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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民选秀节目是近年来取得很大成功的大众文化形式,本文试图通过定性的分析方法,利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无意识理论”来探讨该类节目受到欢迎的受众心理机制,认为该类节目的价值观符合了受众压抑在无意识中的快乐诉求和逆反心理。
关键词:平民选秀 无意识理论 精神分析 受众分析
作为电视真人秀的一种,选秀节目滥觞于2001年英国Fremantle公司的《大众偶像》(《Pop?摇Idol》),之后便催生了世界各地不同语种的同类节目。从2003年到2009年6年的时间里,选秀节目不仅在我国的电视荧屏扎下了根,而且衍生出了各种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平民选秀节目仍然作为选秀节目的主流深受观众喜爱,在每个周末黄金时间的电视荧屏上,大部分播出的都是平民选秀节目。这种大众文化的形式,同样是一种成功的商业文化,但在这种商业文化的深处要看到的是社会心理以及潜藏的人的欲求。
人的欲求促使人做出不同的选择,人类的活动是精神活动的体现,意识在人的全部精神活动中却只是一部分,就如海上的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是显而易见的,但却只是冰山的一小部分,正如意识。冰山的大部分潜藏在海底,正如无意识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占主要地位,却很难为人所注意到。弗洛伊德是无意识理论的创始人,他给无意识下的定义是:一种历程若活动于某一时间,而在那一时间内我们又无所知觉。我们便称这种历程为无意识。
人按照两种原则进行活动,“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现实原则”让人做出理性的选择,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人也是非理性的动物,本能的需求、追求感官的快乐都是正当的需要。大众文化可以说就是一种快乐文化,它通过各种符号来营造人们心中的无意识场景,满足人的欲求。平民选秀节目实际上是起着一种心理补偿的作用,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欲望可以通过欣赏节目来得到变相的满足。人的欲望常常被压抑,抵抗公开表现,压抑和抵抗不会使欲望消失,它会通过白日梦、幻想、精神病等发泄出来,大众文化成为易得的、简单的发泄渠道。平民选秀节目受到欢迎所体现的就是观众对无意识欲望和生活压力的宣泄,对社会的恐惧和逃避。
对科层化压力的宣泄
工业化、城市化给中国带来的是标准化和组织化,社会中的人必须按自己的职业规则、社会秩序生存。科层制追求的不是传统的伦理秩序,它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的效率,是能够带来高效率的职业秩序。科层化反映了高级工具性管理的合理性。在特意设计的、非人格的、技术性的目标实现过程中,人完全处在规章制度的从属地位。
科层化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组织的社会化,深埋在人们无意识中的却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对自由快乐的追逐。平民选秀节目作为竞赛虽然同样使用规则,但在规则的使用过程中充满人情味与随意性,只要能打动观众的心,规则是其次的。观众在收看的过程中发现原来规则是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而变动和更改的,评委的意见也是可以受到观众情感倾向的影响。即便是一场看起来严谨的竞赛,实际上只是一场游戏,游戏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快乐。
在我国大部分的平民选秀节目中,根据观众的意见或其他情况的变化几乎每一场比赛的赛制都有所变化,规则是根据情况而随意更改的,随意性带来的是随机性,就像看悬疑剧一样牵动人心。2007年《快乐男声》南京赛区冠军吉杰因为供职于世界500强企业,工作和比赛时间的冲突,使他不得不宣布退赛。后来吉杰感到后悔希望能重返舞台,当时全国12强的席位已定,主办方因为喜欢吉杰的观众很多,于是另外想出了办法:给吉杰另外开设投票通道,如果两个小时中观众给吉杰的短信投票能够超过在场的所有选手,他就可以重返舞台。最后是观众积极的投票让吉杰硬生生地成为全国13强。
评委评价的无标准、无底线也让比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在平民选秀节目中对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还有评委,评委在评分过程中往往没有明确标准,大多数凭自己的喜好和心情而定。于是在节目中常常出现一些意外结果,可能在大家看来很一般的人能够晋级,而一些很优秀的选手被淘汰。也常常出现因为评委的标准不一、口味不同而引发评委之间闹矛盾的闹剧,比如2007年《快乐男声》比赛的评委杨二车娜姆就陆续与郑钧、伍洲桐、包小柏等人在比赛现场发生争执。反而这样的时候收视率却能够升高,节目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
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科层化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压力巨大,要遵守的严苛的规则很多,自己却无法逾越。这些选秀节目能够让观众无意识中被压抑的对科层化压力的反抗通过观看和参与节目来进行宣泄,谁成为冠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享受了无规则的游戏带来的快乐。
对常规的反抗
平民选秀节目获得成功的不仅仅是那些得到冠、亚、季军的选手,还有很多选手虽然没有取得比较好的名次,甚至在海选阶段就遭到淘汰,却通过电视成了明星。这些人靠的不是“实力”——按常理看来能获得成功的要件,他们也不是偶像,而是靠突破常规的个性化展示获得观众的青睐。他们的个性化展示或美或丑,但共同的特质就是“疯狂”、“无拘无束”,观众无意识的“疯狂”也随着观看选手的疯狂,在电视机前的大笑中释放出来。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所包括的内容都是一些原始冲动、各种本能及与本能有关的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望。而它们在现实中大都不能得到满足,因为社会的法律、道德、伦理、习俗等规范制约着它们,意识领域中没有它们的容身之所,于是就被排挤到无意识领域中。疯狂的表演让观众获得审丑的快感,这种快感的实质是观众内心深处疯狂和丑陋的释放。
综观各个平民选秀节目的冠军,他们大部分不是唱得最好的,也不是长得最漂亮的,冠军不是最完美的那个,却是最与众不同的。完美是人们所孜孜不倦追求的,在常规看来完美是最好的,但是观众更愿意把票投给那些不完美的人,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些有个性的人成为冠军,实际上是观众对一直以来自己求之而不得的“完美”的反抗心理的体现。完美是人们心中最理想的状态,然而很少人能够真正达到完美,于是无意识中的逆反心理让人们索性“讨厌”起完美,而倾向于选择喜欢一些不完美的人或事物来反抗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对成长的反抗
现代的青年人更加依赖通过媒介环境来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而不是通过亲身的经历体验,造成青年人缺乏行动力和社会经验,无法长大。而青年人不想长大的心理又为媒介所感知,各种媒体为了留住青年人这个消费主力群体,于是迎合他们的心理制造出更加“蔻化”的媒介环境。再加上对社会竞争压力的逃避心理,很多青年人缺乏对行为和心理压力的调节能力,产生了“彼得·潘”情结而不愿长大,只是放肆地大叫“想唱就唱”、“我型我秀”来寻找快乐。
“想唱就唱”、“我型我秀”都是平民选秀节目的广告语,这些广告语隐含的是节目的价值取向,抛开一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管其他的东西,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这是典型的儿童化的情绪体现,青年人也是成年人,开始负担起社会赋予的责任,但很多人很害怕这个变化,更加希望自己是个儿童。他们只想像儿童一样追求感官的快乐,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它既开发欲求也满足欲求,平民选秀节目即满足了青年人无意识中不愿成长的欲求,只要让看电视的人高兴就可以,其余的都可以弃之不顾。
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认为人的人格结构有三重,分别是伊底(Id)、自我(Ego)、超自我(Supcrego)。伊底最初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达到一种绝对不会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这是一种“快乐原则”,儿童和婴儿时期是“快乐原则”体现最多的时期,伊底在人格结构中占主要的地位。平民选秀节目用各种胡闹、恶搞给观众带来感官的快乐,让观众压抑起来的“伊底”得到变相的释放。
参考文献:
1.扈海鹂:《解读大众文化——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张英:《精神分析学述评》,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梅文慧:《快乐电视选秀——解码〈超级女声〉引发的选秀现象》,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4.杜骏飞、袁光锋:《选秀——庄严的嬉戏》,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平民选秀 无意识理论 精神分析 受众分析
作为电视真人秀的一种,选秀节目滥觞于2001年英国Fremantle公司的《大众偶像》(《Pop?摇Idol》),之后便催生了世界各地不同语种的同类节目。从2003年到2009年6年的时间里,选秀节目不仅在我国的电视荧屏扎下了根,而且衍生出了各种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平民选秀节目仍然作为选秀节目的主流深受观众喜爱,在每个周末黄金时间的电视荧屏上,大部分播出的都是平民选秀节目。这种大众文化的形式,同样是一种成功的商业文化,但在这种商业文化的深处要看到的是社会心理以及潜藏的人的欲求。
人的欲求促使人做出不同的选择,人类的活动是精神活动的体现,意识在人的全部精神活动中却只是一部分,就如海上的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是显而易见的,但却只是冰山的一小部分,正如意识。冰山的大部分潜藏在海底,正如无意识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占主要地位,却很难为人所注意到。弗洛伊德是无意识理论的创始人,他给无意识下的定义是:一种历程若活动于某一时间,而在那一时间内我们又无所知觉。我们便称这种历程为无意识。
人按照两种原则进行活动,“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现实原则”让人做出理性的选择,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人也是非理性的动物,本能的需求、追求感官的快乐都是正当的需要。大众文化可以说就是一种快乐文化,它通过各种符号来营造人们心中的无意识场景,满足人的欲求。平民选秀节目实际上是起着一种心理补偿的作用,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欲望可以通过欣赏节目来得到变相的满足。人的欲望常常被压抑,抵抗公开表现,压抑和抵抗不会使欲望消失,它会通过白日梦、幻想、精神病等发泄出来,大众文化成为易得的、简单的发泄渠道。平民选秀节目受到欢迎所体现的就是观众对无意识欲望和生活压力的宣泄,对社会的恐惧和逃避。
对科层化压力的宣泄
工业化、城市化给中国带来的是标准化和组织化,社会中的人必须按自己的职业规则、社会秩序生存。科层制追求的不是传统的伦理秩序,它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的效率,是能够带来高效率的职业秩序。科层化反映了高级工具性管理的合理性。在特意设计的、非人格的、技术性的目标实现过程中,人完全处在规章制度的从属地位。
科层化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组织的社会化,深埋在人们无意识中的却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对自由快乐的追逐。平民选秀节目作为竞赛虽然同样使用规则,但在规则的使用过程中充满人情味与随意性,只要能打动观众的心,规则是其次的。观众在收看的过程中发现原来规则是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而变动和更改的,评委的意见也是可以受到观众情感倾向的影响。即便是一场看起来严谨的竞赛,实际上只是一场游戏,游戏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快乐。
在我国大部分的平民选秀节目中,根据观众的意见或其他情况的变化几乎每一场比赛的赛制都有所变化,规则是根据情况而随意更改的,随意性带来的是随机性,就像看悬疑剧一样牵动人心。2007年《快乐男声》南京赛区冠军吉杰因为供职于世界500强企业,工作和比赛时间的冲突,使他不得不宣布退赛。后来吉杰感到后悔希望能重返舞台,当时全国12强的席位已定,主办方因为喜欢吉杰的观众很多,于是另外想出了办法:给吉杰另外开设投票通道,如果两个小时中观众给吉杰的短信投票能够超过在场的所有选手,他就可以重返舞台。最后是观众积极的投票让吉杰硬生生地成为全国13强。
评委评价的无标准、无底线也让比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在平民选秀节目中对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还有评委,评委在评分过程中往往没有明确标准,大多数凭自己的喜好和心情而定。于是在节目中常常出现一些意外结果,可能在大家看来很一般的人能够晋级,而一些很优秀的选手被淘汰。也常常出现因为评委的标准不一、口味不同而引发评委之间闹矛盾的闹剧,比如2007年《快乐男声》比赛的评委杨二车娜姆就陆续与郑钧、伍洲桐、包小柏等人在比赛现场发生争执。反而这样的时候收视率却能够升高,节目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
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科层化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压力巨大,要遵守的严苛的规则很多,自己却无法逾越。这些选秀节目能够让观众无意识中被压抑的对科层化压力的反抗通过观看和参与节目来进行宣泄,谁成为冠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享受了无规则的游戏带来的快乐。
对常规的反抗
平民选秀节目获得成功的不仅仅是那些得到冠、亚、季军的选手,还有很多选手虽然没有取得比较好的名次,甚至在海选阶段就遭到淘汰,却通过电视成了明星。这些人靠的不是“实力”——按常理看来能获得成功的要件,他们也不是偶像,而是靠突破常规的个性化展示获得观众的青睐。他们的个性化展示或美或丑,但共同的特质就是“疯狂”、“无拘无束”,观众无意识的“疯狂”也随着观看选手的疯狂,在电视机前的大笑中释放出来。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所包括的内容都是一些原始冲动、各种本能及与本能有关的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望。而它们在现实中大都不能得到满足,因为社会的法律、道德、伦理、习俗等规范制约着它们,意识领域中没有它们的容身之所,于是就被排挤到无意识领域中。疯狂的表演让观众获得审丑的快感,这种快感的实质是观众内心深处疯狂和丑陋的释放。
综观各个平民选秀节目的冠军,他们大部分不是唱得最好的,也不是长得最漂亮的,冠军不是最完美的那个,却是最与众不同的。完美是人们所孜孜不倦追求的,在常规看来完美是最好的,但是观众更愿意把票投给那些不完美的人,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些有个性的人成为冠军,实际上是观众对一直以来自己求之而不得的“完美”的反抗心理的体现。完美是人们心中最理想的状态,然而很少人能够真正达到完美,于是无意识中的逆反心理让人们索性“讨厌”起完美,而倾向于选择喜欢一些不完美的人或事物来反抗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对成长的反抗
现代的青年人更加依赖通过媒介环境来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而不是通过亲身的经历体验,造成青年人缺乏行动力和社会经验,无法长大。而青年人不想长大的心理又为媒介所感知,各种媒体为了留住青年人这个消费主力群体,于是迎合他们的心理制造出更加“蔻化”的媒介环境。再加上对社会竞争压力的逃避心理,很多青年人缺乏对行为和心理压力的调节能力,产生了“彼得·潘”情结而不愿长大,只是放肆地大叫“想唱就唱”、“我型我秀”来寻找快乐。
“想唱就唱”、“我型我秀”都是平民选秀节目的广告语,这些广告语隐含的是节目的价值取向,抛开一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管其他的东西,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这是典型的儿童化的情绪体现,青年人也是成年人,开始负担起社会赋予的责任,但很多人很害怕这个变化,更加希望自己是个儿童。他们只想像儿童一样追求感官的快乐,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它既开发欲求也满足欲求,平民选秀节目即满足了青年人无意识中不愿成长的欲求,只要让看电视的人高兴就可以,其余的都可以弃之不顾。
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认为人的人格结构有三重,分别是伊底(Id)、自我(Ego)、超自我(Supcrego)。伊底最初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达到一种绝对不会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这是一种“快乐原则”,儿童和婴儿时期是“快乐原则”体现最多的时期,伊底在人格结构中占主要的地位。平民选秀节目用各种胡闹、恶搞给观众带来感官的快乐,让观众压抑起来的“伊底”得到变相的释放。
参考文献:
1.扈海鹂:《解读大众文化——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张英:《精神分析学述评》,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梅文慧:《快乐电视选秀——解码〈超级女声〉引发的选秀现象》,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4.杜骏飞、袁光锋:《选秀——庄严的嬉戏》,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