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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業社会责任蓝皮书》指出，2011年，国有企業的社会责任指数仍领先于民营企業和外资企業。中央企業社会责任指数年度增幅最大，外资企業其次，民营企業略有退步。具体为与2010年相比，国有企業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从28.9分上升为31.7分，增长了2.8分。其中，中央企業的发展指数增幅明显，从37.3分上升为44.3分，增长了7分。民营企業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从13.9分下降为13.3分，后退了0.6分。外资企業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从8.1分上升为12.6分，增长了4.5分。
本来，这样一份报告的公布，对任何一家不带偏见的媒体来说，很容易得出有利于国企的结论，但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媒体在报道和评论这份报告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国企——什么《缺乏社会责任的国企》啦，什么《社科院蓝皮书称近半国企缺乏社会责任》啦(但对近八成的外企和民企不履行社会责任却只字不提)，什么《谁在纵容国企做社会责任的旁观者》啦……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有的评论貌似中立，其实却暗藏玄机，比如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发表评论《国企理应成为社会责任的领先者》，乍一看绝对正确，其实却是把“国企社会责任不如民企、外企”这样一个“并非事实的事实”当成事实，作为评论的前提和出发点。在这样万炮齐轰、乱棍交加的局面下，国企真的是比窦娥还冤，完全陷入百喙莫辩的尴尬境地。
显然，主流媒体对国企是非常不友好的。仔细研究一下这些报道和评论，你就不难发现这些媒体其实并不关心什么劳什子“企業社会责任”——如果他们真的关心这个，他们会把矛头指向外企和私企，呼吁他们向国企学习——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妖魔化国企的形象，如何置国企于死地。
那么，媒体为什么对国企不友好?简单概括一下，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主流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早已经高度“政治化”了。当然，这种政治是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所谓“里根、撒切尔夫人革命”以来，以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恰逢其时，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大量吸收国外的学术思想，同时很多青年也开始出国留学。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展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这些人逐渐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学术界、舆论界的主流，掌握了编辑、评论的主导权。
由于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化、市场化是唯一正确的方向，甚至认为历史将就此“终结”，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遗产的国有企業，在他们眼里就是带有原罪的，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无论国企做的如何，都难逃被媒体围殴的命运。曾经有国资委领导人讶异于“国企不盈利被批评，赢利还是被批评”，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系，有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而国有企業成了这些跨国公司完全占领中国市场的最后障碍，国企也因此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跨国公司多半是在世界范围内呼风唤雨的巨无霸，操纵舆论的能力极其强大，而且往往会得到宗主国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比如，他们往往会通过邀请做访问学者、提供奖学金、颁发各种名目的奖金，扶持那些持私有化理念的学者和媒体人，并把他们包装成学术明星、公共知识分子等。这些手段并不复杂，却有效地影响、操纵了中国舆论。
除了间接控制外，国际资本还通过“上市”的方式直接控制舆论。比如中国的几大门户网站，由于竞相在美国上市，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中国的”门户网站，指望被国际资本控制的舆论阵地发出对国企友好的报道及评论，那当然等同于与虎谋皮。
最后一个原因来源于国企自身，包括腐败，以及在新自由主义理论误导下“改革”而导致的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等。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有为数众多的国企领导人和经济部门的管理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变得“不时髦”之后，自己也接受了新自由主又关于私有化、市场化那一套说教，在舆论面前往往自惭形秽，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国企辩护。
理论供给的缺位，使得那些试图维护国企的人，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最多只能从经验的角度来论证国企的存在是有益的，但由于这种经验违背“私有化、市场化才是最优”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因此往往被嘲笑、否定。那些顽固坚持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媒体，甚至连最基本的事实都可以无视，比如这次借企業社会责任问题向国企发难就是如此。《蓝皮书》明明指出国有企業在履行社會责任方面，表现得最为优秀，远远超过了民企、外企，但媒体硬是可以给受众营造出一个“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最糟糕”的印象。
国有企業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友好的舆论环境。如何才能为国企的健康发展创造出一个友好的舆论环境?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包括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主导地位，包括根据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创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也包括国有企業要致力于恢复自己的人民性，以实际行动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等等。这将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舆论环境，国有企業很难健康发展，国有经济部门的领导者以及所有真心希望中国崛起的人们，都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
本来，这样一份报告的公布，对任何一家不带偏见的媒体来说，很容易得出有利于国企的结论，但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媒体在报道和评论这份报告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国企——什么《缺乏社会责任的国企》啦，什么《社科院蓝皮书称近半国企缺乏社会责任》啦(但对近八成的外企和民企不履行社会责任却只字不提)，什么《谁在纵容国企做社会责任的旁观者》啦……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有的评论貌似中立，其实却暗藏玄机，比如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发表评论《国企理应成为社会责任的领先者》，乍一看绝对正确，其实却是把“国企社会责任不如民企、外企”这样一个“并非事实的事实”当成事实，作为评论的前提和出发点。在这样万炮齐轰、乱棍交加的局面下，国企真的是比窦娥还冤，完全陷入百喙莫辩的尴尬境地。
显然，主流媒体对国企是非常不友好的。仔细研究一下这些报道和评论，你就不难发现这些媒体其实并不关心什么劳什子“企業社会责任”——如果他们真的关心这个，他们会把矛头指向外企和私企，呼吁他们向国企学习——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妖魔化国企的形象，如何置国企于死地。
那么，媒体为什么对国企不友好?简单概括一下，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主流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早已经高度“政治化”了。当然，这种政治是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所谓“里根、撒切尔夫人革命”以来，以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恰逢其时，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大量吸收国外的学术思想，同时很多青年也开始出国留学。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展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这些人逐渐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学术界、舆论界的主流，掌握了编辑、评论的主导权。
由于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化、市场化是唯一正确的方向，甚至认为历史将就此“终结”，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遗产的国有企業，在他们眼里就是带有原罪的，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无论国企做的如何，都难逃被媒体围殴的命运。曾经有国资委领导人讶异于“国企不盈利被批评，赢利还是被批评”，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系，有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而国有企業成了这些跨国公司完全占领中国市场的最后障碍，国企也因此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跨国公司多半是在世界范围内呼风唤雨的巨无霸，操纵舆论的能力极其强大，而且往往会得到宗主国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比如，他们往往会通过邀请做访问学者、提供奖学金、颁发各种名目的奖金，扶持那些持私有化理念的学者和媒体人，并把他们包装成学术明星、公共知识分子等。这些手段并不复杂，却有效地影响、操纵了中国舆论。
除了间接控制外，国际资本还通过“上市”的方式直接控制舆论。比如中国的几大门户网站，由于竞相在美国上市，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中国的”门户网站，指望被国际资本控制的舆论阵地发出对国企友好的报道及评论，那当然等同于与虎谋皮。
最后一个原因来源于国企自身，包括腐败，以及在新自由主义理论误导下“改革”而导致的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等。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有为数众多的国企领导人和经济部门的管理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变得“不时髦”之后，自己也接受了新自由主又关于私有化、市场化那一套说教，在舆论面前往往自惭形秽，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国企辩护。
理论供给的缺位，使得那些试图维护国企的人，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最多只能从经验的角度来论证国企的存在是有益的，但由于这种经验违背“私有化、市场化才是最优”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因此往往被嘲笑、否定。那些顽固坚持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媒体，甚至连最基本的事实都可以无视，比如这次借企業社会责任问题向国企发难就是如此。《蓝皮书》明明指出国有企業在履行社會责任方面，表现得最为优秀，远远超过了民企、外企，但媒体硬是可以给受众营造出一个“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最糟糕”的印象。
国有企業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友好的舆论环境。如何才能为国企的健康发展创造出一个友好的舆论环境?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包括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主导地位，包括根据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创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也包括国有企業要致力于恢复自己的人民性，以实际行动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等等。这将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舆论环境，国有企業很难健康发展，国有经济部门的领导者以及所有真心希望中国崛起的人们，都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