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梵志，1964年生，武汉人。
199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北京，职业画家。
1990年，在湖北美术馆举办“曾梵志油画个展”；
1993年，在香港汉雅轩画廊举办“假面 · 曾梵志个人油画展”；
作品《协和三联画》获“九十年代广州双年展”优秀奖。
……
2013年，《最后的晚餐》，（2001年作，油彩画布，220x395 ）拍出1.8亿港元，成为亚洲最贵当代艺术品。
从几百万到几千万再闯入亿元大关，书画、当代艺术、瓷器等各类中国艺术品自2009年以来频频爆出天价，中国艺术品市场呈现极度繁荣之景。如今，中国艺术市场更是经常上演中国艺术品一涨冲天的资本游戏。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上演价格三级跳的同时，“繁荣的仅是艺术品市场，而不是艺术”的担忧也随之而来。
然而，苏富比10月5日晚间响起的阵阵掌声和惊叹，簇拥着中国当代艺术迈过亿元关口——1.8044亿港元。中国艺术家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将亚洲当代艺术的拍卖纪录推向最高，成亚洲最贵当代艺术品！据悉，当时现场藏家举出1亿港元之后，电话委托追至1.1亿港元，其后，两个电话委托相继追加，最终以1.8044亿港元的报价落槌，现场掌声数次响起，整场拍卖进入最大高潮。
这幅来自尤伦斯夫妇收藏的《最后的晚餐》创作于2001年，艺术家曾梵志邀请了一班青年为其模特，为每一个姿势单独拍摄照片，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这也是曾梵志《面具》系列中尺幅最大的作品，长4米、高2.2米。作品取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达·芬奇的同名壁画，（曾梵志对达芬奇一向崇敬，他修读古典艺术时，达芬奇正是他第一个真正喜欢的艺术家。）只是他把所有的宗教人物换上了戴上面具的少先队成员，系着红领巾在桌前吃着西瓜。此作是对经济日益发达的中国的一种隐喻，红领巾代表共产主义理想，而原作中的犹大，则由一个戴着金黄色西式领带的人物饰演。《最后的晚餐》捕捉了中国社会在1990年代经济改革时期的面貌改变，是当代中国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是的，他从一开始就是个“不守规矩”的孩子。
在处处悬挂领袖像的年代，曾梵志就跟着大家一起画“革命作品”。这个国家给了他“伟大”的基石——在他过去的49年，变化从未停止。他出生时，人们在抵抗饥饿；他的少年，红色革命冲击了整个国家；他的青春，艺术大师的生活比想象还遥远；他30岁时，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生活影响着艺术家的选择；等他到了不惑之年，整个艺术界又弥漫着泡沫和喧嚣。
他很清楚，从30岁到60岁，艺术家的每一个十年都很珍贵。特别是和西方艺术家相比，一个中国艺术家经历的40年，几乎可以等于他们的400年，因为中国每一个十年的变化都实在太大，每一个十年都是在和自己过去一个十年抗争。“老实说，我现在对自己曾经迷恋过的东西已经不关注了。”曾梵志将过去的变化都看做是为找寻今天的出口，“我觉得应该彻底地忘掉，用遗忘去超越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他的早期经历同时体现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在集体主义下表达个人笔触的坚持。成长的经历对形成艺术家气质而言，极具影响力。曾梵志1964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小学期间，他被拒绝加入少先队，得不到红领巾，使他开始对集体和组织有了一种潜意识的对抗……】
湖美，给了我反叛的勇气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武汉，艺术氛围浓厚，城市中心的青少年宫和解放公园一带经常能看到背着画板写生的人群。16岁的曾梵志就在其中，除了在印刷厂连轴工作，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拜了个学画画的师傅，湖北省供销社的燕柳林（1956出生，山西阳城人，当代著名商业画家），一个有固定职业，却视画画为空气般珍贵的人。
让曾梵志追随燕柳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一间独立的屋子能做画室，那会儿学画不用付钱，资料少，大家就像朋友一样抱团学，互相提建议。”画到兴头上，几个人还组织起来，凑了不到一千元钱，在武汉展览馆办了个画展。
但那始终只是“业余的”，曾梵志给自己的艺术理想设定了第一站目的地：湖北美术学院。他并不甘心就此呆在印刷厂，做一名有绘画特长的工人，他学画就是为了念大学。尽管绕了个弯，他还是想走进学院体系内。“我认同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在艺术院校里接受系统教育才算数。”
他曾无数次跟一起学画的伙伴溜进那个只能仰望的校园听讲座，为某位大师的一句话兴奋不已，然后坐在水泥台阶上反复回味。但事情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曾梵志连考了5年，终于考上了当时无比热门，却4年才招一次生的油画专业。1987年，双脚踏进校门那天，“人简直都乐疯了，上大学好几年还没从那情绪里缓过来。”
“上大学后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整个人彻底找回了自信，虽然现在我话还是不多。”曾梵志当时的班上只有8个人，却有三个专业老师。有时对着一张画，曾梵志能和老师争论半天。“累了，就互相递根烟，抽完了接着说。一吃完饭又不约而同的跑去老师家里，围着一本画册，能琢磨到半夜。”
同班同学回忆，曾梵志在学校是出名的逃课分子，“但英语极好，平均都有80多分”，画画又爱“动心思”，老师都很喜欢他。当时从老师口中听到赵无极、劳生博这样响亮的名字，曾梵志就会为了他们的展览一声不响跑去北京。顺带着，再在隆福大厦批点衣服回武汉卖。“家里一个月才给100多元钱，买材料根本不够，就得想办法自己赚。”
渐渐地，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曾梵志与苏派教学渐行渐远，课余经常创作一些日后被评价为“带有启示性表现主义色彩”的画作。到了大学三年级，他直接将课余创作带进课堂，却遭到了两极化的评价：年纪大的反对，给他打68分，但是年轻老师给他打98分。
当时给曾梵志带专业课的是85思潮中的活跃分子魏光庆、方少华等。他们对艺术创新的强烈追求深深的影响到了曾梵志。入校几个月后，正在画室里练习的曾梵志被学长叫去帮忙布展。“其实我们就是做些搬东西、粘贴东西的杂活。”但画展开幕式来了很多人，老师对着他们讲解自己的作品。曾梵志突然意识到，他们教学，但也是艺术家。他们那么执着的表达自己，有一天我也能。 这一天比任何人的预计都要早。曾梵志读到三年级，决定在湖北省美术院做个展，那被后来的曾梵志称为大学四年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今回忆起来，当时的做法非常疯狂。因为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做个展，只有非常成功的艺术家，至少也要是老师。但曾梵志“胆子够大，脸皮够厚”。他在那次的展览中使用了后来众人熟悉的血红色，但也因为这一点，刚开幕就被叫停，因为有人举报该画展影射政治。那么多准备参观的人突然散场，小小少年心中无比失落。值得庆幸的是，美术学院和美术院的老师都在力保曾梵志，他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展览事件后，曾梵志成了湖美的“名人”。他仍默不作声的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一个人做画，画学校布置的作业，也画自己喜欢的“抽象的东西”。
私下里，他把有自己想法的画拿去给尚扬等老师看。“湖美的气氛很自由，宽松，非常适合我。别的学校都有学术权威，要大家按他的规矩画，湖美从没这回事。就连尚扬老师自己，他的专业水准非常高，但他在那个时代反叛意识很强。所以他从来不会压制学生，只有包容。”
他也想过参加体制内的展览，但很快发现，自由的心态会改变。体制内的作者不是画自己喜欢的，而是画评委喜欢的。以后这个东西肯定没有号召力。
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分外喜欢这个“只爱画画”的孩子。尚扬甚至把他介绍给自己的老朋友，在国际上都有极大影响力的艺术策划人和批评家栗宪庭。受栗宪庭的引荐，毕业前的那个夏天，曾梵志带着自己的《协和医院三联画》系列，第一次参加群展——“后89新艺术展”。
哪怕今天，我们回看再看曾梵志武汉时期的成名作《协和医院》系列，内心都会为之震撼不已。这个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受西方的表现主义的笔触影响，以夸张的人体比例及对比鲜明笔触，把城市人埋藏的焦虑及烦躁情绪通通呈现在画布之上。
很快，《协和医院》系列被张颂仁的汉雅轩画廊买下，2000美金。1991年的这个夏天，曾梵志第一次知道画可以卖这么多钱，他用这笔钱在香港买了一套西服，虽然那会儿还不懂牌子，但穿着它骑二八自行车，“很有派头”。
一年后，他和张晓刚等人参加“广州双年展”。与几个老师长谈后，曾梵志决定彻底离开武汉，去外面的世界。这一年，他26岁，去了北京。
北京，这块他心目中的艺术圣土并没有马上给他希望。他没有住在艺术青年扎堆的圆明园，而是选择了普通的居民楼。“我不能只接触艺术家，我需要看到生活的更多面。”——但为艺术“接地气儿”的曾梵志看到的大都是空无一人的三里屯大街，和坐在家门口等他回去的年轻妻子。
他甚至经常遇到居委会盘查：你没有北京户口，在这里做什么？他回答：我在这画画，我亲戚在这。所谓的亲戚，是因为“那时租房子要管房东叫表姐、表哥”。曾梵志觉得，自己就像戴了个面具，跟隐形人一样。于是，他开始尝试创作《面具》系列。“面具”也一度成为了曾梵志的艺术标签，经过面具伪装的人物，内心透露出的却是孤独、疏远以及冷漠，他们都戴着白色面具，表现出紧张和恐惧，仿佛他们是自己角色的受害者。曾梵志画出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现实世界。
直到1994年，因为《面具》系列，他的艺术道路有了彻底的转机。张颂仁这次来，一口气买下25张画。
与生计做斗争的创作时期结束了，曾梵志在北京燕郊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室，开始做一个“讲究”的艺术家。他在随后的三年接着画《面具》系列，并陆续举办个展。1998年，一个美国人以1.5万元买下《面具系列No.6》。
10年后，香港佳士得拍卖夜场上，这张作品以7536万港币（约合970万美元）的价格被另一名藏家竞得，创下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当所有的人都感觉“事情”发生变化时，曾梵志的生活却“过的像个普通人”。他依然朝九晚五的规律作息，在1000平米的家里种下几棵树，看女儿学芭蕾……】
关于爱情
对于婚姻和家庭，他则选择了最传统，最保守的道路。他自认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希望婚姻关系稳定、正常，有小孩，有完整的一个家，这样让他觉得最舒服。
那个给曾梵志稳定婚姻、家庭和孩子的女人叫何丽君。他们相识于1986年，那时他是一个还没考上大学的艺术青年，而她则是跟他学画，准备迈进艺术大门的小女孩。他们不是一见钟情，但确定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怀疑。从武汉到北京，在最困难的几年，何丽君一直站在曾梵志身边。特别是1993年刚到北京时，他们只有母亲给的一百多斤粮票和临行时留下的话：“你上路吧，有这个，你不会饿死，其他的，你自己安排。”
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曾梵志去吃披萨，那是在东直门使馆区新开的一家必胜客餐厅，拥有鲜艳的墙壁和干净的餐具。他们吃了一种叫“超级至尊”的比萨，厚厚的，很香。那次大餐朋友花了100多元，他则一直重复着一句话：“怎么这么好吃。”
从那以后，比萨成了他的牵挂。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多钱，刚卖出去的画都换做了最好的材料，还有很多画他干脆送了人，只因为对方喜欢。为了省钱，妻子规定曾梵志每个月只能吃一次比萨，他则经常耍赖说，“这个月吃两次，把下个月的吃了行不行。”
“其实，最后每个月她都让我不只吃了一次。”曾梵志回忆说。1999年，曾梵志和何丽君才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纱和仪式。3年后，他们拥有了一个小女孩。
……
199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北京，职业画家。
1990年，在湖北美术馆举办“曾梵志油画个展”；
1993年，在香港汉雅轩画廊举办“假面 · 曾梵志个人油画展”；
作品《协和三联画》获“九十年代广州双年展”优秀奖。
……
2013年，《最后的晚餐》，（2001年作，油彩画布，220x395 ）拍出1.8亿港元，成为亚洲最贵当代艺术品。
从几百万到几千万再闯入亿元大关，书画、当代艺术、瓷器等各类中国艺术品自2009年以来频频爆出天价，中国艺术品市场呈现极度繁荣之景。如今，中国艺术市场更是经常上演中国艺术品一涨冲天的资本游戏。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上演价格三级跳的同时，“繁荣的仅是艺术品市场，而不是艺术”的担忧也随之而来。
然而，苏富比10月5日晚间响起的阵阵掌声和惊叹，簇拥着中国当代艺术迈过亿元关口——1.8044亿港元。中国艺术家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将亚洲当代艺术的拍卖纪录推向最高，成亚洲最贵当代艺术品！据悉，当时现场藏家举出1亿港元之后，电话委托追至1.1亿港元，其后，两个电话委托相继追加，最终以1.8044亿港元的报价落槌，现场掌声数次响起，整场拍卖进入最大高潮。
这幅来自尤伦斯夫妇收藏的《最后的晚餐》创作于2001年，艺术家曾梵志邀请了一班青年为其模特，为每一个姿势单独拍摄照片，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这也是曾梵志《面具》系列中尺幅最大的作品，长4米、高2.2米。作品取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达·芬奇的同名壁画，（曾梵志对达芬奇一向崇敬，他修读古典艺术时，达芬奇正是他第一个真正喜欢的艺术家。）只是他把所有的宗教人物换上了戴上面具的少先队成员，系着红领巾在桌前吃着西瓜。此作是对经济日益发达的中国的一种隐喻，红领巾代表共产主义理想，而原作中的犹大，则由一个戴着金黄色西式领带的人物饰演。《最后的晚餐》捕捉了中国社会在1990年代经济改革时期的面貌改变，是当代中国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是的，他从一开始就是个“不守规矩”的孩子。
在处处悬挂领袖像的年代，曾梵志就跟着大家一起画“革命作品”。这个国家给了他“伟大”的基石——在他过去的49年，变化从未停止。他出生时，人们在抵抗饥饿；他的少年，红色革命冲击了整个国家；他的青春，艺术大师的生活比想象还遥远；他30岁时，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生活影响着艺术家的选择；等他到了不惑之年，整个艺术界又弥漫着泡沫和喧嚣。
他很清楚，从30岁到60岁，艺术家的每一个十年都很珍贵。特别是和西方艺术家相比，一个中国艺术家经历的40年，几乎可以等于他们的400年，因为中国每一个十年的变化都实在太大，每一个十年都是在和自己过去一个十年抗争。“老实说，我现在对自己曾经迷恋过的东西已经不关注了。”曾梵志将过去的变化都看做是为找寻今天的出口，“我觉得应该彻底地忘掉，用遗忘去超越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他的早期经历同时体现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在集体主义下表达个人笔触的坚持。成长的经历对形成艺术家气质而言，极具影响力。曾梵志1964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小学期间，他被拒绝加入少先队，得不到红领巾，使他开始对集体和组织有了一种潜意识的对抗……】
湖美，给了我反叛的勇气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武汉，艺术氛围浓厚，城市中心的青少年宫和解放公园一带经常能看到背着画板写生的人群。16岁的曾梵志就在其中，除了在印刷厂连轴工作，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拜了个学画画的师傅，湖北省供销社的燕柳林（1956出生，山西阳城人，当代著名商业画家），一个有固定职业，却视画画为空气般珍贵的人。
让曾梵志追随燕柳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一间独立的屋子能做画室，那会儿学画不用付钱，资料少，大家就像朋友一样抱团学，互相提建议。”画到兴头上，几个人还组织起来，凑了不到一千元钱，在武汉展览馆办了个画展。
但那始终只是“业余的”，曾梵志给自己的艺术理想设定了第一站目的地：湖北美术学院。他并不甘心就此呆在印刷厂，做一名有绘画特长的工人，他学画就是为了念大学。尽管绕了个弯，他还是想走进学院体系内。“我认同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在艺术院校里接受系统教育才算数。”
他曾无数次跟一起学画的伙伴溜进那个只能仰望的校园听讲座，为某位大师的一句话兴奋不已，然后坐在水泥台阶上反复回味。但事情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曾梵志连考了5年，终于考上了当时无比热门，却4年才招一次生的油画专业。1987年，双脚踏进校门那天，“人简直都乐疯了，上大学好几年还没从那情绪里缓过来。”
“上大学后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整个人彻底找回了自信，虽然现在我话还是不多。”曾梵志当时的班上只有8个人，却有三个专业老师。有时对着一张画，曾梵志能和老师争论半天。“累了，就互相递根烟，抽完了接着说。一吃完饭又不约而同的跑去老师家里，围着一本画册，能琢磨到半夜。”
同班同学回忆，曾梵志在学校是出名的逃课分子，“但英语极好，平均都有80多分”，画画又爱“动心思”，老师都很喜欢他。当时从老师口中听到赵无极、劳生博这样响亮的名字，曾梵志就会为了他们的展览一声不响跑去北京。顺带着，再在隆福大厦批点衣服回武汉卖。“家里一个月才给100多元钱，买材料根本不够，就得想办法自己赚。”
渐渐地，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曾梵志与苏派教学渐行渐远，课余经常创作一些日后被评价为“带有启示性表现主义色彩”的画作。到了大学三年级，他直接将课余创作带进课堂，却遭到了两极化的评价：年纪大的反对，给他打68分，但是年轻老师给他打98分。
当时给曾梵志带专业课的是85思潮中的活跃分子魏光庆、方少华等。他们对艺术创新的强烈追求深深的影响到了曾梵志。入校几个月后，正在画室里练习的曾梵志被学长叫去帮忙布展。“其实我们就是做些搬东西、粘贴东西的杂活。”但画展开幕式来了很多人，老师对着他们讲解自己的作品。曾梵志突然意识到，他们教学，但也是艺术家。他们那么执着的表达自己，有一天我也能。 这一天比任何人的预计都要早。曾梵志读到三年级，决定在湖北省美术院做个展，那被后来的曾梵志称为大学四年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今回忆起来，当时的做法非常疯狂。因为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做个展，只有非常成功的艺术家，至少也要是老师。但曾梵志“胆子够大，脸皮够厚”。他在那次的展览中使用了后来众人熟悉的血红色，但也因为这一点，刚开幕就被叫停，因为有人举报该画展影射政治。那么多准备参观的人突然散场，小小少年心中无比失落。值得庆幸的是，美术学院和美术院的老师都在力保曾梵志，他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展览事件后，曾梵志成了湖美的“名人”。他仍默不作声的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一个人做画，画学校布置的作业，也画自己喜欢的“抽象的东西”。
私下里，他把有自己想法的画拿去给尚扬等老师看。“湖美的气氛很自由，宽松，非常适合我。别的学校都有学术权威，要大家按他的规矩画，湖美从没这回事。就连尚扬老师自己，他的专业水准非常高，但他在那个时代反叛意识很强。所以他从来不会压制学生，只有包容。”
他也想过参加体制内的展览，但很快发现，自由的心态会改变。体制内的作者不是画自己喜欢的，而是画评委喜欢的。以后这个东西肯定没有号召力。
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分外喜欢这个“只爱画画”的孩子。尚扬甚至把他介绍给自己的老朋友，在国际上都有极大影响力的艺术策划人和批评家栗宪庭。受栗宪庭的引荐，毕业前的那个夏天，曾梵志带着自己的《协和医院三联画》系列，第一次参加群展——“后89新艺术展”。
哪怕今天，我们回看再看曾梵志武汉时期的成名作《协和医院》系列，内心都会为之震撼不已。这个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受西方的表现主义的笔触影响，以夸张的人体比例及对比鲜明笔触，把城市人埋藏的焦虑及烦躁情绪通通呈现在画布之上。
很快，《协和医院》系列被张颂仁的汉雅轩画廊买下，2000美金。1991年的这个夏天，曾梵志第一次知道画可以卖这么多钱，他用这笔钱在香港买了一套西服，虽然那会儿还不懂牌子，但穿着它骑二八自行车，“很有派头”。
一年后，他和张晓刚等人参加“广州双年展”。与几个老师长谈后，曾梵志决定彻底离开武汉，去外面的世界。这一年，他26岁，去了北京。
北京，这块他心目中的艺术圣土并没有马上给他希望。他没有住在艺术青年扎堆的圆明园，而是选择了普通的居民楼。“我不能只接触艺术家，我需要看到生活的更多面。”——但为艺术“接地气儿”的曾梵志看到的大都是空无一人的三里屯大街，和坐在家门口等他回去的年轻妻子。
他甚至经常遇到居委会盘查：你没有北京户口，在这里做什么？他回答：我在这画画，我亲戚在这。所谓的亲戚，是因为“那时租房子要管房东叫表姐、表哥”。曾梵志觉得，自己就像戴了个面具，跟隐形人一样。于是，他开始尝试创作《面具》系列。“面具”也一度成为了曾梵志的艺术标签，经过面具伪装的人物，内心透露出的却是孤独、疏远以及冷漠，他们都戴着白色面具，表现出紧张和恐惧，仿佛他们是自己角色的受害者。曾梵志画出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现实世界。
直到1994年，因为《面具》系列，他的艺术道路有了彻底的转机。张颂仁这次来，一口气买下25张画。
与生计做斗争的创作时期结束了，曾梵志在北京燕郊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室，开始做一个“讲究”的艺术家。他在随后的三年接着画《面具》系列，并陆续举办个展。1998年，一个美国人以1.5万元买下《面具系列No.6》。
10年后，香港佳士得拍卖夜场上，这张作品以7536万港币（约合970万美元）的价格被另一名藏家竞得，创下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当所有的人都感觉“事情”发生变化时，曾梵志的生活却“过的像个普通人”。他依然朝九晚五的规律作息，在1000平米的家里种下几棵树，看女儿学芭蕾……】
关于爱情
对于婚姻和家庭，他则选择了最传统，最保守的道路。他自认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希望婚姻关系稳定、正常，有小孩，有完整的一个家，这样让他觉得最舒服。
那个给曾梵志稳定婚姻、家庭和孩子的女人叫何丽君。他们相识于1986年，那时他是一个还没考上大学的艺术青年，而她则是跟他学画，准备迈进艺术大门的小女孩。他们不是一见钟情，但确定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怀疑。从武汉到北京，在最困难的几年，何丽君一直站在曾梵志身边。特别是1993年刚到北京时，他们只有母亲给的一百多斤粮票和临行时留下的话：“你上路吧，有这个，你不会饿死，其他的，你自己安排。”
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曾梵志去吃披萨，那是在东直门使馆区新开的一家必胜客餐厅，拥有鲜艳的墙壁和干净的餐具。他们吃了一种叫“超级至尊”的比萨，厚厚的，很香。那次大餐朋友花了100多元，他则一直重复着一句话：“怎么这么好吃。”
从那以后，比萨成了他的牵挂。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多钱，刚卖出去的画都换做了最好的材料，还有很多画他干脆送了人，只因为对方喜欢。为了省钱，妻子规定曾梵志每个月只能吃一次比萨，他则经常耍赖说，“这个月吃两次，把下个月的吃了行不行。”
“其实，最后每个月她都让我不只吃了一次。”曾梵志回忆说。1999年，曾梵志和何丽君才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纱和仪式。3年后，他们拥有了一个小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