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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雪梅 图：sdyx工作室 特别鸣谢：杨东城 杨东晓 王 清
“如果蒋英也来，这个活动就圆满了。”在作家叶永烈耗时4年终于完成的《走近钱学森》新书发布会上，不时有人如此慨叹。蒋英是谁?为何在纪念中国航天之父的大型活动上她必须在场?她是国民党陆军上将蒋百里的掌上明珠、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她是钱学森的“妹妹”、初恋和他不离不弃的伴侣，她就是音乐家蒋英。
只是在钱学森逝世之后，蒋英才真正站到了公众面前，为众人所熟悉。当网络上所有人都在为她年轻时的风姿所倾倒赞叹时，却少有人知道，如今已年过九旬的蒋英，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权威，从1955年回国至今，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她早已桃李满天下。
与“钱学森夫人”这个称谓相比，她更愿意被人提及的身份是音乐教授。当谈到自己的演唱曾赢得6次返场的经历，90高龄的蒋英直言：“我很骄傲!”
九旬不老风华
“我热爱舞台，站在舞台上，我觉得舞台是热的，因为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你就是个舞台人物!“谈起自己所钟爱的音乐事业，90岁的蒋英仍然难掩激情。
送走了相依相伴62年的丈夫，如今已是90高龄的蒋英更多选择在家安心休养。在中国科学院宿舍区一座老旧的红砖楼里，依然时不时地传来古典音乐的美妙奏鸣，只是，斯人已去，唯有她一个人在倾听。
几十年来，这栋楼里总是时不时地传来华丽的女高音，实际上就在3个月前，一场名为《桃李满天下·音礼答恩师》的音乐会才在保利剧院举行。蒋英的学生们从世界各地赶来，他们已是享誉国际舞台的歌唱家：章亚伦、祝爱兰、姜咏、赵登营、多吉次仁和吴晓路，可是在9月4日那晚，他们挣脱了一切事务的纠缠，齐聚在音乐的圣殿，为敬爱的老师蒋英祝寿。
“学生的每一次成功都是一次从里到外的美容。”年过90的蒋英笑意盈盈地评价着爱徒们的艺术成就，脸上焕发着夺目的神采。《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游吟诗人*二重唱、《浮士德》里的三重唱……台上如天籁一般的吟唱，令台下的蒋英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连坐了两个多小时，完全沉浸在音乐的美妙享受之中。曾几何时，她认为拥有了音乐就拥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勇气，在二战的炮火隆隆声中，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野蛮压迫中，在为了钱学森的科研项目而不懈付出中，她都不曾放弃心中的梦想——音乐。
战争中的音乐精灵
熟悉蒋英的人都不免在猜测，这张如梦一般清新脱俗的外表之下，有着怎样一颗勇敢的心，能够指引她穿越二战最猛烈的战火，辗转于德国、瑞士，甚至还拿到了她梦寐以求的柏林音乐大学和瑞士卢塞恩音乐学院的毕业证书；天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死里逃生。
1919年，大事频发：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天津、南京等地民众罢工、罢市、罢课……而外界的纷乱并没有影响到一个温馨的家庭。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蒋百里的家中，三女儿蒋英的呱呱坠地，让这位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军校和蔡锷、张孝准一起被誉为“中国三杰”的铮铮硬汉欣喜不已。虽然之后家里共有“五朵金花”，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三女儿蒋英钟爱有加。这个活泼可爱的三女儿从小就喜欢蹦蹦跳跳、唱歌跳舞，于是他和妻子商量：这个孩子将来让她学习音乐吧。夫妻俩还特别为蒋英买了一架钢琴，聪慧的三女儿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1936年，蒋英随父赴欧洲考察，她日夜盼望着去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去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到了欧洲之后，蒋百里专门请专家来听蒋英演奏钢琴，专家看了看蒋英的形象，在听过她的歌声后，强烈建议她改学唱歌，他们一致认为蒋英的嗓子“很宝贵”。就这样，17岁的蒋英考入柏林音乐大学学习，而为了学习音乐，她更是选择独自留在欧洲，去国达十年之久。
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远在德国的蒋英和她身在中国的家人同时经受着苦难。这段异国求学的艰苦经历让蒋英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唏嘘不已： “德国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就见不到白面包，见不到黄油了。生活很苦，没的吃，早上一顿土豆，晚上又是一顿土豆，到晚上还没睡觉肚子已经饿了。”“最不好的时候是又饿又困。困是因为天一黑，英国飞机就要来轰炸，飞机一来我们就要逃到地窖里头去，一蹲就蹲两三个小时，不能睡觉。第二天早上，又困又饿，挣扎着到学校去。”当时蒋英的一个德国好友，看这位中国女孩实在瘦得不成样子，就从家里送来了一打鸡蛋， “(鸡蛋)放在桌上。别的朋友进来了，感慨地说：‘哎呀，多么美的珍珠啊!’她们多少年都见不到鸡蛋了”。
战火在德国本土愈演愈烈，蒋英和两个朋友逃到了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并辗转来到了中立国瑞士。当时许多名人都躲在瑞士，一个小音乐院里就能有两位著名的歌唱家，蒋英就这样在外界隆隆的炮火声中，继续埋头于自己所痴迷的音乐学习。虽然已经与国内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出身将门的蒋英从来没有想过退缩，“我自己觉得出来留学，本来就是要吃苦的。不怕，忍着，勇敢一点”。在强大信念的支撑下，蒋英于1943年在瑞士“鲁辰”万国音乐年会上参加各国女高音比赛，名列第一，这是如此规格的国际比赛中，东亚获胜第一人。各种声誉和邀约接踵而至，可是离家已近十载，蒋英知道自己是时候该回去了。
哄动的个唱与漫长的婚约
“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金庸笔下所描绘的这位歌唱家就是表姐蒋英。
1946年，学成归来的蒋英在中国最老的欧洲式剧场——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了自己归国后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我觉得有点害怕，开音乐会有人来听吗?我在后台上前台去张望一下，前台都是花篮，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了。我很勇敢，也很高兴，放声歌唱，结果很受欢迎，台下掌声如雷。我知道他们喜欢我。”这场令蒋英备感骄傲的演出，日后在表弟金庸的笔下得以再现，“那晚她唱了很多歌，记得有《卡门》、《曼依·郎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彩至极……因为她在国外的日子多，所以在本国反而没有什么名气。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当时的报纸甚至评论蒋英：“无论在旨域和音量上，她都掌握得极为出包……以此看来，中国人将来在世界乐坛上，直射原子似的灿烂光芒也是意料中的事。”
只是命运的年轮却自有安排，冥冥之中，它将使蒋英以另一种方式“吐射原子似的光芒”。1947年，就在朋友们准备再接再厉，为蒋英举办第二场个人演唱会时，钱学森也回到了上海。“我们一见面就不谈音乐了，谈更重要的事情了。”
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而这纸婚约已经经历了漫漫20余年的考验。因为早在5岁时，蒋英就已经被钱家认定为将来的儿媳。那时，与 父亲蒋百里同窗多年的好友钱均夫，家里只有一个儿子钱学森，于是便想从这位故友处过继一个女儿。于是小蒋英正式更名为“钱学英”，被送到了钱家。没过多久，蒋英的母亲终于耐不住要回了女儿，钱母欣然答应，但约定了一个“合同”，“你们家的这个老三，现在是我干女儿，将来可得给我当儿媳妇啊!”
在两家老人的积极张罗下，蒋英与钱学森的近况，双方都了若知掌。虽然12年来，一个在美洲，一个在欧洲，可是蒋英仍记得1936年，钱学森出国前夕，在为送别钱学森而演奏的莫扎特D大调奏鸣曲时，她的脸一直红红的。那天，她送了一本唐诗作为临别的礼物，等她走后，他盯着这本书看了良久，然后将它轻轻地放进了即将带到美国的藤条箱里。
12年后，再次伴随钱学森回到美国的，将是这本书的主人。那时，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终身教授的钱学森，在回国后，开始不声不响地总往蒋家跑。蒋家的姐妹们张罗着给钱学森介绍女朋友，人来了，钱学森连看都不看一眼，却只是盯着蒋英瞧。终于那一年的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中国的七夕情人节，钱学森下定了决心求婚：“你跟我去美国吧，现在就走。”只是一句坚决的要求，早已情根深种的蒋英没有执拗多久就乖乖投降了。
爱情穿越的黑夜
整整5年，他们被美国政府监控，回国无望。在这样阴暗的岁月里，蒋英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温柔与坚韧支撑着钱学森。
当蒋英随钱学森登上前往美国波士顿的飞机时，她心里并不害怕，毕竟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现代航空科学权威以及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而蒋英自己也在音乐的道路上颇有建树。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在大洋彼岸做出一些成绩来。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则完全将他们的生活裹挟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
1949年中秋节的一次同乡聚会，令蒋英和钱学森萌生了同样的念头：回国，加入到新中国建设的大潮中去!于是，第二年春，他们开始准备回国事宜，可消息一传出，就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多次警告。8月，就在他们办好了机票、托运等一系列手续之后，却被当局以行李中带有“绝密”文件为由强行拦下。“我们所有的行李都被搜查、扣押，就剩下手上挎着的为第二个宝宝出生准备的婴儿篮。钱学森气坏了，气得说以后再也不来美国了。”可是，噩梦远没有结束，没过多久，几个警务人员持枪闯进他家，强行带走了钱学森。
一心只关注音乐的蒋英，此刻为了丈夫，一手抱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小女儿，一手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四处奔走呼告。面对着当局的种种威吓与阻挠，一个柔弱的女子却有着无法想象的坚韧。半个月后，经过蒋英的努力，加州理工学院出面上交1.5万美元保释金，美国当局保释了钱学森。
丈夫回家了，半个月下来瘦了整整15公斤，问他什么都只是摇头或点头，就是不说话，蒋英才知道，她视为天的丈夫失声了。蒋英再一次用女性的温柔和体贴照顾他、宽慰他。这之后，整整5年，他们都在美国当局的密切监视下忍气吞声，5年内竟搬了5次家。蒋英，一个自小在优越环境下长大的大家闺秀，一个造诣极深的音乐艺术家，为了丈夫的事业，承担起所有的家务，买菜烧饭，照顾孩子，同时也尽量给钱学森创造环境让他安心研究和著述。外在的纷扰使她已经没有精力唱歌了，她只能放下自己的音乐事业，这一放就是整整5年。
在这样愁闷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蒋英会弹起吉他，钱学森则吹起竖笛，这对患难的夫妻就以这样的方式来排解不能归国的忧愁。正是蒋英用她所热爱的音乐帮助那时的钱学森摆脱了阴冷和压抑的现实。
直到1955年，已经有了丰富反监视经验的夫妻俩决定用写信的方式自救，实现归国的愿望。他们按计划去饭馆吃饭，钱学森引开了两个密探，蒋英佯装去洗手间把写在一张烟纸上的信寄了出去，为了避开监视，她特意跑到了远处的超市去投递。
“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封辗转到达周恩来总理手上的亲笔信在日后日内瓦中美会谈时提供了有力证据。1955年9月，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一双儿女，终于踏上了归乡之路。
心在哪里，
哪里便是舞台的中央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用这句诗来形容蒋英对音乐的挚爱一点不为过，但是显然她这一生都要面临这样的难题：究竟是为了钱学森的科研事业而放弃唱歌，还是为了唱歌放弃对家庭的照顾?最后她选择了一条折中的路——从事音乐教学工作，让学生们代替自己在世界的歌唱舞台上演唱。显然，她做到了。
1956年1月，钱学森在陈赓的邀请之下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蒋英披安排在了中央歌剧院。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终于又能唱歌了!我很兴奋，很高兴，很用功!”已经停唱了5年的蒋英，在刚刚回国演唱歌曲时，还有些不适应。歌声中的外国腔，总是被人嬉笑，于是她就专门去找一些老艺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到小土窝里蹲上两个钟头去跟他们学四声。“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跟老艺术家学说唱、学京剧，也唱一点昆曲。”刻苦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在之后的巡回演唱中，蒋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最多的时候返场6次。
可就在她为自己重新焕发出生机的音乐事业全心投入时，歌剧院的领导找她谈话了，“钱学森不在家，家里有3个老人，又有小孩，你老在外边参加演出不大合适，我们建议你到音乐学院去教书”。领导的话让蒋英一下子懵了，在美国5年那么困苦的环境之下她都没有放弃过音乐，为什么现在却要将一切从她手中拿走?“我留学10年，就是为了报国，在新中国唱新歌曲，现在总算回国了，却不让我唱歌了，我有我的家庭了，可我还想要我的舞台”，蒋英百思不得其解，直接回绝：“我不去!”
后来，蒋英辗转打听到“去教书”是总理的建议，如果不是总理的帮助，一家老小可能仍然回不了国。一番痛苦的取舍后，蒋英收拾好心情，以教师的全新形象站到了讲台上。因为她相信，心在哪里，哪里便是舞台的中央。
从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直至退休，她把全副身心都扑在教学上，“只要你真心学，我就义务教”，不收学生讲课费，自掏腰包准备资料、转录磁带，这是蒋英为师的原则。“文革”中，蒋英自愿承担起学院“少儿托管班”阿姨的工作，3年多的时间里，她教孩子们学唱歌，为婴儿洗尿布，这样平实而又贴近音乐的生活，蒋英感觉很幸福。
而蒋英用尽一生美好的时间去珍爱的钱学森，不止一次地坦言：“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时时听到她华丽的女高音。”如今，世事沧桑，相爱的人也已长眠，但是在人生这座耀眼的舞台上，在她的心中，一份悠远、铿锵而又华丽的女高音仍在不断吟唱。
他们眼中的蒋英
钱学森与蒋英之子钱永刚：我的母亲有自己的音乐事业。依照她的出身，她本不需要再努力去争取什么，父亲是将军，丈夫早早就成为终身教授，她完全可以享受这一切，可是她有自己的追求。在现代这个社会，一个人，也包括一个女人，到最后真正能赢得别人尊敬的就是自己有本事。她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钱学森堂妹钱学敏：蒋英聪明，漂亮。当初在美国为了写信求救，在寄往比利时的信上，她能想到模仿儿童的字体写地址，为了躲开严密的监视，不落下款不说，还趁人不备跑到很远的超市去投递。她是很聪明的。
钱学森归国后培养的第一批学生、50年同事，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参与者黄吉虎：我们都叫她师母。她是很低调的，每次去老师家，见面打过招呼后，她就会自觉地走到别处去。因为她知道我们谈的都涉及国家机密，所以她从不过问，也不打扰。在蒋英的教育下，钱永刚、钱永真也是很低调的，钱家的家风如此。
“如果蒋英也来，这个活动就圆满了。”在作家叶永烈耗时4年终于完成的《走近钱学森》新书发布会上，不时有人如此慨叹。蒋英是谁?为何在纪念中国航天之父的大型活动上她必须在场?她是国民党陆军上将蒋百里的掌上明珠、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她是钱学森的“妹妹”、初恋和他不离不弃的伴侣，她就是音乐家蒋英。
只是在钱学森逝世之后，蒋英才真正站到了公众面前，为众人所熟悉。当网络上所有人都在为她年轻时的风姿所倾倒赞叹时，却少有人知道，如今已年过九旬的蒋英，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权威，从1955年回国至今，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她早已桃李满天下。
与“钱学森夫人”这个称谓相比，她更愿意被人提及的身份是音乐教授。当谈到自己的演唱曾赢得6次返场的经历，90高龄的蒋英直言：“我很骄傲!”
九旬不老风华
“我热爱舞台，站在舞台上，我觉得舞台是热的，因为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你就是个舞台人物!“谈起自己所钟爱的音乐事业，90岁的蒋英仍然难掩激情。
送走了相依相伴62年的丈夫，如今已是90高龄的蒋英更多选择在家安心休养。在中国科学院宿舍区一座老旧的红砖楼里，依然时不时地传来古典音乐的美妙奏鸣，只是，斯人已去，唯有她一个人在倾听。
几十年来，这栋楼里总是时不时地传来华丽的女高音，实际上就在3个月前，一场名为《桃李满天下·音礼答恩师》的音乐会才在保利剧院举行。蒋英的学生们从世界各地赶来，他们已是享誉国际舞台的歌唱家：章亚伦、祝爱兰、姜咏、赵登营、多吉次仁和吴晓路，可是在9月4日那晚，他们挣脱了一切事务的纠缠，齐聚在音乐的圣殿，为敬爱的老师蒋英祝寿。
“学生的每一次成功都是一次从里到外的美容。”年过90的蒋英笑意盈盈地评价着爱徒们的艺术成就，脸上焕发着夺目的神采。《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游吟诗人*二重唱、《浮士德》里的三重唱……台上如天籁一般的吟唱，令台下的蒋英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连坐了两个多小时，完全沉浸在音乐的美妙享受之中。曾几何时，她认为拥有了音乐就拥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勇气，在二战的炮火隆隆声中，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野蛮压迫中，在为了钱学森的科研项目而不懈付出中，她都不曾放弃心中的梦想——音乐。
战争中的音乐精灵
熟悉蒋英的人都不免在猜测，这张如梦一般清新脱俗的外表之下，有着怎样一颗勇敢的心，能够指引她穿越二战最猛烈的战火，辗转于德国、瑞士，甚至还拿到了她梦寐以求的柏林音乐大学和瑞士卢塞恩音乐学院的毕业证书；天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死里逃生。
1919年，大事频发：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天津、南京等地民众罢工、罢市、罢课……而外界的纷乱并没有影响到一个温馨的家庭。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蒋百里的家中，三女儿蒋英的呱呱坠地，让这位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军校和蔡锷、张孝准一起被誉为“中国三杰”的铮铮硬汉欣喜不已。虽然之后家里共有“五朵金花”，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三女儿蒋英钟爱有加。这个活泼可爱的三女儿从小就喜欢蹦蹦跳跳、唱歌跳舞，于是他和妻子商量：这个孩子将来让她学习音乐吧。夫妻俩还特别为蒋英买了一架钢琴，聪慧的三女儿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1936年，蒋英随父赴欧洲考察，她日夜盼望着去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去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到了欧洲之后，蒋百里专门请专家来听蒋英演奏钢琴，专家看了看蒋英的形象，在听过她的歌声后，强烈建议她改学唱歌，他们一致认为蒋英的嗓子“很宝贵”。就这样，17岁的蒋英考入柏林音乐大学学习，而为了学习音乐，她更是选择独自留在欧洲，去国达十年之久。
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远在德国的蒋英和她身在中国的家人同时经受着苦难。这段异国求学的艰苦经历让蒋英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唏嘘不已： “德国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就见不到白面包，见不到黄油了。生活很苦，没的吃，早上一顿土豆，晚上又是一顿土豆，到晚上还没睡觉肚子已经饿了。”“最不好的时候是又饿又困。困是因为天一黑，英国飞机就要来轰炸，飞机一来我们就要逃到地窖里头去，一蹲就蹲两三个小时，不能睡觉。第二天早上，又困又饿，挣扎着到学校去。”当时蒋英的一个德国好友，看这位中国女孩实在瘦得不成样子，就从家里送来了一打鸡蛋， “(鸡蛋)放在桌上。别的朋友进来了，感慨地说：‘哎呀，多么美的珍珠啊!’她们多少年都见不到鸡蛋了”。
战火在德国本土愈演愈烈，蒋英和两个朋友逃到了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并辗转来到了中立国瑞士。当时许多名人都躲在瑞士，一个小音乐院里就能有两位著名的歌唱家，蒋英就这样在外界隆隆的炮火声中，继续埋头于自己所痴迷的音乐学习。虽然已经与国内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出身将门的蒋英从来没有想过退缩，“我自己觉得出来留学，本来就是要吃苦的。不怕，忍着，勇敢一点”。在强大信念的支撑下，蒋英于1943年在瑞士“鲁辰”万国音乐年会上参加各国女高音比赛，名列第一，这是如此规格的国际比赛中，东亚获胜第一人。各种声誉和邀约接踵而至，可是离家已近十载，蒋英知道自己是时候该回去了。
哄动的个唱与漫长的婚约
“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金庸笔下所描绘的这位歌唱家就是表姐蒋英。
1946年，学成归来的蒋英在中国最老的欧洲式剧场——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了自己归国后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我觉得有点害怕，开音乐会有人来听吗?我在后台上前台去张望一下，前台都是花篮，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了。我很勇敢，也很高兴，放声歌唱，结果很受欢迎，台下掌声如雷。我知道他们喜欢我。”这场令蒋英备感骄傲的演出，日后在表弟金庸的笔下得以再现，“那晚她唱了很多歌，记得有《卡门》、《曼依·郎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彩至极……因为她在国外的日子多，所以在本国反而没有什么名气。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当时的报纸甚至评论蒋英：“无论在旨域和音量上，她都掌握得极为出包……以此看来，中国人将来在世界乐坛上，直射原子似的灿烂光芒也是意料中的事。”
只是命运的年轮却自有安排，冥冥之中，它将使蒋英以另一种方式“吐射原子似的光芒”。1947年，就在朋友们准备再接再厉，为蒋英举办第二场个人演唱会时，钱学森也回到了上海。“我们一见面就不谈音乐了，谈更重要的事情了。”
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而这纸婚约已经经历了漫漫20余年的考验。因为早在5岁时，蒋英就已经被钱家认定为将来的儿媳。那时，与 父亲蒋百里同窗多年的好友钱均夫，家里只有一个儿子钱学森，于是便想从这位故友处过继一个女儿。于是小蒋英正式更名为“钱学英”，被送到了钱家。没过多久，蒋英的母亲终于耐不住要回了女儿，钱母欣然答应，但约定了一个“合同”，“你们家的这个老三，现在是我干女儿，将来可得给我当儿媳妇啊!”
在两家老人的积极张罗下，蒋英与钱学森的近况，双方都了若知掌。虽然12年来，一个在美洲，一个在欧洲，可是蒋英仍记得1936年，钱学森出国前夕，在为送别钱学森而演奏的莫扎特D大调奏鸣曲时，她的脸一直红红的。那天，她送了一本唐诗作为临别的礼物，等她走后，他盯着这本书看了良久，然后将它轻轻地放进了即将带到美国的藤条箱里。
12年后，再次伴随钱学森回到美国的，将是这本书的主人。那时，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终身教授的钱学森，在回国后，开始不声不响地总往蒋家跑。蒋家的姐妹们张罗着给钱学森介绍女朋友，人来了，钱学森连看都不看一眼，却只是盯着蒋英瞧。终于那一年的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中国的七夕情人节，钱学森下定了决心求婚：“你跟我去美国吧，现在就走。”只是一句坚决的要求，早已情根深种的蒋英没有执拗多久就乖乖投降了。
爱情穿越的黑夜
整整5年，他们被美国政府监控，回国无望。在这样阴暗的岁月里，蒋英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温柔与坚韧支撑着钱学森。
当蒋英随钱学森登上前往美国波士顿的飞机时，她心里并不害怕，毕竟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现代航空科学权威以及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而蒋英自己也在音乐的道路上颇有建树。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在大洋彼岸做出一些成绩来。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则完全将他们的生活裹挟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
1949年中秋节的一次同乡聚会，令蒋英和钱学森萌生了同样的念头：回国，加入到新中国建设的大潮中去!于是，第二年春，他们开始准备回国事宜，可消息一传出，就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多次警告。8月，就在他们办好了机票、托运等一系列手续之后，却被当局以行李中带有“绝密”文件为由强行拦下。“我们所有的行李都被搜查、扣押，就剩下手上挎着的为第二个宝宝出生准备的婴儿篮。钱学森气坏了，气得说以后再也不来美国了。”可是，噩梦远没有结束，没过多久，几个警务人员持枪闯进他家，强行带走了钱学森。
一心只关注音乐的蒋英，此刻为了丈夫，一手抱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小女儿，一手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四处奔走呼告。面对着当局的种种威吓与阻挠，一个柔弱的女子却有着无法想象的坚韧。半个月后，经过蒋英的努力，加州理工学院出面上交1.5万美元保释金，美国当局保释了钱学森。
丈夫回家了，半个月下来瘦了整整15公斤，问他什么都只是摇头或点头，就是不说话，蒋英才知道，她视为天的丈夫失声了。蒋英再一次用女性的温柔和体贴照顾他、宽慰他。这之后，整整5年，他们都在美国当局的密切监视下忍气吞声，5年内竟搬了5次家。蒋英，一个自小在优越环境下长大的大家闺秀，一个造诣极深的音乐艺术家，为了丈夫的事业，承担起所有的家务，买菜烧饭，照顾孩子，同时也尽量给钱学森创造环境让他安心研究和著述。外在的纷扰使她已经没有精力唱歌了，她只能放下自己的音乐事业，这一放就是整整5年。
在这样愁闷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蒋英会弹起吉他，钱学森则吹起竖笛，这对患难的夫妻就以这样的方式来排解不能归国的忧愁。正是蒋英用她所热爱的音乐帮助那时的钱学森摆脱了阴冷和压抑的现实。
直到1955年，已经有了丰富反监视经验的夫妻俩决定用写信的方式自救，实现归国的愿望。他们按计划去饭馆吃饭，钱学森引开了两个密探，蒋英佯装去洗手间把写在一张烟纸上的信寄了出去，为了避开监视，她特意跑到了远处的超市去投递。
“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封辗转到达周恩来总理手上的亲笔信在日后日内瓦中美会谈时提供了有力证据。1955年9月，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一双儿女，终于踏上了归乡之路。
心在哪里，
哪里便是舞台的中央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用这句诗来形容蒋英对音乐的挚爱一点不为过，但是显然她这一生都要面临这样的难题：究竟是为了钱学森的科研事业而放弃唱歌，还是为了唱歌放弃对家庭的照顾?最后她选择了一条折中的路——从事音乐教学工作，让学生们代替自己在世界的歌唱舞台上演唱。显然，她做到了。
1956年1月，钱学森在陈赓的邀请之下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蒋英披安排在了中央歌剧院。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终于又能唱歌了!我很兴奋，很高兴，很用功!”已经停唱了5年的蒋英，在刚刚回国演唱歌曲时，还有些不适应。歌声中的外国腔，总是被人嬉笑，于是她就专门去找一些老艺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到小土窝里蹲上两个钟头去跟他们学四声。“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跟老艺术家学说唱、学京剧，也唱一点昆曲。”刻苦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在之后的巡回演唱中，蒋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最多的时候返场6次。
可就在她为自己重新焕发出生机的音乐事业全心投入时，歌剧院的领导找她谈话了，“钱学森不在家，家里有3个老人，又有小孩，你老在外边参加演出不大合适，我们建议你到音乐学院去教书”。领导的话让蒋英一下子懵了，在美国5年那么困苦的环境之下她都没有放弃过音乐，为什么现在却要将一切从她手中拿走?“我留学10年，就是为了报国，在新中国唱新歌曲，现在总算回国了，却不让我唱歌了，我有我的家庭了，可我还想要我的舞台”，蒋英百思不得其解，直接回绝：“我不去!”
后来，蒋英辗转打听到“去教书”是总理的建议，如果不是总理的帮助，一家老小可能仍然回不了国。一番痛苦的取舍后，蒋英收拾好心情，以教师的全新形象站到了讲台上。因为她相信，心在哪里，哪里便是舞台的中央。
从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直至退休，她把全副身心都扑在教学上，“只要你真心学，我就义务教”，不收学生讲课费，自掏腰包准备资料、转录磁带，这是蒋英为师的原则。“文革”中，蒋英自愿承担起学院“少儿托管班”阿姨的工作，3年多的时间里，她教孩子们学唱歌，为婴儿洗尿布，这样平实而又贴近音乐的生活，蒋英感觉很幸福。
而蒋英用尽一生美好的时间去珍爱的钱学森，不止一次地坦言：“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时时听到她华丽的女高音。”如今，世事沧桑，相爱的人也已长眠，但是在人生这座耀眼的舞台上，在她的心中，一份悠远、铿锵而又华丽的女高音仍在不断吟唱。
他们眼中的蒋英
钱学森与蒋英之子钱永刚：我的母亲有自己的音乐事业。依照她的出身，她本不需要再努力去争取什么，父亲是将军，丈夫早早就成为终身教授，她完全可以享受这一切，可是她有自己的追求。在现代这个社会，一个人，也包括一个女人，到最后真正能赢得别人尊敬的就是自己有本事。她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钱学森堂妹钱学敏：蒋英聪明，漂亮。当初在美国为了写信求救，在寄往比利时的信上，她能想到模仿儿童的字体写地址，为了躲开严密的监视，不落下款不说，还趁人不备跑到很远的超市去投递。她是很聪明的。
钱学森归国后培养的第一批学生、50年同事，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参与者黄吉虎：我们都叫她师母。她是很低调的，每次去老师家，见面打过招呼后，她就会自觉地走到别处去。因为她知道我们谈的都涉及国家机密，所以她从不过问，也不打扰。在蒋英的教育下，钱永刚、钱永真也是很低调的，钱家的家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