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四川蓬溪胡传淮先生研究蜀中文化,尤著力于张鹏翮、张问陶家族世系之研究,著有《张问陶年谱》、《张鹏翮诗选》、《张问安诗选》、《烬余录注》等书,并主编《张鹏翮研究》、《张问陶研究文集》、《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等多种论著,对于展现明、清以来蓬溪张氏家族和家乡故土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今胡先生主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又将问世,选诗凡五十首,集十数人之力,既注释诗句文字,又兼以赏析导读,对于喜爱和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清代文学的读者,甚有裨益,其意义又不仅在张氏家族诗歌创作成果之展示而已。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有《论诗十二绝句》,表达了他对诗格和诗史的看法,或曰:“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 古人书。”或曰:“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又曰:“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需争。”他主张诗应是真阅历、真性情的自然抒写,不该刻意工巧,堆砌故实,卖弄学问,以至“无人得解”。而对唐以后不可能再有好诗那种十分保守而又极为普遍的陋见,他则认为是无事生非、自寻烦恼,不符合诗歌发展规律,并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的创作实践来证明其谬误。在清代文学的发展中,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理论,张问陶都堪称大家,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家族特性尤为突出,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涌现出不少具有杰出成就的文学创作群体。关于张问陶,《清史稿》本传在赞其“以诗名,书画亦俱胜”的同时,又提到他是“遂宁人,大学士鹏翮玄孙”,并谓其兄张问安“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可见其深厚的家族传统。本传中提到的张鹏翮在康熙朝曾任相当于宰相一职,长于政务、治水、外交,而不以诗名,不过旧时为官都必须读书应考,而文辞诗赋必在修读之列,所以读书做官的人,也都多多少少有做诗的才能。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张鹏翮奉旨随索额图等出使俄罗斯,勘定中、俄东段边界,为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作出了贡献。他出使途中写有《居庸关早发》一诗:“谁道边城景物凄?三更斜月早闻鸡。光连古戍摇河影,寒逐清霜入马蹄。龙虎台高秋色迥,军都山晓曙云齐。天公有意怜行役,雨洗征尘路不迷。”此诗气势宏伟而格调高古,写出了寥廓的边塞和壮盛的军容,虽有征途之苦,而全无衰飒之气,情景交融,一气呵成,堪称一首气盛言宜的好诗,即使放在唐人描写边关的名作之中,也毫不逊色。从张鹏翮至张问安、问陶再至张知简、知雄,张氏家族能诗者代有其人,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目前这部诗选就突显出此点,也突显出养育了这样一个具有人文气息的家族之地域环境,即四川遂宁蓬溪黑柏沟这方土地的文化底蕴。
我祖籍遂宁,父亲张崇琎年轻时移居成都,我就于1947年在成都出生。在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小的一个,出生时父亲已年过花甲,在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在极为模糊的儿时印象中,我还依稀记得家里有《船山诗草》和《经史百家杂钞》等书。在我三、四岁时,父亲就为我启蒙,开始教我识字,并常给我讲《聊斋》故事。上小学时,他就让我读《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我记得家里大人们曾说,我们家里几辈人起名都是依据一首诗,据说是康熙皇帝曾在北京懋勤殿召见先祖张鹏翮,其后张氏家族即以此诗命名,每一辈取用一字,诗曰:“懋勤顾问,知遇崇隆;清正仁厚,进德立功。”我父亲是“崇”字辈,我们兄弟姐妹都是“隆”字辈。然而在我中小学成长的年代,全国各地大讲特讲的是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加之“文革”劫难十年,家族和传统都被视为封建观念而彻底破除。儿时那本来就模糊的记忆,在那样的环境里更受到极大压抑。然而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力量,外在压力能够一时阻碍其发展,却终究不可能扼制其成长。一旦环境改变,潜在的精神力量就会重新焕发其生命力。现在回想起来,所幸即使在“文革”中以知识为反动、极端反智的年代,我也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没有减低对古典文化的热烈兴趣。“文革”后我先进入北大做研究生,后来去美国哈佛读博士,毕业后留美任教加州大学十年,近十多年则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我虽在国外多年,主要从事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历来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喜欢古典诗词。尤其现在我自己也已过花甲之岁,于故土亲情体会益深。数年前与十多年甚至数十年未见的兄姊在成都重逢相聚,深有所感,曾作七律一首云:“一世浮沉两渺茫,弟兄阻绝隔参商。独夫唾弃难销恨,万姓牺牲可断肠。锦里重逢疑是梦,席间把盏喜若狂。去留有数何须叹,聚散亲情意味长。”尾联即化用船山《戊午成都人日不寐即事有作》句意:“战伐悲人日,羁栖负锦城。去留应有数,聚散岂无情。”拙诗词句浅白,然皆真情实感,直抒胸臆,庶几无愧于先人论诗之宗旨。此或即船山所谓“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者欤?
传淮先生书稿既成,来函索序。余忝为张氏后人,愧无高论,拜读之余,有不能已于言者,乃不揣浅陋,缀拾数语如上,是为序。
(胡传淮主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有《论诗十二绝句》,表达了他对诗格和诗史的看法,或曰:“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 古人书。”或曰:“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又曰:“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需争。”他主张诗应是真阅历、真性情的自然抒写,不该刻意工巧,堆砌故实,卖弄学问,以至“无人得解”。而对唐以后不可能再有好诗那种十分保守而又极为普遍的陋见,他则认为是无事生非、自寻烦恼,不符合诗歌发展规律,并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的创作实践来证明其谬误。在清代文学的发展中,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理论,张问陶都堪称大家,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家族特性尤为突出,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涌现出不少具有杰出成就的文学创作群体。关于张问陶,《清史稿》本传在赞其“以诗名,书画亦俱胜”的同时,又提到他是“遂宁人,大学士鹏翮玄孙”,并谓其兄张问安“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可见其深厚的家族传统。本传中提到的张鹏翮在康熙朝曾任相当于宰相一职,长于政务、治水、外交,而不以诗名,不过旧时为官都必须读书应考,而文辞诗赋必在修读之列,所以读书做官的人,也都多多少少有做诗的才能。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张鹏翮奉旨随索额图等出使俄罗斯,勘定中、俄东段边界,为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作出了贡献。他出使途中写有《居庸关早发》一诗:“谁道边城景物凄?三更斜月早闻鸡。光连古戍摇河影,寒逐清霜入马蹄。龙虎台高秋色迥,军都山晓曙云齐。天公有意怜行役,雨洗征尘路不迷。”此诗气势宏伟而格调高古,写出了寥廓的边塞和壮盛的军容,虽有征途之苦,而全无衰飒之气,情景交融,一气呵成,堪称一首气盛言宜的好诗,即使放在唐人描写边关的名作之中,也毫不逊色。从张鹏翮至张问安、问陶再至张知简、知雄,张氏家族能诗者代有其人,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目前这部诗选就突显出此点,也突显出养育了这样一个具有人文气息的家族之地域环境,即四川遂宁蓬溪黑柏沟这方土地的文化底蕴。
我祖籍遂宁,父亲张崇琎年轻时移居成都,我就于1947年在成都出生。在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小的一个,出生时父亲已年过花甲,在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在极为模糊的儿时印象中,我还依稀记得家里有《船山诗草》和《经史百家杂钞》等书。在我三、四岁时,父亲就为我启蒙,开始教我识字,并常给我讲《聊斋》故事。上小学时,他就让我读《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我记得家里大人们曾说,我们家里几辈人起名都是依据一首诗,据说是康熙皇帝曾在北京懋勤殿召见先祖张鹏翮,其后张氏家族即以此诗命名,每一辈取用一字,诗曰:“懋勤顾问,知遇崇隆;清正仁厚,进德立功。”我父亲是“崇”字辈,我们兄弟姐妹都是“隆”字辈。然而在我中小学成长的年代,全国各地大讲特讲的是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加之“文革”劫难十年,家族和传统都被视为封建观念而彻底破除。儿时那本来就模糊的记忆,在那样的环境里更受到极大压抑。然而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力量,外在压力能够一时阻碍其发展,却终究不可能扼制其成长。一旦环境改变,潜在的精神力量就会重新焕发其生命力。现在回想起来,所幸即使在“文革”中以知识为反动、极端反智的年代,我也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没有减低对古典文化的热烈兴趣。“文革”后我先进入北大做研究生,后来去美国哈佛读博士,毕业后留美任教加州大学十年,近十多年则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我虽在国外多年,主要从事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历来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喜欢古典诗词。尤其现在我自己也已过花甲之岁,于故土亲情体会益深。数年前与十多年甚至数十年未见的兄姊在成都重逢相聚,深有所感,曾作七律一首云:“一世浮沉两渺茫,弟兄阻绝隔参商。独夫唾弃难销恨,万姓牺牲可断肠。锦里重逢疑是梦,席间把盏喜若狂。去留有数何须叹,聚散亲情意味长。”尾联即化用船山《戊午成都人日不寐即事有作》句意:“战伐悲人日,羁栖负锦城。去留应有数,聚散岂无情。”拙诗词句浅白,然皆真情实感,直抒胸臆,庶几无愧于先人论诗之宗旨。此或即船山所谓“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者欤?
传淮先生书稿既成,来函索序。余忝为张氏后人,愧无高论,拜读之余,有不能已于言者,乃不揣浅陋,缀拾数语如上,是为序。
(胡传淮主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