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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革办”死而复生的故事告诉世人，牵涉多方利益的改革绝非一帆风顺，势必经历千难万险。但正如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所言，“经济特区不改革创新，一定很快就会消失”
2月末，深圳——这座曾以改革闻名于世的城市显得尤为忙碌，“小平南巡20周年”“国际城市创新发展大会”“深圳改革开放论坛”等官方和民间纪念活动陆续召开，其主题均不离“改革”二字。
作为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又兼任改革办主任的乐正更是感受深刻，“深圳就是‘吃改革这碗饭’的，可以理解社会上对于深圳改革的期待”。
乐正继续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深圳市改革办是原体改办的一个‘变身’，是目前全国仅存的类似于原‘体改办’的机构。深圳目前的诸多改革方案都是由改革办亲自操刀”。
对于深圳下一步的改革，深圳“大部制”设计者之一、深圳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马敬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进入深层次改革后，改革的政治风险变大，利益更难以协调，加之现在被改革者维权意识增强、维权方式增多、维权作用更大，因此需要改革者拿出更大的勇气。复活
199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降格为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2003年体改办被撤销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4年4月，深圳体改办也被合并到深圳市发改局，成为一个咨询研究机构。
2005年3月，刚从深圳市长转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在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深圳最大的优势是改革创新，而不是其他方面”，“改革创新是深圳最大的本钱”，“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就是改革创新!”
在同年4月28日召开的深圳市改革工作会议上，李鸿忠亲自为体制改革办公室揭牌，名为“改革办”。
“一方面，‘改革办’在行政上仍归属于市发改局，其地位为深圳的副局级；另一方面，其负责人却是由新任市委、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兼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南岭说。
曾任改革办主任的南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当时改革办职能记忆犹新，“统筹协调全市体制改革工作，负责组织拟定深圳体制改革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督促检查落实情况”。
“当时大家形成一个共识，深圳要在改革创新上有大的起色，单靠各部门的独立探索已难以推进，必须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专设一个统领部门；另外，深圳的改革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并到了需要‘攻坚’阶段，必须从战略高度顺势把握突破方向。”南岭回忆说。
在改革办成立之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印发了《深圳市2005年改革计划》，其中提到将出台一系列推进改革的体制机制创新的文件。
其中为改革立法最为引人关注。2005年11月17日，在深圳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草案)》首次提交审议，其中“关于改革创新失败免责任条件的规定”受到社会质疑，“这不是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中央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领导干部‘问责制’背道而驰么?”
面对社会的诘难，当时参与过该条例起草的南岭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改革过程中，可能要做一些新的实验，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我认为只要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不出现腐败情形，是可以免责的。”
这则意在鼓励和推动深层改革的条例，在经过三次会议审议后，于200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同月，在改革办的主导下，深圳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正式启动，将事业单位“一分为三”，划分为监督管理类、经营服务类和公共服务类，并使其各归其位，与原有行政管理单位剥离，部分直接转为企业。
“深圳事业单位改革为国家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经验，前两年国家有关部门还来深圳调研事业单位改革。”南岭如此评价。死亡
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报告重申“政事分开”的目标，并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向社会释放出强烈改革信号。
10月26日，十七大闭幕后的第五天。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传达十七大精神。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宣布，启动深圳第二轮事业单位改革，并宣布将取消市属事业单位行政级别，事业单位的财政供给方式也将配套改革；更为突破的是改革办在现有事业单位中推行法定机构试点，按照董事会的模式进行运作。
“这是深圳继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城市化后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项改革。取消行政级别、以事定费、法定机构改革等预示进入‘改革深水区’。”南岭说。
但是，第二轮由改革办主导设计的七项事业单位“深水”改革没有了第一轮“锐气”，屡屡受阻，并且被打上“冒进”的标签。
据知情人透露，在第二轮改革中推进教育系统取消行政级别、按事拨费时，引发众多幼儿园教师的不满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之后许多被列为试点的单位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要求取消自己的试点，接着一些被划定为企业、不再享有财政拨款的单位开始集体抗议，要求恢复其事业单位身份。
在深圳四届人大常委会对事业单位改革的审议上，有委员发难：改革方案的设计没有征求各方意见，需要重新反思。更有委员提出，不能为了改革而改，应该评估效果和问题。
事业单位七项改革方案推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深圳市委市政府决策层也面临各种压力。2008年5月，伴随着深圳决策层的人事变动，改革办再次被一分为二，在市政府序列被纳入市发改局改革处，在市委序列则被纳入政策研究室，与政研室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架构，沦为研究机构。
对于改革办的再次变动，南岭只是淡淡地说：改革办划归发改局，也是便于工作需要，便于和国家发改系统衔接。
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毕竟深圳改革办只是一个副局级单位，没有更多的权力协调各方利益。
但一位参与改革办工作的人士分析认为，改革办的合并，与领导的更替不无关系，新任领导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维稳、应急工作上。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案发，也间接导致改革办合并、改革停滞。
再复活
沉寂近三年后，2011年5月，深圳召开全市改革工作会议，深圳市委全体常委且各区四套班子成员悉数参加，到任两年之久的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对深圳各方面改革都做了部署，并宣布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再次“复出”。
“改革办在市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工作，市委书记是组长，市委常委都是小组成员，这对深圳改革机构来说是顶配了!”乐正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原来的改革办工作主要以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为主，拟定改革方案，而新成立的改革办的功能则为方案设计、统筹、协调、督促、推进。
改革办“复出”后，首要工作是草拟年度改革32项计划，并推进这32项改革，其中包括财政预算公开、公车改革、户籍管理体制等项目。乐正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改革办将力推21项改革项目，不久会向社会公开。
不过，相对于深圳官方再次燃起的改革热情，民间却透露出消极的冷淡。今年1月，深圳市公众力咨询机构发布了一份名为《深圳市民眼中的深圳改革》民间调查报告，在对2010年深圳改革评价上，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市民都认为深圳改革虽有进步，但并无重大进展。
“公众认为深圳改革的最大阻碍来自因‘部门利益膨胀’而出现的‘利益集团’。”公众力咨询机构负责人范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改革形式大于内容，并没有实质突破行政体制改革的现有藩篱。”
上述参与改革办工作的人士则认为，近几年一些临时性事件以及大运会的召开，也对深圳改革进程产生一些间接影响。
对于来自民间的批评，乐正解释说，近些年，深圳每年都推出改革措施，其中相当一部分改革是要跨年度的，有的项目两三年能完成就不错了。“实际上每一项改革都是综合配套改革中的一项，每项改革涉及多个部门，涉及制度调整，没有高层参加，跨部门协同是很难做到的。”
乐正进一步表示，近些年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出台了各方面的法规，因此，地方在改革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与法规相抵的情形，“反对改革者最好的武器就是指责你违法”。
“没有上位法领域的改革，改革相对容易；有上位法的，必须经过上面同意，现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都存在这个问题，改革寸步难行!”乐正认为，给地方，尤其是特区一定的实验权，“允许冒进一下，哪怕是与现行法规相冲突，也应给改革者‘试错’的空间”。
马敬仁则认为，深圳作为特区城市，是有一定立法权的，法律障碍不是最大问题，关键是做好顶层设计，敢于推进，这才是最重要的。
2月23日，在深圳市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上，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发出这样的警言，“深圳作为一座城市，也许永远都会存在，经济特区不改革创新，一定很快就会消失。”
2月末，深圳——这座曾以改革闻名于世的城市显得尤为忙碌，“小平南巡20周年”“国际城市创新发展大会”“深圳改革开放论坛”等官方和民间纪念活动陆续召开，其主题均不离“改革”二字。
作为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又兼任改革办主任的乐正更是感受深刻，“深圳就是‘吃改革这碗饭’的，可以理解社会上对于深圳改革的期待”。
乐正继续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深圳市改革办是原体改办的一个‘变身’，是目前全国仅存的类似于原‘体改办’的机构。深圳目前的诸多改革方案都是由改革办亲自操刀”。
对于深圳下一步的改革，深圳“大部制”设计者之一、深圳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马敬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进入深层次改革后，改革的政治风险变大，利益更难以协调，加之现在被改革者维权意识增强、维权方式增多、维权作用更大，因此需要改革者拿出更大的勇气。复活
199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降格为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2003年体改办被撤销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4年4月，深圳体改办也被合并到深圳市发改局，成为一个咨询研究机构。
2005年3月，刚从深圳市长转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在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深圳最大的优势是改革创新，而不是其他方面”，“改革创新是深圳最大的本钱”，“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就是改革创新!”
在同年4月28日召开的深圳市改革工作会议上，李鸿忠亲自为体制改革办公室揭牌，名为“改革办”。
“一方面，‘改革办’在行政上仍归属于市发改局，其地位为深圳的副局级；另一方面，其负责人却是由新任市委、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兼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南岭说。
曾任改革办主任的南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当时改革办职能记忆犹新，“统筹协调全市体制改革工作，负责组织拟定深圳体制改革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督促检查落实情况”。
“当时大家形成一个共识，深圳要在改革创新上有大的起色，单靠各部门的独立探索已难以推进，必须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专设一个统领部门；另外，深圳的改革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并到了需要‘攻坚’阶段，必须从战略高度顺势把握突破方向。”南岭回忆说。
在改革办成立之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印发了《深圳市2005年改革计划》，其中提到将出台一系列推进改革的体制机制创新的文件。
其中为改革立法最为引人关注。2005年11月17日，在深圳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草案)》首次提交审议，其中“关于改革创新失败免责任条件的规定”受到社会质疑，“这不是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中央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领导干部‘问责制’背道而驰么?”
面对社会的诘难，当时参与过该条例起草的南岭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改革过程中，可能要做一些新的实验，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我认为只要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不出现腐败情形，是可以免责的。”
这则意在鼓励和推动深层改革的条例，在经过三次会议审议后，于200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同月，在改革办的主导下，深圳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正式启动，将事业单位“一分为三”，划分为监督管理类、经营服务类和公共服务类，并使其各归其位，与原有行政管理单位剥离，部分直接转为企业。
“深圳事业单位改革为国家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经验，前两年国家有关部门还来深圳调研事业单位改革。”南岭如此评价。死亡
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报告重申“政事分开”的目标，并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向社会释放出强烈改革信号。
10月26日，十七大闭幕后的第五天。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传达十七大精神。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宣布，启动深圳第二轮事业单位改革，并宣布将取消市属事业单位行政级别，事业单位的财政供给方式也将配套改革；更为突破的是改革办在现有事业单位中推行法定机构试点，按照董事会的模式进行运作。
“这是深圳继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城市化后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项改革。取消行政级别、以事定费、法定机构改革等预示进入‘改革深水区’。”南岭说。
但是，第二轮由改革办主导设计的七项事业单位“深水”改革没有了第一轮“锐气”，屡屡受阻，并且被打上“冒进”的标签。
据知情人透露，在第二轮改革中推进教育系统取消行政级别、按事拨费时，引发众多幼儿园教师的不满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之后许多被列为试点的单位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要求取消自己的试点，接着一些被划定为企业、不再享有财政拨款的单位开始集体抗议，要求恢复其事业单位身份。
在深圳四届人大常委会对事业单位改革的审议上，有委员发难：改革方案的设计没有征求各方意见，需要重新反思。更有委员提出，不能为了改革而改，应该评估效果和问题。
事业单位七项改革方案推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深圳市委市政府决策层也面临各种压力。2008年5月，伴随着深圳决策层的人事变动，改革办再次被一分为二，在市政府序列被纳入市发改局改革处，在市委序列则被纳入政策研究室，与政研室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架构，沦为研究机构。
对于改革办的再次变动，南岭只是淡淡地说：改革办划归发改局，也是便于工作需要，便于和国家发改系统衔接。
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毕竟深圳改革办只是一个副局级单位，没有更多的权力协调各方利益。
但一位参与改革办工作的人士分析认为，改革办的合并，与领导的更替不无关系，新任领导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维稳、应急工作上。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案发，也间接导致改革办合并、改革停滞。
再复活
沉寂近三年后，2011年5月，深圳召开全市改革工作会议，深圳市委全体常委且各区四套班子成员悉数参加，到任两年之久的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对深圳各方面改革都做了部署，并宣布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再次“复出”。
“改革办在市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工作，市委书记是组长，市委常委都是小组成员，这对深圳改革机构来说是顶配了!”乐正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原来的改革办工作主要以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为主，拟定改革方案，而新成立的改革办的功能则为方案设计、统筹、协调、督促、推进。
改革办“复出”后，首要工作是草拟年度改革32项计划，并推进这32项改革，其中包括财政预算公开、公车改革、户籍管理体制等项目。乐正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改革办将力推21项改革项目，不久会向社会公开。
不过，相对于深圳官方再次燃起的改革热情，民间却透露出消极的冷淡。今年1月，深圳市公众力咨询机构发布了一份名为《深圳市民眼中的深圳改革》民间调查报告，在对2010年深圳改革评价上，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市民都认为深圳改革虽有进步，但并无重大进展。
“公众认为深圳改革的最大阻碍来自因‘部门利益膨胀’而出现的‘利益集团’。”公众力咨询机构负责人范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改革形式大于内容，并没有实质突破行政体制改革的现有藩篱。”
上述参与改革办工作的人士则认为，近几年一些临时性事件以及大运会的召开，也对深圳改革进程产生一些间接影响。
对于来自民间的批评，乐正解释说，近些年，深圳每年都推出改革措施，其中相当一部分改革是要跨年度的，有的项目两三年能完成就不错了。“实际上每一项改革都是综合配套改革中的一项，每项改革涉及多个部门，涉及制度调整，没有高层参加，跨部门协同是很难做到的。”
乐正进一步表示，近些年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出台了各方面的法规，因此，地方在改革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与法规相抵的情形，“反对改革者最好的武器就是指责你违法”。
“没有上位法领域的改革，改革相对容易；有上位法的，必须经过上面同意，现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都存在这个问题，改革寸步难行!”乐正认为，给地方，尤其是特区一定的实验权，“允许冒进一下，哪怕是与现行法规相冲突，也应给改革者‘试错’的空间”。
马敬仁则认为，深圳作为特区城市，是有一定立法权的，法律障碍不是最大问题，关键是做好顶层设计，敢于推进，这才是最重要的。
2月23日，在深圳市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上，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发出这样的警言，“深圳作为一座城市，也许永远都会存在，经济特区不改革创新，一定很快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