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澳政府近年來一直極力推行社區保姆計劃， 月前社會工作局更公佈“社區保姆服務試驗計劃”八月試行，讓有需要的幼兒在社區保姆家中得到照顧。有關該計劃的制定和背後的需求等切實問題，也引起社會關注人士的思考。本刊今次邀請到了澳門立法會陳美儀議員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劉乃華助理教授，一起探討社區保姆計劃及澳門托兒服務難等種種問題。
　　保姆培訓 無制度可依
　　本澳幼兒託管問題日益突顯，現有托兒服務無法應對急劇增加的嬰幼兒數量，這些是存在多年的社會問題。相信政府推出社區保姆計劃是為了緩解托兒難的問題而為之。根據社會工作局公佈，三間社服機構澳門明愛、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及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共同承辦“社區保姆服務試驗計劃”， 原定於八月正式推出，為一百名幼兒提供服務。只是計劃公佈之後，卻受到了社會各界的質疑和反問。
　　由澳門現狀可以推斷，在家不工作的人士，大致可以分為退休人士、長期病患者或者由於個別原因長期不參加工作的人士，這類人士是否能被聘為保姆值得衡量和測評。反看全職媽媽一定是最理想的人選，但是有多少全職媽媽可擔當保姆？縱使找到了這些保姆，如何培訓保姆又是一個問題。照顧年幼兒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一個保姆需要照顧2至3個幼兒，更不用談保姆照顧的水平該如何保障。立法會議員陳美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不諱言她對保姆的背景感到擔憂。她告訴記者：“現在澳門就業率非常之高，人力資源非常短缺，幾乎是全民就業，在各行各業都不夠人的情況下，去找哪類人士來擔任保姆？”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劉乃華助理教授也告訴記者，幼兒階段的託管問題不容小覷。在幼兒發展成長過程中，前面幾年是黃金期，而這些只有通過培訓的專業人員才能掌握。如果保姆不知道幼兒的學前關鍵期，就會錯過很多關鍵的發展。至於社區保姆計劃應該從台灣學習到什麼？劉教授指出，台灣運行社區保姆計劃多年，只有相關學習背景的人士才能考取保姆執照，取得執照後也需要經過多項環境、醫學、安全等標準的考核，才可以正式成為社區保姆。“台灣的社區保姆除了照顧幼兒外，還要教授一些基本的課程，協助幼兒階段的發展，保證幼兒的營養健康、身心發展，同時也要對幼兒做日常的記錄，並定期舉辦親子活動，其功能就相當於一個小型托兒所，故能受到台灣父母的大力追捧和支持。”
　　由劉教授所介紹的台灣保姆模式，看來非常值得澳門有關方面去學習和借鏡，畢竟幼兒的成長不論是對一個小家庭而言，還是對整體社會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明白到這一層，試問社工局及相關社服機構是否可以不重視質量培訓問題呢？相信，接著下來，有關三家社服機構如何進行課程培訓，在培訓之後如何考核，是否會頒發相關證書，以及有否制度性可依等問題，都有必要向社會向家長公佈細節，以令人安心令社會安心。而政府在推行社區保姆計劃之前，應成立一個專門的評估小組，定期公佈相關細節，才能令家長有信心使用社區保姆這個服務，最終能成功推行該計劃。
　　托兒責任 無法律保障
　　幼兒是特殊的年齡階段，需要每位照顧者格外的用心、細心和小心，每一個幼兒都承載著家長的希望和寄託，特別是現在生活水平、經濟水平的提高，家長更願意為孩子付出，讓孩子得到更好的養育。
　　社區保姆計劃採用義工的方式，會否會衍生出工作難以持續的問題呢？劉乃華助理教授直言：“義工缺乏法律的行為約束和社服機構給予的責任認定，難以提高義工照顧幼兒的責任心，更無法保證托兒的品質，提高家長對該計劃的信心。而且今天想做就做，明天不想做就換人。這對幼兒是非常不好的。3歲以下的小朋友，照顧者需要固定，頻繁更換不利於幼兒心理成長，也會讓幼兒對人產生害怕和恐懼。”劉教授建議一個保姆最好要帶同一個幼兒2年，才利於幼兒的成長和心理建設。
　　此外，社區保姆原意為家長照顧幼兒，其責任之重卻無法律制度可以遵循，倘若出現意外情況，誰該為此負上責任？對此，陳美儀議員也表示了她的擔憂：“該計劃由政府推行，三間社服機構均得到政府的認可才得以承接社區保姆計劃。家長是基於對政府的信任參加這個計劃，假設被托管的幼兒出現了意外情況，譬如生病、受傷甚至性侵、遺失等狀況，這個責任該由誰負責？三間社服機構是否會為幼兒或者保姆購買保險，保險公司如何處理和賠償？如何讓家長有信心加入這個計劃，成功的關鍵在於政府如何監管。”她還解釋道，如果一個市民向三間社服機構提出申請，社服機構作為一個中介轉介保姆給家長。從這個中介的層面上來說，三間社服機構需要肩負最大的責任。由於服務使用者不是直接聘請社區保姆，只是使用承辦機構的服務，並向機構繳付服務費，機構則動員義工參與相關工作，故不存在僱傭關係，這就導致保姆自身的責任，是難以追究的。
　　幼兒教育 無長遠規劃
　　教育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學前教育、幼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等像一個金字塔，一層層累積的過程。這形象地表明了學前教育的重要性。政府在推行該計劃之前，是否找到托兒問題的根源？家長到底是需要幼兒的培育還是單純的幼兒託管服務？
　　環顧社區保姆計劃在香港、臺灣、荷蘭、英國、德國等地區都實施了很久，各個地區的標準不一樣。澳門社區保姆計劃似乎參照香港，但香港此類服務的對象均為低收入等弱勢家庭或者新移民家庭。澳門經濟發展較好，家長願意為孩子花錢，普通家庭都能僱傭工人幫忙，但為什麼家長還是希望把孩子送到托兒所呢？劉乃華助理教授指出，通常家傭帶小孩一定是在家中不出門，幼兒沒有更多的空間和對象去拓展交流的能力。她建議，澳門的社區保姆計劃應該向台灣學習而不是香港，台灣社區保姆計劃推行時正值經濟發展蓬勃時期，同樣是為了滿足雙職工父母照顧小孩的情況。
　　澳門經濟持續發展，尤其是博彩業酒店業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現在澳門大部分家庭都是雙職工家庭，經濟收入穩定。另一方面，澳門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不夜城”，為了維持24小時的不間斷運營，輪班工作的情況也讓大部分父母無法照顧到家庭，削弱了他們對家庭的關注。這些不利於幼兒的成長和教育。當記者問及陳美儀議員對澳門托兒情況有何建議時，她表示希望政府首先進行一個詳細的社會調查，統計托兒和幼兒教育的服務是否配套，這些單靠社區保姆是解決不到的。“澳門家長是希望幼兒能得到教育，從而接駁上幼稚園的學習。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是否會考慮將學前教育提前，由教青局去諮詢是否需要增設學前教育等政策。教育需要有個長遠的規劃，尤其不能等到出現問題才想到解決。”陳美儀議員還提出，政府需要對現階段托兒所的情況進行改進，例如提高師資能力，加大對師資力量的支持，政府尋找合適地點增設托兒所，而不是單單靠社區保姆解決問題，這樣是治標不治本。
　　現在澳門呈現人口老齡化趨勢，政府一再鼓勵年輕人生育。未來幾年，澳門將迎來新一輪的嬰兒潮，我們的政府是否已做好充足準備，去應對由此帶來的種種挑戰，幫助新生兒完成金字塔的教育從而肩負起澳門未來發展的重任，政府和相關社會機構均需再三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