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行理论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的所有权最终会以某种方式转移给接收国，但这一理论忽略了具体的细节。如果是像扎芙夫人的商业伙伴一样的中国人，不仅用他们的钱投资，也对非洲付出了真心，那么就需要有放手一搏和信任的勇气，不仅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一种跟随召唤的感觉，一种建立家园的感觉。

扎芙夫人

　　扎芙夫人全名扎芙？盖博瑞特塞迪克（Zaf Gebretsadik），是我遇到过的最成功的中非合资企业的非洲合伙人。
　　她是一位中年的埃塞俄比亚人，笑容灿烂夺目，棕色的头发蓬松亮丽，咖啡色的皮肤泛着光泽，她的红指甲修剪得无可挑剔。她喜欢颜色鲜艳的西装外套和黄金首饰。她喜欢把饼干和埃塞俄比亚茶摆在她的客人面前，像完美的女主人一样轻轻地把茶点推向客人。我们见面的地方是在她最初建立的其中一家公司的会议室里，她是那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1992年，她从一人公司开始做起。现在她拥有3家公司，雇了300个人。此外，她与中国商人建立了切实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关系不仅一直保持着，而且蓬勃发展了二十多年。为什么扎芙夫人和她的中国伙伴们进行了跨文化的合作，而几代印度裔肯尼亚人和黎巴嫩科特迪瓦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她有什么样的故事？
　　扎芙夫人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埃塞俄比亚的药学院毕业，然后在政府医院担任药剂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干旱和随之而来的饥荒使埃塞俄比亚因令人心疼的饥饿儿童的影像闻名于世。扎芙夫人加入了一个救援组织，然后转而从事农药研究。1992年，她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当她作为一名农业研究员，在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环境中工作时，她看到了对药物的需求，她也发现了一个商机。埃塞俄比亞能够制造的药物非常少，因此她得出的结论是，应该进口更多的药物。她去敲了中国、法国和瑞士大使馆的大门，只有中国人给了她回应。“我直接去了中国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的办公室。”她笑着回忆道，回想起自己的冲动时，她摇了摇头。
　　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她成功地与多家中国药品制造商建立了联系，并成为这些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市场的官方代表。在两年内，她赢得了许多埃塞俄比亚政府对医疗用品的大型招标。
　　几年后，她代表的一家中国公司（她至今仍是这家公司的代表）向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建议：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制造凝胶胶囊（包裹药物的光滑外壳）的合资企业？
　　这个建议正合她意，扎芙夫人立马开始着手处理这件事。她把资本（基本上是当时她赚得的所有利润）用于购买一家名为中埃联合非洲有限公司（Sino-Ethiop Associate Africa PLC）的新公司30%的股份。这家公司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凝胶胶囊生产厂。扎芙夫人掌握的有关埃塞俄比亚市场的专业知识和她与埃塞俄比亚官僚机构打交道的头脑，是对她的两个中国合作伙伴的完美补充：一个专门从事发展中国家的药品销售，另一个专注于凝胶胶囊制造技术。工厂很快就开始运转，并有了盈利。这家公司最初每天生产200万粒胶囊，现在每天生产600万粒胶囊，并计划将来每天生产1100万粒胶囊。埃塞俄比亚出口的所有医药产品几乎都来自这家公司，其产品销往非洲和中东的各地。
　　2016年中期，当我参观这家工厂时，我在整个工厂里没看到一个中国人。虽然该工厂由中国的技术人员创立并负责最初的经营，但中国合作方很快就将技术和管理职责交给了当地人。有10%的埃塞俄比亚工作人员被派往中国，在多功能的凝胶胶囊工厂接受培训。“现在我可以说我们是专家。”中埃联合非洲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骄傲的埃塞俄比亚人希果？安德鲁（Shegaw Aderaw）告诉我，“如果我们想开办一家新工厂，我们可以自己去做。”
　　今天，除了扩建工厂，扎芙夫人还有其他的商业创意。她最近成立了一家药品包装厂，因为即使是中埃联合非洲有限公司也不得不进口用于保护热敏凝胶胶囊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她还计划进军药物生产领域，用活性药物成分填充中埃联合非洲有限公司制造的胶囊。对于这两家新企业，她将与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她谈到她的伙伴：“我真的很喜欢他们，我相信他们，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扎芙夫人15年前做出的那个决定促成的。当时是一件很冒险的事。但是，据她自己说，最终，这个决定并不是单纯出于商业的考量。相反，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我没有犹豫，”她告诉我，“我不确定我是否会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但自从1992年以来我就认识这些人了。我真的相信他们。他们就像我的家人。”

人福的投资

　　无论工厂出现在哪里，它们都释放出了新的可能性——新的就业机会、新的财富来源、新的社会结构。最终每个工业化国家公民的预期寿命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今天，一些敢于创新的非洲国家正试图重新调整将医疗保健和工业发展结合起来的做法。它们开始主张将当地制药业作为国家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来看待。
　　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它正在认真探索制造对抗艾滋病病毒有效的药物成分，以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之前的依赖在过去导致了所需药品周期性的短缺。肯尼亚已经成为东非制药业的领头羊，它制订了一项国家计划，以鼓励增加国内药物的生产。但是，最有决心创造国内制药业的地方是埃塞俄比亚——非洲第二大人口稠密的国家，该国目前使用的药品中有80%都是进口的。这不仅是关乎获取基本药品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外汇储备的一个主要消耗源。
　　2015年7月，埃塞俄比亚政府公布了一项备受瞩目的、旨在迅速发展强大的国内制药行业的国家战略。在5年内，使埃塞俄比亚国内生产的药品在该国使用的药品中所占的份额从20%增加到60%。正如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部长所指出的那样，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将对当地的经济和健康同样有利：它将增加当地民众获得基本药品的机会，并发展当地为地方的卫生问题找到解决办法的能力。 　　但很明显，这将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除了行政和协调方面的挑战，该计划还将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埃塞俄比亚的人均GDP只有500美元——还不到肯尼亚的一半和尼日利亚的1/6，是美国人均GDP的1%。关于执行制药业发展计划的成本问题，首先，埃塞俄比亚政府准备为当地供应商的药品多支付25%的价格。政府放弃部分收入也将产生大量的间接成本——鼓励企业在当地投资的激励包括关税减免、税收优惠和免息贷款，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纳税人将为私营公司的大部分扩张计划埋单。
　　简而言之，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国内制药业既困难又昂贵。但如果它现在停下来考虑可能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它将永远不会去尝试。如果它从不尝试，它就永远不会成功。
　　2014年，世界上最大的十家制药公司之一——葛兰素史克（GSK）宣布，它正在考虑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一个药品生产厂。据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多个国际捐助机构的工作人员称，GSK多次前往埃塞俄比亚，有可能对当地的一个生产点进行投资。每一次，用熟悉考察的人的话来说，政府“竭尽全力”满足GSK的要求并给这个制药巨头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最终，经历了两年的期望和让步后，埃塞俄比亚政府得到的答案是“不”。埃塞俄比亚的市场太小，这个国家也太穷了。至少在未来几年内，这个国家不會出现GSK的工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制药企业正在把握机遇。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向一家生产药品和其他医疗产品的中国制造商——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的高管们了解情况。它们的发展轨迹与GSK类似，也在2014年开始考虑在东非建立一个制药厂。但与GSK不同，人福很果断地作出了决定。两次造访之后，公司的高管们就决定建厂。董事会批准了一项200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并计划在长期向埃塞俄比亚投资近1亿美元。2016年年中，大约在GSK决定不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厂的时候，人福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家新工厂破土动工。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人福集团负责埃塞俄比亚业务的总经理唐育中先生十分谨慎。他引用了公司的全球发展战略、埃塞俄比亚庞大的人口以及埃塞俄比亚政府对医疗保健的承诺作为他们公司投资的理由——换言之，这是一套标准的商业说辞。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扰，因为面对完全相同的因素，GSK的决定是不投资。
　　最后，我们前去参观了工厂。我们用了一个半小时开车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前往郊区。一个小时后，我们开始在路边的沟渠中看到有小冰块。事实是，那里一小时前下过冰雹。但是，尽管天气不好，我们到达时看到施工人员仍在努力工作。两名中国经理给我们带来了雨靴，我们艰难地走过厚厚的泥浆去现场。我问那个把靴子递给我的人在埃塞俄比亚待了多久。“两天。”他回答说。我问他住在哪里，他指了指一排低矮的临时棚屋。
　　我认为，这是中国公司愿意在非洲投资的真正原因。除了商业的说辞，还有在非洲生活的个人要有（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建设自己未来的勇气。当天的晚餐时分，隔着热气腾腾、辛辣的火锅，唐先生终于放下了他谨慎的一面，并回忆起他在乌鲁木齐长大的童年。“我童年时代的乌鲁木齐比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还穷！”他告诉我。另一位同样来自乌鲁木齐的人福的经理表示赞同。他们两个描述了一座几乎没有现代建筑的城市，那里的人们有的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还住在破旧的小平房里。为了不被遗漏，饭桌上的第三位高管补充说：“我们在湖北长大，那里也有这样的房子！”

摸着石头过河

　　也许我们很容易忽略这次谈话，但他们的玩笑话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道理。在这个历史时刻，中非之间深度契合。人福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背后结构性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基于完全相同的事实，GSK认为在埃塞俄比亚投资是不可靠的，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更自然的投资者。人福习惯于在中国做生意，相比于在英国做生意，在中国做生意的方式与在埃塞俄比亚做生意的方式更类似。中国企业也倾向于为非洲消费者提供更互补的产品组合，以及开展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业务，这对非洲来说是更合适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有着类似的要素禀赋。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企业雇用了一批愿意在艰苦环境中奋斗的人，而在发达国家很少有人愿意长期处于那样的环境中。中国企业选择的人愿意在一年内不与家人见面，愿意下了飞机直接去泥泞的田野里生活，他们的整个生计都围绕着在看似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建厂。这些企业家和管理者掌握着一套有关发展的不可替代的隐性知识。这是真实的经验——没有教科书、捐助方的讨论会或发展经济学项目能够完全抓住其本质，而它给非洲带来的礼物不仅仅是投资美元。
　　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出现在非洲的中国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移民企业家，相信非洲与几十年前的中国是一样的。他们认为非洲没有理由不会变得同样富有，而且相信非洲很快就会变得富有。一种普遍存在的个人感觉——我在哪里，我在我的国家发展时经历了什么，使中国人区别于试图促进非洲发展的西方人。中国的企业家在非洲没有试点项目，没有非政府组织，也没有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只是在过去30年中，重新创造中国曾为自己建造的东西。
　　在第一次研究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时，我在尼日利亚南部另一个泥泞的地方考察了几天。我站在原本应该是工业区的一个地方，几乎看不到工业区的痕迹。离那道令人印象深刻的正门不到500米的地方，原本铺好的道路变成了一条土路。没有电也没有水。中国区的管理人员住在散落在土路附近的低矮的仓库式建筑里，周围的灌木丛中几乎没有空地。仅仅两年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奥贡广东自由贸易区，尽管后来发生了一些动乱，但它仍然是尼日利亚非石油海关收入的最大来源，并为数千名当地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很难想象它日后的发展。

　　带我四处参观的中国男人对非洲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非常清楚非洲在哪些方面与曾经的中国很相似，”他告诉我，“这里跟30年前我的家乡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里就可以做到。”
　　真正的发展是一个微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宏观的过程。对于在这个时代想要避开其前辈曾经失败的道路，开辟一条新路的发展机构来说，它们必须重塑全球的发展，使其变得更加谦逊，更具创造性，并对不断变化的条件和新出现的机遇做出更多回应。多年前，中国率先采取了这种做法，当时邓小平提倡在改革的过程中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建议承认了宏观规划的局限性，并要求用学习和灵活性代替特权。由发展中国家支持的新机构，不应依赖某些理论和专家的建议去重建和扩展僵化的全球发展产业，而应瞄准一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摒弃教条、反映其自身成长和独特经验的模式。
　　通过这样做，非洲不仅可以匹敌，而且可以超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成就。
　　非洲发展需要的是什么？它需要的不是宏大的想法和教条，而是艰难环境下渐进式的变革和创造力。肯尼亚著名的环保主义者理查德？利基指出了中国企业对于推动非洲发展的重要意义，相对于高级别的政治家和备受瞩目的领导人，普通人能从中获益更多。他们追求利润，有时慷慨，但不免利己，有时有先见之明，但考虑的往往不够长远。他们和我们其他所有人一样是不完美的。正是他们提出了巧妙的商业模式、组织结构的创新方式，并为看似有限的产品提供了新奇的用途，为旧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式。
　　工业化的湍流看上去极不平稳，有时甚至危险丛生。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将来也是如此，但工业化仍然是最可靠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