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会议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明年甚至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导向还是比较令人宽慰的，新的一届决策当局似乎比他们的前任对改变中国经济结构更有兴趣。当然，这个判断不是说谁好谁差，主要是由全球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
　　就像每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经济体一样，从制定政策到具体实施无不充满了两难和矛盾，中国更是这样。这些两难和矛盾在即将到来的2014年让中国经济充满看点。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无论是财税制度的变化，地方债务的解决还是土地政策，执行的关键点，都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
　　中国是个有独特历史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面积几乎等于大半个欧洲，地理上的复杂程度比欧洲还要大。这个国家领土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物流控制和文化认同距离。在那个年代，一个如此大的统一国家一般只能维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它就会因为控制成本太高而分崩离析，或者只在形式上保持着共同的政治核心。而中国竟然做到了国家实质上的统一，而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其国家认同范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分配史。由于利益主体的进一步分化，在改革开放后就更是这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代表着局部和全局、短期和长期不同人群之间的复杂利益纠葛。其中最敏感的利益分配，就体现在税收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怎么分配？以及公共支付方面它们又怎么分配？这也就是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地方的公共支付和利益比赛进行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原因。
　　预计在2014年，地方债务平台有可能出现显性问题，而中央政府怎么应对这种问题是非常关键性的。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口气上看，中央有给“它们”点教训的意思。这无疑让人想起2013年年中的“钱荒”，而给地方政府教训很可能比“钱荒”的成本要大得多。那么教训是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么？而不教训会不会走到中央负责兜底的老路上去？这真是个两难的问题。
　　关于货币政策，中国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已经开始采取逐渐收紧货币量的经济体了。这么做的原因很明显，比如，为了防止经济结构性过热。在过去的一年，政策当局通过一系列手段，抑制银行体系的放贷规模，尽力让其表外业务转为表内，加大对影子银行体系的限制。但这些措施又在一定程度上让市场利率上扬，高利息让对利率敏感的制造业和部分民间投资受到抑制。其连带影响的是社会就业率，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同时，2014年美联储很可能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的计划，这在全球范围内会造成资金向风险更低的市场流动，从而减少新兴市场的投资。这让“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到什么程度以及怎么稳健，成了关键性问题。
　　就如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经常提到的，未来资源分配将更多依赖市场形势。在2014年年初的人大会议，有可能做出一系列有关把权力交给市场的细节性新准则。关于这种改革，在2013年，新的决策层推出指导性政策方向的速度比整个市场的预期要迅速。而考虑到具体实施这些改革的思路，当局必须突破一些利益集团的阻挠，并需要权衡整个经济体发展的平衡和稳定性，以及具体措施的利弊。可以料想，在2014年改革的总体进展可能较为缓慢。
　　另外，把权力交给市场，这个问题的解决关键还在于一些细节，比如这个信息披露体系的真实和效率，对于试错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才能把试错的成本控制在可以收拾的范围之内，也是需要在实施过程中谨慎考虑的问题。
　　总之，2014年从宏观层面上讲，应该是更加两难和矛盾的一年。引用前总理温家宝的话就是，那将是“最困难，最有希望的一年”。生活在这个经济体中的人们对此也必将充满了期待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