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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甲申,时值仲春,对外友协即将迎来成立50周年华诞。我在友协工作30余年,深爱友协和其所从事之事业。近日漫步友协院中,见春光烂漫,分外怡人;不觉缅怀往事,浮想联翩。遂摭拾旧忆,捉笔为文,以免其随岁月淹忽而亡佚;也权做是对友协50庆典的菲薄的献礼。
友协是一个才杰并茂、人文荟萃之地。友协历届领导人,有不少是杰出的外交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化知名人士。在这些友协领导人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已故的王炳南会长。
王会长是在1975年8月开始担任友协会长的。当时正是“文革”后期,“四人帮”还在台上,政治形势波谲云诡,反复无定。但大家得知王炳南要来友协当会长,都甚为振奋。我对他也久仰其名,记得他来友协上任,初次与全会同志见面时,我早早地就坐在友协礼堂里,等着一睹其风采,聆听其声音。
王会长的“就职演说”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其中有一段话我记忆尤深。他说,他在“文革”开始后,就受到迫害,住进了“牛棚”,长时间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现在能重新恢复工作,倍感工作的可贵和美丽。他虽然60多岁了,但身体尚好,“小车不倒只管推”。他愿和友协全体同志一起,为做好我国的民间外交工作而竭尽全力。王会长这些真诚的话语,使我深受感动。
但在王会长到友协工作后不久,在1975年年底,国内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友协也奉命举行“批邓”大会。王会长在会上传达了有关“批邓”的中央文件,做了动员讲话。但他的讲话与其说是动员“批邓”,还不如说是给邓评功摆好。他说,因为邓工作做得多,所以头上的辫子也多,就像维吾尔族姑娘的头发一样,很容易被人揪辫子。还说,现在报纸上批判“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希望他不要走,希望他再回来嘛!对王会长语意双关的话大家心领神会;会场上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在当时形势下顶风逆浪说这样的话,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的。通过这次“批邓”会,我愈加敬重王会长,更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后来我在工作中与王会长接触渐多,我常给他当翻译,起草文件,陪他接见外宾,也曾多次与他一起出国访问。王会长出国访问,对方多把他看作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双重使者,给予很高的礼遇;并称他为长者和前辈,分外尊重。但有时双方也会出现龃龉和交锋。无论是在什么场合,我看到王会长都能从容应对,言笑自若,显示出一个老外交家的睿智和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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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记得1978年随同王会长访问印度的情景。这次访问突破了中印十六年中断交往的局面,由王会长带去了中国外长邀请印度外长访华的口信,因而受到印度舆论界的广泛重视。印度总理德塞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王会长。会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原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巴苏大夫。我们事先听说,德塞是印度的一位老政客,倚老卖老,脾气急躁,常出言不逊。果然会见一开始,他便提出中印边界纠纷,并借此指责中方。会见气氛顿时显得紧张起来。但王会长却轻轻一笑说,我这次来印度访问,不是来吵架的,也没有受命来谈判中印边界问题,而是为重修旧好,带来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友谊。他用手指了指巴苏大夫说,他是贵国的一位英雄,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我们正在为恢复中印友好关系而共同努力;我想这也是总理先生和贵国政府的愿望吧?德塞听此话后便也露出笑容,说“请别介意我刚才说的话。”会见气氛随之变得轻松了,谈话也融洽起来。会见结束时,德塞握着王会长的手,一直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外。
我在王会长的领导下工作,对他的工作作风也深有体会。他不但自己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部下也总是严格要求,从不放松。有一次,王会长率团访问南亚数国,我也随其同行。按照出访计划,代表团对访问的每一个国家,都要给《人民日报》写一篇访问记。这写稿的任务便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们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巴基斯坦,主人安排的节目多日程紧,我既当翻译又当秘书,实在累得够呛。最后一天访问卡拉奇,下午是参观游览节目,我想这回可以放松一下了。不料王会长问我以前是否来过卡拉奇,我说来过。他便说“那么下午的参观游览你就不要去了,你留下来给《人民日报》写文章,晚上我回来看过后,就把稿子发回国内去。”我说“回国后再写不是也不迟吗?”他说“不,在工作上不能拖拉。访问完一个国家就写一个国家。回国后还有回国后的工作。”从此,我把王会长关于“工作不能拖拉”的教诲铭记在心,以此律己,受益匪浅。
王会长一方面对干部严格要求,同时又对他们关怀备至。他知道翻译在宴会上吃不好饭,便亲自给我夹菜,还小声嘱咐我“抽空多吃一点。”每次出国访问,虽然我当时只是一名年轻翻译,还什么“长”也不是,他却特别关照,总安排我住单间。他说翻译工作很累,也很重要,一定要让翻译睡好觉。他也关心我家里的住房情况,曾亲自来我家里察看。(后来我听说他也曾到友协其他许多同志家里了解过住房情况。) 我那时住在友协前三门宿舍,王会长到我家里后看得很仔细,他不但注意到我住得比较挤,没有屋子作书房,还发现这个房子没有地漏。他为我发愁说:“没有地漏,洗衣机怎么用,怎么排水啊?”几年以后,我搬了新家,住房条件有了改善。但此时王会长已病倒了,在家休养,起居也需人扶持。我去看望他,谈话中顺便提起了我搬家的事。他立即问我:“新房子有没有地漏啊?”我说:“有地漏。也有书房了。”他说:“那很好。你多多用功,好好工作吧。”
1988年王会长在北京不幸病逝,我深为悲痛。转眼之间,他离开我们已有1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我眼前,常给我以鞭策和力量。他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后人心中,在我国的外交史册上闪烁着光芒。
我也深切怀念楚图南会长。他是对外友协的第一任会长,友协的奠基者和创始人。1978-1986年间,他又担任友协副会长,协助王炳南会长工作,因年高德劭,大家都尊称他为楚老。
我对楚老亦景慕久矣。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过他翻译的《希腊和罗马神话传说》和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知道他是我国文化界一位备受尊崇的前辈,因而当我在友协院中第一次看到他时,便如谒尊师,肃然起敬。后来他兼任中印友协会长,而我当时正主管友协对印度的工作,因而有机会直接与他接触,沐泽于他的嘉言懿行。
198 3年,楚老应印中协会邀请率团访问印度,我是代表团秘书长,在访问期间,与楚老朝夕相处,伴随左右,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楚老以耄耋之年出国访问,我作为代表团秘书长,理当尽心照料,担有重大的责任。印方也鉴于楚老年高和他的重要身分,在为他安排活动时,再三向我征求意见。但楚老总是强调“客随主便”,嘱我不要提出特殊要求。每次从旅馆出发去参加活动,他总是准时、甚至提前到旅馆大厅里集合;看到了印方接待人员,无论其职位高低,他都要亲切地打个招呼。常来陪同楚老一起活动的是印中协会会长潘特。他也近80高龄了,是印度国大党元老,在印度政界享有盛名。他陪楚老活动时,两人相互礼让,常挽手而行。楚老借用印度人民的一句口号“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对潘特说:“我们两个也是巴依巴依。” 潘特说:“是的;你是长兄,我是弟弟。”
关于中印关系,楚老在印度讲过许多话。他常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向印度人民学习,感谢他们曾经给予我们的宝贵支援。他说,中国文化有三个来源:儒,道,释。释就是佛;而佛教就是从印度传进中国来的。我们从印度文化中汲取了滋养。在近代历史上,中印两国曾同遭殖民主义奴役的命运。而当中国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印度人民派遣了由柯棣华、巴苏大夫等组成的医疗队,来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柯棣华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对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真诚感谢印度人民。他还表示深信,中印两国之间的分歧是总归可以解决的;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下去的。楚老情词恳切、语重心长的话语,在印度各界人士中博得了普遍的好评。
在我的印象中,楚老对人总是笑容可掬,蔼然可亲。但在这次访问中,有一次我却见楚老当真生气了。那天清早,我们接到印中协会通知,潘特会长的一位亲属于昨晚去世了,因需忙于料理丧事,代表团这天上午的活动将推迟一个小时,希我鉴谅。楚老闻讯后,即让我以他的名义向潘特表示慰问。我们在旅馆餐厅里用过早餐,楚老回房休息等候,我在大厅里翻阅英文报纸,有的团员逗留在旅馆花园里。当楚老再次下楼准备出发时,他透过大厅的落地窗,看到有两名团员正在花园里荡秋千,逗孔雀。楚老猝然动容,生气地对我说:“快去把他们叫回来!怎么这样不懂事?友人家有丧事,不但不予分忧,反而喜形于色,真是不懂事!”我立即跑进花园,把这两位同志叫了回来,并让他们向楚老做了检讨。楚老这次生气,深印在我脑海中,使我懂得了何谓长者之风,仁者之心。
在这次访问中,尤其是走长途坐在汽车上时,楚老也常与我聊天,古今中外,话题十分广泛。一次谈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谈起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楚老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命运多舛,是因为他们多忧,他们敏感,有时宣泄于外,难免激于言词,遂授人以柄,遭致网罗,这是知识的悲剧,历史的悲剧。现在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教训,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更加懂得知识分子,这样的悲剧应该结束了。
一次谈起西方的哲学思想,谈起尼采,楚老说,尼采是西方近代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不能对他一概否定。纳粹利用了尼采哲学,不等于尼采就是纳粹。鲁迅先生的作品里也有尼采的影响,《野草》最明显。我说我没有读过尼采,因为在国内尼采是完全被否定的,找不到他的书。楚老说,他早年翻译过尼采,翻译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是国内出版的最早的译本;现在这书还在,等回国后你可以拿去看一看。
一次楚老又与我谈起鲁迅,他说鲁迅是“民族魂”,是中国新文化的脊梁;没有鲁迅,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化。有许多人谈论鲁迅,其实并不懂得鲁迅。我忽发奇想说,不知鲁迅若活到建国以后,活到“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样?楚老像没有听见我的话,未做回答,只是喃喃自语地背诵起《野草》里的诗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
后来回到了国内,一天楚老打电话来,说他把《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带来了,让我到他办公室去拿书。
后来楚老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离开友协了。但我一直怀念着他,怀念那次陪同他在印度的访问;似仍在听他娓娓而谈,谈着尼采,谈着鲁迅,喃喃自语地背诵着《野草》里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