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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年过花甲，却在多个论坛的演讲中，却有着不让须眉的慷慨陈词，每当她发言，会场总是异常安静。敢说真话，观点犀利，是她的特点。
她，是京城一位知识分子，却常年奔走在全国各地的田野乡村。她要帮助的，是整个农民群体。就像她常说的一句话：“让农民不再是弱势群体”。
她，就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杨团。记者眼前这本草黄色封面、装帧极为朴素的新书《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就是她和她的团队十年探索的结晶。
十年来，她们走过的是这样一段轨迹：
2002年，以在陕西洛川筹备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为试点，她们开始了帮助农民群体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尝试。2010年，该课题组全体成员发起成立了以“农民共富、集体发声、城乡平等、互补共荣、社会和谐”为愿景的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农禾之家”），接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合作社，扶植着它们成长，也感受着农民兄弟们为争取幸福而组织起来的喜怒哀乐。至今，农禾之家共有成员108家，覆盖了18个省级行政区。这本书，就是农禾之家对中国三农问题调研成果的总结。
这是一本试图解决现实三农问题的书。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纵观历史，当土地这一生产资料严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就是不堪剥削、饥寒交迫的农民揭竿而起之时，朝代更迭莫不因此而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历史的河流进入21世纪，农民进城、农村凋敝、农业堪忧的景象成为党和政府下决心要解决的一大难题。这道难题如何破解？突破口在哪里？杨团她们趟出来的路子是：成立综合农协。
综合农协，不同于一般的专业合作社，它的功能是综合的：生态维持、资源保护、多种就业、多样收入、公共服务、方便生活、组织自治、城乡连接、综合质量。杨团给综合农协这样的使命：通过支持综合农协的人才培育和组织建设，探索和倡导生态上可持续、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三农就地现代化道路。那么，综合农协真能负载如此丰富的内涵吗？具有这样综合功能的农协，现实中究竟存在吗？
在《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一书中， 我们既能看到湖北省建始县河水坪村新农协的足迹，又能感受到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的风采。他们的探索证明，综合农协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结合起来的桥梁，是让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就地现代化协调并举的媒介，是农民“团结就是力量”的显现。
打开这本书，我们还看到了中国农民合作化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当前是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史上的第三波。第一波，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就或合作或独立组织过农村合作社。四十年代，毛泽东曾经就发展综合农协提出自己的构想，而民间亦有知识分子如梁漱溟主导了乡村建设运动。
第二波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改革之后采取的合作化，深刻地改变了农民、农村的传统面貌，在农民生产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及信用合作等方面颇有建树。然而这一努力过于急躁，存在着形式单一、行政命令强的缺陷，留下深刻的教训。
第三波起步于最近10年间，它发生于后工业时代之下城市以前所未有的极大优势拉动乡村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中。各种各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风起云涌，2007年《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便是一个里程碑，但大多数合作社的运作并不理想。以怎样的途径、在哪些范围、为哪些目的开展合作？农禾之家的探索正尝试给出答案。
这还是一本放眼世界的书。作者认为，目前有关“三农”的一些政策倾向，如外来工商大资本下乡、农地大规模流转为建设用地，拔苗助长地扶持规模化农业，经济补贴向大户和公司倾斜等，均直接损害了弱势小农的利益，而一些纠偏的政策要么力度不够，要么在实践中变味，都未能真正奏效。在这些方面，日、韩、台在发展综合农协方面的经验和不足，或可资对照。
这又是一本学术严谨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提议和主导了试办合作社，遭到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质疑，最终，山西省委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不是靠他在党内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结束这场争论的，而是运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说服了其他中央领导人”。这场争论及其处理方式，展示了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一个侧面，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因一个理论问题能争论几个回合，也反映了那时我党政治民主生活的透明和宽松。
农民合作，不是一个新事物。但在今天，它需要有新的内涵，有新的突破。农禾之家就综合农协开展的研究，或能给三农问题以出路。
“我们清醒地了解我们面前还有太多未攀登过的高山峻岭，也很明白以往十年的努力仅仅让我们思考和研究的方向逐步清晰。在中国，走向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组织的方向不是件小事情，他涉及到中国社会结构和体制的重大转型。他能否在未来成为中国三农改革的突破口，需要战略、策略、时间和决心”。后记中的这段话，是杨团十年探索的心声。
她，是京城一位知识分子，却常年奔走在全国各地的田野乡村。她要帮助的，是整个农民群体。就像她常说的一句话：“让农民不再是弱势群体”。
她，就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杨团。记者眼前这本草黄色封面、装帧极为朴素的新书《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就是她和她的团队十年探索的结晶。
十年来，她们走过的是这样一段轨迹：
2002年，以在陕西洛川筹备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为试点，她们开始了帮助农民群体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尝试。2010年，该课题组全体成员发起成立了以“农民共富、集体发声、城乡平等、互补共荣、社会和谐”为愿景的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农禾之家”），接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合作社，扶植着它们成长，也感受着农民兄弟们为争取幸福而组织起来的喜怒哀乐。至今，农禾之家共有成员108家，覆盖了18个省级行政区。这本书，就是农禾之家对中国三农问题调研成果的总结。
这是一本试图解决现实三农问题的书。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纵观历史，当土地这一生产资料严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就是不堪剥削、饥寒交迫的农民揭竿而起之时，朝代更迭莫不因此而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历史的河流进入21世纪，农民进城、农村凋敝、农业堪忧的景象成为党和政府下决心要解决的一大难题。这道难题如何破解？突破口在哪里？杨团她们趟出来的路子是：成立综合农协。
综合农协，不同于一般的专业合作社，它的功能是综合的：生态维持、资源保护、多种就业、多样收入、公共服务、方便生活、组织自治、城乡连接、综合质量。杨团给综合农协这样的使命：通过支持综合农协的人才培育和组织建设，探索和倡导生态上可持续、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三农就地现代化道路。那么，综合农协真能负载如此丰富的内涵吗？具有这样综合功能的农协，现实中究竟存在吗？
在《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一书中， 我们既能看到湖北省建始县河水坪村新农协的足迹，又能感受到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的风采。他们的探索证明，综合农协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结合起来的桥梁，是让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就地现代化协调并举的媒介，是农民“团结就是力量”的显现。
打开这本书，我们还看到了中国农民合作化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当前是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史上的第三波。第一波，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就或合作或独立组织过农村合作社。四十年代，毛泽东曾经就发展综合农协提出自己的构想，而民间亦有知识分子如梁漱溟主导了乡村建设运动。
第二波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改革之后采取的合作化，深刻地改变了农民、农村的传统面貌，在农民生产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及信用合作等方面颇有建树。然而这一努力过于急躁，存在着形式单一、行政命令强的缺陷，留下深刻的教训。
第三波起步于最近10年间，它发生于后工业时代之下城市以前所未有的极大优势拉动乡村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中。各种各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风起云涌，2007年《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便是一个里程碑，但大多数合作社的运作并不理想。以怎样的途径、在哪些范围、为哪些目的开展合作？农禾之家的探索正尝试给出答案。
这还是一本放眼世界的书。作者认为，目前有关“三农”的一些政策倾向，如外来工商大资本下乡、农地大规模流转为建设用地，拔苗助长地扶持规模化农业，经济补贴向大户和公司倾斜等，均直接损害了弱势小农的利益，而一些纠偏的政策要么力度不够，要么在实践中变味，都未能真正奏效。在这些方面，日、韩、台在发展综合农协方面的经验和不足，或可资对照。
这又是一本学术严谨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提议和主导了试办合作社，遭到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质疑，最终，山西省委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不是靠他在党内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结束这场争论的，而是运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说服了其他中央领导人”。这场争论及其处理方式，展示了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一个侧面，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因一个理论问题能争论几个回合，也反映了那时我党政治民主生活的透明和宽松。
农民合作，不是一个新事物。但在今天，它需要有新的内涵，有新的突破。农禾之家就综合农协开展的研究，或能给三农问题以出路。
“我们清醒地了解我们面前还有太多未攀登过的高山峻岭，也很明白以往十年的努力仅仅让我们思考和研究的方向逐步清晰。在中国，走向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组织的方向不是件小事情，他涉及到中国社会结构和体制的重大转型。他能否在未来成为中国三农改革的突破口，需要战略、策略、时间和决心”。后记中的这段话，是杨团十年探索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