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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Q是鲁迅先生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这一形象所展现出的精神胜利法以及欺软怕硬的特质在艺术长河中可以找到诸多印证，贾樟柯创作的《小武》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例。他们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被边缘化的命运面前彷徨无措。尊严受挫的主人公又极为可悲地将不幸转嫁到更弱者的身上。在批判的同时，《小武》中的主人公展示出的善意与羞涩表明创作者对于笔下的人物仍怀有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小武这一形象就是阿Q的变奏。
【关键词】阿Q；精神胜利法；原型；叙事
阿Q是鲁迅先生在小说《阿Q正传》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这一人物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精神胜利法，即在遭遇外在的挫败后转向内心，在内心世界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战胜外在的敌人，进而获得心理平衡。在小说中，阿Q欺凌静修庵的小尼姑，于是被小尼姑骂作“断子绝孙的阿Q”，无儿无女的阿Q也的确是断子绝孙了。但实际上，阿Q的这种精神特质却有诸多后继者，在艺术的长河里，阿Q的后裔并不少见。“阿Q具有成为文化象征的力量，并且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激起了中国人的深深共鸣，所以被无数次改编、重写与仿写”[1]从古华的小说《芙蓉镇》中的王秋赦，到余华笔下的《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再到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等等，他们的身上都流淌着阿Q式的血液，分享着阿Q的精神特质，堪称阿Q的后裔。甚至可以说，阿Q成为了一个“原型”。“鲁迅和当代作家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互不干涉却又不谋而合地表达人类共同的经验和记忆，书写人类共同的文化代码和符号”[2]上述文学作品在改编成影视剧时也保留了人物的阿Q特征。贾樟柯在九十年代末期创作的电影《小武》同样塑造了一个阿Q式的人物，那就是主角梁小武。
电影《小武》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山西汾阳县城为故事背景，也就是说这部作品讲述故事的时间与故事所讲述的时间是一致的。主人公梁小武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商品化大潮来袭的时候，昔日的好友比如靳小勇摇身一变成了全县闻名的企业家，而小武则被这股潮水裹挟着无所适从，身无所长的他联合三五个小青年做了扒手，也就是小武自称的“手艺人”。作品以三个段落分别讲述了小武生活中各个支柱的轰然崩塌——友情的破灭、爱情的夭折、亲情的疏离，最后这一切又导向了小武“事业”的终结。从外在的社会身份上来看，小武和阿Q似乎并不相干，但实际上，这两个人物在精神禀赋上却是共通的。
首先，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备受屈辱和不幸，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不得不以一种卑微的姿态游走在罅隙中。鲁迅笔下的阿Q生活在新旧时代交替的二十世纪初期，在未庄，阿Q是一个姓氏不详无家无业的可怜人，寄居在土谷祠里，平日里靠给大户人家打短工为生，经常饿肚子的阿Q还要忍受未庄人的白眼、闲人的欺负以及地保的敲诈盘剥，至于赵家钱家给的苦头就更是数不胜数，甚至连宣称自己姓赵都要挨赵太爷的耳光。可怜又可悲的阿Q最终被拉到城里枪毙掉了。贾樟柯影片里的梁小武的处境也与未庄的阿Q颇为相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商品化大潮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昔日的好友靳小勇就是其中的一份子，这个当年与小武情同手足的“手艺人”兄弟，如今对扒手身份的小武已是避之唯恐不及，先是对小武隐瞒了婚讯，而后又生硬地拒绝了小武的礼金，与小武一刀两断。心灰意冷的小武到歌厅寻求安慰，渐渐爱上了陪唱的姑娘梅梅。正当小武买好了金戒指准备迎接爱情的时候，梅梅远嫁富商，如同当年对着吴妈说了“大不敬”的话的阿Q一样，小武再一次挨了当头一棒。家庭同样没有成为接纳这个时代弃儿的港湾，因为母亲转手把金戒指送给了嫂子，小武与父母翻脸，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最终小武行窃被抓，不但在街头被示众，还被自己手下的小弟说成“这样的害群之马早就应该抓起来”。当友情、爱情、亲情这些维系着小武的社会链条一根根断掉的时候，小武的人生已经宣告“破产”。
当然，小武这一角色身上最像阿Q的还是内心的精神胜利法。
身处社会底层屡受挫败的阿Q并不会反思自己，而是时时处处以精神胜利法寻求内心的平衡。譬如阿Q在和别人口角的时候，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3]，再比如阿Q在与闲人打架，被揪住辫子碰了若干个响头之后，会在心里念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心满意足地得胜的走了”[4]，当然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仅仅表现在自欺欺人这一方面，他同时还是个欺软怕硬的典型，在自身遭遇了外在强敌的欺凌无力反抗之后，他会转身将这种不幸加诸更弱者头上，比如静修庵的小尼姑以及小D。如果说单纯求诸内的精神胜利法是身处社会底层泥沼中的阿Q面对外来打击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心理，虽不高尚但这种心理于人无大害的话，那么欺软怕硬的秉性则让这一人物变得可憎又可悲，这无疑是阿Q人性中的更卑劣之处。这些特质在小武的身上也表露了出来。
在作品《小武》中梁小武面对昔日好友靳小勇俨然已是时代弄潮儿的身份表现出的同样是阿Q式的毫无来由的轻蔑，说靳小勇的钱也不干净，是靠贩卖假烟、开歌舞厅挣歌女的钱才发起来的。言辞之间流露出的不屑恰似当年阿Q面对未庄的文童也觉得不值一笑的神情。小武曾经在乘坐汽车时声称自己是警察拒绝买票，又在陪歌舞厅的梅梅外出时对着做苦力活的路人吆三喝四，而他身上那件不合体的大号西装、腰间时髦的呼机无疑都是这一人物内心的自我定位与现实中的身份处境之间错位的佐证。更为可悲的是，尊严感一再受挫的梁小武对待自己手下的“兄弟”三兔的方式竟也是毫不留情地剥夺他在女友面前那一点可怜的尊严。在去给梅梅买热水袋的路上，小武遇到了正和女友逛荡的三兔，于是劈头盖脸的奚落一番，甚至嘲讽三兔“学油了”。当然三兔最后也给了小武致命的一击，在街头采访中，称呼落网的小武为“害群之马”。
毕竟梁小武与阿Q不是同时代的人物，创作者赋予梁小武的秉性与阿Q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梁小武的身上多了一些善意与羞涩。偷窃为生的小武在得手之后总是会把失主的身份证投寄到邮筒里，而不是如阿Q在静修庵偷萝卜被抓现行时的无耻抵赖。面对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梅梅，小武也表现出了阿Q所不具有的善意。当梅梅要求来歌舞厅消遣的小武唱歌时，小武是羞涩的，这种羞涩里透露出的其实还是一个小镇上年轻人的纯与善。当然故事总是被讲述的，贾樟柯笔下的小武之所以具有这些区别于阿Q的特质，归根结底还是与创作者的观念有关，或者说在叙事立场上贾樟柯对梁小武这一人物的姿态不完全是鲁迅式的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同时，夹杂着些许的同情甚至是理解。这种同情与理解在贾樟柯担任监制的另外一部作品——韩杰导演的《Hello！树先生》中得到了延续。这部作品仍然是关于一个无处安身立命的小人物的灰色生活，主人公树仿佛就是另一个小武。而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都是以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主角，展示他们在时代大潮面前的无奈与彷徨。如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的经典之作《偷自行车的人》一样，这些作品并没有显示出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而是在叙事中进行平等的对话，在关注中投以理解的目光。
参考文献：
[1]白睿文.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2.
[2]古大勇.“阿Q的外甥”：1990年代后小说中阿Q文学后裔[M].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2.
[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3.
作者简介：孟丽花（1983—），女，硕士，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视剧理论与创作研究。
【关键词】阿Q；精神胜利法；原型；叙事
阿Q是鲁迅先生在小说《阿Q正传》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这一人物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精神胜利法，即在遭遇外在的挫败后转向内心，在内心世界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战胜外在的敌人，进而获得心理平衡。在小说中，阿Q欺凌静修庵的小尼姑，于是被小尼姑骂作“断子绝孙的阿Q”，无儿无女的阿Q也的确是断子绝孙了。但实际上，阿Q的这种精神特质却有诸多后继者，在艺术的长河里，阿Q的后裔并不少见。“阿Q具有成为文化象征的力量，并且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激起了中国人的深深共鸣，所以被无数次改编、重写与仿写”[1]从古华的小说《芙蓉镇》中的王秋赦，到余华笔下的《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再到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等等，他们的身上都流淌着阿Q式的血液，分享着阿Q的精神特质，堪称阿Q的后裔。甚至可以说，阿Q成为了一个“原型”。“鲁迅和当代作家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互不干涉却又不谋而合地表达人类共同的经验和记忆，书写人类共同的文化代码和符号”[2]上述文学作品在改编成影视剧时也保留了人物的阿Q特征。贾樟柯在九十年代末期创作的电影《小武》同样塑造了一个阿Q式的人物，那就是主角梁小武。
电影《小武》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山西汾阳县城为故事背景，也就是说这部作品讲述故事的时间与故事所讲述的时间是一致的。主人公梁小武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商品化大潮来袭的时候，昔日的好友比如靳小勇摇身一变成了全县闻名的企业家，而小武则被这股潮水裹挟着无所适从，身无所长的他联合三五个小青年做了扒手，也就是小武自称的“手艺人”。作品以三个段落分别讲述了小武生活中各个支柱的轰然崩塌——友情的破灭、爱情的夭折、亲情的疏离，最后这一切又导向了小武“事业”的终结。从外在的社会身份上来看，小武和阿Q似乎并不相干，但实际上，这两个人物在精神禀赋上却是共通的。
首先，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备受屈辱和不幸，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不得不以一种卑微的姿态游走在罅隙中。鲁迅笔下的阿Q生活在新旧时代交替的二十世纪初期，在未庄，阿Q是一个姓氏不详无家无业的可怜人，寄居在土谷祠里，平日里靠给大户人家打短工为生，经常饿肚子的阿Q还要忍受未庄人的白眼、闲人的欺负以及地保的敲诈盘剥，至于赵家钱家给的苦头就更是数不胜数，甚至连宣称自己姓赵都要挨赵太爷的耳光。可怜又可悲的阿Q最终被拉到城里枪毙掉了。贾樟柯影片里的梁小武的处境也与未庄的阿Q颇为相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商品化大潮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昔日的好友靳小勇就是其中的一份子，这个当年与小武情同手足的“手艺人”兄弟，如今对扒手身份的小武已是避之唯恐不及，先是对小武隐瞒了婚讯，而后又生硬地拒绝了小武的礼金，与小武一刀两断。心灰意冷的小武到歌厅寻求安慰，渐渐爱上了陪唱的姑娘梅梅。正当小武买好了金戒指准备迎接爱情的时候，梅梅远嫁富商，如同当年对着吴妈说了“大不敬”的话的阿Q一样，小武再一次挨了当头一棒。家庭同样没有成为接纳这个时代弃儿的港湾，因为母亲转手把金戒指送给了嫂子，小武与父母翻脸，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最终小武行窃被抓，不但在街头被示众，还被自己手下的小弟说成“这样的害群之马早就应该抓起来”。当友情、爱情、亲情这些维系着小武的社会链条一根根断掉的时候，小武的人生已经宣告“破产”。
当然，小武这一角色身上最像阿Q的还是内心的精神胜利法。
身处社会底层屡受挫败的阿Q并不会反思自己，而是时时处处以精神胜利法寻求内心的平衡。譬如阿Q在和别人口角的时候，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3]，再比如阿Q在与闲人打架，被揪住辫子碰了若干个响头之后，会在心里念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心满意足地得胜的走了”[4]，当然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仅仅表现在自欺欺人这一方面，他同时还是个欺软怕硬的典型，在自身遭遇了外在强敌的欺凌无力反抗之后，他会转身将这种不幸加诸更弱者头上，比如静修庵的小尼姑以及小D。如果说单纯求诸内的精神胜利法是身处社会底层泥沼中的阿Q面对外来打击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心理，虽不高尚但这种心理于人无大害的话，那么欺软怕硬的秉性则让这一人物变得可憎又可悲，这无疑是阿Q人性中的更卑劣之处。这些特质在小武的身上也表露了出来。
在作品《小武》中梁小武面对昔日好友靳小勇俨然已是时代弄潮儿的身份表现出的同样是阿Q式的毫无来由的轻蔑，说靳小勇的钱也不干净，是靠贩卖假烟、开歌舞厅挣歌女的钱才发起来的。言辞之间流露出的不屑恰似当年阿Q面对未庄的文童也觉得不值一笑的神情。小武曾经在乘坐汽车时声称自己是警察拒绝买票，又在陪歌舞厅的梅梅外出时对着做苦力活的路人吆三喝四，而他身上那件不合体的大号西装、腰间时髦的呼机无疑都是这一人物内心的自我定位与现实中的身份处境之间错位的佐证。更为可悲的是，尊严感一再受挫的梁小武对待自己手下的“兄弟”三兔的方式竟也是毫不留情地剥夺他在女友面前那一点可怜的尊严。在去给梅梅买热水袋的路上，小武遇到了正和女友逛荡的三兔，于是劈头盖脸的奚落一番，甚至嘲讽三兔“学油了”。当然三兔最后也给了小武致命的一击，在街头采访中，称呼落网的小武为“害群之马”。
毕竟梁小武与阿Q不是同时代的人物，创作者赋予梁小武的秉性与阿Q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梁小武的身上多了一些善意与羞涩。偷窃为生的小武在得手之后总是会把失主的身份证投寄到邮筒里，而不是如阿Q在静修庵偷萝卜被抓现行时的无耻抵赖。面对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梅梅，小武也表现出了阿Q所不具有的善意。当梅梅要求来歌舞厅消遣的小武唱歌时，小武是羞涩的，这种羞涩里透露出的其实还是一个小镇上年轻人的纯与善。当然故事总是被讲述的，贾樟柯笔下的小武之所以具有这些区别于阿Q的特质，归根结底还是与创作者的观念有关，或者说在叙事立场上贾樟柯对梁小武这一人物的姿态不完全是鲁迅式的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同时，夹杂着些许的同情甚至是理解。这种同情与理解在贾樟柯担任监制的另外一部作品——韩杰导演的《Hello！树先生》中得到了延续。这部作品仍然是关于一个无处安身立命的小人物的灰色生活，主人公树仿佛就是另一个小武。而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都是以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主角，展示他们在时代大潮面前的无奈与彷徨。如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的经典之作《偷自行车的人》一样，这些作品并没有显示出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而是在叙事中进行平等的对话，在关注中投以理解的目光。
参考文献：
[1]白睿文.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2.
[2]古大勇.“阿Q的外甥”：1990年代后小说中阿Q文学后裔[M].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2.
[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3.
作者简介：孟丽花（1983—），女，硕士，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视剧理论与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