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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90年代风潮浩浩荡荡回归。那个十年曾经颠覆了时装界对于什么是时髦的看法，也重新定义了时装的疆界。
如果说80年代是造梦的年代，那90年代便是回归现实的年代。时装评论Sarah Mower说，本季90年代风潮在T台上的风靡，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当今金字塔尖的时装设计师在90年代大多属于街头年轻文化的主流人群，而现在刚刚开始冒尖的新锐设计师则深受童年记忆的影响。本季T台上我们所看到的，既是对一个时代的回溯，也是设计师对于个人往昔的追忆。炙手可热的巴黎品牌Vetements的设计师Demna Gvasalia（曾任职于Maison Margiela）和他的设计团队本季继续将那些如同出自90年代传奇设计师Martin Margiela之手的结构怪异的服装混搭出酷感十足的风范。葡萄牙新锐设计组合MartaMargues和Paulo Almeida本季模特“邋遢”的妆容以及撕裂的裙装、牛仔裤的毛边，如同90年代的垃圾摇滚青年再现。除此以外，包括Calvin Klein、Dries Van Noten、Chloe在内的各大品牌都开始重新推出阔腿牛仔裤、丝绸吊带裙、运动服等90年代标志性款式。设计师Donatella Versace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她在90年代接受采访时说：“今天发生的一切，会是摆下来一百年的灵感来源。”
时装的介入
处于新旧世纪交替的90年代充斥着希望与焦虑的多重情感。世界局势的动荡以及各国经济之变动，让时装界难以独善其身，曾经象牙塔般的享乐成为过去时，时装也不得不成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除了今天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如90年代那般，时装如此精确而即时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1998年，Voque史无前例地让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登上封面，并且开始在杂志中涉及无家可归人群以及生态环境等社会话题；Calvin Klein充满性暗示的广告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导致连克林顿总统都公开抱怨广告中未成年模特的裸露。从西雅图萌芽的垃圾摇滚（Grunge Rock）被年轻人顶礼膜拜，完成了从街头到T台的逆袭。时装杂志弃传统优雅而去，变得更“粗糙”，也更前卫。好莱坞奉献了《猜火车》《半熟少年》等充斥着荷尔蒙的青春电影（今年《猜火车》为了纪念20周年生日将拍摄续集）。Christy Turlington、Naomi Campbell、Linda Evangelista、Cindy Crawford等一众超模史无前例地在George Michael《Freedom！’90》MV中亮相，由David Fincher执导，至今仍是时装跨界音乐的经典。今天，时装作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势力已经渗入社会的每一个领域，90年代则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范本。
在这股时装介入社会的风潮中，在前面摇旗呐喊的是一个当时刚从伦敦圣马丁毕业的年轻人——Hussein Chalayan。他对于服装的轮廓和剪裁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并且不乏精湛技艺。不过真正让他成为时装界焦点的，却是他在每场秀中所表达的观点。每一场秀都是一个实验，他以此质问当时充满危机的社会问题以及人类精神。1999年他发布的系列中，模特Audrey Marnay穿着的纤维玻璃制作的裙装如同飞机机身般可自动变形，影射了当时战争不断的社会局势。“我希望我的秀能成为一种文化体验，所以我用现场演奏，用舞蹈，用高科技。我想要分享我的感受，而不只是重复时装。”1998春夏系列“Between”中，Chalayan让六位身着穆斯林罩袍的模特一字排开，罩袍长度从只能遮住脸逐渐演变到能遮住全身，用Chalayan的话来说，“这关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文化界限。”
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科技以及未来主义成为大家热衷的话题。未来变得极难定义，“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五分钟内会发生什么”，因此设计师以及摄影师们把目光转向那些“似乎没有时间期限的东西”。Nick Knight带来了极具未来主义风格的摄影，超现实且动感十足，他用新技术将摄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Paolo Roversi则用一次成像的宝丽来相纸进行拍摄，画质娇柔动人，以此成就了他柔和、飘渺的摄影风格。
反时尚的狂欢
柏林墙倒塌后，国际政局依旧处于动荡之中，海湾战争的爆发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扶摇直上，年轻人用象征着虚无主义的垃圾摇滚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失望，并想要“从中消失”。他们的服装也表达了一样的情绪：不合身的衣服、不协调的搭配、混乱的叠穿，完全一副‘反时尚”的态度。垃圾摇滚触碰了当时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悲观情绪以及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向往。“所有没有进入主流的都会创造出自己的潮流。”当时掀起反叛高潮的“安特卫普六君子”（Antwerp Six）成员之一的Ann Demeulemeester如是说。包含T恤、牛仔、连帽汗衫、球鞋等着装在内的休闲风格开始流行起来。1992年拍摄的Vogue百年特辑请到了包括Christy Turlinqton、Linda Evangelista、CindyCrawford、Naomi Campbell在内的10位国际顶尖超模，一律穿着Gap白色衬衫白色长裤出现在封面上，被Vogue称为“睡衣派对”，在今天看来依旧有着非比寻常的诱惑力。
与此同时，皮衣搭配牛仔裤的机车帮穿着也和躁动不安的青年“亡命之徒”们联系在了一起，让人又爱又恨。1991年Vogue杂志上，PeterLindbergh聚集了当时最负盛名的模特们演绎街头“机车帮”，黑色皮革搭配渔网袜、珍珠项链、飘逸长裙，如同一场“马龙·白兰度和麦当娜的邂逅”。
街头的grunae风潮晋升至T台，还得归功于一场当时引起众人讨伐的时装秀。1992年Marc Jacobs以垃圾摇滚为灵感发布的最新系列中，用奢华面料重新复刻了那些街头跳蚤市场便能淘到廉价衣物，用丝绸仿造法兰绒，雪纺仿造聚酯纤维，并将它们看似随意地混搭出和谐感。这或许是对于qrunge风潮最高级的演绎了，然而如此“低等”的灵感来源，却让时装界颇为震惊和愤怒，导致Jacobs被Perry Ellis品牌逐出家门。二十多年后，那些曾经同仇敌忾讨伐这场秀的时装评论者们无不承认“当时确实短视了”，“这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时装秀”。“Sinells liketeen spirit”这句来自垃圾摇滚代表乐队Nirvana歌名的口号，成为这场秀最好的写照。自此，无论是Alexander McQueen、John Galliano，还是Nicolas Ghesquiere、Hedi Sliimane，都开始大胆地从街头获取创作灵感。 除此之外，一系列设计师希望用概念化、反常规的服装、解构主义、回收废衣再利用、表演宣言式的时装秀，来与传统的时装审美相抗衡，从而“消化”快速消费的时尚。90年代T台上最受关注的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说：“我不想跟随潮流。如果说时尚每一刻都在变的话，那我不想成为一名时尚设计师。”这个出生于日本战后一个寡妇家庭的设计师，80年代登陆巴黎，其设计颠覆了当时巴黎时装主流的审美风潮。他的模特们顶着如同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状的发型，穿着平跟鞋，蓬头垢面，几乎不化妆，大摇大摆地走下T台；衣服破洞褴褛，比例怪异，边缘耷拉着毛边，让摄影师和时装评论们惊愕不已。而几乎在同一时间登陆巴黎的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同样也用自己的方式挑战巴黎的权威。她塑造的Comme des Garcons女孩不屈服于男性的权威，也不取悦男性审美，而是极具个性地存在着。直到今天，Comme des Garcons的每个系列仍在探索时装的可能性。两人用区别于欧洲时装的廓形以及剪裁，使用来自日本的最好的面料，打造出无与伦比的舒适的穿着感以及让人耳目一新的视觉语言，带来了90年代最不可借过的秀。
当颓废的街头少年发出“既然未来是失业，现在又何须就业”的no future宣言时，以Ann Demeulemeester、Dries Van Noten、Martin Margiela等比利时设计师为代表的“安特卫普六君子”从颓废的情绪中站出来，宣称‘不，未来是有的，但需要自己创造”。他们的服装看似颓废，实则拥有打破一切陈规的勇气和热忱。
1992年Margiela发布的以回收衣服和面料重塑服装结构的时装秀，剪裁技艺之精确、服装结构之标新立异，让人瞠目结舌。他的秀甚至被看成是行为艺术，在地铁站等地方举办，还有各种卖艺人和街头小孩客串。知名造型师Camilla Nickerson回忆当时看秀的场景时说：“当时秀场会安排在废弃的百货店中，或是工厂、地铁站、某人家中，无论你是多大牌的记者，好多时候都得坐在地上。有时模特甚至得从我们身上跨过去。那真的是一个和一切传统决裂的年代。”Margiela还开启了请编辑们到自己工作室中看视频取代时装秀的形式，并且和川久保玲一样，他拒绝接受采访，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足够说明一切。
穷奢极欲与化繁为简
90年代的美妙还在于它的多元化，很难用一种风格概括其整体风貌。当时既有像Kate Moss这样瘦骨嶙峋、身材矮小的个性超模，也有像Christy Turlington、Naomi Campbell、Linda Evangelitsta这些知名度毫不亚于好莱坞明星的“品牌化”阳光超模；既有像Versace、Mugler这样穷奢极欲、极尽奢华之能事的品牌，也有像Helmut Lang、Calvin Klein这样寻求极简的设计师。
Calvin Klein最吸引人注意的不是它在麦迪逊大街上开设的四层高的旗舰店，而是它那一系列“性”趣盎然的广告。即便80年代雇用未成年模特Brooke Shields拍摄招致极大争议，他依旧让Kate Mass和MarkWahlberg全裸上身出现在Calvin Klein内衣以及牛仔广告中。然而与此相对的是Calvin Klein秀场上近乎“禁欲”的极简主义风格。灵感取自男式剪裁的套装搭配简洁的吊带裙，在今天的Calvin Klein秀场上还能看到一脉相承的影子。
以Calvin Klein、Helmut Lang为首的这些设计师们想要重新评估过去的奢靡与过度消费，回归低调、简单的着装方式。他们信奉“少即是多”的原则，把来自于建筑界的极简主义引入时装。在极简的轮廓下，对于面料的探索、细节的精细塑造以及剪裁技艺的雕琢成了设计师们的重心。德国设计师川Sander以白衬衫和黑西装为基础，用比男装更奢侈的面料打造以男式廓形为基础的新型“权力女性”（Power Woman）。
回顾90年代，“个性”是设计师们最常用到的字眼。和今天不同的是，这样的个性不需要大声宣扬，而是大家可以关起门来安静地钻研。也正因为如此，那个年代才能如此多元。正如Calvin Klein说的，“90年代有关个人和独处，那是个人人有个性而无须炫耀的年代”；或者像Camilla Nickerson说的，“那是一个没有钱，没有大品牌，却一样能够表达的年代”。这让今天时装体系下疲于奔命的人们羡慕不已。
如果说80年代是造梦的年代，那90年代便是回归现实的年代。时装评论Sarah Mower说，本季90年代风潮在T台上的风靡，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当今金字塔尖的时装设计师在90年代大多属于街头年轻文化的主流人群，而现在刚刚开始冒尖的新锐设计师则深受童年记忆的影响。本季T台上我们所看到的，既是对一个时代的回溯，也是设计师对于个人往昔的追忆。炙手可热的巴黎品牌Vetements的设计师Demna Gvasalia（曾任职于Maison Margiela）和他的设计团队本季继续将那些如同出自90年代传奇设计师Martin Margiela之手的结构怪异的服装混搭出酷感十足的风范。葡萄牙新锐设计组合MartaMargues和Paulo Almeida本季模特“邋遢”的妆容以及撕裂的裙装、牛仔裤的毛边，如同90年代的垃圾摇滚青年再现。除此以外，包括Calvin Klein、Dries Van Noten、Chloe在内的各大品牌都开始重新推出阔腿牛仔裤、丝绸吊带裙、运动服等90年代标志性款式。设计师Donatella Versace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她在90年代接受采访时说：“今天发生的一切，会是摆下来一百年的灵感来源。”
时装的介入
处于新旧世纪交替的90年代充斥着希望与焦虑的多重情感。世界局势的动荡以及各国经济之变动，让时装界难以独善其身，曾经象牙塔般的享乐成为过去时，时装也不得不成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除了今天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如90年代那般，时装如此精确而即时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1998年，Voque史无前例地让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登上封面，并且开始在杂志中涉及无家可归人群以及生态环境等社会话题；Calvin Klein充满性暗示的广告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导致连克林顿总统都公开抱怨广告中未成年模特的裸露。从西雅图萌芽的垃圾摇滚（Grunge Rock）被年轻人顶礼膜拜，完成了从街头到T台的逆袭。时装杂志弃传统优雅而去，变得更“粗糙”，也更前卫。好莱坞奉献了《猜火车》《半熟少年》等充斥着荷尔蒙的青春电影（今年《猜火车》为了纪念20周年生日将拍摄续集）。Christy Turlington、Naomi Campbell、Linda Evangelista、Cindy Crawford等一众超模史无前例地在George Michael《Freedom！’90》MV中亮相，由David Fincher执导，至今仍是时装跨界音乐的经典。今天，时装作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势力已经渗入社会的每一个领域，90年代则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范本。
在这股时装介入社会的风潮中，在前面摇旗呐喊的是一个当时刚从伦敦圣马丁毕业的年轻人——Hussein Chalayan。他对于服装的轮廓和剪裁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并且不乏精湛技艺。不过真正让他成为时装界焦点的，却是他在每场秀中所表达的观点。每一场秀都是一个实验，他以此质问当时充满危机的社会问题以及人类精神。1999年他发布的系列中，模特Audrey Marnay穿着的纤维玻璃制作的裙装如同飞机机身般可自动变形，影射了当时战争不断的社会局势。“我希望我的秀能成为一种文化体验，所以我用现场演奏，用舞蹈，用高科技。我想要分享我的感受，而不只是重复时装。”1998春夏系列“Between”中，Chalayan让六位身着穆斯林罩袍的模特一字排开，罩袍长度从只能遮住脸逐渐演变到能遮住全身，用Chalayan的话来说，“这关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文化界限。”
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科技以及未来主义成为大家热衷的话题。未来变得极难定义，“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五分钟内会发生什么”，因此设计师以及摄影师们把目光转向那些“似乎没有时间期限的东西”。Nick Knight带来了极具未来主义风格的摄影，超现实且动感十足，他用新技术将摄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Paolo Roversi则用一次成像的宝丽来相纸进行拍摄，画质娇柔动人，以此成就了他柔和、飘渺的摄影风格。
反时尚的狂欢
柏林墙倒塌后，国际政局依旧处于动荡之中，海湾战争的爆发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扶摇直上，年轻人用象征着虚无主义的垃圾摇滚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失望，并想要“从中消失”。他们的服装也表达了一样的情绪：不合身的衣服、不协调的搭配、混乱的叠穿，完全一副‘反时尚”的态度。垃圾摇滚触碰了当时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悲观情绪以及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向往。“所有没有进入主流的都会创造出自己的潮流。”当时掀起反叛高潮的“安特卫普六君子”（Antwerp Six）成员之一的Ann Demeulemeester如是说。包含T恤、牛仔、连帽汗衫、球鞋等着装在内的休闲风格开始流行起来。1992年拍摄的Vogue百年特辑请到了包括Christy Turlinqton、Linda Evangelista、CindyCrawford、Naomi Campbell在内的10位国际顶尖超模，一律穿着Gap白色衬衫白色长裤出现在封面上，被Vogue称为“睡衣派对”，在今天看来依旧有着非比寻常的诱惑力。
与此同时，皮衣搭配牛仔裤的机车帮穿着也和躁动不安的青年“亡命之徒”们联系在了一起，让人又爱又恨。1991年Vogue杂志上，PeterLindbergh聚集了当时最负盛名的模特们演绎街头“机车帮”，黑色皮革搭配渔网袜、珍珠项链、飘逸长裙，如同一场“马龙·白兰度和麦当娜的邂逅”。
街头的grunae风潮晋升至T台，还得归功于一场当时引起众人讨伐的时装秀。1992年Marc Jacobs以垃圾摇滚为灵感发布的最新系列中，用奢华面料重新复刻了那些街头跳蚤市场便能淘到廉价衣物，用丝绸仿造法兰绒，雪纺仿造聚酯纤维，并将它们看似随意地混搭出和谐感。这或许是对于qrunge风潮最高级的演绎了，然而如此“低等”的灵感来源，却让时装界颇为震惊和愤怒，导致Jacobs被Perry Ellis品牌逐出家门。二十多年后，那些曾经同仇敌忾讨伐这场秀的时装评论者们无不承认“当时确实短视了”，“这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时装秀”。“Sinells liketeen spirit”这句来自垃圾摇滚代表乐队Nirvana歌名的口号，成为这场秀最好的写照。自此，无论是Alexander McQueen、John Galliano，还是Nicolas Ghesquiere、Hedi Sliimane，都开始大胆地从街头获取创作灵感。 除此之外，一系列设计师希望用概念化、反常规的服装、解构主义、回收废衣再利用、表演宣言式的时装秀，来与传统的时装审美相抗衡，从而“消化”快速消费的时尚。90年代T台上最受关注的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说：“我不想跟随潮流。如果说时尚每一刻都在变的话，那我不想成为一名时尚设计师。”这个出生于日本战后一个寡妇家庭的设计师，80年代登陆巴黎，其设计颠覆了当时巴黎时装主流的审美风潮。他的模特们顶着如同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状的发型，穿着平跟鞋，蓬头垢面，几乎不化妆，大摇大摆地走下T台；衣服破洞褴褛，比例怪异，边缘耷拉着毛边，让摄影师和时装评论们惊愕不已。而几乎在同一时间登陆巴黎的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同样也用自己的方式挑战巴黎的权威。她塑造的Comme des Garcons女孩不屈服于男性的权威，也不取悦男性审美，而是极具个性地存在着。直到今天，Comme des Garcons的每个系列仍在探索时装的可能性。两人用区别于欧洲时装的廓形以及剪裁，使用来自日本的最好的面料，打造出无与伦比的舒适的穿着感以及让人耳目一新的视觉语言，带来了90年代最不可借过的秀。
当颓废的街头少年发出“既然未来是失业，现在又何须就业”的no future宣言时，以Ann Demeulemeester、Dries Van Noten、Martin Margiela等比利时设计师为代表的“安特卫普六君子”从颓废的情绪中站出来，宣称‘不，未来是有的，但需要自己创造”。他们的服装看似颓废，实则拥有打破一切陈规的勇气和热忱。
1992年Margiela发布的以回收衣服和面料重塑服装结构的时装秀，剪裁技艺之精确、服装结构之标新立异，让人瞠目结舌。他的秀甚至被看成是行为艺术，在地铁站等地方举办，还有各种卖艺人和街头小孩客串。知名造型师Camilla Nickerson回忆当时看秀的场景时说：“当时秀场会安排在废弃的百货店中，或是工厂、地铁站、某人家中，无论你是多大牌的记者，好多时候都得坐在地上。有时模特甚至得从我们身上跨过去。那真的是一个和一切传统决裂的年代。”Margiela还开启了请编辑们到自己工作室中看视频取代时装秀的形式，并且和川久保玲一样，他拒绝接受采访，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足够说明一切。
穷奢极欲与化繁为简
90年代的美妙还在于它的多元化，很难用一种风格概括其整体风貌。当时既有像Kate Moss这样瘦骨嶙峋、身材矮小的个性超模，也有像Christy Turlington、Naomi Campbell、Linda Evangelitsta这些知名度毫不亚于好莱坞明星的“品牌化”阳光超模；既有像Versace、Mugler这样穷奢极欲、极尽奢华之能事的品牌，也有像Helmut Lang、Calvin Klein这样寻求极简的设计师。
Calvin Klein最吸引人注意的不是它在麦迪逊大街上开设的四层高的旗舰店，而是它那一系列“性”趣盎然的广告。即便80年代雇用未成年模特Brooke Shields拍摄招致极大争议，他依旧让Kate Mass和MarkWahlberg全裸上身出现在Calvin Klein内衣以及牛仔广告中。然而与此相对的是Calvin Klein秀场上近乎“禁欲”的极简主义风格。灵感取自男式剪裁的套装搭配简洁的吊带裙，在今天的Calvin Klein秀场上还能看到一脉相承的影子。
以Calvin Klein、Helmut Lang为首的这些设计师们想要重新评估过去的奢靡与过度消费，回归低调、简单的着装方式。他们信奉“少即是多”的原则，把来自于建筑界的极简主义引入时装。在极简的轮廓下，对于面料的探索、细节的精细塑造以及剪裁技艺的雕琢成了设计师们的重心。德国设计师川Sander以白衬衫和黑西装为基础，用比男装更奢侈的面料打造以男式廓形为基础的新型“权力女性”（Power Woman）。
回顾90年代，“个性”是设计师们最常用到的字眼。和今天不同的是，这样的个性不需要大声宣扬，而是大家可以关起门来安静地钻研。也正因为如此，那个年代才能如此多元。正如Calvin Klein说的，“90年代有关个人和独处，那是个人人有个性而无须炫耀的年代”；或者像Camilla Nickerson说的，“那是一个没有钱，没有大品牌，却一样能够表达的年代”。这让今天时装体系下疲于奔命的人们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