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对那些被我称为‘好的戴留斯’感到万分钦佩。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差的戴留斯……实际上，大约从1913年开始，他的精神就基本走向崩溃了……”这是莫里安在1943年答复一个名叫莱昂内尔·希尔的狂热粉丝来信时提及的，他后来成为了莫里安的挚友。很快，莫里安的大多数粉丝就将“戴留斯”誉为莫里安独特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部分则有待商榷。
　　是沃恩·威廉斯吗？的确，大体说来，他对于植根于民歌的民族音乐及其蕴含的和声形态发展起到核心作用，但是，可供考证的真正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还是霍斯特？他不常被人们提及，但在《行星组曲》中“火星”乐章的异形场景描绘隐约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面对的不可知未来，而莫里安曾身为战地摩托通信员在1917年的西部战线中严重负伤。他间歇性地沉浸在霍斯特的方式中，运用最原始和谐的三和弦，再将其逐步转向相冲突的方向。在后期作品中，莫里安的风格也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同时代的年轻作曲家威廉·沃尔顿，和他一样，莫里安拥有娴熟且体现职业水准的配器法，同样还有带着兴高采烈的情绪及十足创造力的节奏。不仅如此，我们通常倾向于低估法国对于二十世纪早期英国音乐的影响，但莫里安和他的老师约翰·爱尔兰已经展现出对于德彪西和拉威尔敏锐的觉察力。
　　还有莫里安唯一的《G小调交响曲》，这首1924年受爱尔兰指挥家、作曲家汉密尔顿·哈蒂委约的作品却被莫里安拖延搪塞了多年，因为作曲家坚信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抑制住急于尝试的念头，终于在1937年1月完成了乐谱终稿。作品中，莫里安风格的其他要素融入了一种崎岖与延绵不断，使人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风景的象征。
　　《G小调交响曲》的特点似乎与“北欧人”趋同，一部分原因是其慢板乐章的自然发展。而一些评论家已经指出其中部分特点鲜明的段落与威廉·施丹哈默（Wilhelm Stenhammar）——尼尔森和西贝柳斯同时代的瑞典作曲家——的《第二交响曲》有关联。不管是否是巧合，这些交集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莫里安的交响曲曾在瑞典拥有一大批追随者的现象。施丹哈默和莫里安都钦慕西贝柳斯，而在莫里安的管弦乐中可以辨认出反复出现的西贝柳斯式的标志：木管乐器平行三度进行，不安的定音鼓滚奏，大量出其不意的和弦旋即截断所产生的力量，将音乐引向突然的寂静。在埃尔加《第二交响曲》中一些更骚动不安的段落也能从莫里安的交响曲末乐章中找到确切的踪影。
　　莫里安尊崇着海顿和柴科夫斯基这样风格多样的作曲家，拥有坚实的音乐训练基础使他占得先机。作为出生在都柏林的英格兰国教会牧师与一名英国东部妇女的儿子，莫里安在阿宾汉姆学校接受教育，这是第一所创办音乐专业的公立学校。1913年，他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录取，但1914年又被应征入伍，参加皇家诺福克团第六（骑行）营。1917年那次严重的头部受伤，注定了他余下人生的悲惨：不能取出的炮弹碎片仍留在大脑附近。他从此以后的逐渐衰微让人想起了柏辽兹对肖邦的一段注释：他在生命中渐渐消逝。莫里安那惹人喜欢、爱好社交的个性以及在许多场合中表现出缺乏清醒头脑和不稳重的行为，被多数人认为是容易闯祸的。事实上，这是因为酒精的刺激使他越发敏感，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过度纵欲。虽然与他共同租住在肯特郡恩斯福德的是他的作曲家同伴彼得·沃洛克以及作家兼评论家的密友菲利普·赫塞尔廷，但是那几年放浪形骸的生活也未有改善。
　　1920年，莫里安回到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在这一时期，他的室内乐作品尽管在音乐织体上稍嫌累赘而适得其反，但交响曲创作的才华已经渐露雏形，这可能是承袭于他的老师约翰·爱尔兰，而同时期的钢琴独奏作品则未能达到水准。后来莫里安把他的所有钢琴作品都推翻重来，除了保留一首《湖岛》（The Lake Island）作为对自己的认同以外。他对待其他作曲家亲切坦率，对自己却极少宽恕。他的管弦乐作品技巧精湛，这在他的《第一狂想曲》（1922）的快速段落中就已充分体现，其高潮部分充分吸收借鉴了拉威尔《圆舞曲》（La Valse）的精髓。
　　哈蒂的委约印证了莫里安作为1920年代中期璀璨新星的地位。在一段时间里，莫里安的名字广泛传播，演出激增。但从个人角度上看，音乐缺少根基的问题始终存在。1925年，莫里安搬进了沃洛克在恩斯福德的家，这所房子也成为放荡周末和狂欢派对的据点。他们两人甚至不止一次恐吓当地的义勇骑兵裸体骑在莫里安的摩托车上穿行整个城镇。
　　尽管如此，恩斯福德对于艺术家莫里安和沃洛克还是有意义的。他们相互创作，通力汲取民歌精华，还对复兴十六世纪音乐及引用当时的创作技法有着共同的兴趣。在那个他们分享作品创作点滴的房间里，我们仿佛能瞥见两个才华横溢的思想相互碰撞，笔耕不辍于各自作曲课题的情形。但是，“沃洛克”这个笔名代表的第二自我反映了以放荡越轨的行为来掩盖不安厌世的情绪。在这种半荒废的状态下，莫里安可能已经成为这种慢性病态的受害者，而且创作产出和生涯的不顺也进一步危害到了他的健康。
　　1930年12月17日，沃洛克的自杀可能是被他内心无法自控的人格分裂以及无法超越自己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声乐套曲《麻鹬》（The Curlew）的敏感神经所摧毁。莫里安对此的切身感受和心理打击难以用语言描绘，只能从他《弦乐三重奏》（1931）的慢乐章中找到些许端倪，在这部作品中，他简单短暂地引用了他朋友孤独寂寞的代表作作为对其告别的回应。他的其他室内乐作品，包括许多独唱和合唱曲、两首抒情弦乐四重奏和一首双簧管四重奏也是带着这样的思绪写就的。
　　离开诺福克海岸后，人在中年的莫里安开始探索那赋予他爱尔兰血统之所在，并寄情于风景和凯里郡海岸。肯梅尔镇接纳了他，甚至不可思议地提名他为小镇长官。抛开这些世俗的诱惑，这个不一样的世界揭开了一个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流浪者的痛苦：似乎在追寻着什么，又永远在逃离自己。1943年，莫里安再次邂逅了皮尔斯·科特莫尔。这位大提琴手早在1930年就与他相识。他深深陷入爱河，但就在婚礼前，他却因意识到自己的脆弱而郁郁寡欢。他告诉一个朋友，这样也许行不通，虽然他会为了父母和其他人善意的压力而妥协。 　　尽管爱情给予莫里安灵感，让他为皮尔斯创作了《大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但除此之外，他的有生之年都孤独地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漂泊，清晰地留下了这段感情衰落的悲痛记录，有时候还有他写给这个不管是否同居的女人的苦闷的信。1950年12月1日，在一场暴风雨中，他令人费解地站在肯梅尔码头，突发脑溢血，可能是由于大脑附近的弹片移动所造成的。他被发现时，是被挂锁和铁链束缚着的，而他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里表示了对于被禁闭在收容所的恐惧。
　　发生在莫里安身上的悲剧使他取得的永恒成就黯然失色。他的交响曲给人的冲击充满了自然的力量，植根于凯里郡的群山与地势低洼的诺福克那一望无际的海岸线及整个天空之间巨大的景观反差。它的慢乐章明确地将拉威尔在《达芙妮与克罗埃》中运用的管弦乐织体及表现样式与北海那灰色的持续不断的逆流融合在一起。音乐中所承载的接近于自然的建筑构造和始终如一的阴冷之美是来源于西贝柳斯的，但实际上又呈现出完全独特的风貌。
　　这首交响曲被音乐学家艾瑞克·布洛姆（Eric Blom）巧妙地描述为带有“少许方言”，这种特质贯穿于莫里安的很多管弦乐作品。抒情的《小提琴协奏曲》将一首谐谑曲（令人想起凯里郡的市集）安置在两段延长的沉思录当中，注入作曲家对于城镇和山水之间关系的私密微妙的感觉。他的《大提琴协奏曲》常被拿来与埃尔加的相比，其慢乐章（一首温柔的爱之歌，具有爱尔兰特色）的主题模仿了埃尔加《小提琴协奏曲》的慢乐章。一首精妙的管弦乐《小夜曲》展现了十六世纪遗风及民间音乐的水乳交融，它包含了一段曲调精致的弦乐合奏，虽然没有使用地道的民间曲调，却提供了一个将民间旋律模型融入到古典音乐传统的完美样式。而莫里安的代表作毫无争议地是他的三乐章《小交响曲》（1944），作品运用一组对比生动的主题变奏，尾声在生机勃勃的赋格曲中达到高潮，令人振奋地在和声的韵味中戛然而止。
　　如果命运赐予莫里安一双更灵巧的手，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已经通过指挥家马丁·耶茨前几年刚成功完成的《第二交响曲》首演有所暗示。这首在作曲家身体日益衰微的时候还几经修改的作品，最后只留下草稿。对很多人而言，莫里安音乐创作的完美“首乐章”应该是最初两首为小型管弦乐队而作的曲子（1931），这也是莱昂内尔·希尔1943年从广播中听到并促使他写信的动因。“……大量夹杂着戴留斯的珍贵魔力，但又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就仿佛一个声音飘过寂寞而宽广的水域。这无疑是一首饱含痛彻心扉之美的民谣……我等待着播音员的声音，他说，‘您现在听到的是莫里安的《寂寞的水域》’。”
　　一部作品可以是记录一段友谊开始的证明，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更好地去欣赏一位新的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