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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宏观经济转型升级离不开外经贸转型，后者甚至引领前者、成为前者破题所在。本文从需求、贸易、生产及服务的基本关系，结合经济全球化阶段特征，分析指出外经贸转型升级的外延是贸易战略、政策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内涵在于结合需求发展变化、前瞻性地引领需求、生产层次升级。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发生阶段性转变之际，中国经济与外经贸的转型升级路径及目标高度一致，在过去片面追求规模速度向主动增质生效转变的过程中，抓住需求变化、创造良好贸易环境、加快调整结构，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主打中国品质和中国创意，引领全球制造和服务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贸发展总体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据W T O统计，2009-2012年的国际贸易增速分别为-12.2%、13.8%、5.2%和2.0%，明显低于1990-2008年6.0%的年均增速；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2008-2012年的全球FDI流量增速分别为-9.5%（1.81万亿美元）、-33.2%（1.21万亿美元）、14.1%（1.38万亿美元）、15.9%（1.6万亿美元）、-18%（1.35万亿美元），总量均远低于全球F D I流量高峰期2007年的1.95万亿美元。其间，尽管有全球性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导致国际经贸短暂性的反弹，但不仅成效不堪理想，而且全球性宽松刺激带来的后遗症至今仍在拖累经济复苏步伐。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中国外经贸的转型升级战略被及时提上日程，其中，中国外经贸最先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对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和认识最为深刻。当前，国际经贸和中国经济面临再次探底，作为先行指标的中国外贸增速在2013年以来一路下行，正逐渐告别往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低增长区间，此时，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的呼声和前行动力似乎正被保持外经贸稳定发展的局面遮住了色彩。但本质上，外经贸的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并不矛盾，而是高度一致的发展目标。
一、国际需求变化引领外经贸转型升级
1.国际需求是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根本
科学认识和正确推动外经贸的转型升级，首先有必要妥善处理全球需求、世界生产和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古典贸易理论早已明确，需求是国际市场商品交易的决定性因素。而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国际贸易结构变化总是引领全球生产制造的分工和布局，以及服务的升级换代。从需求来看，以经销商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和以消费者为代表的最终需求，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明显不同。世界经济一旦出现危机，直接影响的是企业的经营运转，包括债务凸现、流动性不足等，而对消费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影响不会太明显，或者存在时滞，且大部分基本需求变化并不大。所以，中间需求的变化会最先干扰外经贸转型升级，但最终需求才是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方向所在。从生产来看，尽管生产是进行贸易的物质基础，但地区间贸易比较优势产生的“海拔差”正是生产全球化后生产资源得以流动的动力，并且贸易优势潜在影响着生产资源的流向、生产组织的分布等，因此贸易的发展往往快于生产的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30年，国际贸易年均约6.0%的增速，大约是世界G D P增速的两倍。尽管金融危机以来该比例有改变，但贸易引领生产的规律并未发生变化。
2.政策引导与产业发展是转型升级的外因
自始至终，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承担者和使命者应是外经贸企业，政府制定的政策引导和产业竞争的优胜劣汰都只是外经贸企业努力生存、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环境因素。从政策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充分认识到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之后，从国务院到各地方政府，均陆续出台了大量推动促进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包括近年来推出的审批权下放、行政管理服务的精简、部分税费的减免、部分行业的鼓励性政策等，但这些政策并没有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有质的变化，反而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压力增大，外经贸企业尤其是大量的中小型外经贸企业，寻求生存和稳定发展的色彩重于追求转型升级，根本原因在于作为转型主体的企业，尚未从根本意义上全面认识到全球需求结构和层次已发生了变化，而做出经营管理的相应调整。从产业来看，以政府倡导的转型升级，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给出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大部分竞争优势都在传统行业领域，社会上形成的转型升级普遍存在的观念是，让现有的传统优势行业向战略性新兴行业转型等简单理解。而对于产业来说，转型升级的内涵在于根据全球需求的变化，寻找出产业本身新的竞争优势，该优势包括更新的创意、更好的品质、或是更到位的服务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永远不存在夕阳产业，传统行业通过转型、升级也会出现新的竞争优势。
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是转型升级的重要前提
1.国际经贸呈现多双边贸易与区域自贸齐头并进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当前，国际经贸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在W T O框架下的多边经贸占主导，部分区域自由贸易同时发展的局面，转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多双边贸易与区域自贸齐头并进的格局，未来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有取代W T O经贸规则的趋势。近年来W T O多边交涉陷入僵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潮流席卷全球，东亚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 C E P）、环太平洋地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横跨大西洋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 T I P）等区域自贸协定发展风生水起，大有取代传统上通过政治搭建平台促进经贸发展，如A P E C等的趋势。以W T 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落后于国际经贸格局的新变化，也落后于相关国家利益诉求。多边贸易规则还停留在1994年达成的乌拉圭贸易协议，它的深度和广度都无法满足当前各国产业发展和彼此间更加密切的经贸联系的需要。据W T O统计，目前签订并实施的自贸区已经达到247个，全球一半以上的贸易额已经在各个区域贸易安排、自贸区当中进行。因此，国际经贸格局的深度调整必将会影响我国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方向。 2.全球价值链深度结合要求转型升级具备更高灵敏度
经济全球化从十六世纪中叶起步至今，历经四个发展阶段，即资源贸易、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演变过程是国际分工由粗到细的发展过程。其中第四阶段的电子信息和网络革命，诞生了产业链分工，一方面各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体系的规则、制度、秩序、生产关系，还有全球法制、安全、媒体等硬约束和软约束机制、导向机制构筑起全球价值链的上下游利益关系和游戏规则，形成复杂统一的国际经贸系统。中国经贸虽然加入了其中部分体系，可以搭乘部分“便车”，如分享入世红利等，但从国际经贸系统看，中国经贸的转型升级更多要求增强主动参与国际规则、主动驾驭经贸快车、主动创造经贸红利的能力，这就要求未来的经贸发展具备更高的适应能力和反应灵敏度，摆脱过去我国经贸发展的被动地位。
三、低速增长中探寻转型升级路径应是常态
1.外经贸转型升级应包容低增长状态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经贸领域的增长速度经历过一轮过山车式的发展，但一方面由于当时对本轮百年一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性认识和预测较为乐观，另一方面全球性出台了大量高强度不顾后果式的刺激性政策，从而在2012年上半年之前，我国外经贸的发展总体较为平稳，外经贸企业发展情况总体良好，导致危机之初我国积极倡导的加快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一直停留在口号层面，未得到外经贸企业的认可和切实推动。2012年下半年以来，尤其是进入2013年后，危机之初的高强度刺激政策后遗症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国际需求、尤其是中间需求的规模呈急剧收缩之势，危机的危害性、包括企业现金流动性、产品资金的周转、债务问题等初期尚不构成风险的因素，逐渐从海外市场蔓延至我国的企业经营层面，国内企业开始切身感受到后遗症的寒意，导致为了躲避风险而不顾能否生存下去的有单不敢接、有单不敢做的局面。2013年二季度，我国的进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外贸增长面临严峻挑战。在不容乐观的环境下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均需要更加包容的态度，即在低迷的国际经贸大环境下，要包容外经贸的低增长和转型升级并行。
2.外经贸转型升级需创新发展思路
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外经贸将一直占据宏观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一席之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在外经贸领域陷入困难时期，社会各界一度传出外贸发展拖累G D P增长、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存在过大风险等质疑声音，这种干扰对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危害极大，难以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加快转型的思想和意识。实事求是地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根本不存在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外贸的发展快慢与经济增长风险不存在必然相关性。据统计，2013年上半年净出口对GDP增长仅贡献0.1个百分点；2000-2012年，净出口对G D P增长的贡献度也只有3年超过2个百分点，7年在0.1% -1.0%之间，3年是负数。因此，对外贸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质疑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外经贸转型升级路径需要大跨越。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因素实现的外贸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同样应看到，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市场稳固了自己地位的旗舰企业，并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其共同点在于，一是遵循跨国公司发展规律，跨国投资和全球经营，不是简单的对外出口和进口，把国内外综合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二是掌握核心的研发和知识产权，拥有自己的先进技术；三是以市场需求为根本动力，按价值规律办事，没有太多的行政干扰和扭曲；四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融资和筹资。因此，在改革开放全力推进之际，外经贸转型升级的唯一正确途径是向世界敞开大门，把经营交给市场，依法、公平竞争，全力创新。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贸发展总体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据W T O统计，2009-2012年的国际贸易增速分别为-12.2%、13.8%、5.2%和2.0%，明显低于1990-2008年6.0%的年均增速；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2008-2012年的全球FDI流量增速分别为-9.5%（1.81万亿美元）、-33.2%（1.21万亿美元）、14.1%（1.38万亿美元）、15.9%（1.6万亿美元）、-18%（1.35万亿美元），总量均远低于全球F D I流量高峰期2007年的1.95万亿美元。其间，尽管有全球性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导致国际经贸短暂性的反弹，但不仅成效不堪理想，而且全球性宽松刺激带来的后遗症至今仍在拖累经济复苏步伐。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中国外经贸的转型升级战略被及时提上日程，其中，中国外经贸最先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对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和认识最为深刻。当前，国际经贸和中国经济面临再次探底，作为先行指标的中国外贸增速在2013年以来一路下行，正逐渐告别往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低增长区间，此时，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的呼声和前行动力似乎正被保持外经贸稳定发展的局面遮住了色彩。但本质上，外经贸的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并不矛盾，而是高度一致的发展目标。
一、国际需求变化引领外经贸转型升级
1.国际需求是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根本
科学认识和正确推动外经贸的转型升级，首先有必要妥善处理全球需求、世界生产和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古典贸易理论早已明确，需求是国际市场商品交易的决定性因素。而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国际贸易结构变化总是引领全球生产制造的分工和布局，以及服务的升级换代。从需求来看，以经销商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和以消费者为代表的最终需求，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明显不同。世界经济一旦出现危机，直接影响的是企业的经营运转，包括债务凸现、流动性不足等，而对消费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影响不会太明显，或者存在时滞，且大部分基本需求变化并不大。所以，中间需求的变化会最先干扰外经贸转型升级，但最终需求才是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方向所在。从生产来看，尽管生产是进行贸易的物质基础，但地区间贸易比较优势产生的“海拔差”正是生产全球化后生产资源得以流动的动力，并且贸易优势潜在影响着生产资源的流向、生产组织的分布等，因此贸易的发展往往快于生产的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30年，国际贸易年均约6.0%的增速，大约是世界G D P增速的两倍。尽管金融危机以来该比例有改变，但贸易引领生产的规律并未发生变化。
2.政策引导与产业发展是转型升级的外因
自始至终，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承担者和使命者应是外经贸企业，政府制定的政策引导和产业竞争的优胜劣汰都只是外经贸企业努力生存、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环境因素。从政策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充分认识到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之后，从国务院到各地方政府，均陆续出台了大量推动促进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包括近年来推出的审批权下放、行政管理服务的精简、部分税费的减免、部分行业的鼓励性政策等，但这些政策并没有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有质的变化，反而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压力增大，外经贸企业尤其是大量的中小型外经贸企业，寻求生存和稳定发展的色彩重于追求转型升级，根本原因在于作为转型主体的企业，尚未从根本意义上全面认识到全球需求结构和层次已发生了变化，而做出经营管理的相应调整。从产业来看，以政府倡导的转型升级，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给出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大部分竞争优势都在传统行业领域，社会上形成的转型升级普遍存在的观念是，让现有的传统优势行业向战略性新兴行业转型等简单理解。而对于产业来说，转型升级的内涵在于根据全球需求的变化，寻找出产业本身新的竞争优势，该优势包括更新的创意、更好的品质、或是更到位的服务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永远不存在夕阳产业，传统行业通过转型、升级也会出现新的竞争优势。
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是转型升级的重要前提
1.国际经贸呈现多双边贸易与区域自贸齐头并进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当前，国际经贸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在W T O框架下的多边经贸占主导，部分区域自由贸易同时发展的局面，转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多双边贸易与区域自贸齐头并进的格局，未来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有取代W T O经贸规则的趋势。近年来W T O多边交涉陷入僵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潮流席卷全球，东亚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 C E P）、环太平洋地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横跨大西洋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 T I P）等区域自贸协定发展风生水起，大有取代传统上通过政治搭建平台促进经贸发展，如A P E C等的趋势。以W T 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落后于国际经贸格局的新变化，也落后于相关国家利益诉求。多边贸易规则还停留在1994年达成的乌拉圭贸易协议，它的深度和广度都无法满足当前各国产业发展和彼此间更加密切的经贸联系的需要。据W T O统计，目前签订并实施的自贸区已经达到247个，全球一半以上的贸易额已经在各个区域贸易安排、自贸区当中进行。因此，国际经贸格局的深度调整必将会影响我国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方向。 2.全球价值链深度结合要求转型升级具备更高灵敏度
经济全球化从十六世纪中叶起步至今，历经四个发展阶段，即资源贸易、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演变过程是国际分工由粗到细的发展过程。其中第四阶段的电子信息和网络革命，诞生了产业链分工，一方面各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体系的规则、制度、秩序、生产关系，还有全球法制、安全、媒体等硬约束和软约束机制、导向机制构筑起全球价值链的上下游利益关系和游戏规则，形成复杂统一的国际经贸系统。中国经贸虽然加入了其中部分体系，可以搭乘部分“便车”，如分享入世红利等，但从国际经贸系统看，中国经贸的转型升级更多要求增强主动参与国际规则、主动驾驭经贸快车、主动创造经贸红利的能力，这就要求未来的经贸发展具备更高的适应能力和反应灵敏度，摆脱过去我国经贸发展的被动地位。
三、低速增长中探寻转型升级路径应是常态
1.外经贸转型升级应包容低增长状态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经贸领域的增长速度经历过一轮过山车式的发展，但一方面由于当时对本轮百年一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性认识和预测较为乐观，另一方面全球性出台了大量高强度不顾后果式的刺激性政策，从而在2012年上半年之前，我国外经贸的发展总体较为平稳，外经贸企业发展情况总体良好，导致危机之初我国积极倡导的加快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一直停留在口号层面，未得到外经贸企业的认可和切实推动。2012年下半年以来，尤其是进入2013年后，危机之初的高强度刺激政策后遗症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国际需求、尤其是中间需求的规模呈急剧收缩之势，危机的危害性、包括企业现金流动性、产品资金的周转、债务问题等初期尚不构成风险的因素，逐渐从海外市场蔓延至我国的企业经营层面，国内企业开始切身感受到后遗症的寒意，导致为了躲避风险而不顾能否生存下去的有单不敢接、有单不敢做的局面。2013年二季度，我国的进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外贸增长面临严峻挑战。在不容乐观的环境下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均需要更加包容的态度，即在低迷的国际经贸大环境下，要包容外经贸的低增长和转型升级并行。
2.外经贸转型升级需创新发展思路
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外经贸将一直占据宏观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一席之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在外经贸领域陷入困难时期，社会各界一度传出外贸发展拖累G D P增长、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存在过大风险等质疑声音，这种干扰对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危害极大，难以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加快转型的思想和意识。实事求是地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根本不存在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外贸的发展快慢与经济增长风险不存在必然相关性。据统计，2013年上半年净出口对GDP增长仅贡献0.1个百分点；2000-2012年，净出口对G D P增长的贡献度也只有3年超过2个百分点，7年在0.1% -1.0%之间，3年是负数。因此，对外贸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质疑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外经贸转型升级路径需要大跨越。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因素实现的外贸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同样应看到，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市场稳固了自己地位的旗舰企业，并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其共同点在于，一是遵循跨国公司发展规律，跨国投资和全球经营，不是简单的对外出口和进口，把国内外综合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二是掌握核心的研发和知识产权，拥有自己的先进技术；三是以市场需求为根本动力，按价值规律办事，没有太多的行政干扰和扭曲；四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融资和筹资。因此，在改革开放全力推进之际，外经贸转型升级的唯一正确途径是向世界敞开大门，把经营交给市场，依法、公平竞争，全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