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世界中，人们好奇与探索的目光大多聚焦在唇枪舌剑的法庭之上，阴森恐怖的监狱则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实，狱政管理与国家法治兴衰有着密切联系。清朝著名文学家方苞，曾在康熙年间蒙冤入狱，险遭杀身灭族之祸。幸免于难之后，方苞把自己的狱中见闻写成了一篇文章，详细揭露了当时狱政司法的种种黑暗，堪称法律与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作序蒙冤

　　方苞（168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文坛，桐城派备受尊崇。在众多桐城名家之中，方苞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文采一流，学问极佳，就连博学多才的康熙皇帝也为其才华而折服，亲笔写下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的赞语。方苞三十岁时，就在江南乡试夺魁，几年后又考中进士，可谓官场、文坛双丰收。康熙五十一年（1711），文字狱“《南山集》案”爆发。桐城文人戴名世被人举报在《南山集》中有引用南明年号等“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的“罪状”，通俗地讲就是被人扣上了“反清复明”的大帽子。清廷重办此案，戴名世被杀于市，族人流放边疆，还牵连了大量无辜人士。方苞因为曾为《南山集》作序，也被判处绞刑。单纯从法律视角来审视此案，一“冤”抵过万言。多年之后，雍正皇帝亲口告诉方苞：“汝昔得罪，中有隐情。”所谓“隐情”，就是清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定要掀起这场政治风波。
　　方苞籍贯安徽桐城，却生长于江苏江宁。是年冬十月，朝廷拘捕令下至江宁。江宁县令苏壎非常同情方苞的遭遇，他不畏牵连之祸，竭尽全力地帮助方苞。考虑到方苞的母亲多病怕惊，苏壎亲自去拜谒老人家，告诉她皇上下急诏，宣方苞到北京参加修书工作，需要立即启程。两江总督噶礼贪图功名，一心要置方苞于死地，派人到方苞家搜查。苏壎听闻后，派人提前部署，以免方母受惊。马逸姿也是一代良吏，当时代理江苏按察使一职。方苞被捕之后，他礼遇有加，言必称“先生”。起解之日，他亲自解开方苞身上的绳索，嘱咐官差说：“方先生，儒者，无逃罪理。君为我善视之！毋使困于隶卒。”总之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方苞在地方监狱以及押解路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痛苦。

刑部大狱

　　到达北京之后，方苞被关押进了刑部大狱。仅从制度规定来看，清廷的狱政管理颇有建树，有些制度还能做到尊重囚犯的人权，特别是保护他们的生命健康，严防囚犯在狱中死于非命。刑部大狱是当时的中央监狱，各方面的条件和状况应当较为理想才是。但是当方苞走进这座监狱时，却不由地脊背发凉，他发现这里每天都会死上三四名囚犯。一位曾任洪洞县令的杜姓狱友看出了方苞的心思，他对方苞说：“这是传染病导致的。现在天气不错，死的人还不算多，往年多的时候一天要死上十几人。”方苞连忙问其所以。杜县令告诉他，这种瘟疫非常容易传染，得了病的人，就算亲属都不敢与之生活在一起。刑部大狱共有四座大牢房，每座牢房有五间房子。狱卒住在中间的一间屋子里，采光、通风条件良好。旁边的四座监室则没有窗户，通风、采光条件极差，经常关押着两百多名囚犯。每天晚上牢门上锁，犯人的吃喝拉撒都只能在监室内解决，各种气味混杂。不管寒冬腊月，还是春暖时节，犯人只能席地而睡。根据监狱的规矩，天不亮不能开锁。就算晚上死了人，也不能及时处理，活人只能跟死人睡在一起，岂能不染病？奇怪的是，那些杀人的重刑犯，体质都特别好，染疫者不到十之一二，就算得病了也往往能够自愈。可怜的是那些轻罪和无辜被牵连入狱的人，每日忧愁愤懑，寝食难安，接二连三地染疫死去。
　　方苞接着又问：“京城有顺天府监狱和五城御史监狱，为什么刑部大狱还要关押这么多犯人？”杜县令答道：“这些年来司法工作抓得很严，案情稍重一点，顺天府和五城御史就不敢擅自审判。九门提督所抓捕的犯人，也都要上交刑部处理。而刑部这些大小官員，以及书吏、狱卒，都是唯利是图之人，想方设法地多关一些人来发财。一旦踏入监狱，不管有罪无罪，都要戴上手铐、脚镣等刑具，关在黑暗的牢房里，忍受极端痛苦。狱卒们会根据囚犯的家庭财富，诱导其家人出钱为其取保候审。大概中等以上的人家，都会竭尽家产为亲人取保。家境稍差的，也要想尽办法贿赂，以求脱去刑具，住到环境较好的监外板房内。最惨的是那些贫苦无依之人，只能戴着沉重的枷锁服刑，用来警示其他犯人。”听罢杜县令的话，方苞将信将疑。他又问了监狱中的其他人，答案都与杜县令一样。随着时间流逝，方苞亲眼看见跟自己关押在一起的狱友先后染疫而亡，他们都是不该被处以重刑之人，却无辜丧命于此，他才相信这里真的是一座人间地狱。

命价几何

　　在刑部大狱，有相当一部分的囚徒是死刑犯。清朝法律对于死刑案件极为重视，不但要经过层层司法机关的严密审判，最终还要经过皇帝“勾决”。令方苞无法想象的是，看似周密严肃的司法程序，到了刑部大狱的执行环节，其肮脏腐败令人发指。在这个悲惨世界，人的性命就等于金钱。只要肯花钱，虽然做不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完全可以做到“有钱能使鬼变人”。但是如果没有钱，那么连“好死”的机会都没有。凡执行死刑，刽子手会令其同伙向囚犯勒索钱财，称为“斯罗”。对家境富裕的囚犯，就向亲属敲诈，对贫穷的囚犯，则当面告知。面对凌迟的囚犯，他们会恐吓：“如果顺从我意，我行刑的时候就会直刺心脏，不然的话，就先砍掉四肢，心脏还在跳动。”面对绞刑囚犯，则说：“顺从我意，瞬间勒死你，否则要勒上好几次，再加上其他刑具才能死去。”那些被判处斩首的囚犯，看似无可要挟，刽子手也会扣下首级，向家属敲诈。就在这个环节上，富裕者往往要花上数百两银子，穷人也要倾其所有。至于身无分文之人，刽子手就会如其所说的那样行刑，用来“杀鸡儆猴”。
　　被判处监候的囚犯，一般要等到每年秋审、朝审做最后裁决，通常只有三四成的囚犯最终会被执行死刑，剩下的都可以免于一死。这本是立法者“恤刑”的一种善政。不过对于那些侥幸不死之囚，如果不向狱卒奉上大笔钱财，反而生不如死。何以如此呢？原来，候决之囚都要被捆绑着到刑场上待命。如果不行贿，狱卒就会在捆绑时勒断囚犯的筋骨。经此折腾，纵然在秋审时免死，也会折去半条命，数月才能痊愈，许多人因此落下残疾。方苞曾质问某个胥吏：“这些被绑的囚犯又不是你们的仇人，你们不过是想捞点好处罢了;对那些实在没钱的人，你们高抬贵手，稍稍宽松一点，不也是仁义之举吗？”对方竟然大言不惭地答道：“这样做就是为了警告其他人，否则就会产生侥幸心理。”至于监狱刑讯，更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与方苞一同被逮入狱的三名囚犯，都曾面临刑讯之灾。一人行贿三十两白银，骨头受了轻微伤，几个月后愈合;另一人行贿六十两，只是伤到了肌肤，二十多天就好了;第三人行贿一百八十两，当天晚上就步履如常，几乎毫发无伤。
　　刑部的老胥吏，家中私藏伪造印章，下发到各省的公文大多能暗自更改，在关键之处增删语句，令执行者莫辨真伪。法律规定：强盗没有杀人以及有多个同谋共犯者，仅主谋的一两人判处立决，其余之人经过秋审，就可以减等免死发配。有两人被判处斩立决，法律程序已毕。一个胥吏对他们说：“给我千两白银，我可以让你们活命。”具体做法是，重新起草一份公文，内容不变，把本案中另外两个独身没有亲戚之人的姓名和立决之人调换即可。不但如此，这个老江湖还信誓旦旦地担保，主审官员就算看出猫腻也不会揭发。“如果复审，我们纵然不能活命了，但主审官员本人也会因此被罢官。没人愿意因为冤死两人而丢官，所以我们很安全。”这件事最终真的办成了，主审官瞠目结舌，却一声未吭。方苞亲眼看到有人指着某人说道：“他的性命是用某某的头换来的啊！”
　　方苞入狱后，外有大学士李光地等重臣极力营救，内有刑部郎中张丙厚等循吏尽心照料，终于大难不死，两年后被释放出狱。两年多的刑部大狱生活，方苞亲眼看见了这个吃人的悲惨世界，其辛酸苦楚可想而知。作为一介书生，方苞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却始终想为那些逝去的冤魂做些什么。他因文字蒙冤进入这个悲惨世界，却不怕再犯忌讳，秉笔记录了这一亲身见闻。其中“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一句，即便今日读来，也不免让人潸然泪下，回味无穷。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