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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龄贵讲完他和沈从文、姚从吾、邵循正等大师们的故事后，又回到他和元史的话题上来。
在云南师范大学一幢老旧宿舍楼里，记者见到了年届9旬的方龄贵先生。他身穿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一张掉了漆的写字台，四周书柜里的各种典籍，已伴随他几十个春秋。
他改变了沈从文栽培的初衷，把元史研究作为一生最高的理想
方龄贵1918年出生于吉林省前郭县（现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吐乡锡伯屯一个贫农家庭，“九一八”事变后，没有了平静的课堂，他先后在扶余县、北平（北京）、南京、长沙等地读完中学的课程。
远离家乡的方龄贵把对家乡和父母的思念，把在炮火中颠沛流离的学习生活写成文章，寄给上海的《申报》和香港的《大公报》，换点稿费以备零用。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老师，把沈从文的《边城》推荐给他。
1938年夏，方龄贵高中毕业，在长沙报考临时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历史系。他报考历史系不是因为喜欢历史，而是想当一名作家。在他看来，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孙毓棠都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就以为历史系是作家的摇篮。
高考一结束，他就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找沈从文笔下那个水灵灵的姑娘翠翠，同学告诉他翠翠是个虚拟的人物，他却固执地认为沈从文怎么能撒谎呢？
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有一个名为南荒社的文艺社团，方龄贵一入学就成为南荒社的中坚力量，因为他在中学时就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了。萧乾曾在《大公报》担任副刊编辑，虽未和方龄贵谋过面，但编发过方龄贵的文章。方龄贵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大公报》发表第一篇作品的稿费只有3毛钱。”1939年春，萧乾从香港到昆明组稿，在昆明当时最为著名的东月楼宴请沈从文，为提携后人，萧乾特邀刚刚20出头的方龄贵作陪。
沈从文的《边城》，方龄贵不知读过多少遍，书中的许多段落他都背得出来。而当他真正面对仰慕已久的大作家沈从文时，却不知说什么才好。萧乾看出方龄贵的窘态，半开玩笑地向沈从文介绍说：“他就是在湘西找翠翠的那个小伙子啊！”
一句话，逗得全桌人大笑起来。沈从文曾经听说过这件事，和方龄贵交谈颇为投缘，萌生栽培之意。方龄贵说：“沈从文先生不但为我修改文章，还经常把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借给我阅读，其中有一本是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来我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古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献。沈先生借书给我时，要我注意此书文字是多么古朴自然，富有生命的活力。想让我在书中古朴清新的情节和文字中获取文学创作的营养。”方龄贵深为书中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因为我的母亲是蒙古族人，因而备感亲切。”因为这部书，改变了沈从文栽培他的初衷，把元史研究作为一生的最高理想。
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历史系的学生除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要选修两门断代史。方龄贵却选了4门：宋史、辽金元史、元史、明清史。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辽金元史和元史。“辽金元史是姚从吾先生讲授的，辽金元都兴起于东北，辽金元史很大一部分讲的是东北史，我家乡的历史，学这些课，感到非常亲切。”
联大规定：凡学生毕业前要交一篇毕业论文，导师由学生聘请。方龄贵请邵循正为指导教师，并商定论文题目为《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这是他有关蒙元史的第一篇习作，但由此引发了他研究蒙元史道路的决心。
1942年，方龄贵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研究生。“两位导师就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专心攻史，成为两位大师的高徒
“在诵读《元朝秘史》时，似乎能听到血液在血管里奔腾的声音，选修《辽金元史》和《元史》时，这种声音更是振聋发聩，让我始终处于亢奋的状态中。”方龄贵感慨地说。
姚从吾、邵循正同为方龄贵的研究生导师。姚从吾从方龄贵的睿智、好学、勤奋、执著中看出他日后必成大器，所以备加呵护、悉心栽培，就连常年使用的四部备要本《元史》也忍痛割爱送给了方龄贵。
方龄贵跟姚从吾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博大的胸怀。1939年，姚从吾在《益世报》发表题为《说叶刻本元朝秘史中的固始冠》的论文，从史学角度论证“固始冠”即“李黑塔”。不久，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青年教师吴晓铃在香港《星岛日报》相继发表《说罟罟》和《说罟罟补》，与姚从吾进行商榷。在以后的讲学中凡涉及“固始冠”问题，姚从吾都是极力推荐吴晓铃的这两篇文章。时隔50年，方龄贵编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一书涉及《罟罟》辞条时，得到吴晓铃的支持，方龄贵不无感慨地说，这是导师姚从吾的余荫所在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朝代，一般以为大都（今北京）是元朝唯一的统治中心，但姚从吾认为并非如此。他把考证的重任交给了方龄贵。方龄贵虽有些惶惶然，但还是搜检《元史》及大量的有关史料，在10万多字的《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论文中明确提出，大都、上都同为元朝首都。1946年5月，方龄贵面对答辩委员会，把《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论文的观点简明而清晰地阐释出来。当论文获得全票通过时，最为高兴的是他的导师姚从吾，姚从吾不无激动地说：“这是元史研究的一大突破、这是对元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啊！”
邵循正是方龄贵的《蒙古史研究》和《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地之研究》两门课程的导师，他精通波斯、蒙古、满、英、日、法、德等多种语言，谙熟中外蒙古史料，他以渊博的语言学和蒙古学知识循循善诱，把方龄贵带入一个研究元史的理想境界。《元朝秘史》总译虽出自蒙古文原作，但错讹、疏漏之处仍为数不少，邵循正根据标音蒙古文并参照中外史料逐条补译，文笔之古朴与旧译相仿佛，方龄贵在邵循正的补译中吸收着最新营养。《至元译语》是研究元史的必备之书，向达教授有一部手抄《至元译语》，邵循正亲自出马相借，其良苦用心至今都令方龄贵感激不尽。
1982年，元史研究会主编的《元史论丛》创刊，方龄贵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把自己保存多年的老师论文手稿整理出来，寄往《元史论丛》第一辑发表，以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
著书立说，6部著作奠定他在元史研究中的地位
《元朝秘史》是蒙古史研究的必备之书，但要理清书中的人名、地名是一件相当繁杂的事情。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就看出问题所在，曾致力于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的著述，但因沉湖而成未竟之作；日本学者箭内亘曾著《元秘史地名索引》和《元秘史部族名索引》，但均未见公开发行。方龄贵费时40年，以《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叶氏观古堂《元朝秘史》和俄藏本《元朝秘史》为蓝本逐条对校，别其异同、正其讹误编著的《元朝秘史通检》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成为国内外学者不可多得的必备工具书。20年过去，方龄贵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06年，他的长女方慧到北京开会，一个外地学者在旧书摊淘到一本《元朝秘史通检》，他向方慧炫耀说：“这是我花2000元淘到的一本好书，这本书现在已是千金难求了！”
方慧讲述这件事时，方龄贵欣慰地说：“出版时12.5元的书现已涨到2000元，好兆头啊！”
元曲是与唐诗、宋词比肩的文学形式，虽汉文而为，却有许多蒙古语掺杂其中。大多数学者都把元曲中的蒙古语视为研究过程中的“拦路虎”，曾和方龄贵的导师姚从吾就“固始冠”进行过商榷的吴晓铃，同样也被元曲中的蒙古语所困惑。吴晓铃要到美国去讲元曲，方龄贵赶写出一篇题为《元曲戏曲中的蒙古语》一文以备吴晓铃之用。吴晓铃在作学术报告时出示此文，立刻引起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的高度关注。方龄贵不负重望，把多年研究元明戏曲中所得蒙古语114条、30多万字编辑成了一本《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并于1991年由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方龄贵收到许多学者和读者的来信，提出：蒙古语不仅在元明戏曲中有，明清小说及清代戏曲中也存在。
这些来信成为方龄贵向新的学术高峰攀登的动力，他在《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及400多种清代戏曲中搜检出近百条蒙古语，本着“元明补充、清代全录”的原则，又编辑出版一部《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方龄贵关于元明戏曲和明清小说中蒙古语的论著，当属元史研究中的开山之作。
从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进入云南到1381年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投湖自杀，蒙古族对云南的有效统治长达128年，这期间的碑刻、铭文遍布云南各地。1976年，方龄贵的一个朋友回大理探亲，在篮球场看台水泥脱落处发现刻有至元、至正年号的石碑。因为方龄贵是元史专家，这位朋友回到昆明后就和方龄贵商量如何保护这稀有石碑。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方龄贵和其他专家一道赶赴大理，进行抢救性拆除，同时获得宋代石碑3通、元代石碑66通，碑文不仅对蒙元史研究有极高的价值，而且为研究南诏史、大理史、白族史、彝族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材料。方龄贵以其扎实的元史功底对这些石碑碑文加以注释，以《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石碑刻选录》为题，于1980年提交给南京中国元史研究会。此后，方龄贵开始了对宋、元碑刻的系统研究，先后写出10几篇论文并结集为《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于2000年出版。鉴于方龄贵在元碑保护和考释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云南省政府曾给予嘉奖。
《通制条格》是元朝重要政书《大元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与《元典章》相提并论，是研究蒙元史和中国法制史的重要典籍。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把《通制条格》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要求编著一部《通制条格校注》，这项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到方龄贵的肩上。校注《通制条格》容不得一丝懈怠，方龄贵费时10年，摘抄卡片近万张，数易其稿，终于使《通制条格校注》于2001年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200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元史丛考》，将方龄贵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文收入其中，勾勒出他60多年研究元史的基本轮廓。
方龄贵的史学著作在不失严谨的同时，又多有文采。这严谨得益于姚从吾和邵循正老师；这文采得益于作家沈从文。方龄贵治元史达60年之久，这期间所撰论文和所著书籍大都为空白之作或开山之作，从而奠定了他在研究元史中的重要地位。
采访即将结束，记者请方龄贵留言。老先生沉思片刻，然后极认真地在采访本上写下“学然后知不足”6个字。
透过这6个字，记者看到方龄贵这位学者虚怀若谷的精神境界。
（摘自《中国民族报》阿勒得尔图/文 本刊记者/图）
◇责任编辑 李配亮◇
在云南师范大学一幢老旧宿舍楼里，记者见到了年届9旬的方龄贵先生。他身穿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一张掉了漆的写字台，四周书柜里的各种典籍，已伴随他几十个春秋。
他改变了沈从文栽培的初衷，把元史研究作为一生最高的理想
方龄贵1918年出生于吉林省前郭县（现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吐乡锡伯屯一个贫农家庭，“九一八”事变后，没有了平静的课堂，他先后在扶余县、北平（北京）、南京、长沙等地读完中学的课程。
远离家乡的方龄贵把对家乡和父母的思念，把在炮火中颠沛流离的学习生活写成文章，寄给上海的《申报》和香港的《大公报》，换点稿费以备零用。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老师，把沈从文的《边城》推荐给他。
1938年夏，方龄贵高中毕业，在长沙报考临时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历史系。他报考历史系不是因为喜欢历史，而是想当一名作家。在他看来，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孙毓棠都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就以为历史系是作家的摇篮。
高考一结束，他就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找沈从文笔下那个水灵灵的姑娘翠翠，同学告诉他翠翠是个虚拟的人物，他却固执地认为沈从文怎么能撒谎呢？
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有一个名为南荒社的文艺社团，方龄贵一入学就成为南荒社的中坚力量，因为他在中学时就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了。萧乾曾在《大公报》担任副刊编辑，虽未和方龄贵谋过面，但编发过方龄贵的文章。方龄贵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大公报》发表第一篇作品的稿费只有3毛钱。”1939年春，萧乾从香港到昆明组稿，在昆明当时最为著名的东月楼宴请沈从文，为提携后人，萧乾特邀刚刚20出头的方龄贵作陪。
沈从文的《边城》，方龄贵不知读过多少遍，书中的许多段落他都背得出来。而当他真正面对仰慕已久的大作家沈从文时，却不知说什么才好。萧乾看出方龄贵的窘态，半开玩笑地向沈从文介绍说：“他就是在湘西找翠翠的那个小伙子啊！”
一句话，逗得全桌人大笑起来。沈从文曾经听说过这件事，和方龄贵交谈颇为投缘，萌生栽培之意。方龄贵说：“沈从文先生不但为我修改文章，还经常把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借给我阅读，其中有一本是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来我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古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献。沈先生借书给我时，要我注意此书文字是多么古朴自然，富有生命的活力。想让我在书中古朴清新的情节和文字中获取文学创作的营养。”方龄贵深为书中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因为我的母亲是蒙古族人，因而备感亲切。”因为这部书，改变了沈从文栽培他的初衷，把元史研究作为一生的最高理想。
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历史系的学生除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要选修两门断代史。方龄贵却选了4门：宋史、辽金元史、元史、明清史。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辽金元史和元史。“辽金元史是姚从吾先生讲授的，辽金元都兴起于东北，辽金元史很大一部分讲的是东北史，我家乡的历史，学这些课，感到非常亲切。”
联大规定：凡学生毕业前要交一篇毕业论文，导师由学生聘请。方龄贵请邵循正为指导教师，并商定论文题目为《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这是他有关蒙元史的第一篇习作，但由此引发了他研究蒙元史道路的决心。
1942年，方龄贵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研究生。“两位导师就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专心攻史，成为两位大师的高徒
“在诵读《元朝秘史》时，似乎能听到血液在血管里奔腾的声音，选修《辽金元史》和《元史》时，这种声音更是振聋发聩，让我始终处于亢奋的状态中。”方龄贵感慨地说。
姚从吾、邵循正同为方龄贵的研究生导师。姚从吾从方龄贵的睿智、好学、勤奋、执著中看出他日后必成大器，所以备加呵护、悉心栽培，就连常年使用的四部备要本《元史》也忍痛割爱送给了方龄贵。
方龄贵跟姚从吾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博大的胸怀。1939年，姚从吾在《益世报》发表题为《说叶刻本元朝秘史中的固始冠》的论文，从史学角度论证“固始冠”即“李黑塔”。不久，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青年教师吴晓铃在香港《星岛日报》相继发表《说罟罟》和《说罟罟补》，与姚从吾进行商榷。在以后的讲学中凡涉及“固始冠”问题，姚从吾都是极力推荐吴晓铃的这两篇文章。时隔50年，方龄贵编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一书涉及《罟罟》辞条时，得到吴晓铃的支持，方龄贵不无感慨地说，这是导师姚从吾的余荫所在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朝代，一般以为大都（今北京）是元朝唯一的统治中心，但姚从吾认为并非如此。他把考证的重任交给了方龄贵。方龄贵虽有些惶惶然，但还是搜检《元史》及大量的有关史料，在10万多字的《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论文中明确提出，大都、上都同为元朝首都。1946年5月，方龄贵面对答辩委员会，把《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论文的观点简明而清晰地阐释出来。当论文获得全票通过时，最为高兴的是他的导师姚从吾，姚从吾不无激动地说：“这是元史研究的一大突破、这是对元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啊！”
邵循正是方龄贵的《蒙古史研究》和《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地之研究》两门课程的导师，他精通波斯、蒙古、满、英、日、法、德等多种语言，谙熟中外蒙古史料，他以渊博的语言学和蒙古学知识循循善诱，把方龄贵带入一个研究元史的理想境界。《元朝秘史》总译虽出自蒙古文原作，但错讹、疏漏之处仍为数不少，邵循正根据标音蒙古文并参照中外史料逐条补译，文笔之古朴与旧译相仿佛，方龄贵在邵循正的补译中吸收着最新营养。《至元译语》是研究元史的必备之书，向达教授有一部手抄《至元译语》，邵循正亲自出马相借，其良苦用心至今都令方龄贵感激不尽。
1982年，元史研究会主编的《元史论丛》创刊，方龄贵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把自己保存多年的老师论文手稿整理出来，寄往《元史论丛》第一辑发表，以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
著书立说，6部著作奠定他在元史研究中的地位
《元朝秘史》是蒙古史研究的必备之书，但要理清书中的人名、地名是一件相当繁杂的事情。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就看出问题所在，曾致力于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的著述，但因沉湖而成未竟之作；日本学者箭内亘曾著《元秘史地名索引》和《元秘史部族名索引》，但均未见公开发行。方龄贵费时40年，以《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叶氏观古堂《元朝秘史》和俄藏本《元朝秘史》为蓝本逐条对校，别其异同、正其讹误编著的《元朝秘史通检》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成为国内外学者不可多得的必备工具书。20年过去，方龄贵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06年，他的长女方慧到北京开会，一个外地学者在旧书摊淘到一本《元朝秘史通检》，他向方慧炫耀说：“这是我花2000元淘到的一本好书，这本书现在已是千金难求了！”
方慧讲述这件事时，方龄贵欣慰地说：“出版时12.5元的书现已涨到2000元，好兆头啊！”
元曲是与唐诗、宋词比肩的文学形式，虽汉文而为，却有许多蒙古语掺杂其中。大多数学者都把元曲中的蒙古语视为研究过程中的“拦路虎”，曾和方龄贵的导师姚从吾就“固始冠”进行过商榷的吴晓铃，同样也被元曲中的蒙古语所困惑。吴晓铃要到美国去讲元曲，方龄贵赶写出一篇题为《元曲戏曲中的蒙古语》一文以备吴晓铃之用。吴晓铃在作学术报告时出示此文，立刻引起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的高度关注。方龄贵不负重望，把多年研究元明戏曲中所得蒙古语114条、30多万字编辑成了一本《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并于1991年由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方龄贵收到许多学者和读者的来信，提出：蒙古语不仅在元明戏曲中有，明清小说及清代戏曲中也存在。
这些来信成为方龄贵向新的学术高峰攀登的动力，他在《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及400多种清代戏曲中搜检出近百条蒙古语，本着“元明补充、清代全录”的原则，又编辑出版一部《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方龄贵关于元明戏曲和明清小说中蒙古语的论著，当属元史研究中的开山之作。
从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进入云南到1381年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投湖自杀，蒙古族对云南的有效统治长达128年，这期间的碑刻、铭文遍布云南各地。1976年，方龄贵的一个朋友回大理探亲，在篮球场看台水泥脱落处发现刻有至元、至正年号的石碑。因为方龄贵是元史专家，这位朋友回到昆明后就和方龄贵商量如何保护这稀有石碑。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方龄贵和其他专家一道赶赴大理，进行抢救性拆除，同时获得宋代石碑3通、元代石碑66通，碑文不仅对蒙元史研究有极高的价值，而且为研究南诏史、大理史、白族史、彝族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材料。方龄贵以其扎实的元史功底对这些石碑碑文加以注释，以《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石碑刻选录》为题，于1980年提交给南京中国元史研究会。此后，方龄贵开始了对宋、元碑刻的系统研究，先后写出10几篇论文并结集为《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于2000年出版。鉴于方龄贵在元碑保护和考释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云南省政府曾给予嘉奖。
《通制条格》是元朝重要政书《大元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与《元典章》相提并论，是研究蒙元史和中国法制史的重要典籍。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把《通制条格》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要求编著一部《通制条格校注》，这项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到方龄贵的肩上。校注《通制条格》容不得一丝懈怠，方龄贵费时10年，摘抄卡片近万张，数易其稿，终于使《通制条格校注》于2001年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200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元史丛考》，将方龄贵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文收入其中，勾勒出他60多年研究元史的基本轮廓。
方龄贵的史学著作在不失严谨的同时，又多有文采。这严谨得益于姚从吾和邵循正老师；这文采得益于作家沈从文。方龄贵治元史达60年之久，这期间所撰论文和所著书籍大都为空白之作或开山之作，从而奠定了他在研究元史中的重要地位。
采访即将结束，记者请方龄贵留言。老先生沉思片刻，然后极认真地在采访本上写下“学然后知不足”6个字。
透过这6个字，记者看到方龄贵这位学者虚怀若谷的精神境界。
（摘自《中国民族报》阿勒得尔图/文 本刊记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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