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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洵 原名怀麟、怀林，1935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扬州。出版《民国篆刻艺术》《民国书法史》《清代乾嘉学派与书法》《黄庭坚书论注》等。现为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西泠印社社员、山东省书画研究院研究员、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网学术顾问。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夏，在江宁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遵奉谕旨，酝酿创设新式学堂。首先是邀约知名学者与关心教育事业的社会名人讨论怎么办学。参与此类具体事项的有张謇(1853年～1926年，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七年恩科状元)、缪荃孙(1844年～1919年，字筱珊，江苏江阴人，两榜翰林出身)、罗振玉(1866年～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生长于江苏淮安，曾在清政府学部任职)与李瑞清。事业初见端倪之际，刘坤一不幸病逝。原湖广总督张之洞继任两江总督，此公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为考虑财政收入，又能解决日后师资问题，张氏同意以办师范学堂为适宜。当时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按：安徽曾一度称为江南省)。从文献查阅可见张氏有《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奏折》：“……此三省各州县应设中心学堂为数浩繁，需教员何可胜计……经督臣同司道详加筹度，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力甚约，而日后发展甚广。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苏、皖、赣三省士人皆可入堂受学……”学堂成立之初，由缪荃孙负责，后因另有重任，调离。此前，李瑞清由道员改任江宁提学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两江总督任命李瑞清出任该学堂监督(即校长)。说来也巧，是年八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李瑞清引领学校，向崭新的教育方向发展。
弄清楚三江师范学堂这根主线，有利于阐明本文的宗旨与相关人物。
李瑞清(1867年～1920年)字梅盒，又字梅痴，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高祖李宗翰是清中叶当地资望甚高的收藏家、书法家。家中所藏的金石拓片与名家书画，使其从小就与钟鼎、碑碣结下了深厚情缘。父亲李必昌在湖南为官30年，曾任长沙司马摄武陵县令，人称荣禄公。故瑞清启蒙时读书取法比相同年龄之儿童要高。有“少洽《公羊》学，为文学司马迁、范蔚宗，诗宗汉魏，古直而苍凉……弱冠前乡梓远近即素有才名”。他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旋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按清代沿明代建制，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拔新进士之优于文学、书法者，入馆深造)。后为江苏候补道、江宁藩司等职。
我们后辈小子专题研究前贤者，务必辩证地剖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李瑞清遂客寓上海改儒服为道服，自号清道人，以鬻书画自给。不论他生前或殁后，金石书画界每言及清道人，几乎人人皆知，说其原名，不少人哑然。
好，回归原题。根据胡小石、陈中凡等老先生生前所讲，有关清道人的三件大事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1．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的众多管理、实践经验，尤其在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与教育体制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1906年春，李瑞清赴日本考察教育。对于彼时日本现行学务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从中发现日本很重视各级美术师资的培养。返国后为造就我中华民族的美术人才，特在学堂内创设“图画手工科”。可以想像“敢为天下先”就是“一张白纸”，全国高等师范学堂(如保定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也没有几所，倏然间要设立一个专科，谈何容易。从师资、教材、实习内容直至课程设置，一直到1907年方正式张榜招生。第一届招收的学员当中，即有后来成为著名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系)首席教授的吕凤子(1885年～1959年，初名溶，字凤子，自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
另据笔者所知，张大千从日本返国后在上海经常去李瑞清寓中求教，但非学堂图工科学生。其兄善仔善画虎，是否该科毕业，待考。
2．李瑞清出任监督后，常自开书画课程。分析碑本法帖时不仅详述字的结体、用笔、章法，也阐明各类风格特征，善于类比；尤为学员感兴趣的是，老人家侧重讲书法史、书法理论。最常讲的一句话是“目无二李、神游三代”(李斯、李阳冰，三代指夏、商、周)。
3．当时学堂延请日本教习八人，主讲化学、博物等自然科学范畴的课程。“图工科”的中国画老师是请的中国人(按：日本学中国画的人很多，称“南画”，简言之，中国画源头仍在中国)。胡、陈二老说中国画老师是我们本国一位画家。后来查阅文献时，才知道是曾熙(农髯)引见的萧俊贤。
陈中凡先生是该学堂学文学的，胡小石(1888年～1962年)先生是农博科毕业。入民国后，李瑞清在沪做寓公，胡先生专门去李府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在李家“课其子侄”。胡拜识沈曾植等老辈学者，也是李的推荐。可见师生间的友情深厚笃实。据胡先生本人讲，1934年金陵大学办国学研究生班，导师全为第一流学者。教育部就是因为小石先生是李瑞清入室高弟，才批准他在该班开书学课(其时方36岁)。
昆仑堂美术馆藏有“奇云扶堕石，秋月冷边关”一联，再三拜读当是清道人真迹。李自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据小石先生讲，此老生前善逆锋行笔，运笔相对的慢、涩、顿挫加强了线条的弹性(曾有学人评说有意“颤笔”，误传也)。其方笔真书得《龙门》之刚，《刁遵》之柔，以汉简笔意写行草是独树一帜的(按：此联亦为1989年大地出版社《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收录)。有学者发现上款“仲子仁兄”系挖补者，不免疑虑。依笔者所知，只要弄清楚李瑞清、胡小石、杨仲子三者的关系与情谊，此虑则多余；况一时疏忽，写错了或原本卖或送与某人，某人未来取，转送另一友人，也在情理之中。
上文提到，入民国后李瑞清很快离开南京，在上海“鬻书画以自给”。自此以后在作品上署名“清道人”。日常生活中还改穿道服，留给后人一些难解之“谜”。有学者避长者讳，不谈这类专题，可谓讳莫如深。有人猜测“清”是老人家原名的最末字；也有人疑其以遗老自诩，肯定是不忘清王朝昔日皇恩浩荡的寓意，这也是可能的。请细读与之相关的史料，李瑞清在上海时与之交往频繁的有做过安徽布政史的沈曾植(寐叟)、广东学政朱古微(祖谋)等晚清太儒。沈的学识渊博，精研西北史地、历代律法与佛学，欧阳渐(杨仁山居士的高足，支那内学院、金陵刻经处的负责人)与王国维皆彼时著名学者，还经常请益于沈曾植。朱古微是词坛盟主，名气比况周颐、文廷式(珍妃师傅)还要响，但皆列位为清室遗老之列。李瑞清后来又邀约衡阳曾熙(龙髯)来沪卖字画谋生。总体上看还是保守，还是 不肯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交往，深恶痛绝于“二臣”之说，换句话说，就是不承认并与民国建交的欧美各国政府，甚至社会团体，亦宁可饿死，也不肯交往，诚然是封建士大夫保晚节的一种表现。当时不少洋人以各种收藏团体名义重金买李瑞清书法作品，竟声称不卖(据前辈讲，有精明洋人转请中国人出面，其实也能买到)。
相比之下，“海派”一代宗师吴昌硕，他毕竟在晚清无功名，只做过一个月的“安东令”(今江苏涟水)。就个人学养自不可与李瑞清、沈曾植等人相比拟。但缶翁思想开通，能顺应时代潮流。民国元年应美国友人邀请，吴昌硕写成“与古为徒”篆书漆匾赠给该国著名的波士顿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相比之下，李瑞清老夫子以“清道人”之署名，或身穿道服，是老人家的一种“愚忠”而已。诚然，我们后人研究前贤时会正确地对待。
具有上述愚忠思想，所谓重晚节的李瑞清在书学研究、书法创作上理念是什么呢?
半个世纪之前，胡小石先生每谈到书史书论言必称“李师”。并详细例证了李瑞清(有时也包括沈曾植、曾熙等在内)是愈高古的愈要研究，愈高古的愈要写。在这种崇尚高古的精神追求中，出现了“神游三代、目无二李”，自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前者泛指以汉隶为主的碑刻及汉简等，后者是确指三代与三代以来的青铜器。诚然，此老也兼参帖学之长，但是他按照个人的创作意图取帖学的营养以丰富、滋润个人的书法风格，他说过：“篆求古笺奏、文稿、尺牍，一切行草之中，以博其纵荡流丽之观。”从《玉梅花庵临古》等跋款中，处处张扬这些博与约、兼容并蓄的创作理想。
这里所刊“天眷老臣身，人钦黄发偶”款题“清道人敬颂乙盒尚书暨德配李夫人双寿”(现为嘉兴市博物馆珍藏，此乃沈曾植家乡)无疑，乙盒是沈老常用的号，李执为贤伉俪双寿挥毫，当是精品之作。学术界众多学人认为李以碑笔临帖，以涩笔写汉隶、魏书，以涩而顿挫之笔写篆。方笔真书得《龙门》之刚、《刁遵》之柔，又以汉简笔写章草，独树一帜。从源头上说，李的隶书受何绍基影响甚深。但能倍出新气象。篆书取法商周金文，最得力于《散氏盘》，实在是为“求篆于金”开辟新领域。
故而，笔者以为在书法上，李瑞清崇尚高古的精神实质符合这位历史名家的性格与学养。好就好在，他心目中的“高古”是时时刻刻有变化的，简言之，绝不泥古……这个与他主观上要不断开拓市场也是息息相关的。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夏，在江宁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遵奉谕旨，酝酿创设新式学堂。首先是邀约知名学者与关心教育事业的社会名人讨论怎么办学。参与此类具体事项的有张謇(1853年～1926年，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七年恩科状元)、缪荃孙(1844年～1919年，字筱珊，江苏江阴人，两榜翰林出身)、罗振玉(1866年～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生长于江苏淮安，曾在清政府学部任职)与李瑞清。事业初见端倪之际，刘坤一不幸病逝。原湖广总督张之洞继任两江总督，此公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为考虑财政收入，又能解决日后师资问题，张氏同意以办师范学堂为适宜。当时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按：安徽曾一度称为江南省)。从文献查阅可见张氏有《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奏折》：“……此三省各州县应设中心学堂为数浩繁，需教员何可胜计……经督臣同司道详加筹度，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力甚约，而日后发展甚广。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苏、皖、赣三省士人皆可入堂受学……”学堂成立之初，由缪荃孙负责，后因另有重任，调离。此前，李瑞清由道员改任江宁提学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两江总督任命李瑞清出任该学堂监督(即校长)。说来也巧，是年八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李瑞清引领学校，向崭新的教育方向发展。
弄清楚三江师范学堂这根主线，有利于阐明本文的宗旨与相关人物。
李瑞清(1867年～1920年)字梅盒，又字梅痴，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高祖李宗翰是清中叶当地资望甚高的收藏家、书法家。家中所藏的金石拓片与名家书画，使其从小就与钟鼎、碑碣结下了深厚情缘。父亲李必昌在湖南为官30年，曾任长沙司马摄武陵县令，人称荣禄公。故瑞清启蒙时读书取法比相同年龄之儿童要高。有“少洽《公羊》学，为文学司马迁、范蔚宗，诗宗汉魏，古直而苍凉……弱冠前乡梓远近即素有才名”。他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旋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按清代沿明代建制，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拔新进士之优于文学、书法者，入馆深造)。后为江苏候补道、江宁藩司等职。
我们后辈小子专题研究前贤者，务必辩证地剖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李瑞清遂客寓上海改儒服为道服，自号清道人，以鬻书画自给。不论他生前或殁后，金石书画界每言及清道人，几乎人人皆知，说其原名，不少人哑然。
好，回归原题。根据胡小石、陈中凡等老先生生前所讲，有关清道人的三件大事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1．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的众多管理、实践经验，尤其在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与教育体制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1906年春，李瑞清赴日本考察教育。对于彼时日本现行学务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从中发现日本很重视各级美术师资的培养。返国后为造就我中华民族的美术人才，特在学堂内创设“图画手工科”。可以想像“敢为天下先”就是“一张白纸”，全国高等师范学堂(如保定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也没有几所，倏然间要设立一个专科，谈何容易。从师资、教材、实习内容直至课程设置，一直到1907年方正式张榜招生。第一届招收的学员当中，即有后来成为著名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系)首席教授的吕凤子(1885年～1959年，初名溶，字凤子，自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
另据笔者所知，张大千从日本返国后在上海经常去李瑞清寓中求教，但非学堂图工科学生。其兄善仔善画虎，是否该科毕业，待考。
2．李瑞清出任监督后，常自开书画课程。分析碑本法帖时不仅详述字的结体、用笔、章法，也阐明各类风格特征，善于类比；尤为学员感兴趣的是，老人家侧重讲书法史、书法理论。最常讲的一句话是“目无二李、神游三代”(李斯、李阳冰，三代指夏、商、周)。
3．当时学堂延请日本教习八人，主讲化学、博物等自然科学范畴的课程。“图工科”的中国画老师是请的中国人(按：日本学中国画的人很多，称“南画”，简言之，中国画源头仍在中国)。胡、陈二老说中国画老师是我们本国一位画家。后来查阅文献时，才知道是曾熙(农髯)引见的萧俊贤。
陈中凡先生是该学堂学文学的，胡小石(1888年～1962年)先生是农博科毕业。入民国后，李瑞清在沪做寓公，胡先生专门去李府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在李家“课其子侄”。胡拜识沈曾植等老辈学者，也是李的推荐。可见师生间的友情深厚笃实。据胡先生本人讲，1934年金陵大学办国学研究生班，导师全为第一流学者。教育部就是因为小石先生是李瑞清入室高弟，才批准他在该班开书学课(其时方36岁)。
昆仑堂美术馆藏有“奇云扶堕石，秋月冷边关”一联，再三拜读当是清道人真迹。李自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据小石先生讲，此老生前善逆锋行笔，运笔相对的慢、涩、顿挫加强了线条的弹性(曾有学人评说有意“颤笔”，误传也)。其方笔真书得《龙门》之刚，《刁遵》之柔，以汉简笔意写行草是独树一帜的(按：此联亦为1989年大地出版社《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收录)。有学者发现上款“仲子仁兄”系挖补者，不免疑虑。依笔者所知，只要弄清楚李瑞清、胡小石、杨仲子三者的关系与情谊，此虑则多余；况一时疏忽，写错了或原本卖或送与某人，某人未来取，转送另一友人，也在情理之中。
上文提到，入民国后李瑞清很快离开南京，在上海“鬻书画以自给”。自此以后在作品上署名“清道人”。日常生活中还改穿道服，留给后人一些难解之“谜”。有学者避长者讳，不谈这类专题，可谓讳莫如深。有人猜测“清”是老人家原名的最末字；也有人疑其以遗老自诩，肯定是不忘清王朝昔日皇恩浩荡的寓意，这也是可能的。请细读与之相关的史料，李瑞清在上海时与之交往频繁的有做过安徽布政史的沈曾植(寐叟)、广东学政朱古微(祖谋)等晚清太儒。沈的学识渊博，精研西北史地、历代律法与佛学，欧阳渐(杨仁山居士的高足，支那内学院、金陵刻经处的负责人)与王国维皆彼时著名学者，还经常请益于沈曾植。朱古微是词坛盟主，名气比况周颐、文廷式(珍妃师傅)还要响，但皆列位为清室遗老之列。李瑞清后来又邀约衡阳曾熙(龙髯)来沪卖字画谋生。总体上看还是保守，还是 不肯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交往，深恶痛绝于“二臣”之说，换句话说，就是不承认并与民国建交的欧美各国政府，甚至社会团体，亦宁可饿死，也不肯交往，诚然是封建士大夫保晚节的一种表现。当时不少洋人以各种收藏团体名义重金买李瑞清书法作品，竟声称不卖(据前辈讲，有精明洋人转请中国人出面，其实也能买到)。
相比之下，“海派”一代宗师吴昌硕，他毕竟在晚清无功名，只做过一个月的“安东令”(今江苏涟水)。就个人学养自不可与李瑞清、沈曾植等人相比拟。但缶翁思想开通，能顺应时代潮流。民国元年应美国友人邀请，吴昌硕写成“与古为徒”篆书漆匾赠给该国著名的波士顿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相比之下，李瑞清老夫子以“清道人”之署名，或身穿道服，是老人家的一种“愚忠”而已。诚然，我们后人研究前贤时会正确地对待。
具有上述愚忠思想，所谓重晚节的李瑞清在书学研究、书法创作上理念是什么呢?
半个世纪之前，胡小石先生每谈到书史书论言必称“李师”。并详细例证了李瑞清(有时也包括沈曾植、曾熙等在内)是愈高古的愈要研究，愈高古的愈要写。在这种崇尚高古的精神追求中，出现了“神游三代、目无二李”，自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前者泛指以汉隶为主的碑刻及汉简等，后者是确指三代与三代以来的青铜器。诚然，此老也兼参帖学之长，但是他按照个人的创作意图取帖学的营养以丰富、滋润个人的书法风格，他说过：“篆求古笺奏、文稿、尺牍，一切行草之中，以博其纵荡流丽之观。”从《玉梅花庵临古》等跋款中，处处张扬这些博与约、兼容并蓄的创作理想。
这里所刊“天眷老臣身，人钦黄发偶”款题“清道人敬颂乙盒尚书暨德配李夫人双寿”(现为嘉兴市博物馆珍藏，此乃沈曾植家乡)无疑，乙盒是沈老常用的号，李执为贤伉俪双寿挥毫，当是精品之作。学术界众多学人认为李以碑笔临帖，以涩笔写汉隶、魏书，以涩而顿挫之笔写篆。方笔真书得《龙门》之刚、《刁遵》之柔，又以汉简笔写章草，独树一帜。从源头上说，李的隶书受何绍基影响甚深。但能倍出新气象。篆书取法商周金文，最得力于《散氏盘》，实在是为“求篆于金”开辟新领域。
故而，笔者以为在书法上，李瑞清崇尚高古的精神实质符合这位历史名家的性格与学养。好就好在，他心目中的“高古”是时时刻刻有变化的，简言之，绝不泥古……这个与他主观上要不断开拓市场也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