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张庄懿以御史身份巡按山东，到达临清时，因一家酒馆的酒幌挂得太低，将他的乌纱帽挂落。然而，他却像没事人一样，捡起戴上就离开了。但這可吓坏了知州，第二天，他将店主铐押送请张大人治罪。张对店主说：“你门前那条路官人经常要走，回去将酒幌挂高些。”他并未理会知州，便将店主放走了。
　　若干年后，张庄懿升任刑部尚书。这天他下班回家，碰到一醉汉，旁边有人怂恿醉汉，说：“如果你能将这位老爹手中的拐杖夺走，我们才佩服你。”醉汉听罢便冲上去，将张尚书的拐杖夺走。张问也不问，直接回家。第二天醉汉酒醒，问妻子：“我昨天醉酒回来，没出什么事吧。”妻子答：“你带了一根拐杖回来。”醉汉一看，这是文官用的，于是到街上去问，大家说这是张大人的专用拐杖。醉汉知道自己闯祸了，次日凌晨他头顶拐杖，跪在长安街上请罪。过了一会儿，张庄懿来了，他让随从将拐杖取回，一句话未问便离开了。
　　面对这样的事，张庄懿表现出了极高的境界。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窃以为是因其高尚的人品和官品，具体说有下列三点：其一，很有涵养。他不是“匹夫见辱，拔剑而起”那般浅薄和鲁莽，而是冷静、从容，“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不是睚眦必报唯我独尊，而是宽容宽恕别人，包括普通人，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可贵的平等意识。其二，他很有自信。他深知官员的威望不能靠耍官威得来，更不能靠恃强凌弱，而只能靠亲民爱民得来。也深知自己这样做不但不会损害威望，而且只会加分。他还深知这次挂落乌纱帽，与乌纱帽的安全没有任何关系，挂落了捡起来戴上就是了，更深知百姓大都有着很强的悔改意识和能力，此时“不闻不问”，往往效果更好。
　　其三，世事洞明。酒幌挂掉官帽，是因为酒幌挂得太低，而不是店家与官员过不去。醉汉夺走拐杖，乃几个无聊的人为了取乐，也是醉汉的“常态”，市井中这种事很多，多没什么恶意，不必介意。知州将店主押来，有三个目的，一是表明态度，对朝廷钦差不敢怠慢。二是出于自保，怕得罪巡按而影响前程。三也有考验钦差的意思，看你怎样处理。张庄懿交代一句之后便将店主放掉，且不与知州一言，甚为高明。
　　假如张庄懿不这样做，而是采用不少官员惯用的做法，断喝一声：“大胆刁民，给我拿下！”将店主和醉汉或抓或打或送入牢中，那效果和后果又会是什么样？这确实能图一时之快，还可大显官威，但后果有三：一是遭人鄙视。因酒幌挂落官帽而治店主的罪，只能说明自己对乌纱帽的安稳毫无信心，更是一个小肚鸡肠之人，恐怕知州也会心中不满。训斥那醉汉几句也属应该，但若对他动刑那就是耍官老爷的威风了，哪有风度可言。
　　二是尽显昏聩。若是这样，说明他不懂底层社会，没有平等意识，更没“底线思维”，只会一味蛮干一意孤行。酒幌挂落官帽，说明店主是个刁民;那个醉汉，定是个仇官的暴徒;那群怂恿醉汉的人，也是一帮潜在的寻衅滋事者。不给这些人点厉害尝尝，他们断不知道锅是铁打的。于是，将他们一个个抓起来，严审、杖打、坐牢。然而，原本都是良民，却一下子都成了敌人，愚蠢之极。三是百姓痛骂。这样做老百姓会不骂吗？恐怕咒他死的都不会少。如此这般，那位令人敬仰的贤臣张庄懿，就会从历史上消失，而史册上再多出一个昏官恶官。因此，仅仅从“生前身后名”这个角度，官员也应该常提醒自己：为官一定要有境界。

　　图：付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