、勾栏等。书中一一介绍了这些体制的职能和作用。
二、唐代教坊与词的兴起
本章主要介绍了唐代教坊的设立和设置、体制、内部管理、乐人的构成以及各部门的职能。那么，在教坊曲中词调和曲又有什么关系呢？龙建国首先从词的来源说起，在查阅《教坊记》等古文献后得出：从传播角度看，民间和教坊都是曲子词的传播源，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互动的传播关系，在探究唐教坊曲与词调的关系时，作者详细分析了《教坊记》列举的130个杂曲转为词调的现象。教坊燕乐体系的形成与词体的定型是本章的最后一节，作者首先详细介绍了燕乐的由来和体系特征，然后引入词是随着燕乐的发展而发展的，由于词具有与诗文明显不同的传播方式和独特的艺术精神，因此它能迅速兴起和发展。
三、宋代教坊制度的变革与词的发展
（一）教坊的建立与制度
说到教坊制度，首先要提到教坊的创建，早在北宋初期，就已经有教坊和教坊体制。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教坊处于不断变革中，从其内部组织结构看，北宋时期的组织结构为教坊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当时教坊的最高长官是教坊使。到了南宋，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教坊时置时废，色长、部头是基层头领，负责歌、舞和某类乐器的表演。
（二）教坊置废的原因
龙建国综合有关资料，认为其主要原因有：教坊的职能不大；教坊开销太大；君王清净无欲，恭俭节约，不喜奢华；宋代市民音乐发展迅速，瓦肆勾栏技艺十分兴盛，艺人表演水平也必定很高。
（三）教坊的职能以及乐工和词人合作的由来
教坊的重要职能就是表演，教坊内的乐工一般都只有一技之长，比较擅长杂剧、散乐或某种乐器表演，不善于歌词创作。因此，当时词坛出现了一种新的创作现象：教坊乐工与词人合作完成词的创作。教坊乐工与词人合作而创作的作品都是新词。新的词调在合作中不断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宋词的发展和兴盛。同时，教坊的解散对词也有一定影响。龙建国认为，教坊的解散对词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从负面看，当时的教坊失去了政府的扶持，大大减少了音乐活动，从而影响词和曲的创作数量，之前经常举办的大小型歌舞表演大大减少，其传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从当时和后来所出现的情况看，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政府废除教坊后，每逢圣节大宴和外事活动，修内司教乐所负责筹办用乐事物，大多临时雇佣艺人。教坊解散后，许多教坊艺人走进了瓦肆、勾栏，充实了其专业艺人队伍，提高了瓦肆技艺的创作和表演水平。同时，教坊不再从瓦肆选拔音乐歌舞人才，让优秀的艺术人才留在瓦肆。优秀的艺术人才在瓦肆中可以不受教坊中那些音乐为政治服务、音乐为伦理教化服务等原则的束缚，可以根据大众的审美需要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和表演。
四、大晟府与词的繁荣
（一）设立的时间
大晟府是北宋后期设立的掌管音乐的行政机构，史学界与文学界一般认为其设立于崇宁四年（1105）。龙建国认为这一说法不够确切，通过查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十《乐三》和《宋史》卷一百六十《职官志八》，他认为这些材料明确显示，大晟府设立于崇宁二年（1103）。但是，《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志四》记载其设于崇宁四年，为什么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记载呢？作者把有关材料综合起来，认为大晟府作为一个行政实体，其设置于崇宁二年。当时礼乐皆归太常寺掌管，大晟府也自然隶属于太常寺。大晟府官员一般由太常寺官员兼任，大晟府协律郎即由太常寺奉礼郎兼任，其职责是研制新乐——大晟乐。到了崇宁四年，以鼎、乐成，大晟府从太常寺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这就是《宋史乐志》所说的“至是专置大晟府”，“于是礼乐始分二”。
（二）大晟府的职能
宋徽宗设立大晟府的目的是整理旧乐，研制新乐，创造一种能为政治教化服务的新型雅乐。
（三）大晟府的内部结构
大晟府内部管理体制结构为：“大司乐为长，典乐为贰。次曰大乐令，秩比丞。次曰主簿、协律郎，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龙建国结合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可考知的大晟府官员共有三十一人。这只是其中的少部分，大部分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在本章的第三节，大晟府官员中传于后世的有周邦彦、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晁冲之、晁端礼七人，龙建国详细介绍了周邦彦、万俟咏、田为的生平职官和贡献。
（四）律学对词人创作的影响
大晟府讨论和审定了十二律（太声和少声、正声乐律和中声乐律）、四清声、《徵招》和《角招》二谱，龙建国对其做了一一论述。除了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外，创制新调新曲也是北宋大晟府的重要职能，有关资料显示，在大晟府任职者皆精通音律，都是制曲创调的高手。他们创作了不少曲调，如增演慢曲、引、近，创作犯调是对传统音乐和宋词的一大贡献。在本章的最后一节，龙建国介绍了大晟府词人的创作倾向和艺术成就，由此可见，大晟府词派是一个优秀并富有影响力的词人群体，他们规范了词律，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对词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宋代书会与词体的演化
（一）书会的由来和发展
书会是“社会”的一种类型，是一个自治型艺术管理组织，主要从事技艺（鼓子词、唱赚、诸宫调、小说、讲史、戏曲等）底本创作和表演。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书会所知不多，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始有渐多的学者对书会进行研究，经过学术界的努力，书会这个谜一样的社团组织渐见轮廓，但由于资料匮乏，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弄清。龙建国通过《宋元诗社研究丛稿》考证，书会是宋元时期与科举有关的会社名称，又称课会、课社、文会。
（二）书会的内部成员
说到书会，不得不提的是书会先生，书会先生属于书会成员之一，从有关资料看，书会成员各有专长，分工明确，宋代书会成员一般是没有功名而精于文艺的民间文人和艺人。他们通常按照自己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标准去进行创作，因此，书会是一个职业化、自治性的民间文艺创作群体。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应该不少，而由于失载和散轶，今天能流传下来的作品已不多。
（三）书会对词的影响
书会先生的功绩就在于“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使文学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他们推动了都市通俗文学的发展，为词走向社会、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后期创作对词的影响
书会中的鼓子词是表演形式的一种，可以分为“娱情”“叙事”两大类，其艺术特点存在明显差异。鼓子词是一门说唱技艺，其唱的部分是联章体词，因此书会先生在从事鼓子词创作的同时也从事词的创作。而后产生的缠令、唱赚可以说是鼓子词的升级版。唱赚是南宋十分流行的技艺，赚曲与缠令关系密切，唱赚的艺术形式就是将赚曲安插在缠令中来演唱。缠令是由词发展而成的一种技艺，即套曲词体。唱赚是缠令的变异形式，即由缠令发展而成的一种新的技艺品种，也是词的成套形式。唱赚技艺的流行，必将带动缠令的兴盛，使套曲体词走向定型化，为戏剧产生创造了条件。
六、宋代瓦舍勾栏与词的传播
（一）名称的由来及管理
龙建国通过查阅分析《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李暠等云》、宋增巩《隆平集》卷十八、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等文献解释了瓦舍、勾栏名称的由来。接着，他介绍了两宋的瓦舍技艺和宋代瓦舍的管理。从宏观上看，瓦肆由政府管理，而其内部运营则是自治性的。
（二）瓦舍勾栏场所的艺术形式
瓦肆艺人可以自主地在勾栏中进行艺术活动，因此，瓦肆技艺能够繁盛。
（三）文人对词创作和传播的影响
龙建国通过多部古文献考证得出：诸宫调就是将小唱技艺用单个词调演唱的形式发展、变化为用多个宫调的许多词调组合起来进行演唱的形式，以构成一种音律丰富多变和具有复合性艺术效果的新技艺。从词的传播来看，词主要靠小唱艺人来传播。从音乐体制来看，诸宫调从曲子词发展而来，又成为词传播的载体。其他瓦肆技艺与词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小唱、嘌唱、缠令、唱赚是专门表演曲子词的瓦肆技艺，是宋词大众传播的重要形式。
七、唐宋歌妓的管理与词的创作和传播
较于前代，唐宋时期的歌妓管理制度更加趋于完备和严密，龙建国综合有关资料，按照服务对象将歌妓分为三类：家妓、官妓、私妓，并结合相关史料，详细介绍和对比了每类管理制度及其对词曲传播的促进作用。歌妓和词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歌妓往往都能歌善赋，才貌俱佳，词人不仅喜欢观赏她们的歌舞技艺，而且专门为她们创作歌词。词人对歌妓的创作往往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歌妓的喜爱激发了创作欲望，词人主动创词；二是歌妓“乞词”，这也是驱动词人产生创作热情的重要因素，推动了词的发展。
歌妓不仅是词的大众传播媒介，其中部分人还是词的创作者。龙建国综合歌妓创作的词，将其分为三类：一是陈词，陈述歌妓自身的悲苦遭遇；二是赠别，抒写离别之情，表达对真挚友情的珍视和对幸福爱情的向往；三是起韵，显示出歌妓的聪慧和才智。总而言之，歌妓既是词的传播者，又是词的创作者。她们以自己独有的能力和才智促进了词的繁荣。
八、结语
词是音乐文学，与音乐固然密不可分，但从词的兴起、发展过程来看，它又与唐宋时期的音乐管理关系密切。龙建国的这本著作填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一是在论及教坊时不仅介绍了词牌的来源，还深入探讨了教坊在词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教坊乐工与文人合作的创作活动；二是在论及歌妓与词的关系时，从传播学的角度全面深入分析了这一独特媒介的传播价值和词传播的文学意义；三是详细探讨了唐宋音乐管理对词发展的调节作用、教坊词与民间词的互动关系。总之，作者从音乐管理的角度來探讨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山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说到唐宋的音乐，人们不难想到唐宋的诗词，唐宋时期音乐和诗词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从音乐管理的角度来探讨唐宋词的发展，还比较新颖。人们对其做过一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教坊曲子与词牌关系来探讨词的兴起，代表性作品有任半塘的《教坊记笺订》、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第一章；二是从歌妓的角度来探讨词的创作和传播，如蒋晓成的《歌妓：宋词的传播媒介》、徐枫的《论宋词歌妓传播的特色》、尤志新的《歌妓与宋词》等。但这些成果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龙建国的这本著作填补了这些不足。该书共分为七个章节，每个章节又分为若干个小节来探讨不同的研究现状和问题。接下来，笔者将一一介绍。
一、《唐宋音乐管理与唐宋词发展研究》绪论
龙建国在综述该课题前人的研究成果、列举一些代表性著作后，简要说明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觀点。他不仅介绍了唐宋以前的音乐管理体制，还详细介绍了唐宋音乐管理机构的设置。龙建国认为，唐宋音乐管理体制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行政管理体制，如太常寺、教坊、大晟府、云韶部、钧容直、衙前乐、修内司等；二是自治管理体制，如书会、瓦肆、勾栏等。书中一一介绍了这些体制的职能和作用。
二、唐代教坊与词的兴起
本章主要介绍了唐代教坊的设立和设置、体制、内部管理、乐人的构成以及各部门的职能。那么，在教坊曲中词调和曲又有什么关系呢？龙建国首先从词的来源说起，在查阅《教坊记》等古文献后得出：从传播角度看，民间和教坊都是曲子词的传播源，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互动的传播关系，在探究唐教坊曲与词调的关系时，作者详细分析了《教坊记》列举的130个杂曲转为词调的现象。教坊燕乐体系的形成与词体的定型是本章的最后一节，作者首先详细介绍了燕乐的由来和体系特征，然后引入词是随着燕乐的发展而发展的，由于词具有与诗文明显不同的传播方式和独特的艺术精神，因此它能迅速兴起和发展。
三、宋代教坊制度的变革与词的发展
（一）教坊的建立与制度
说到教坊制度，首先要提到教坊的创建，早在北宋初期，就已经有教坊和教坊体制。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教坊处于不断变革中，从其内部组织结构看，北宋时期的组织结构为教坊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当时教坊的最高长官是教坊使。到了南宋，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教坊时置时废，色长、部头是基层头领，负责歌、舞和某类乐器的表演。
（二）教坊置废的原因
龙建国综合有关资料，认为其主要原因有：教坊的职能不大；教坊开销太大；君王清净无欲，恭俭节约，不喜奢华；宋代市民音乐发展迅速，瓦肆勾栏技艺十分兴盛，艺人表演水平也必定很高。
（三）教坊的职能以及乐工和词人合作的由来
教坊的重要职能就是表演，教坊内的乐工一般都只有一技之长，比较擅长杂剧、散乐或某种乐器表演，不善于歌词创作。因此，当时词坛出现了一种新的创作现象：教坊乐工与词人合作完成词的创作。教坊乐工与词人合作而创作的作品都是新词。新的词调在合作中不断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宋词的发展和兴盛。同时，教坊的解散对词也有一定影响。龙建国认为，教坊的解散对词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从负面看，当时的教坊失去了政府的扶持，大大减少了音乐活动，从而影响词和曲的创作数量，之前经常举办的大小型歌舞表演大大减少，其传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从当时和后来所出现的情况看，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政府废除教坊后，每逢圣节大宴和外事活动，修内司教乐所负责筹办用乐事物，大多临时雇佣艺人。教坊解散后，许多教坊艺人走进了瓦肆、勾栏，充实了其专业艺人队伍，提高了瓦肆技艺的创作和表演水平。同时，教坊不再从瓦肆选拔音乐歌舞人才，让优秀的艺术人才留在瓦肆。优秀的艺术人才在瓦肆中可以不受教坊中那些音乐为政治服务、音乐为伦理教化服务等原则的束缚，可以根据大众的审美需要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和表演。
四、大晟府与词的繁荣
（一）设立的时间
大晟府是北宋后期设立的掌管音乐的行政机构，史学界与文学界一般认为其设立于崇宁四年（1105）。龙建国认为这一说法不够确切，通过查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十《乐三》和《宋史》卷一百六十《职官志八》，他认为这些材料明确显示，大晟府设立于崇宁二年（1103）。但是，《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志四》记载其设于崇宁四年，为什么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记载呢？作者把有关材料综合起来，认为大晟府作为一个行政实体，其设置于崇宁二年。当时礼乐皆归太常寺掌管，大晟府也自然隶属于太常寺。大晟府官员一般由太常寺官员兼任，大晟府协律郎即由太常寺奉礼郎兼任，其职责是研制新乐——大晟乐。到了崇宁四年，以鼎、乐成，大晟府从太常寺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这就是《宋史乐志》所说的“至是专置大晟府”，“于是礼乐始分二”。
（二）大晟府的职能
宋徽宗设立大晟府的目的是整理旧乐，研制新乐，创造一种能为政治教化服务的新型雅乐。
（三）大晟府的内部结构
大晟府内部管理体制结构为：“大司乐为长，典乐为贰。次曰大乐令，秩比丞。次曰主簿、协律郎，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龙建国结合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可考知的大晟府官员共有三十一人。这只是其中的少部分，大部分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在本章的第三节，大晟府官员中传于后世的有周邦彦、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晁冲之、晁端礼七人，龙建国详细介绍了周邦彦、万俟咏、田为的生平职官和贡献。
（四）律学对词人创作的影响
大晟府讨论和审定了十二律（太声和少声、正声乐律和中声乐律）、四清声、《徵招》和《角招》二谱，龙建国对其做了一一论述。除了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外，创制新调新曲也是北宋大晟府的重要职能，有关资料显示，在大晟府任职者皆精通音律，都是制曲创调的高手。他们创作了不少曲调，如增演慢曲、引、近，创作犯调是对传统音乐和宋词的一大贡献。在本章的最后一节，龙建国介绍了大晟府词人的创作倾向和艺术成就，由此可见，大晟府词派是一个优秀并富有影响力的词人群体，他们规范了词律，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对词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宋代书会与词体的演化
（一）书会的由来和发展
书会是“社会”的一种类型，是一个自治型艺术管理组织，主要从事技艺（鼓子词、唱赚、诸宫调、小说、讲史、戏曲等）底本创作和表演。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书会所知不多，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始有渐多的学者对书会进行研究，经过学术界的努力，书会这个谜一样的社团组织渐见轮廓，但由于资料匮乏，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弄清。龙建国通过《宋元诗社研究丛稿》考证，书会是宋元时期与科举有关的会社名称，又称课会、课社、文会。
（二）书会的内部成员
说到书会，不得不提的是书会先生，书会先生属于书会成员之一，从有关资料看，书会成员各有专长，分工明确，宋代书会成员一般是没有功名而精于文艺的民间文人和艺人。他们通常按照自己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标准去进行创作，因此，书会是一个职业化、自治性的民间文艺创作群体。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应该不少，而由于失载和散轶，今天能流传下来的作品已不多。
（三）书会对词的影响
书会先生的功绩就在于“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使文学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他们推动了都市通俗文学的发展，为词走向社会、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后期创作对词的影响
书会中的鼓子词是表演形式的一种，可以分为“娱情”“叙事”两大类，其艺术特点存在明显差异。鼓子词是一门说唱技艺，其唱的部分是联章体词，因此书会先生在从事鼓子词创作的同时也从事词的创作。而后产生的缠令、唱赚可以说是鼓子词的升级版。唱赚是南宋十分流行的技艺，赚曲与缠令关系密切，唱赚的艺术形式就是将赚曲安插在缠令中来演唱。缠令是由词发展而成的一种技艺，即套曲词体。唱赚是缠令的变异形式，即由缠令发展而成的一种新的技艺品种，也是词的成套形式。唱赚技艺的流行，必将带动缠令的兴盛，使套曲体词走向定型化，为戏剧产生创造了条件。
六、宋代瓦舍勾栏与词的传播
（一）名称的由来及管理
龙建国通过查阅分析《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李暠等云》、宋增巩《隆平集》卷十八、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等文献解释了瓦舍、勾栏名称的由来。接着，他介绍了两宋的瓦舍技艺和宋代瓦舍的管理。从宏观上看，瓦肆由政府管理，而其内部运营则是自治性的。
（二）瓦舍勾栏场所的艺术形式
瓦肆艺人可以自主地在勾栏中进行艺术活动，因此，瓦肆技艺能够繁盛。
（三）文人对词创作和传播的影响
龙建国通过多部古文献考证得出：诸宫调就是将小唱技艺用单个词调演唱的形式发展、变化为用多个宫调的许多词调组合起来进行演唱的形式，以构成一种音律丰富多变和具有复合性艺术效果的新技艺。从词的传播来看，词主要靠小唱艺人来传播。从音乐体制来看，诸宫调从曲子词发展而来，又成为词传播的载体。其他瓦肆技艺与词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小唱、嘌唱、缠令、唱赚是专门表演曲子词的瓦肆技艺，是宋词大众传播的重要形式。
七、唐宋歌妓的管理与词的创作和传播
较于前代，唐宋时期的歌妓管理制度更加趋于完备和严密，龙建国综合有关资料，按照服务对象将歌妓分为三类：家妓、官妓、私妓，并结合相关史料，详细介绍和对比了每类管理制度及其对词曲传播的促进作用。歌妓和词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歌妓往往都能歌善赋，才貌俱佳，词人不仅喜欢观赏她们的歌舞技艺，而且专门为她们创作歌词。词人对歌妓的创作往往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歌妓的喜爱激发了创作欲望，词人主动创词；二是歌妓“乞词”，这也是驱动词人产生创作热情的重要因素，推动了词的发展。
歌妓不仅是词的大众传播媒介，其中部分人还是词的创作者。龙建国综合歌妓创作的词，将其分为三类：一是陈词，陈述歌妓自身的悲苦遭遇；二是赠别，抒写离别之情，表达对真挚友情的珍视和对幸福爱情的向往；三是起韵，显示出歌妓的聪慧和才智。总而言之，歌妓既是词的传播者，又是词的创作者。她们以自己独有的能力和才智促进了词的繁荣。
八、结语
词是音乐文学，与音乐固然密不可分，但从词的兴起、发展过程来看，它又与唐宋时期的音乐管理关系密切。龙建国的这本著作填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一是在论及教坊时不仅介绍了词牌的来源，还深入探讨了教坊在词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教坊乐工与文人合作的创作活动；二是在论及歌妓与词的关系时，从传播学的角度全面深入分析了这一独特媒介的传播价值和词传播的文学意义；三是详细探讨了唐宋音乐管理对词发展的调节作用、教坊词与民间词的互动关系。总之，作者从音乐管理的角度來探讨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山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