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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世界中,人们好奇与探索的目光大多聚焦在唇枪舌剑的法庭之上,阴森恐怖的监狱则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实,狱政管理与国家法治兴衰有着密切联系。清朝著名文学家方苞,曾在康熙年间蒙冤入狱,险遭杀身灭族之祸。幸免于难之后,方苞把自己的狱中见闻写成了一篇文章,详细揭露了当时狱政司法的种种黑暗,堪称法律与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方苞(168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文坛,桐城派备受尊崇。在众多桐城名家之中,方苞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文采一流,学问极佳,就连博学多才的康熙皇帝也为其才华而折服,亲笔写下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的赞语。方苞三十岁时,就在江南乡试夺魁,几年后又考中进士,可谓官场、文坛双丰收。康熙五十一年(1711),文字狱“《南山集》案”爆发。桐城文人戴名世被人举报在《南山集》中有引用南明年号等“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的“罪状”,通俗地讲就是被人扣上了“反清复明”的大帽子。清廷重办此案,戴名世被杀于市,族人流放边疆,还牵连了大量无辜人士。方苞因为曾为《南山集》作序,也被判处绞刑。单纯从法律视角来审视此案,一“冤”抵过万言。多年之后,雍正皇帝亲口告诉方苞:“汝昔得罪,中有隐情。”所谓“隐情”,就是清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定要掀起这场政治风波。
方苞籍贯安徽桐城,却生长于江苏江宁。是年冬十月,朝廷拘捕令下至江宁。江宁县令苏壎非常同情方苞的遭遇,他不畏牵连之祸,竭尽全力地帮助方苞。考虑到方苞的母亲多病怕惊,苏壎亲自去拜谒老人家,告诉她皇上下急诏,宣方苞到北京参加修书工作,需要立即启程。两江总督噶礼贪图功名,一心要置方苞于死地,派人到方苞家搜查。苏壎听闻后,派人提前部署,以免方母受惊。马逸姿也是一代良吏,当时代理江苏按察使一职。方苞被捕之后,他礼遇有加,言必称“先生”。起解之日,他亲自解开方苞身上的绳索,嘱咐官差说:“方先生,儒者,无逃罪理。君为我善视之!毋使困于隶卒。”总之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方苞在地方监狱以及押解路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痛苦。![](/img/pic.php?url=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cfy/jcfy202113/jcfy20211342-1-l.jpg)
方苞把自己的狱中见闻写成文(图/视觉中国)
到达北京之后,方苞被关押进了刑部大狱。仅从制度规定来看,清廷的狱政管理颇有建树,有些制度还能做到尊重囚犯的人权,特别是保护他们的生命健康,严防囚犯在狱中死于非命。刑部大狱是当时的中央监狱,各方面的条件和状况应当较为理想才是。但是当方苞走进这座监狱时,却不由地脊背发凉,他发现这里每天都会死上三四名囚犯。一位曾任洪洞县令的杜姓狱友看出了方苞的心思,他对方苞说:“这是传染病导致的。现在天气不错,死的人还不算多,往年多的时候一天要死上十几人。”方苞连忙问其所以。杜县令告诉他,这种瘟疫非常容易传染,得了病的人,就算亲属都不敢与之生活在一起。刑部大狱共有四座大牢房,每座牢房有五间房子。狱卒住在中间的一间屋子里,采光、通风条件良好。旁边的四座监室则没有窗户,通风、采光条件极差,经常关押着两百多名囚犯。每天晚上牢门上锁,犯人的吃喝拉撒都只能在监室内解决,各种气味混杂。不管寒冬腊月,还是春暖时节,犯人只能席地而睡。根据监狱的规矩,天不亮不能开锁。就算晚上死了人,也不能及时处理,活人只能跟死人睡在一起,岂能不染病?奇怪的是,那些杀人的重刑犯,体质都特别好,染疫者不到十之一二,就算得病了也往往能够自愈。可怜的是那些轻罪和无辜被牵连入狱的人,每日忧愁愤懑,寝食难安,接二连三地染疫死去。
方苞接着又问:“京城有顺天府监狱和五城御史监狱,为什么刑部大狱还要关押这么多犯人?”杜县令答道:“这些年来司法工作抓得很严,案情稍重一点,顺天府和五城御史就不敢擅自审判。九门提督所抓捕的犯人,也都要上交刑部处理。而刑部这些大小官員,以及书吏、狱卒,都是唯利是图之人,想方设法地多关一些人来发财。一旦踏入监狱,不管有罪无罪,都要戴上手铐、脚镣等刑具,关在黑暗的牢房里,忍受极端痛苦。狱卒们会根据囚犯的家庭财富,诱导其家人出钱为其取保候审。大概中等以上的人家,都会竭尽家产为亲人取保。家境稍差的,也要想尽办法贿赂,以求脱去刑具,住到环境较好的监外板房内。最惨的是那些贫苦无依之人,只能戴着沉重的枷锁服刑,用来警示其他犯人。”听罢杜县令的话,方苞将信将疑。他又问了监狱中的其他人,答案都与杜县令一样。随着时间流逝,方苞亲眼看见跟自己关押在一起的狱友先后染疫而亡,他们都是不该被处以重刑之人,却无辜丧命于此,他才相信这里真的是一座人间地狱。
在刑部大狱,有相当一部分的囚徒是死刑犯。清朝法律对于死刑案件极为重视,不但要经过层层司法机关的严密审判,最终还要经过皇帝“勾决”。令方苞无法想象的是,看似周密严肃的司法程序,到了刑部大狱的执行环节,其肮脏腐败令人发指。在这个悲惨世界,人的性命就等于金钱。只要肯花钱,虽然做不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完全可以做到“有钱能使鬼变人”。但是如果没有钱,那么连“好死”的机会都没有。凡执行死刑,刽子手会令其同伙向囚犯勒索钱财,称为“斯罗”。对家境富裕的囚犯,就向亲属敲诈,对贫穷的囚犯,则当面告知。面对凌迟的囚犯,他们会恐吓:“如果顺从我意,我行刑的时候就会直刺心脏,不然的话,就先砍掉四肢,心脏还在跳动。”面对绞刑囚犯,则说:“顺从我意,瞬间勒死你,否则要勒上好几次,再加上其他刑具才能死去。”那些被判处斩首的囚犯,看似无可要挟,刽子手也会扣下首级,向家属敲诈。就在这个环节上,富裕者往往要花上数百两银子,穷人也要倾其所有。至于身无分文之人,刽子手就会如其所说的那样行刑,用来“杀鸡儆猴”。
被判处监候的囚犯,一般要等到每年秋审、朝审做最后裁决,通常只有三四成的囚犯最终会被执行死刑,剩下的都可以免于一死。这本是立法者“恤刑”的一种善政。不过对于那些侥幸不死之囚,如果不向狱卒奉上大笔钱财,反而生不如死。何以如此呢?原来,候决之囚都要被捆绑着到刑场上待命。如果不行贿,狱卒就会在捆绑时勒断囚犯的筋骨。经此折腾,纵然在秋审时免死,也会折去半条命,数月才能痊愈,许多人因此落下残疾。方苞曾质问某个胥吏:“这些被绑的囚犯又不是你们的仇人,你们不过是想捞点好处罢了;对那些实在没钱的人,你们高抬贵手,稍稍宽松一点,不也是仁义之举吗?”对方竟然大言不惭地答道:“这样做就是为了警告其他人,否则就会产生侥幸心理。”至于监狱刑讯,更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与方苞一同被逮入狱的三名囚犯,都曾面临刑讯之灾。一人行贿三十两白银,骨头受了轻微伤,几个月后愈合;另一人行贿六十两,只是伤到了肌肤,二十多天就好了;第三人行贿一百八十两,当天晚上就步履如常,几乎毫发无伤。
刑部的老胥吏,家中私藏伪造印章,下发到各省的公文大多能暗自更改,在关键之处增删语句,令执行者莫辨真伪。法律规定:强盗没有杀人以及有多个同谋共犯者,仅主谋的一两人判处立决,其余之人经过秋审,就可以减等免死发配。有两人被判处斩立决,法律程序已毕。一个胥吏对他们说:“给我千两白银,我可以让你们活命。”具体做法是,重新起草一份公文,内容不变,把本案中另外两个独身没有亲戚之人的姓名和立决之人调换即可。不但如此,这个老江湖还信誓旦旦地担保,主审官员就算看出猫腻也不会揭发。“如果复审,我们纵然不能活命了,但主审官员本人也会因此被罢官。没人愿意因为冤死两人而丢官,所以我们很安全。”这件事最终真的办成了,主审官瞠目结舌,却一声未吭。方苞亲眼看到有人指着某人说道:“他的性命是用某某的头换来的啊!”
方苞入狱后,外有大学士李光地等重臣极力营救,内有刑部郎中张丙厚等循吏尽心照料,终于大难不死,两年后被释放出狱。两年多的刑部大狱生活,方苞亲眼看见了这个吃人的悲惨世界,其辛酸苦楚可想而知。作为一介书生,方苞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却始终想为那些逝去的冤魂做些什么。他因文字蒙冤进入这个悲惨世界,却不怕再犯忌讳,秉笔记录了这一亲身见闻。其中“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一句,即便今日读来,也不免让人潸然泪下,回味无穷。
编辑:薛华
作序蒙冤
方苞(168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文坛,桐城派备受尊崇。在众多桐城名家之中,方苞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文采一流,学问极佳,就连博学多才的康熙皇帝也为其才华而折服,亲笔写下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的赞语。方苞三十岁时,就在江南乡试夺魁,几年后又考中进士,可谓官场、文坛双丰收。康熙五十一年(1711),文字狱“《南山集》案”爆发。桐城文人戴名世被人举报在《南山集》中有引用南明年号等“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的“罪状”,通俗地讲就是被人扣上了“反清复明”的大帽子。清廷重办此案,戴名世被杀于市,族人流放边疆,还牵连了大量无辜人士。方苞因为曾为《南山集》作序,也被判处绞刑。单纯从法律视角来审视此案,一“冤”抵过万言。多年之后,雍正皇帝亲口告诉方苞:“汝昔得罪,中有隐情。”所谓“隐情”,就是清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定要掀起这场政治风波。
方苞籍贯安徽桐城,却生长于江苏江宁。是年冬十月,朝廷拘捕令下至江宁。江宁县令苏壎非常同情方苞的遭遇,他不畏牵连之祸,竭尽全力地帮助方苞。考虑到方苞的母亲多病怕惊,苏壎亲自去拜谒老人家,告诉她皇上下急诏,宣方苞到北京参加修书工作,需要立即启程。两江总督噶礼贪图功名,一心要置方苞于死地,派人到方苞家搜查。苏壎听闻后,派人提前部署,以免方母受惊。马逸姿也是一代良吏,当时代理江苏按察使一职。方苞被捕之后,他礼遇有加,言必称“先生”。起解之日,他亲自解开方苞身上的绳索,嘱咐官差说:“方先生,儒者,无逃罪理。君为我善视之!毋使困于隶卒。”总之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方苞在地方监狱以及押解路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痛苦。
![](/img/pic.php?url=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cfy/jcfy202113/jcfy20211342-1-l.jpg)
刑部大狱
到达北京之后,方苞被关押进了刑部大狱。仅从制度规定来看,清廷的狱政管理颇有建树,有些制度还能做到尊重囚犯的人权,特别是保护他们的生命健康,严防囚犯在狱中死于非命。刑部大狱是当时的中央监狱,各方面的条件和状况应当较为理想才是。但是当方苞走进这座监狱时,却不由地脊背发凉,他发现这里每天都会死上三四名囚犯。一位曾任洪洞县令的杜姓狱友看出了方苞的心思,他对方苞说:“这是传染病导致的。现在天气不错,死的人还不算多,往年多的时候一天要死上十几人。”方苞连忙问其所以。杜县令告诉他,这种瘟疫非常容易传染,得了病的人,就算亲属都不敢与之生活在一起。刑部大狱共有四座大牢房,每座牢房有五间房子。狱卒住在中间的一间屋子里,采光、通风条件良好。旁边的四座监室则没有窗户,通风、采光条件极差,经常关押着两百多名囚犯。每天晚上牢门上锁,犯人的吃喝拉撒都只能在监室内解决,各种气味混杂。不管寒冬腊月,还是春暖时节,犯人只能席地而睡。根据监狱的规矩,天不亮不能开锁。就算晚上死了人,也不能及时处理,活人只能跟死人睡在一起,岂能不染病?奇怪的是,那些杀人的重刑犯,体质都特别好,染疫者不到十之一二,就算得病了也往往能够自愈。可怜的是那些轻罪和无辜被牵连入狱的人,每日忧愁愤懑,寝食难安,接二连三地染疫死去。
方苞接着又问:“京城有顺天府监狱和五城御史监狱,为什么刑部大狱还要关押这么多犯人?”杜县令答道:“这些年来司法工作抓得很严,案情稍重一点,顺天府和五城御史就不敢擅自审判。九门提督所抓捕的犯人,也都要上交刑部处理。而刑部这些大小官員,以及书吏、狱卒,都是唯利是图之人,想方设法地多关一些人来发财。一旦踏入监狱,不管有罪无罪,都要戴上手铐、脚镣等刑具,关在黑暗的牢房里,忍受极端痛苦。狱卒们会根据囚犯的家庭财富,诱导其家人出钱为其取保候审。大概中等以上的人家,都会竭尽家产为亲人取保。家境稍差的,也要想尽办法贿赂,以求脱去刑具,住到环境较好的监外板房内。最惨的是那些贫苦无依之人,只能戴着沉重的枷锁服刑,用来警示其他犯人。”听罢杜县令的话,方苞将信将疑。他又问了监狱中的其他人,答案都与杜县令一样。随着时间流逝,方苞亲眼看见跟自己关押在一起的狱友先后染疫而亡,他们都是不该被处以重刑之人,却无辜丧命于此,他才相信这里真的是一座人间地狱。
命价几何
在刑部大狱,有相当一部分的囚徒是死刑犯。清朝法律对于死刑案件极为重视,不但要经过层层司法机关的严密审判,最终还要经过皇帝“勾决”。令方苞无法想象的是,看似周密严肃的司法程序,到了刑部大狱的执行环节,其肮脏腐败令人发指。在这个悲惨世界,人的性命就等于金钱。只要肯花钱,虽然做不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完全可以做到“有钱能使鬼变人”。但是如果没有钱,那么连“好死”的机会都没有。凡执行死刑,刽子手会令其同伙向囚犯勒索钱财,称为“斯罗”。对家境富裕的囚犯,就向亲属敲诈,对贫穷的囚犯,则当面告知。面对凌迟的囚犯,他们会恐吓:“如果顺从我意,我行刑的时候就会直刺心脏,不然的话,就先砍掉四肢,心脏还在跳动。”面对绞刑囚犯,则说:“顺从我意,瞬间勒死你,否则要勒上好几次,再加上其他刑具才能死去。”那些被判处斩首的囚犯,看似无可要挟,刽子手也会扣下首级,向家属敲诈。就在这个环节上,富裕者往往要花上数百两银子,穷人也要倾其所有。至于身无分文之人,刽子手就会如其所说的那样行刑,用来“杀鸡儆猴”。
被判处监候的囚犯,一般要等到每年秋审、朝审做最后裁决,通常只有三四成的囚犯最终会被执行死刑,剩下的都可以免于一死。这本是立法者“恤刑”的一种善政。不过对于那些侥幸不死之囚,如果不向狱卒奉上大笔钱财,反而生不如死。何以如此呢?原来,候决之囚都要被捆绑着到刑场上待命。如果不行贿,狱卒就会在捆绑时勒断囚犯的筋骨。经此折腾,纵然在秋审时免死,也会折去半条命,数月才能痊愈,许多人因此落下残疾。方苞曾质问某个胥吏:“这些被绑的囚犯又不是你们的仇人,你们不过是想捞点好处罢了;对那些实在没钱的人,你们高抬贵手,稍稍宽松一点,不也是仁义之举吗?”对方竟然大言不惭地答道:“这样做就是为了警告其他人,否则就会产生侥幸心理。”至于监狱刑讯,更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与方苞一同被逮入狱的三名囚犯,都曾面临刑讯之灾。一人行贿三十两白银,骨头受了轻微伤,几个月后愈合;另一人行贿六十两,只是伤到了肌肤,二十多天就好了;第三人行贿一百八十两,当天晚上就步履如常,几乎毫发无伤。
刑部的老胥吏,家中私藏伪造印章,下发到各省的公文大多能暗自更改,在关键之处增删语句,令执行者莫辨真伪。法律规定:强盗没有杀人以及有多个同谋共犯者,仅主谋的一两人判处立决,其余之人经过秋审,就可以减等免死发配。有两人被判处斩立决,法律程序已毕。一个胥吏对他们说:“给我千两白银,我可以让你们活命。”具体做法是,重新起草一份公文,内容不变,把本案中另外两个独身没有亲戚之人的姓名和立决之人调换即可。不但如此,这个老江湖还信誓旦旦地担保,主审官员就算看出猫腻也不会揭发。“如果复审,我们纵然不能活命了,但主审官员本人也会因此被罢官。没人愿意因为冤死两人而丢官,所以我们很安全。”这件事最终真的办成了,主审官瞠目结舌,却一声未吭。方苞亲眼看到有人指着某人说道:“他的性命是用某某的头换来的啊!”
方苞入狱后,外有大学士李光地等重臣极力营救,内有刑部郎中张丙厚等循吏尽心照料,终于大难不死,两年后被释放出狱。两年多的刑部大狱生活,方苞亲眼看见了这个吃人的悲惨世界,其辛酸苦楚可想而知。作为一介书生,方苞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却始终想为那些逝去的冤魂做些什么。他因文字蒙冤进入这个悲惨世界,却不怕再犯忌讳,秉笔记录了这一亲身见闻。其中“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一句,即便今日读来,也不免让人潸然泪下,回味无穷。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