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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蓬溪胡传淮先生研究蜀中文化，尤著力于张鹏翮、张问陶家族世系之研究，著有《张问陶年谱》、《张鹏翮诗选》、《张问安诗选》、《烬余录注》等书，并主编《张鹏翮研究》、《张问陶研究文集》、《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等多种论著，对于展现明、清以来蓬溪张氏家族和家乡故土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今胡先生主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又将问世，选诗凡五十首，集十数人之力，既注释诗句文字，又兼以赏析导读，对于喜爱和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清代文学的读者，甚有裨益，其意义又不仅在张氏家族诗歌创作成果之展示而已。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有《论诗十二绝句》，表达了他对诗格和诗史的看法，或曰：“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 古人书。”或曰：“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又曰：“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需争。”他主张诗应是真阅历、真性情的自然抒写，不该刻意工巧，堆砌故实，卖弄学问，以至“无人得解”。而对唐以后不可能再有好诗那种十分保守而又极为普遍的陋见，他则认为是无事生非、自寻烦恼，不符合诗歌发展规律，并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的创作实践来证明其谬误。在清代文学的发展中，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理论，张问陶都堪称大家，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家族特性尤为突出，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涌现出不少具有杰出成就的文学创作群体。关于张问陶，《清史稿》本传在赞其“以诗名，书画亦俱胜”的同时，又提到他是“遂宁人，大学士鹏翮玄孙”，并谓其兄张问安“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可见其深厚的家族传统。本传中提到的张鹏翮在康熙朝曾任相当于宰相一职，长于政务、治水、外交，而不以诗名，不过旧时为官都必须读书应考，而文辞诗赋必在修读之列，所以读书做官的人，也都多多少少有做诗的才能。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张鹏翮奉旨随索额图等出使俄罗斯，勘定中、俄东段边界，为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作出了贡献。他出使途中写有《居庸关早发》一诗：“谁道边城景物凄？三更斜月早闻鸡。光连古戍摇河影，寒逐清霜入马蹄。龙虎台高秋色迥，军都山晓曙云齐。天公有意怜行役，雨洗征尘路不迷。”此诗气势宏伟而格调高古，写出了寥廓的边塞和壮盛的军容，虽有征途之苦，而全无衰飒之气，情景交融，一气呵成，堪称一首气盛言宜的好诗，即使放在唐人描写边关的名作之中，也毫不逊色。从张鹏翮至张问安、问陶再至张知简、知雄，张氏家族能诗者代有其人，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目前这部诗选就突显出此点，也突显出养育了这样一个具有人文气息的家族之地域环境，即四川遂宁蓬溪黑柏沟这方土地的文化底蕴。
我祖籍遂宁，父亲张崇琎年轻时移居成都，我就于1947年在成都出生。在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小的一个，出生时父亲已年过花甲，在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在极为模糊的儿时印象中，我还依稀记得家里有《船山诗草》和《经史百家杂钞》等书。在我三、四岁时，父亲就为我启蒙，开始教我识字，并常给我讲《聊斋》故事。上小学时，他就让我读《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我记得家里大人们曾说，我们家里几辈人起名都是依据一首诗，据说是康熙皇帝曾在北京懋勤殿召见先祖张鹏翮，其后张氏家族即以此诗命名，每一辈取用一字，诗曰：“懋勤顾问，知遇崇隆；清正仁厚，进德立功。”我父亲是“崇”字辈，我们兄弟姐妹都是“隆”字辈。然而在我中小学成长的年代，全国各地大讲特讲的是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加之“文革”劫难十年，家族和传统都被视为封建观念而彻底破除。儿时那本来就模糊的记忆，在那样的环境里更受到极大压抑。然而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力量，外在压力能够一时阻碍其发展，却终究不可能扼制其成长。一旦环境改变，潜在的精神力量就会重新焕发其生命力。现在回想起来，所幸即使在“文革”中以知识为反动、极端反智的年代，我也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没有减低对古典文化的热烈兴趣。“文革”后我先进入北大做研究生，后来去美国哈佛读博士，毕业后留美任教加州大学十年，近十多年则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我虽在国外多年，主要从事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历来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喜欢古典诗词。尤其现在我自己也已过花甲之岁，于故土亲情体会益深。数年前与十多年甚至数十年未见的兄姊在成都重逢相聚，深有所感，曾作七律一首云：“一世浮沉两渺茫，弟兄阻绝隔参商。独夫唾弃难销恨，万姓牺牲可断肠。锦里重逢疑是梦，席间把盏喜若狂。去留有数何须叹，聚散亲情意味长。”尾联即化用船山《戊午成都人日不寐即事有作》句意：“战伐悲人日，羁栖负锦城。去留应有数，聚散岂无情。”拙诗词句浅白，然皆真情实感，直抒胸臆，庶几无愧于先人论诗之宗旨。此或即船山所谓“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者欤？
传淮先生书稿既成，来函索序。余忝为张氏后人，愧无高论，拜读之余，有不能已于言者，乃不揣浅陋，缀拾数语如上，是为序。
（胡传淮主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有《论诗十二绝句》，表达了他对诗格和诗史的看法，或曰：“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 古人书。”或曰：“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又曰：“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需争。”他主张诗应是真阅历、真性情的自然抒写，不该刻意工巧，堆砌故实，卖弄学问，以至“无人得解”。而对唐以后不可能再有好诗那种十分保守而又极为普遍的陋见，他则认为是无事生非、自寻烦恼，不符合诗歌发展规律，并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的创作实践来证明其谬误。在清代文学的发展中，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理论，张问陶都堪称大家，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家族特性尤为突出，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涌现出不少具有杰出成就的文学创作群体。关于张问陶，《清史稿》本传在赞其“以诗名，书画亦俱胜”的同时，又提到他是“遂宁人，大学士鹏翮玄孙”，并谓其兄张问安“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可见其深厚的家族传统。本传中提到的张鹏翮在康熙朝曾任相当于宰相一职，长于政务、治水、外交，而不以诗名，不过旧时为官都必须读书应考，而文辞诗赋必在修读之列，所以读书做官的人，也都多多少少有做诗的才能。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张鹏翮奉旨随索额图等出使俄罗斯，勘定中、俄东段边界，为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作出了贡献。他出使途中写有《居庸关早发》一诗：“谁道边城景物凄？三更斜月早闻鸡。光连古戍摇河影，寒逐清霜入马蹄。龙虎台高秋色迥，军都山晓曙云齐。天公有意怜行役，雨洗征尘路不迷。”此诗气势宏伟而格调高古，写出了寥廓的边塞和壮盛的军容，虽有征途之苦，而全无衰飒之气，情景交融，一气呵成，堪称一首气盛言宜的好诗，即使放在唐人描写边关的名作之中，也毫不逊色。从张鹏翮至张问安、问陶再至张知简、知雄，张氏家族能诗者代有其人，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目前这部诗选就突显出此点，也突显出养育了这样一个具有人文气息的家族之地域环境，即四川遂宁蓬溪黑柏沟这方土地的文化底蕴。
我祖籍遂宁，父亲张崇琎年轻时移居成都，我就于1947年在成都出生。在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小的一个，出生时父亲已年过花甲，在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在极为模糊的儿时印象中，我还依稀记得家里有《船山诗草》和《经史百家杂钞》等书。在我三、四岁时，父亲就为我启蒙，开始教我识字，并常给我讲《聊斋》故事。上小学时，他就让我读《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我记得家里大人们曾说，我们家里几辈人起名都是依据一首诗，据说是康熙皇帝曾在北京懋勤殿召见先祖张鹏翮，其后张氏家族即以此诗命名，每一辈取用一字，诗曰：“懋勤顾问，知遇崇隆；清正仁厚，进德立功。”我父亲是“崇”字辈，我们兄弟姐妹都是“隆”字辈。然而在我中小学成长的年代，全国各地大讲特讲的是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加之“文革”劫难十年，家族和传统都被视为封建观念而彻底破除。儿时那本来就模糊的记忆，在那样的环境里更受到极大压抑。然而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力量，外在压力能够一时阻碍其发展，却终究不可能扼制其成长。一旦环境改变，潜在的精神力量就会重新焕发其生命力。现在回想起来，所幸即使在“文革”中以知识为反动、极端反智的年代，我也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没有减低对古典文化的热烈兴趣。“文革”后我先进入北大做研究生，后来去美国哈佛读博士，毕业后留美任教加州大学十年，近十多年则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我虽在国外多年，主要从事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历来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喜欢古典诗词。尤其现在我自己也已过花甲之岁，于故土亲情体会益深。数年前与十多年甚至数十年未见的兄姊在成都重逢相聚，深有所感，曾作七律一首云：“一世浮沉两渺茫，弟兄阻绝隔参商。独夫唾弃难销恨，万姓牺牲可断肠。锦里重逢疑是梦，席间把盏喜若狂。去留有数何须叹，聚散亲情意味长。”尾联即化用船山《戊午成都人日不寐即事有作》句意：“战伐悲人日，羁栖负锦城。去留应有数，聚散岂无情。”拙诗词句浅白，然皆真情实感，直抒胸臆，庶几无愧于先人论诗之宗旨。此或即船山所谓“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者欤？
传淮先生书稿既成，来函索序。余忝为张氏后人，愧无高论，拜读之余，有不能已于言者，乃不揣浅陋，缀拾数语如上，是为序。
（胡传淮主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