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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选择众多的时代，亦是倡导个性独立的年代，春晚，也许只是其中一个符号，一个逐渐成为某种文化背景的符号。春晚的味道，也许贴心，抑或疏离，掌勺师傅可以把“每一位食客都满意”作为努力方向，但这也仅仅是个努力方向。无论怎样改变，褒贬不一成为每届春晚的宿命。
或许论评判春晚，春晚的历届导演更能切中要害。
洪民生：越来越见不到让自己觉得痛快的节目了。
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腰杆挺得笔直，专注地看着节目，时不时摇一摇头或用手指连敲几下大腿。这是他第三十一年参加春晚彩排，对于年逾八旬的洪民生来说，“关注春晚”似乎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最近几年看完彩排，他都不愿意再提意见。如果有人问，他的回答便是，“春晚再也回不到那个时代了。”
作为央视前副台长的洪民生分管了头十年的春晚。1984年春晚是洪民生认为至今最成功的一届。“那一届因为是最真诚的，春晚还没有那么多附加的东西，只是纯粹让老百姓喜欢”。
退休后在家钻研书法的洪民生依旧关注着春晚，渐渐地，洪民生越来越见不到让他觉得痛快的节目，舞台一年比一年漂亮，但节目仅仅是每年变一下形式，内容却没进步。“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
谈及如今的春晚，洪民生就会感伤从前。他和电视同行用十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挤开裂缝，紧闭却只在一瞬间。在洪民生的年代，春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而电视人的信仰是万家争鸣。“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
黄一鹤：你满足了百姓的心愿，你不需要说什么，百姓就会认可你。
2009年，《北京青年报》进行了一个调查：建国60周年百姓最喜爱春晚投票。投票结果是1983年首届春晚。
执导1983年首届春晚，让黄一鹤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届春晚大获成功后，他又陆续执导了四届春晚，被誉为“春晚开山鼻祖”。
为了春晚，他溜去中英街买磁带，与领导拍过桌子，异想天开地想邀请国家领导人来参加春晚，甚至摔过当时广电部部长秘书的电话，一度面临被开除的境地。黄一鹤感谢战争年代里“刀与火”的磨炼：“不是口号，而是动真格的，一种理想主义在里面。”
“你满足了百姓的心愿，你不需要说什么，百姓就会认可你。”黄一鹤说。
在他看来，现在所有的春晚导演都在力争创新，春晚也实现了很多突破。“技术上是求新的，舞台上可以飞来飞去，可这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似乎没有。你搞得越复杂，越富丽堂皇，百姓看了可能越不舒服，觉得你这样花钱，毫无意义。他们很多委屈，很多酸甜苦辣，不能只说甜的，苦的辣的都得说，要给人以对未来的希望。”
对于春晚导演所受约束越来越多的看法，黄一鹤不完全认同。“一方面是约束多了，另外一方面是敢于主张正义的人也少了。像当年，你开除我，我也这么干，现在没有敢这么干的人了。”
黄一鹤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可能有顾虑，动也动不了。”
郎昆：春晚从主导你度过除夕，到伴随你度过除夕，它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扩大了。
和春晚老导演黄一鹤一样，郎昆当过五届春晚总导演，两人并列春晚之最。不同的是，黄一鹤当导演时，春晚一直在上升期，而郎昆从1991年第一次当总导演到2009年最后一次当总导演，春晚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郎昆感叹说：“还是那句话，春晚不是总导演的艺术，总导演是春晚的一个执行者，他不是决策者。”1991年，郎昆被任命为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1994年，郎昆通过投标，第二次担任春晚总导演。
春晚从无意识进入到有意识制作，文化定位的转换使春晚具有了国家主流文化意识，成了每年国家文化的一个指标。郎昆曾说：“你不要小看它里面的一首歌，也不要小看一个杂技、一个舞蹈、一个魔术甚至一句台词，虽然它是给老百姓看的，但它是国家文化意识的一个传递。在这个大年三十合家团聚的时刻，国家有话要说，国民有话想听，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国家有话要说的时候国民是否爱听，是否想听，它的核心主导在于，总导演是否给国家想说的话和国民想听的话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2005年，郎昆第三次担任了央视春晚的总导演。而此时，春晚的社会地位已然发生了变化。“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这个主导地位在稍稍地转变，尤其是到了90年代末期，春晚的主导地位逐渐向伴随地位过渡。这是社会多元化的新形态造成的。很多观众宁肯选择在网络上玩游戏、看片子，有些人寧肯打牌或者去做些别的，也不守着电视看春晚。春晚的伴随地位就这样产生了。”
2009年，执导了五届春晚的郎昆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试论“春节联欢晚会”》。在他看来，春节联欢晚会不是民众自发的一种民俗特征。回家吃年夜饭、放鞭炮是民俗特征的一个表象，但是唯有春晚是国家意志在那一刻告诉国民，今年的大事、喜事有哪些，今年的快乐在哪里，明年应该怎么更加快乐。这个时候，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表现。“所以我们说，春晚从主导你度过除夕，到伴随你度过除夕，它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扩大了。”
袁德旺：春节晚会不能停，应该先尊敬它，再批判它。
袁德旺以沉稳著称，他认为：“春晚总导演，北京话讲，就是个总碎催。”（碎催，方言，打杂的。）
从1993年开始，春晚总导演的人选从指定改为投标，袁德旺成功中得1997年和2004年两次，可每次他都并非主动请战，“都是领导告诉我，袁德旺你应该去投一次标。”
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晚首次向公众播放时，袁德旺就开始参与执导，之后还参与执导过1984年、1986年、1987年、1990年春晚，加上担任总导演的1997年和2004年，他参与了7届春晚。这7届春晚，当总导演的1997年和2004年，仍然算是不一般的年份。 袁德旺深知春晚总导演光环背后的辛苦，2004年，他已经57岁了。他是执导春晚时年龄最大的总导演。作为1983年进入央视的老人，他和很多观众一样，觉得还是1980年代末，黄一鹤、邓在军执导的春晚更好看。
虽然现在很多人批评春晚，可袁德旺认为春节晚会不能停，应该先尊敬它，再批判它。
在他看来，人们对春晚的各种批评，表明这个国家民主程度提高了。导演们不但不应该厌恶这些批评，反而应该欢迎别人批评。有批评，起码说明老百姓还在乎春晚。但他也认为，别指望现在的春晚能获得早期春晚那种万众欢呼的场面。
“春晚并不是什么一个很高深的、或者很伟大的、能哺育人们思想的一台晚会，它就是一顿民俗的年夜饭，给大家过年的时候，带来一些欢乐，不过如此而已。决不能对春节晚会寄以很高的诉求，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艺术上的。”
在袁德旺看来，1990年是春晚的一个转折点。“90年以前，春节晚会的主要形态是联欢，台上台下互动，融为一体，不是很严谨，舞台美术不是很讲究，主持串联词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用语。90年以后的春节晚会基本上摒弃了联欢的方式，基本上变成了对过去那一年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所以它的节目本身是以庆典的方式为主来播出，很多年是这个状态。它必然是越做越大。舞美越来越讲究，纯粹政治化的语言在串联词中越来越多。”
哈文：春晚就是陪伴！
在哈文的设计中，春晚要向30年前的1983年春晚致敬，重新回到大联欢的风格。她认为，春晚的本质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过除夕，是“联欢”而不是“歌颂”更不是“宣传”。但即使哈文是春晚史上最有才华的导演，她也无法导出史上最好口碑的春晚。
对于有些人曾质疑春晚存在的意思，哈文回应说，“春晚就是陪伴！我们希望这台晚会能让大家高兴，希望能把它作为除夕夜的一个电视伴侣。你看或不看，春晚就在那里！”
两届春晚导下来，哈文表示最大的收获是“今年会更加淡定和从容一些”。今年春晚和去年的相比，“今年晚会的总体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有了去年的经验”。对于网民提及的张杰、张靓颖等人的表現，哈文都评价挺高，“张杰和林宥嘉演绎的是一首大爱的歌，非常向新向上！”提到最满意的节目，有没有遗憾，她表示，“都挺满意的。遗憾，不说呗。”
面对批评和质疑，哈导也有话说。有网友表示，蛇年春晚舞台效果一流，但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嫌，哈文称，“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
年初一凌晨四点回到家的哈文很受伤，压力与争议让她深刻感受到“大联欢”已经成了春晚“回不去的故乡”，无论她曾多么努力，“毕竟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
哈文和她的后继者们，再也无法回到30年前，人们与春晚良性互动的环境了。
或许论评判春晚，春晚的历届导演更能切中要害。
洪民生：越来越见不到让自己觉得痛快的节目了。
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腰杆挺得笔直，专注地看着节目，时不时摇一摇头或用手指连敲几下大腿。这是他第三十一年参加春晚彩排，对于年逾八旬的洪民生来说，“关注春晚”似乎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最近几年看完彩排，他都不愿意再提意见。如果有人问，他的回答便是，“春晚再也回不到那个时代了。”
作为央视前副台长的洪民生分管了头十年的春晚。1984年春晚是洪民生认为至今最成功的一届。“那一届因为是最真诚的，春晚还没有那么多附加的东西，只是纯粹让老百姓喜欢”。
退休后在家钻研书法的洪民生依旧关注着春晚，渐渐地，洪民生越来越见不到让他觉得痛快的节目，舞台一年比一年漂亮，但节目仅仅是每年变一下形式，内容却没进步。“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
谈及如今的春晚，洪民生就会感伤从前。他和电视同行用十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挤开裂缝，紧闭却只在一瞬间。在洪民生的年代，春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而电视人的信仰是万家争鸣。“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
黄一鹤：你满足了百姓的心愿，你不需要说什么，百姓就会认可你。
2009年，《北京青年报》进行了一个调查：建国60周年百姓最喜爱春晚投票。投票结果是1983年首届春晚。
执导1983年首届春晚，让黄一鹤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届春晚大获成功后，他又陆续执导了四届春晚，被誉为“春晚开山鼻祖”。
为了春晚，他溜去中英街买磁带，与领导拍过桌子，异想天开地想邀请国家领导人来参加春晚，甚至摔过当时广电部部长秘书的电话，一度面临被开除的境地。黄一鹤感谢战争年代里“刀与火”的磨炼：“不是口号，而是动真格的，一种理想主义在里面。”
“你满足了百姓的心愿，你不需要说什么，百姓就会认可你。”黄一鹤说。
在他看来，现在所有的春晚导演都在力争创新，春晚也实现了很多突破。“技术上是求新的，舞台上可以飞来飞去，可这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似乎没有。你搞得越复杂，越富丽堂皇，百姓看了可能越不舒服，觉得你这样花钱，毫无意义。他们很多委屈，很多酸甜苦辣，不能只说甜的，苦的辣的都得说，要给人以对未来的希望。”
对于春晚导演所受约束越来越多的看法，黄一鹤不完全认同。“一方面是约束多了，另外一方面是敢于主张正义的人也少了。像当年，你开除我，我也这么干，现在没有敢这么干的人了。”
黄一鹤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可能有顾虑，动也动不了。”
郎昆：春晚从主导你度过除夕，到伴随你度过除夕，它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扩大了。
和春晚老导演黄一鹤一样，郎昆当过五届春晚总导演，两人并列春晚之最。不同的是，黄一鹤当导演时，春晚一直在上升期，而郎昆从1991年第一次当总导演到2009年最后一次当总导演，春晚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郎昆感叹说：“还是那句话，春晚不是总导演的艺术，总导演是春晚的一个执行者，他不是决策者。”1991年，郎昆被任命为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1994年，郎昆通过投标，第二次担任春晚总导演。
春晚从无意识进入到有意识制作，文化定位的转换使春晚具有了国家主流文化意识，成了每年国家文化的一个指标。郎昆曾说：“你不要小看它里面的一首歌，也不要小看一个杂技、一个舞蹈、一个魔术甚至一句台词，虽然它是给老百姓看的，但它是国家文化意识的一个传递。在这个大年三十合家团聚的时刻，国家有话要说，国民有话想听，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国家有话要说的时候国民是否爱听，是否想听，它的核心主导在于，总导演是否给国家想说的话和国民想听的话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2005年，郎昆第三次担任了央视春晚的总导演。而此时，春晚的社会地位已然发生了变化。“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这个主导地位在稍稍地转变，尤其是到了90年代末期，春晚的主导地位逐渐向伴随地位过渡。这是社会多元化的新形态造成的。很多观众宁肯选择在网络上玩游戏、看片子，有些人寧肯打牌或者去做些别的，也不守着电视看春晚。春晚的伴随地位就这样产生了。”
2009年，执导了五届春晚的郎昆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试论“春节联欢晚会”》。在他看来，春节联欢晚会不是民众自发的一种民俗特征。回家吃年夜饭、放鞭炮是民俗特征的一个表象，但是唯有春晚是国家意志在那一刻告诉国民，今年的大事、喜事有哪些，今年的快乐在哪里，明年应该怎么更加快乐。这个时候，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表现。“所以我们说，春晚从主导你度过除夕，到伴随你度过除夕，它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扩大了。”
袁德旺：春节晚会不能停，应该先尊敬它，再批判它。
袁德旺以沉稳著称，他认为：“春晚总导演，北京话讲，就是个总碎催。”（碎催，方言，打杂的。）
从1993年开始，春晚总导演的人选从指定改为投标，袁德旺成功中得1997年和2004年两次，可每次他都并非主动请战，“都是领导告诉我，袁德旺你应该去投一次标。”
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晚首次向公众播放时，袁德旺就开始参与执导，之后还参与执导过1984年、1986年、1987年、1990年春晚，加上担任总导演的1997年和2004年，他参与了7届春晚。这7届春晚，当总导演的1997年和2004年，仍然算是不一般的年份。 袁德旺深知春晚总导演光环背后的辛苦，2004年，他已经57岁了。他是执导春晚时年龄最大的总导演。作为1983年进入央视的老人，他和很多观众一样，觉得还是1980年代末，黄一鹤、邓在军执导的春晚更好看。
虽然现在很多人批评春晚，可袁德旺认为春节晚会不能停，应该先尊敬它，再批判它。
在他看来，人们对春晚的各种批评，表明这个国家民主程度提高了。导演们不但不应该厌恶这些批评，反而应该欢迎别人批评。有批评，起码说明老百姓还在乎春晚。但他也认为，别指望现在的春晚能获得早期春晚那种万众欢呼的场面。
“春晚并不是什么一个很高深的、或者很伟大的、能哺育人们思想的一台晚会，它就是一顿民俗的年夜饭，给大家过年的时候，带来一些欢乐，不过如此而已。决不能对春节晚会寄以很高的诉求，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艺术上的。”
在袁德旺看来，1990年是春晚的一个转折点。“90年以前，春节晚会的主要形态是联欢，台上台下互动，融为一体，不是很严谨，舞台美术不是很讲究，主持串联词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用语。90年以后的春节晚会基本上摒弃了联欢的方式，基本上变成了对过去那一年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所以它的节目本身是以庆典的方式为主来播出，很多年是这个状态。它必然是越做越大。舞美越来越讲究，纯粹政治化的语言在串联词中越来越多。”
哈文：春晚就是陪伴！
在哈文的设计中，春晚要向30年前的1983年春晚致敬，重新回到大联欢的风格。她认为，春晚的本质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过除夕，是“联欢”而不是“歌颂”更不是“宣传”。但即使哈文是春晚史上最有才华的导演，她也无法导出史上最好口碑的春晚。
对于有些人曾质疑春晚存在的意思，哈文回应说，“春晚就是陪伴！我们希望这台晚会能让大家高兴，希望能把它作为除夕夜的一个电视伴侣。你看或不看，春晚就在那里！”
两届春晚导下来，哈文表示最大的收获是“今年会更加淡定和从容一些”。今年春晚和去年的相比，“今年晚会的总体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有了去年的经验”。对于网民提及的张杰、张靓颖等人的表現，哈文都评价挺高，“张杰和林宥嘉演绎的是一首大爱的歌，非常向新向上！”提到最满意的节目，有没有遗憾，她表示，“都挺满意的。遗憾，不说呗。”
面对批评和质疑，哈导也有话说。有网友表示，蛇年春晚舞台效果一流，但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嫌，哈文称，“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
年初一凌晨四点回到家的哈文很受伤，压力与争议让她深刻感受到“大联欢”已经成了春晚“回不去的故乡”，无论她曾多么努力，“毕竟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
哈文和她的后继者们，再也无法回到30年前，人们与春晚良性互动的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