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类的出现是生物史上的巨变，工业社会是人类史上的巨变，我们这个时代正经历着工业社会的巨变。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一贝尔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过“后工业时代”的概念，管理学家德鲁克曾阐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中国学者郑也夫则宣称“后物欲时代”即将来临，我们对“后现代”之类的说法更是耳熟能详。很多学者都强烈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重大变化，可是究竟是怎样一种变化，他们尚未达成共识。
　　在本书作者弗罗里达看来，工业社会正转入一种创新性的经济模式，即创造性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个社会越能激发成员的创造潜力，就会变得越繁荣昌盛。乍听上去，这一观点无非在提倡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然而，弗罗里达对创新性经济的阐述，既不同于资本积累或制度建设的理论，也有别于传统的人力资本学说。在他看来，人类的创造力已经成为新经济形态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可创造力既不能随意买卖，也不能像机器那样随时启动，因此激发创造力不同于投资于其他生产要素。弗罗里达出语惊人：“(创意时代的)资本主义也扩充了对人才的定义，开始招揽那些曾经被排斥的具有古怪思想的人和喜欢标新立异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另一项令人吃惊的突变：让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风格的怪才去主导创新和经济增长”。
　　弗氏提出这一理论，多少出于一次偶然的会面。1998年，他尚在卡内基一梅隆大学任教，正在研究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地理分布。该校的博士生加里·盖茨(GaryGates)为了撰写论文，用新方法统计了美国的同性恋人口。一天，经系主任介绍，两人坐到一起聊天，弗罗里达拿出一份按高科技产业排名的地区榜单，盖茨则拿出一份按同性恋人口密度排名的城市榜单。他们惊奇地发现，两份榜单的序列高度重合!也就是说，高科技产业发达的地区，同性恋人口相对也比较多。
　　为何高科技城市偏爱同性恋?读者可能会猜想，同性恋的智商高人一等，容易在科技产业中胜出。笔者尚未见到表明同性恋比异性恋聪明的实证研究。即便如此，在同性恋密度最高的旧金山，该群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也不到一成，远不构成硅谷科技人才的主力。弗罗里达由此判断，高科技与同性恋之间的联系并非因果关系，而是出于某一共同因素。他颇具洞见地指出，如果说有什么能将这两者都吸引到同一地区，那便是都市的宽容环境。
　　城市和人一样，各具性格秉赋。有些城市偏爱自由，有些城市倾向保守。一个同性恋在保守的城市里找不到伴侣，或者找到了也担惊受怕，他自然会搬到更能接受自己的城市。那么，科技英才们为什么也喜欢宽容无拘的气氛?大凡奇才，总有些异于常人的怪癖。美国人戏称硅谷那帮科技企业家为“技痴”(Nerds)，意指不喜社交，一味钻研某种技艺的怪人。这种人或许极富创意，却不是讨人喜欢的好邻居。也只有在硅谷这种地方，他们才能够获得别人的赏识和承认，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创业。套用一句中国读者熟悉的话：创意人才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宽容环境，走到一起来了。
　　宽容吸引人才，人才创造科技，这就是弗罗里达在其成名作中提出的“三T理论”(talent，technoIogy，tolerance)。依弗氏的定义，创意人才是指工作中包含较多创造性成分的群体，如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娱乐业工作者。会计师、医生和律师等这类传统的白领职业也属于创意阶层，因为他们的工作也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一套复杂的符号体系。为了充分发挥创造潜能，创意阶层看重启发灵感的工作环境，不定在意物质生活。他们宁愿挤在人才密集的产业带，也不愿搬到安定而乏味的社区，即使后者给予他们高薪待遇。
　　创意阶级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以往的经济理论强调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性。企业在某地投资会创造就业机会，寻找工作的人们跟着迁入，地区才会蓬勃发展。弗罗里达则强调“以人为本”。在“创意经济”时代，城市应当设法吸引和保留大量“创意工人”，他们聚集到一块儿，自然会兴办企业，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企业家在考察投资环境时，越来越看重创意阶层的数量。缺乏人才的地区也难于吸引投资。
　　那么，如何才能吸引人才?弗罗里达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措施。他建议城市管理部门开发市内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丰富一地的外在魅力。城市规划者可以多修建自行车道和小型球场，因为创意阶层更喜欢参与式的体育运动，而不是坐在看台上喊“加油”。他还建议兴建咖啡馆和小型剧院等文化设施。创意阶层大多生活在“半匿名”的社区，这些文化设施有助于他们交流互动。
　　《创意阶层的崛起》出版后，很快引起了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由于弗罗里达用同性恋人口衡量地的宽容程度，不少人指责他支持同性恋者的政治活动。我曾向
　　位商界朋友提及此书。他听完我的简介后，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要多开点同性恋酒吧。”其实，这是对弗氏理论的狭隘理解。谈到这项宽容指标，弗罗里达曾解释说：“一座城市连同性恋都可以接受，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他后来又构建了更为全面的宽容指标，将艺术家群体和外来移民也囊括在内。针对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我们也可以从生活其他方面，如衣着、宗教和族群，来衡量某地区的宽容程度。至于一个社会应当给予同性恋怎样的权利，那是性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课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利用欧美各地的数据检验创意阶层理论，其中一些人对弗罗里达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格雷斯(Edward Glaeser)教授重新检验了弗氏的数据。他发现抛开旧金山和洛杉矶两个显得例外的城市，同性恋人口和高科技产业的相关性并不那么显著。而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的派克教授(Ja mie Peck)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客气地批评道，弗氏的政策建议代表了那些文化观念前卫的科技新贵们，而不顾及城市中下阶层的需要。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宽容环境不见得一定会聚集人才，有些情况下还会引来麻烦。比如，在吸引国外顶尖人才的同时，美国也吸引了大批拉美裔的低技术劳工。这些人连英语都不会讲，就更别说融入创意产业了。一个地区的多元性固然可以碰撞出思想火花，由于群体差异增大，也有可能激发社会矛盾。
　　尽管创意阶层的理论还有待完善，针对它的争论也在继续，弗罗里达已经开创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2007年出版的《差异性》(The Difference)一书中，美国学者佩芝(Scoft Page)用数学模型论证了多元性如何提高人类组织的创新能力，该书的实证部分即引用了弗罗里达关于城市创意产业的系列研究。宽容气氛和社会繁荣的紧密联系甚至古已有之。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在她的近著《帝国时代》(Day ofEmpire)中指出，历史上的超级强国都对外来文化持宽容态度，而积极利用外来人才正是霸权兴起的必要条件。在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最宽容和活跃的城市莫过于旧金山，难怪她会由反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变为信息技术革命的策源地。
　　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根据多项指标，各大媒体每年都会发布城市排行榜，市政官员也在积极提升本地的经济竞争力。通过与青年学者钱海峰合作，弗罗里达也研究过当代中国的人才分布。他们用非户籍人口衡量一座中国城市的开放程度，结果发现人才聚集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并不显著。这或许表明中国还没有充分利用创意阶层，各地政府应当进一步松动户口制度，以便吸引人才和促进流动。由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占有了大量人力资本，一些创意人才的潜能也许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最近有报道称，一些白领不愿忍受京沪两地的蜗居状态，掀起了返乡热潮。这一趋势可能会有利于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并缓解人才浪费的问题。
　　人类从采集狩猎社会转入农业社会后，安土重迁的生活过就是几千年。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将人类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而以创新性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可能将人类从城市的定居状态中解放出来，转向游走于都市间的迁移生活。在创意经济时代，一方面可供选择居住的城市越来越多，市政管理者将面临激烈的人才竞争。另一方面，社会主流价值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将成为人们追求的职业目标。就这两大趋势而言，《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对“伯乐”和“千里马”都具有启发意义。各地政府可以从中吸取利用人才的国外经验，富有创造性的读者也可了解哪座城市更适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