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在全世界走红，财富分配以及经济平等问题再度引发学界激辩。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波伊尔（Robert Boyer）在《政治经济评论》（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15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当今世界的不平等状况不同以往，他以“体制不平等”（regime of inequality）的概念，分析讨论世界各国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历史轨迹，而各国的体制在全球水平上又往往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关系。
　　体制不平等的特殊性往往以悖论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中国体制以竞争为导向，因而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大大减少了贫困，却无法避免不平等的扩大。中国的体制不平等与西方工业化阶段的特征相一致，是公司化的各地、各级政府之间激烈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形式阻碍了中央制定的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其他福利政策的贯彻与执行，甚至阻碍了国家经济向需求拉动型的过渡。此外，中国的对外开放对体制不平等也有着重要影响，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与其他因素一同导致产能过剩的结果，而这些剩余产能也必须通过出口来消化。
　　当前美国的经济体制以金融为导向，迅速将福特时代的遗产挥霍一空，因其强烈的外部性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再加上生产网络的高度本地化，由此形成了一种永久的累积性贸易赤字。这恰好和中国的情况形成互补：竞争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永久性的产能过剩，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使美国经济获得了资金。两个经济体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各自的经济活力也就取决于双方对这种依存关系的控制。与此相对应的，中美两国的不平等体制也相互关联起来。对美国而言，对中国产品进口的增加有助于温和而持续地改善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同时，中国储蓄向美国流入，也降低了美国的贷款和公共赤字的风险，缓解了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对中国而言，生产领域的快速现代化带来了不平等状况的快速恶化，但投资与出口的旺盛活力大幅减少了贫困，也导致通过个人致富而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期望在全社会扩散开来。
　　欧洲的体制不平等状况相对缓和，是因为欧洲国家向来坚持市场监管、累进税制和高福利政策。然而，美国以金融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诱发了欧洲的危机，金融全球化暴露了欧元区的制度弱点。在危机前，充足的信贷支撑了欧洲财政和房地产泡沫;而在危机后，私人资本迅速从相对较弱的国家撤离，直接刺激了南北欧之间的迅速分化。北欧国家保持着高科技工业产品的相对优势，尚能维持较低的失业率和较高的福利。而南欧国家在世界市场上面对中国以竞争为导向的体制几无还手之力，社会福利制度因而失去了更多的经济保障。
　　通过全景式地观察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体制，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不平等的扩大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带来了其态度上的总体变化，从而有可能去共同筹划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解决方案。对此，文章强调：体制不平等的性质和演化是在各个相互迥异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历史性地和地理性地呈现出来的。换言之，这些体制不平等并非产生于同一种因素;相反，它们混杂着各式意识形态、政治妥协和经济理论，从而显示出与地域性和时代性显著相关的路径依赖。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可以孤立地理解中、美、欧的经济体制，它们相互关联、相互补充。不看到贸易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和资金流动，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减少国际经济不平等的同时，国内经济中的不平等状况反而持续恶化。  （文/李诚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