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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的北大红楼，再一次成为人们游览参观的热点。与周边建筑相比，她没有故宫博物院的宏伟壮丽，也没有景山公园的树木葱郁。然而，她却承载着近代中国步入科学、民主的历史，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探寻救亡图存真理的不朽足迹。
北大红楼与新文化运动的结缘
1918年9月，一座新楼在沙滩汉花园拔地而起，这座颇具民国特色的五层建筑，因外观砖瓦呈红色，人们习惯称之为“红楼”。当白话文运动在社会上成为一种时尚，红楼的称呼不避俗字，显得清新自然。红楼当时称为北京大学第一院，是校总部和文科所在地。红楼竣工时，陈独秀已在文科学长任上一年零8个月了。当年，蔡元培校长知人善任，聘请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来北大任职，辅助他对保留着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大进行改革，并建议其把《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实现了“一校一刊”的结合。执教北大的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聚集，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最先进驻红楼的，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从这年1月份开始任职的李大钊，领导了图书馆的搬迁工作。他的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红楼一层的东南角，而一层就是他工作的职权范围，设有14个书库，以及阅览室、登录室、编目室、藏报室等。
陈独秀、蔡元培陆续迁到红楼办公，他们的办公室分设在二楼楼梯口的东西两侧。北大校长、文科学长的联手，犹如一驾马车的两个轮子，推动着北大红楼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轨迹慢慢前行。而乘坐在车上的，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高一涵等，也有封建保守但卻博学多才的学者刘师培、黄季刚、辜鸿铭、梁漱溟、林纾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很好地体现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校思想。走进红楼，隐约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声，那是新旧两派势力的争论，此时的北大学术民主风气空前浓厚。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受到来自旧派势力的攻击。1918年底，新文化运动以及刚刚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遭到了社会上封建势力的同声责难，他们把目标集中到《新青年》编辑同仁和陈独秀身上。为此，陈独秀代表《新青年》编辑部写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坚定有力地回答：“西洋人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答辩书》发表后，封建保守势力坐不住了。早在1917年初就写文章反对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林纾，这时又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他的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蔡元培。以刘师培、黄季刚为首的《国故》月刊社，也与林纾遥相呼应，指责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数典忘祖” “乱国坏俗”。
面对守旧势力的一次次非难，李大钊拍案而起，立刻做出反击，他写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对林纾等妄图借军阀之手，以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做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他厉声正告守旧势力的代表们：“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悟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最后，他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鼓舞新派和革命青年进行斗争。他说：十月革命的“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有一种觉悟”。
李大钊早年就是《新青年》初创时的重要作者，如今，他与陈独秀同以红楼为阵地，对抗守旧势力，共同发出民主、科学的呼声。
惟有直接行动，志在改造社会
李大钊期盼的“觉悟”，伴随五四运动的到来，很快变成实际的爱国行动。它果真成为“一决不可复遏”的潮流，实现着几代中国人改造社会的梦想。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合影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从原来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发展到宣传无产阶级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变化，又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为代表，以北大红楼为基地，逐步推动开展起来。
李大钊是中国赞扬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有意识地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喜爱阅读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介绍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从1918年秋天起，李大钊就以北大红楼图书馆为阵地，组织和领导北大进步学生，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有个“饱无堂”的雅号，意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实际是说在这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和礼节的拘束，大家可以互相辩论思想问题。李大钊主持下的图书馆，不仅是进步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而且也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不少进步学生常来请李大钊介绍、推荐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新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年轻的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北大图书馆，承担报刊阅览室的管理工作，每月8块大洋的薪水，足以让他感到满足;然而更让他满足的是，在北大红楼，他可以阅读到各种书刊，接触到新思想，结识学校内外的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他深受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思想的影响，而作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李大钊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引领毛泽东“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所作的重大贡献。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为弥补《新青年》标榜“不谈政治”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不足，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人，在红楼二层的文科学长室创刊《每周评论》。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把俄国十月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都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此时，他开始从曾经崇拜法兰西文明和法国民主制度，转向尊崇社会主义革命，他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五四运动中，为了动员更多的民众关心政治，陈独秀亲自起草内容，并请胡适译成英文，毅然走上公共场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呼吁五四运动中的广大民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因此遭暗探逮捕。而就在几天前，他在《每周评论》上告诫爱国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的有价值的文明。”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诺言。
陈独秀与他的同盟者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人，先是以《新青年》为阵地，唤醒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阵地，为五四运动提出了不断深入的战斗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陈独秀及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并直接指导运动。他不仅是当时“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也是名副其实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中国先进分子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从1920年初开始，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从北京辗转天津前往上海的途中，相约在上海、北京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
在北大，李大钊多次与邓中夏、高君宇等酝酿讨论，建议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工作做准备。这时期的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已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的汇集之地。这里曾举办座谈会，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辩论，李大钊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日益浓厚起来。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秘密状态下成立，实际成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其成员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会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成员人数也不断增加。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结识了李大钊。两人在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后，李大钊又找罗章龙、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北大学生同维经斯基会面。与维经斯基的谈话，使这些进步学生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了信心。
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并在1920年6月，主持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个组织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成立。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大讲师张申府、北大学生张国焘成为这一组织的发起人。11月，北京党组织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成员中，除上述三人外，还有邓中夏、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
五四运动前后，身居红楼的“南陈北李”，其精神领袖地位唤起更多先进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一校一刊”的结合，使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陈独秀的威望更是与日俱增。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的影响力远大于李大钊;但在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来说，更能称作一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精神领袖。两位进步思想界的明星逐渐引领青年中的崇拜者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开始从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后，《新青年》也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此期间如雨后春笋迅速生长起来。继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展和行动，才孕育出1921年7月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终于露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曙光！
北大红楼与新文化运动的结缘
1918年9月，一座新楼在沙滩汉花园拔地而起，这座颇具民国特色的五层建筑，因外观砖瓦呈红色，人们习惯称之为“红楼”。当白话文运动在社会上成为一种时尚，红楼的称呼不避俗字，显得清新自然。红楼当时称为北京大学第一院，是校总部和文科所在地。红楼竣工时，陈独秀已在文科学长任上一年零8个月了。当年，蔡元培校长知人善任，聘请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来北大任职，辅助他对保留着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大进行改革，并建议其把《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实现了“一校一刊”的结合。执教北大的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聚集，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最先进驻红楼的，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从这年1月份开始任职的李大钊，领导了图书馆的搬迁工作。他的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红楼一层的东南角，而一层就是他工作的职权范围，设有14个书库，以及阅览室、登录室、编目室、藏报室等。
陈独秀、蔡元培陆续迁到红楼办公，他们的办公室分设在二楼楼梯口的东西两侧。北大校长、文科学长的联手，犹如一驾马车的两个轮子，推动着北大红楼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轨迹慢慢前行。而乘坐在车上的，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高一涵等，也有封建保守但卻博学多才的学者刘师培、黄季刚、辜鸿铭、梁漱溟、林纾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很好地体现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校思想。走进红楼，隐约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声，那是新旧两派势力的争论，此时的北大学术民主风气空前浓厚。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受到来自旧派势力的攻击。1918年底，新文化运动以及刚刚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遭到了社会上封建势力的同声责难，他们把目标集中到《新青年》编辑同仁和陈独秀身上。为此，陈独秀代表《新青年》编辑部写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坚定有力地回答：“西洋人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答辩书》发表后，封建保守势力坐不住了。早在1917年初就写文章反对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林纾，这时又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他的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蔡元培。以刘师培、黄季刚为首的《国故》月刊社，也与林纾遥相呼应，指责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数典忘祖” “乱国坏俗”。
面对守旧势力的一次次非难，李大钊拍案而起，立刻做出反击，他写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对林纾等妄图借军阀之手，以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做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他厉声正告守旧势力的代表们：“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悟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最后，他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鼓舞新派和革命青年进行斗争。他说：十月革命的“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有一种觉悟”。
李大钊早年就是《新青年》初创时的重要作者，如今，他与陈独秀同以红楼为阵地，对抗守旧势力，共同发出民主、科学的呼声。
惟有直接行动，志在改造社会
李大钊期盼的“觉悟”，伴随五四运动的到来，很快变成实际的爱国行动。它果真成为“一决不可复遏”的潮流，实现着几代中国人改造社会的梦想。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从原来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发展到宣传无产阶级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变化，又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为代表，以北大红楼为基地，逐步推动开展起来。
李大钊是中国赞扬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有意识地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喜爱阅读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介绍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从1918年秋天起，李大钊就以北大红楼图书馆为阵地，组织和领导北大进步学生，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有个“饱无堂”的雅号，意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实际是说在这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和礼节的拘束，大家可以互相辩论思想问题。李大钊主持下的图书馆，不仅是进步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而且也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不少进步学生常来请李大钊介绍、推荐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新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年轻的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北大图书馆，承担报刊阅览室的管理工作，每月8块大洋的薪水，足以让他感到满足;然而更让他满足的是，在北大红楼，他可以阅读到各种书刊，接触到新思想，结识学校内外的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他深受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思想的影响，而作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李大钊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引领毛泽东“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所作的重大贡献。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为弥补《新青年》标榜“不谈政治”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不足，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人，在红楼二层的文科学长室创刊《每周评论》。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把俄国十月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都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此时，他开始从曾经崇拜法兰西文明和法国民主制度，转向尊崇社会主义革命，他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五四运动中，为了动员更多的民众关心政治，陈独秀亲自起草内容，并请胡适译成英文，毅然走上公共场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呼吁五四运动中的广大民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因此遭暗探逮捕。而就在几天前，他在《每周评论》上告诫爱国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的有价值的文明。”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诺言。
陈独秀与他的同盟者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人，先是以《新青年》为阵地，唤醒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阵地，为五四运动提出了不断深入的战斗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陈独秀及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并直接指导运动。他不仅是当时“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也是名副其实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中国先进分子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从1920年初开始，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从北京辗转天津前往上海的途中，相约在上海、北京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
在北大，李大钊多次与邓中夏、高君宇等酝酿讨论，建议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工作做准备。这时期的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已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的汇集之地。这里曾举办座谈会，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辩论，李大钊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日益浓厚起来。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秘密状态下成立，实际成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其成员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会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成员人数也不断增加。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结识了李大钊。两人在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后，李大钊又找罗章龙、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北大学生同维经斯基会面。与维经斯基的谈话，使这些进步学生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了信心。
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并在1920年6月，主持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个组织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成立。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大讲师张申府、北大学生张国焘成为这一组织的发起人。11月，北京党组织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成员中，除上述三人外，还有邓中夏、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
五四运动前后，身居红楼的“南陈北李”，其精神领袖地位唤起更多先进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一校一刊”的结合，使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陈独秀的威望更是与日俱增。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的影响力远大于李大钊;但在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来说，更能称作一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精神领袖。两位进步思想界的明星逐渐引领青年中的崇拜者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开始从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后，《新青年》也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此期间如雨后春笋迅速生长起来。继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展和行动，才孕育出1921年7月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终于露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