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经济学界经常引证的一个原理:货币供给增长率-实际产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学者们也经常根据货币供给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大小来说明货币是否过度发行.但多个国家的现实情况表明,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产值增长率未必导致通货膨胀.这样,"超发"的货币到哪里去了?实际上,决定货币需求量的不仅有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有全部商品和各种金融资产的交易量,部分货币会进入二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与此同时,在货币供给增加过程中,只要人们没有形成通货膨胀的预期,部分货币就会沉淀在存款账户,造成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
【机 构】
: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100875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济学界经常引证的一个原理:货币供给增长率-实际产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学者们也经常根据货币供给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大小来说明货币是否过度发行.但多个国家的现实情况表明,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产值增长率未必导致通货膨胀.这样,"超发"的货币到哪里去了?实际上,决定货币需求量的不仅有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有全部商品和各种金融资产的交易量,部分货币会进入二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与此同时,在货币供给增加过程中,只要人们没有形成通货膨胀的预期,部分货币就会沉淀在存款账户,造成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抵消货币供给增加的影响.因此,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实际产值增长率未必是货币超发,也未必造成通货膨胀.
其他文献
近代日本实证史学同时存在两种传统,一是兰克、伯伦汉为代表的德国正统史学;二是本土承传的清代考据学与日本古学.既往关于坪井九马三的研究着重探讨其对兰克史学的移植与运用,忽略其思想的新旧杂糅、同异交缠.坪井作为西洋史(史学科)的领军人物,与日本史(国史科)的汉学考证主义史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氏著《史学研究法》宗奉兰克、伯伦汉之说,但在经济史、政治史、精英人物等研究取向上,坪井皆与兰克反向而行.坪井史学具有二元论的特质,他将史学切分为纯正、应用二端,构筑实证史学的同时亦倡导历史教育服务于国民教化.他生平著述驳
历史叙事是我国宪法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不具备规范性特征而被置于序言之中。现行宪法序言叙述历史的模式,表现为在一个大的历史脉络中,突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四件大事”。这既确保了历史叙事的完整性,也便于叙述主体表达其主旨意识。此般有重点的历史叙事,背后隐藏着“寓理于实”的真实意图,即借由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用以表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当性。并通过事实向主张的过渡,使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既往成就取得的保障,更是今后行为的指引和准则。历史叙事还为理解现行宪法提供了背景知识,具有正当性论证、构造宪法体制和指引宪法实施三方
人性假设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逻辑起点。领导者处理单位复杂人际关系,应了解人性假设的发展脉络,并对“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复杂人”等不同假设下人们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正视人性的复杂性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对下级赏罚适当、用育结合,对同级刚柔并济、互帮互助,对上级摆正位置、亲疏有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中,从理论、实践和规范三个维度及其结合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中国共产党法治理论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法制"理论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秩序法制"理论,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发展法制""治国法治"理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与逻辑同一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法治理
德国史家兰克在近代中国史学界知名度颇高,但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绝大部分只是从外国流行的西洋史教科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著作中转述而来,甚至是经过多重转引,引述者未必清晰了解兰克的思想脉络,人云亦云、寻章摘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直接阅读兰克原著者寥寥无几.中国史家在课堂或著作中偶尔提及兰克,并不能说明后者对前者产生如何影响,也不能说明前者一定对后者有实质性的认识.兰克对中国近代史学有影响,但两者关系是间接的,没有实质性的联络,其中西方史学史、史学方法著作起到中介作用,他的史义被抛弃,史法被保留,并与中国传
唐宋别集在各体单篇文章之外,有的还收录一定数量的整体论著.这些论著由系列论体文构成,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较为整体化,在著述形态上继承汉魏子书,又体现出很多新变特点,是伴随唐宋"古文运动"而复兴的"新子书"著述.这些"新子书"收入别集的编纂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初版文集中已收录;二是原于集外别行,后在重编文集中收录.唐宋"子书入文集"现象不仅是一个文献史问题,而且在子书发展史、别集性质、唐宋"古文运动"、文本阐释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生态文明理念在部门法中的规范表达是环境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我国的环境法治需要从价值取向、制度体系以及实施机制等方面实现转型。转型路径包括加强环境立法进程,健全环境法律体系;强化环境执法力度,健全生态监管机制;完善环境司法保护,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运行以及加强环境法与部门法环境规范的调适。在具体制度构建中应该体现从后果控制到风险预防、从环境管制到生态善治、从污染治理到生态修复、从知责尽责到追责问责的转型;同时,应当强化生态风险防范制度、生态治理制度、生态损害赔偿修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斗争实践,新时代的风险与挑战以及党的建设总要求,分别构成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理论、历史、现实与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核心要义体现在斗争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实现党确定的目标任务,斗争的根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斗争的关键问题在于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炼。斗争精神对推进“四个伟大”具有战略意义,它提振了全党的精神气质、意志品质和政治风貌,增强了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导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提升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和行动能力,坚定了党员干部
社区治理构成了“社区自治”的“立法背景”,体现“自治”的思想因素,具有司法行政上的现实依托与文化心性上的积淀。根据组织场域理论,可以明确出在社区治理中需要坚持文化上的共建、人员关系上的共治和规范目的上的共享,实现文化、人员、法律的从多到一,求同存异的治理能效。应当避免习惯依赖意义上的“去制度化”困境,也要避免走回“制度复刻”的老路上,提高居民和其他治理主体的自治能力以及共同治理方向。因此,就需要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之中拓展可能的规范依据,丰富法治资源,同时要将治理活动亲和“法治思维”并且使得依法办事的观念
在19世纪以来历史学专业化过程中,兰克开启的历史考证学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兰克不是史料学家。史料学对他而言,是为了替历史建构提供坚实、可信的基础。兰克是建构历史的叙事大师。他不断而且一贯地在巨幅的历史著作中,借着叙事赋予历史意义。兰克终身没有历史理论的著述,没有系统地说明过历史知识的性质,以及论述历史研究的主体、客体问题。但是,在追求真实与历史意义的同时,他经常会在著作及书信中透露史家应该如何面对自我以及表达历史究竟是什么。兰克强调史家要有观点,要了解自我的局限性并提升自我,他也不隐讳自己的历史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