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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朝鲜战争已结束60余年，国内外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们，针对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原因按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旨在围绕中国国家利益；从地缘与战争实况；中、苏、朝关系及中美关系三个方面入手，对影响毛泽东抗美援朝决策的主要因素进行梳理分析，同时对《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的部分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以期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进而得出更加客观和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
关键词：毛泽东；抗美援朝；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95-02
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提到，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极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
但若要究其主要因素，笔者个人认为，第二种看法虽有其合理性，但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制定重大战略政策主要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开国第一任领导人，纵然有坚定的革命情结与独特的个性，但其革命情结与个性还是要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而中共中央最终做出出兵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研究讨论至少召开了三次会议才做出的，是集体决策的结果。虽然毛泽东在党内已具有极高的威望，但这时毛泽东的作风还是比较民主的。如，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专门指出：“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很谨慎的，对不同意见也很尊重”[1]，并以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为例加以佐证。
我们是否可以反推一下，若中国没有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最坏的结果可能是由美国控制整个朝鲜半岛，金日成政府有可能流亡中国东北。那么，金日成政府将成为在中国境内影响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定时炸弹。朝鲜半岛、日本在美国影响下将针对中国形成围攻之势，直接影响东北乃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安全，中国在外交、国防安全等重大方面将处于被动局面。仅依靠苏联的力量并不能保证新中国长期的和平稳定，中国一乱，社会主义阵营也将经受重大打击。朝鲜保持独立，可避免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直接对抗，成为中国重要的“战略缓冲带”，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与壮大。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朝鲜半岛对当时中国的重要意义不可小觑。由此，笔者个人认为影响毛泽东抗美援朝决策的主要因素围绕国家利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缘与战争实况
1949年6月25日，金日成为首的北朝鲜率先越过三八线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形势尚好；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成功实施登陆，切断了深入南方的朝鲜人民军后勤供应线，并顺势向东、向南反击，朝鲜战局发生逆转。10月1日，韩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局势的严峻程度升级。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英、澳等八国提案，正式授权麦克阿瑟用武力强行“统一朝鲜”，美军在开成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对于中国而言，三八线乃是中国的最低底线，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至此，美国终于改变了原来的战略目标，把恢复朝鲜半岛原状的目标弃置一旁，把“遏制苏联力量的扩张”转移到了“推回”共产主义，军事统一朝鲜半岛，并称“平壤将成为第一个被解放的铁幕首都”，其不断膨胀的野心昭然若揭。
就地缘角度而言，中朝边境线长达1334公里，朝鲜西北及北部与中国辽宁、吉林两省接壤，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南部又直接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南朝鲜（今韩国）接壤，在地缘上是中国重要的“战略缓冲带”。而中国东北地区北接苏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有较为优越的重工业基础。东北的安定与否直接影响到全局的发展，若对朝鲜战事置之不理，战火一旦燃烧至鸭绿江边，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整个东北边防军将会被吸住，南满电力将受控制。”①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就开始了，其派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对中国内政公开干涉。美国甚至还将战火从朝鲜烧到了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2]。
另外，随着美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向鸭绿江边的推进，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也蠢蠢欲动，密谋针对新中国政权的武装骚乱，破坏交通线，制造暗杀等恐怖事件，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与台湾的军事力量相勾结，里应外合颠覆共产党的政权。种种事实让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得不坚定了抗美援朝的决心。
二、巩固中、苏、朝关系，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
中、苏、朝关系复杂，保持三者之间的平衡也是毛泽东所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20世40年代末，毛泽东曾被斯大林视为半个铁托，斯大林对毛泽东一直有怀疑，认为其不是“国际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二战以后，苏联进入与美国的冷战时期，为了全面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苏联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来作为保证其远东安全的屏障，同时也是其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虽然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与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斯大林担心若苏联直接干预朝鲜战争，将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但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又会迫使其失去在远东的安全利益。更何况朝鲜半岛的动荡不仅会影响到苏联的安全，它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中国参战对苏联来说无疑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佳方案。毛泽东最终力排众议，做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形成之初的危机，并取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毛泽东不止一次谈到过，“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3]试想，若中国不出兵任由美国掌控战局，战火一旦成规模燃烧至东北境内，不能保证苏联不会以保护东北为由重新加强对东北的控制，中国或许将会回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前的局面，即中国失去对大连、旅顺、中长铁路的完全自主权，而这一点是毛泽东十分不想看到的。 就中朝而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朝鲜领袖金日成也曾在东北组织过抗日联军，与中国军民一起奋战痛歼日寇。根据1949年12月25日林彪等报告，当时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服役的朝鲜人有16 000左右，朝鲜人民对新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但是就当时中国国内情况而言，中国还有台湾省尚未统一，根据毛泽东的设想，朝鲜问题应该在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后再解决。而金日成踌躇满志，迫不及待地想统一朝鲜，双方潜在分歧逐渐形成。在1949年5月15日毛金会谈后，朝鲜方面再未向毛泽东透露过有关战争准备和发动的情况。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武官来通报战况，直到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朝鲜对中国的不信任与不满可想而知。
朝鲜战争在中国尚未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中国是否出兵似乎成为巩固中朝、中苏关系，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关键节点。虽然金日成对中国参战有诸多疑虑，但是从实际战况而言，若只凭朝鲜一己之力，很难与美抗衡。同时，10月1日斯大林明确答复苏联不会给予任何直接的军事援助，金日成不得已向中国援助。斯大林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而后又把这一“烫手山芋”交给毛泽东，无疑是对毛泽东的一种考验。毛泽东并不希望在中、朝、苏三国关系上看到朝鲜的天平过多偏向苏联一方，维持三者间的平衡更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出兵帮助朝鲜总体符合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
三、出于对中美关系的现实考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正如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虽然美国处于种种目的也曾做过一些缓和的表示，如1949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进行过一些非正式的接触；毛泽东访苏期间，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的有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无意染指的声明。但是随着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政策破产，中美对立成为必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防止战争蔓延。这一对台政策的改变，无疑迫使中国将战略重点从台湾转移到东北地区，进攻台湾的计划被搁置下来，这也为日后解决台湾问题埋下了隐患。从某种程度而言，中美毋宁成为敌对方，中美关系走向公开对抗。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或许只能选择更加坚定地支持朝鲜，才能使中国不至于同时被苏、美两方孤立，参与朝鲜战争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苏联对中国的看法，也有助于日后苏联履行承诺对中国进行援助。
四、结论
以上分析结合了史实及部分学者的主张，同时进行了与史实相反的设想以试图接近毛泽东出兵朝鲜的真实意图。毛泽东后来曾说，朝鲜战争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就抗美援朝这一决策来说，并没有错。沈志华教授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指出，抗美援朝决策失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严重负面影响；二是造成了中国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三是对统一祖国大业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四是消除了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
但笔者个人认为，第一，任何国家对外策略的转变都是基于其自身国家利益，中美关系直到今天都可以说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始终出于对其自身利益的考量，如1950年前后抛出对中国友好的些许迹象有出于离间中苏，遏制苏联在东亚力量的目的。而其所述由于中国拒绝十三国提案，“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或许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不同，东西方阵营的严重对立以及某些国家对于中国形象的负面渲染。作为中国来说，怀疑这一提案是美国的拖延之计也具有合理性，毕竟作为头号强国的美国在联合国的作用非同一般。
第二，战争是残酷的，代价也是极大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惧怕战争及其后果。若我们因为不利于经济建设而放弃抗美援朝，美国进一步控制朝鲜半岛，或许我们失去的会更多，甚至包括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综合各方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而必须的选择。这种必要性并不能单纯用短期经济利益来衡量。
第三，对于当时处于弱势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而言，苏美不可能容忍中国作为第三方力量而存在。中共创立的新政权若想要在美苏对抗的国际政治大格局中生存下来，并继续保持其革命和专政的取向，除了向苏联“一边倒”，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这也确保了中国不至于面临刚成立就在国际政治中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第四，台湾问题被无限期拖延并不是毛泽东想看到的，甚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并非毛泽东想看到的。朝鲜战争的对错与抗美援朝决策的对错并不能等同。美国不愿在看到中国完全倒向苏联之后，失去台湾这枚有利的棋子，若没有朝鲜战争，美国依然会积极寻求其他借口进而对台湾问题进行干涉，所以并不存在因抗美援朝而影响台湾问题解决之说。另外，东北地区与台湾相比较而言，无论从地理位置、面积还是人口、自然资源等方面，对当时中国的战略意义都更为重要。况且毛泽东与蒋介石较量数年，蒋介石是想从美国之意搞“台独”还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毛泽东心里还是有数的。正如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所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由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内陆安全形势尚未稳定的情况下，确保东北安全成为首要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在抗美援朝过程中的具体决策方面或许有失误之处，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抗美援朝的必要意义。遗憾的是，出兵朝鲜的主要决策者毛泽东没有留下任何个人回忆录，其真实想法不得而知。但随着更多有关朝鲜战争的绝密档案的解密，对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分析和研究将会更加客观，更加接近历史事实。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6.
[2]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12.
[3]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8.
[4]吴宏亮，孟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J].史学月刊，2013（10）.
[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6]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8]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9]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J].史学集刊，2007（9）.
关键词：毛泽东；抗美援朝；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95-02
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提到，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极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
但若要究其主要因素，笔者个人认为，第二种看法虽有其合理性，但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制定重大战略政策主要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开国第一任领导人，纵然有坚定的革命情结与独特的个性，但其革命情结与个性还是要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而中共中央最终做出出兵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研究讨论至少召开了三次会议才做出的，是集体决策的结果。虽然毛泽东在党内已具有极高的威望，但这时毛泽东的作风还是比较民主的。如，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专门指出：“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很谨慎的，对不同意见也很尊重”[1]，并以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为例加以佐证。
我们是否可以反推一下，若中国没有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最坏的结果可能是由美国控制整个朝鲜半岛，金日成政府有可能流亡中国东北。那么，金日成政府将成为在中国境内影响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定时炸弹。朝鲜半岛、日本在美国影响下将针对中国形成围攻之势，直接影响东北乃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安全，中国在外交、国防安全等重大方面将处于被动局面。仅依靠苏联的力量并不能保证新中国长期的和平稳定，中国一乱，社会主义阵营也将经受重大打击。朝鲜保持独立，可避免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直接对抗，成为中国重要的“战略缓冲带”，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与壮大。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朝鲜半岛对当时中国的重要意义不可小觑。由此，笔者个人认为影响毛泽东抗美援朝决策的主要因素围绕国家利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缘与战争实况
1949年6月25日，金日成为首的北朝鲜率先越过三八线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形势尚好；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成功实施登陆，切断了深入南方的朝鲜人民军后勤供应线，并顺势向东、向南反击，朝鲜战局发生逆转。10月1日，韩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局势的严峻程度升级。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英、澳等八国提案，正式授权麦克阿瑟用武力强行“统一朝鲜”，美军在开成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对于中国而言，三八线乃是中国的最低底线，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至此，美国终于改变了原来的战略目标，把恢复朝鲜半岛原状的目标弃置一旁，把“遏制苏联力量的扩张”转移到了“推回”共产主义，军事统一朝鲜半岛，并称“平壤将成为第一个被解放的铁幕首都”，其不断膨胀的野心昭然若揭。
就地缘角度而言，中朝边境线长达1334公里，朝鲜西北及北部与中国辽宁、吉林两省接壤，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南部又直接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南朝鲜（今韩国）接壤，在地缘上是中国重要的“战略缓冲带”。而中国东北地区北接苏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有较为优越的重工业基础。东北的安定与否直接影响到全局的发展，若对朝鲜战事置之不理，战火一旦燃烧至鸭绿江边，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整个东北边防军将会被吸住，南满电力将受控制。”①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就开始了，其派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对中国内政公开干涉。美国甚至还将战火从朝鲜烧到了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2]。
另外，随着美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向鸭绿江边的推进，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也蠢蠢欲动，密谋针对新中国政权的武装骚乱，破坏交通线，制造暗杀等恐怖事件，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与台湾的军事力量相勾结，里应外合颠覆共产党的政权。种种事实让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得不坚定了抗美援朝的决心。
二、巩固中、苏、朝关系，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
中、苏、朝关系复杂，保持三者之间的平衡也是毛泽东所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20世40年代末，毛泽东曾被斯大林视为半个铁托，斯大林对毛泽东一直有怀疑，认为其不是“国际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二战以后，苏联进入与美国的冷战时期，为了全面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苏联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来作为保证其远东安全的屏障，同时也是其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虽然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与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斯大林担心若苏联直接干预朝鲜战争，将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但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又会迫使其失去在远东的安全利益。更何况朝鲜半岛的动荡不仅会影响到苏联的安全，它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中国参战对苏联来说无疑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佳方案。毛泽东最终力排众议，做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形成之初的危机，并取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毛泽东不止一次谈到过，“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3]试想，若中国不出兵任由美国掌控战局，战火一旦成规模燃烧至东北境内，不能保证苏联不会以保护东北为由重新加强对东北的控制，中国或许将会回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前的局面，即中国失去对大连、旅顺、中长铁路的完全自主权，而这一点是毛泽东十分不想看到的。 就中朝而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朝鲜领袖金日成也曾在东北组织过抗日联军，与中国军民一起奋战痛歼日寇。根据1949年12月25日林彪等报告，当时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服役的朝鲜人有16 000左右，朝鲜人民对新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但是就当时中国国内情况而言，中国还有台湾省尚未统一，根据毛泽东的设想，朝鲜问题应该在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后再解决。而金日成踌躇满志，迫不及待地想统一朝鲜，双方潜在分歧逐渐形成。在1949年5月15日毛金会谈后，朝鲜方面再未向毛泽东透露过有关战争准备和发动的情况。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武官来通报战况，直到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朝鲜对中国的不信任与不满可想而知。
朝鲜战争在中国尚未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中国是否出兵似乎成为巩固中朝、中苏关系，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关键节点。虽然金日成对中国参战有诸多疑虑，但是从实际战况而言，若只凭朝鲜一己之力，很难与美抗衡。同时，10月1日斯大林明确答复苏联不会给予任何直接的军事援助，金日成不得已向中国援助。斯大林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而后又把这一“烫手山芋”交给毛泽东，无疑是对毛泽东的一种考验。毛泽东并不希望在中、朝、苏三国关系上看到朝鲜的天平过多偏向苏联一方，维持三者间的平衡更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出兵帮助朝鲜总体符合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
三、出于对中美关系的现实考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正如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虽然美国处于种种目的也曾做过一些缓和的表示，如1949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进行过一些非正式的接触；毛泽东访苏期间，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的有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无意染指的声明。但是随着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政策破产，中美对立成为必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防止战争蔓延。这一对台政策的改变，无疑迫使中国将战略重点从台湾转移到东北地区，进攻台湾的计划被搁置下来，这也为日后解决台湾问题埋下了隐患。从某种程度而言，中美毋宁成为敌对方，中美关系走向公开对抗。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或许只能选择更加坚定地支持朝鲜，才能使中国不至于同时被苏、美两方孤立，参与朝鲜战争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苏联对中国的看法，也有助于日后苏联履行承诺对中国进行援助。
四、结论
以上分析结合了史实及部分学者的主张，同时进行了与史实相反的设想以试图接近毛泽东出兵朝鲜的真实意图。毛泽东后来曾说，朝鲜战争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就抗美援朝这一决策来说，并没有错。沈志华教授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指出，抗美援朝决策失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严重负面影响；二是造成了中国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三是对统一祖国大业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四是消除了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
但笔者个人认为，第一，任何国家对外策略的转变都是基于其自身国家利益，中美关系直到今天都可以说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始终出于对其自身利益的考量，如1950年前后抛出对中国友好的些许迹象有出于离间中苏，遏制苏联在东亚力量的目的。而其所述由于中国拒绝十三国提案，“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或许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不同，东西方阵营的严重对立以及某些国家对于中国形象的负面渲染。作为中国来说，怀疑这一提案是美国的拖延之计也具有合理性，毕竟作为头号强国的美国在联合国的作用非同一般。
第二，战争是残酷的，代价也是极大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惧怕战争及其后果。若我们因为不利于经济建设而放弃抗美援朝，美国进一步控制朝鲜半岛，或许我们失去的会更多，甚至包括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综合各方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而必须的选择。这种必要性并不能单纯用短期经济利益来衡量。
第三，对于当时处于弱势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而言，苏美不可能容忍中国作为第三方力量而存在。中共创立的新政权若想要在美苏对抗的国际政治大格局中生存下来，并继续保持其革命和专政的取向，除了向苏联“一边倒”，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这也确保了中国不至于面临刚成立就在国际政治中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第四，台湾问题被无限期拖延并不是毛泽东想看到的，甚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并非毛泽东想看到的。朝鲜战争的对错与抗美援朝决策的对错并不能等同。美国不愿在看到中国完全倒向苏联之后，失去台湾这枚有利的棋子，若没有朝鲜战争，美国依然会积极寻求其他借口进而对台湾问题进行干涉，所以并不存在因抗美援朝而影响台湾问题解决之说。另外，东北地区与台湾相比较而言，无论从地理位置、面积还是人口、自然资源等方面，对当时中国的战略意义都更为重要。况且毛泽东与蒋介石较量数年，蒋介石是想从美国之意搞“台独”还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毛泽东心里还是有数的。正如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所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由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内陆安全形势尚未稳定的情况下，确保东北安全成为首要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在抗美援朝过程中的具体决策方面或许有失误之处，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抗美援朝的必要意义。遗憾的是，出兵朝鲜的主要决策者毛泽东没有留下任何个人回忆录，其真实想法不得而知。但随着更多有关朝鲜战争的绝密档案的解密，对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分析和研究将会更加客观，更加接近历史事实。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6.
[2]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12.
[3]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8.
[4]吴宏亮，孟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J].史学月刊，2013（10）.
[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6]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8]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9]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J].史学集刊，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