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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是什么?中国的古圣先贤善于养心,追求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本真、美好、善良的纯净心地,如“赤字之心”“良知”“清心”。古往今来,孔子有“居之不倦,行之以忠”的守诚之道,包拯有“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养心箴言,毛泽东有“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少年豪情,周恩来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大志愿。当前,学者们从“初心”的历史向度、理论内涵、时代价值、实践逻辑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和探索。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向度,而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系统地发掘“初心”的学理根据,杨英杰等编著的《初心之源——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基因》恐怕还是首创,这是共产党人执政理念的文化寻根之作。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探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该书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述“初心”,启迪思维,有力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治国理政注入了中国哲学的不竭智慧和精神力量。
文化创新的前提是善于学习,继承前人的优秀思想。《论语》开篇第一句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可以打开知识的视野,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改正、提升自己。历史上,统治者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态度不同,治理的结果也不同。儒家思想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精神继承周代的礼仪制度、文化思想,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发自内心地赞叹周代的文化,那么有条理、有涵养,博远深厚,以至万民来归,为天下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秩序、社会风尚,所以孔子树立周代的文化为执政文化的典范之作,周游列国,与门下弟子们继承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推广古代的德治思想。
古代流传下来的成语典故,历史故事等也从正面或者反面的角度表明了古人的承续观,如“食古不化”“墨守成规”表现出的拘泥成法、不知变通的文化态度;“日新又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表现出发展创新的思想。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骄奢淫逸、刑法残酷,实行“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导致秦二世而亡。汉代统治者借鉴秦灭亡的教训后,综合吸收了先秦道家、儒家、法家、杂家等治理思想,在继承基础上开拓创新,开创了汉代四百多年的繁盛历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我们的文化基因,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之源,还是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智慧宝库。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到中国游历多时,其间曾拜会过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晚清鸿儒,学贯中西,精通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在国外声名远播,洋人口传北京旅游攻略云:“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他的《春秋大义》,讲演从无售票的先例,他的却要售票,且票价高过梅兰芳,但爆满,洋人趋之若鹜。儒家学说是辜的怀抱。他接受它毫无保留,它则圆满地回应他精神上的需求。他在柏林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于西方哲学那里兜了一个大圈,他的研究最终仍指向他的初心:智慧只存在于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毛姆到北京,要拜访辜鸿铭。他来得正好——1840年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都是英国的事;毛姆就是一个英国人。根据毛姆的记录,辜鸿铭雄辩滔滔:
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当你们住在山洞里,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个开化的民族了。……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治理。……你们诉诸于枪炮,你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见蔡小容《辜鸿铭的情诗》,文汇报,2019年7月3日)
辜的语言堪比大炮,以一人之力回击了百年来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欺凌、傲慢与偏见。
辜鸿铭当年的“文化自信”何其悲壮,假如生活在当下,看到中国的国力蒸蒸日上,雍容大国之气度背后所沉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可以想象辜老先生微眯双目、手捋长髯,当是何等的豪迈气象啊。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作者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个精华主题——讲仁爱、重民本、守信义、贵承续、推修身、知变易、崇正义、尚和合、顺自然、求大同,结合当代共产党人革命斗争、改革发展中的历史经验,挖掘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思想因子。民本思想在共产党人的治理实践中处于根本地位:“人民是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政治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石,信义是人伦之本、治国之术、外交之道、经商之宝,当代共产党人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作者对传统“承续观”的治理应用从“中国梦”“廉政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时代阐发;修身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之中,指导了共产党人党性修养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建國、发展的历史中,汲取“变”于“不变”的《周易》思维,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把握时势,不断前行;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正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对“正义”展开了丰富的论述,党的十八大把公平正义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传统的“和合观”融入在社会、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表现为“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共产党人汲取“和合”的思想精髓,提出了生态文明思想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治理最高理想。作者选取的这十个主题,把握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紧密结合共产党的治理实践,以丰富的史料、历史的线索揭示出共产党人治国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基因。
第二,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鲜活的时代内涵,在治理实践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发。
当代共产党人在“中国梦”的构筑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礼记·礼运》中曾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大同世界图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在大同社会中,人心善良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弱病残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能受到全社会成员的关心和扶助。天下一片祥和安宁,政治清明,父子亲爱,夫妇和睦,长幼有序,朋友有义,人民生活得幸福而充实。“大同社会”成为历代政治家们的共同理想,如后代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曾努力为构建这一大同理想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裕的社会而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2013年,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系统阐发了“中国梦”的内涵,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由此观之,“中国梦”延续了古代的“大同理想”,延续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生生不息的奋斗意志和前进热情,它跨越了历史的悠久脉络,经历了万千苦难,传递了中华民族不变的“初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固守的、静止的,《周易》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化顺应着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推进着、发展着,为我们提供了治理的智慧、思想的启迪与生活的美学。在古代,君主最怕的是百姓闹革命推翻自己的政权,于是各位谋士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来巩固帝王的家业,其中,信义总是被不断强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出:“信,国之宝也。”《论语·颜渊》中子贡问颜渊如何从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再追问,在三者中,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去掉一个,去掉哪一个?孔子回答他:先去兵,后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荀子也说:“信而立霸。”儒家认为为政者要“敬事而信”,不能失信于民,而且还要做出先锋表率,《吕氏春秋》就对国君的诚信品质提出了要求:
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
一旦国家不能取信于民,上行下效,百姓也不相信执政者,这样会造成民心大乱,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今,对信义的诉求已经根植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地位,大力推进政府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力建设,健全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时至今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指引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中,依旧闪耀着绚丽的光芒。我们要从中汲取“诚意正心”的修身智慧,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创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大同理想”,为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的幸福生活贡献出一份精彩的中国方案。历史一刻不停地前进着,我们的初心却依然,它是夏日空中明亮的北斗七星,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和每一位中华儿女奋斗前行的道路和方向。
(作者简介:任俊华,哲学博士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战略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政治伦理学会秘书长。)
第一,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述“初心”,启迪思维,有力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治国理政注入了中国哲学的不竭智慧和精神力量。
文化创新的前提是善于学习,继承前人的优秀思想。《论语》开篇第一句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可以打开知识的视野,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改正、提升自己。历史上,统治者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态度不同,治理的结果也不同。儒家思想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精神继承周代的礼仪制度、文化思想,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发自内心地赞叹周代的文化,那么有条理、有涵养,博远深厚,以至万民来归,为天下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秩序、社会风尚,所以孔子树立周代的文化为执政文化的典范之作,周游列国,与门下弟子们继承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推广古代的德治思想。
古代流传下来的成语典故,历史故事等也从正面或者反面的角度表明了古人的承续观,如“食古不化”“墨守成规”表现出的拘泥成法、不知变通的文化态度;“日新又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表现出发展创新的思想。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骄奢淫逸、刑法残酷,实行“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导致秦二世而亡。汉代统治者借鉴秦灭亡的教训后,综合吸收了先秦道家、儒家、法家、杂家等治理思想,在继承基础上开拓创新,开创了汉代四百多年的繁盛历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我们的文化基因,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之源,还是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智慧宝库。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到中国游历多时,其间曾拜会过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晚清鸿儒,学贯中西,精通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在国外声名远播,洋人口传北京旅游攻略云:“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他的《春秋大义》,讲演从无售票的先例,他的却要售票,且票价高过梅兰芳,但爆满,洋人趋之若鹜。儒家学说是辜的怀抱。他接受它毫无保留,它则圆满地回应他精神上的需求。他在柏林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于西方哲学那里兜了一个大圈,他的研究最终仍指向他的初心:智慧只存在于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毛姆到北京,要拜访辜鸿铭。他来得正好——1840年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都是英国的事;毛姆就是一个英国人。根据毛姆的记录,辜鸿铭雄辩滔滔:
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当你们住在山洞里,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个开化的民族了。……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治理。……你们诉诸于枪炮,你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见蔡小容《辜鸿铭的情诗》,文汇报,2019年7月3日)
辜的语言堪比大炮,以一人之力回击了百年来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欺凌、傲慢与偏见。
辜鸿铭当年的“文化自信”何其悲壮,假如生活在当下,看到中国的国力蒸蒸日上,雍容大国之气度背后所沉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可以想象辜老先生微眯双目、手捋长髯,当是何等的豪迈气象啊。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作者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个精华主题——讲仁爱、重民本、守信义、贵承续、推修身、知变易、崇正义、尚和合、顺自然、求大同,结合当代共产党人革命斗争、改革发展中的历史经验,挖掘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思想因子。民本思想在共产党人的治理实践中处于根本地位:“人民是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政治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石,信义是人伦之本、治国之术、外交之道、经商之宝,当代共产党人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作者对传统“承续观”的治理应用从“中国梦”“廉政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时代阐发;修身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之中,指导了共产党人党性修养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建國、发展的历史中,汲取“变”于“不变”的《周易》思维,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把握时势,不断前行;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正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对“正义”展开了丰富的论述,党的十八大把公平正义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传统的“和合观”融入在社会、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表现为“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共产党人汲取“和合”的思想精髓,提出了生态文明思想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治理最高理想。作者选取的这十个主题,把握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紧密结合共产党的治理实践,以丰富的史料、历史的线索揭示出共产党人治国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基因。
第二,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鲜活的时代内涵,在治理实践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发。
当代共产党人在“中国梦”的构筑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礼记·礼运》中曾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大同世界图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在大同社会中,人心善良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弱病残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能受到全社会成员的关心和扶助。天下一片祥和安宁,政治清明,父子亲爱,夫妇和睦,长幼有序,朋友有义,人民生活得幸福而充实。“大同社会”成为历代政治家们的共同理想,如后代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曾努力为构建这一大同理想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裕的社会而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2013年,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系统阐发了“中国梦”的内涵,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由此观之,“中国梦”延续了古代的“大同理想”,延续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生生不息的奋斗意志和前进热情,它跨越了历史的悠久脉络,经历了万千苦难,传递了中华民族不变的“初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固守的、静止的,《周易》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化顺应着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推进着、发展着,为我们提供了治理的智慧、思想的启迪与生活的美学。在古代,君主最怕的是百姓闹革命推翻自己的政权,于是各位谋士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来巩固帝王的家业,其中,信义总是被不断强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出:“信,国之宝也。”《论语·颜渊》中子贡问颜渊如何从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再追问,在三者中,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去掉一个,去掉哪一个?孔子回答他:先去兵,后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荀子也说:“信而立霸。”儒家认为为政者要“敬事而信”,不能失信于民,而且还要做出先锋表率,《吕氏春秋》就对国君的诚信品质提出了要求:
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
一旦国家不能取信于民,上行下效,百姓也不相信执政者,这样会造成民心大乱,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今,对信义的诉求已经根植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地位,大力推进政府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力建设,健全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时至今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指引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中,依旧闪耀着绚丽的光芒。我们要从中汲取“诚意正心”的修身智慧,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创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大同理想”,为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的幸福生活贡献出一份精彩的中国方案。历史一刻不停地前进着,我们的初心却依然,它是夏日空中明亮的北斗七星,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和每一位中华儿女奋斗前行的道路和方向。
(作者简介:任俊华,哲学博士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战略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政治伦理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