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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刚刚去了‘数字仙境’ （Digital Wonderland）？”一位德国外交官好奇地问道。他所说的“数字仙境”就是爱沙尼亚——一个面积只有4.5万平方公里的波罗的海国家。这里被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评为欧洲最热点的创业国家，聚集在首都塔林的科创企业每天都发生“化学反应”。
爱沙尼亚曾经的支柱产业是伐木业，如今这里最繁荣的是科创企业，很多全球知名的独角兽级科创企业从这里诞生，诸如Skype、TransWise（互联网金融）、Taxify（网约车）。该国总统卡柳莱德也称赞爱沙尼亚的人均独角兽率：“爱沙尼亚只有130万人，但有4个独角兽。世界上没有哪个如此小的国家能有4个独角兽。”
Taxify是爱沙尼亚的新晋独角兽，今年3月刚刚更名为Bolt，寓意业务更加多元化。这家成立于2013年的科创企业去年从戴勒姆和滴滴等投资者那里筹得1.75亿美元，估值水涨船高至10亿美元，目前在欧洲与非洲3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拥有2500多万乘客、60万司机，是Uber在欧洲主要竞争对手。
爱沙尼亚有很多社交创业组织帮助创业者结识投资人构建关系网络。图/Lift99官网
Taxify的成功并非偶然，其崛起历程折射出爱沙尼亚完善的科创生态系统。马库斯·维利格（Markus Villig）是公司创始人也是CEO，他19岁创立平台时还在上高中。与同龄人一样，他谙熟编程，因为在爱沙尼亚，编程是从小学起就开始的必修课。
马库斯最初的想法只是将塔林和邻国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出租车资源进行整合，他从父母那里借来3000欧元作为起步资金，研发了这个APP。进入大学学习计算机课程期间，他已有10个雇员。马库斯的产品理念和商业模式在大学期间得到发展并逐步成熟，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爱沙尼亚教育体系对学生创业者的支持。
在爱沙尼亚，创业要从娃娃抓起。该国教育部所属Innove基金会负责人纳里·莱比（Nele Labi）对《财经》记者指出，为了培育成功创业者，他们邀请科创企业家和年轻创客共同商讨课程内容，根据他们的意见设置课程，这其中包含为马库斯那样的天才学生创业者提供的个性化课程。
爱沙尼亚大学还设立孵化器帮助学生逐步将理念转化为创意产品或商业模式，并最终成立公司。塔林理工大学成立的Mektory创新中心就是这样的孵化器，该中心汇集不同专业的学生创意项目小组。很多企业来Mektory寻找解决方案，学生与企业合作共同做项目，例如，为三菱公司捐赠的电动汽车设计本土化充电桩和为欧洲航天局设计卫星。目前，6.2%的学校收入来自这些项目所产生的利润。
“学生带着创意来到这里，我们会安排合适的导师，不仅有学术领域教授还有来自企业的从业者，学生们会从中学会如何撰写商业策划并吸引投资者。年底时，我们还会举行竞赛，塔林市科创领域专业人士会对项目进行评审，获胜的学生项目团队会去硅谷进行为期半年的免费学习。”Mektory项目协调人米莉·谢苗诺夫（Meeli Semjonov）对《财经》记者表示。
在Mektory创新中心孵化的项目不会无疾而终，爱沙尼亚科创生态系统的下一个环节会帮助学生创业者获得资金把项目做下去。Taxify在马库斯2014年离开学校后快速获得10万美元种子轮融资，投资方是该国著名天使投资人团体爱沙尼亚帮（Estonian Mafia），他们中很多人来自Skype。在2011年Skype被微软高价收购后，这些新富豪阶层用出售公司的不菲收入在爱沙尼亚打造了一个“反哺系统”，即投资新生的科创企业，使年轻创业者很容易拿到投资。
这个系统根植于爱沙尼亚特殊的国情，在科创企业Wolf 3D担任商务发展经理的陈正皓对此深有感触，他对《财经》记者解释说，爱沙尼亚独立历史很短暂，因此格外团结，民族概念很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这个国家，再加上受到Skype成功案例的鼓舞，这些成功的科创企业家形成一种反哺社会的良性循环机制，即拿出赚取的钱资助有潜力项目和起步阶段的创业者。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国家很小，创业者彼此之间都知根知底，也就形成了一种要善加利用投资的文化，否则无法在社区生存。
“再投资是爱沙尼亚科创生态中又一个重要环节，一些独角兽公司员工在发迹后拿出钱来投资初创企业或自己成立新科创公司，例如，为Skype工作的人成立TransWire，为TransWire工作的人又创立Taxify，而为Taxify工作的人再去成立估值數百万美元的新公司。”爱沙尼亚企业与信息技术部长瑞内·塔米斯特（Rene Tammist）对《财经》记者指出，这样的系统会催生更多独角兽。
不仅是Taxify，爱沙尼亚很多知名科创企业都得益于这个系统，例如，著名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开发商Pipedrive的天使投资人是TransWire联合创始人塔维·辛瑞克斯（Taavet Hinrikus）。又如，在中国设置生产线的爱沙尼亚电动自行车厂商Stigo的天使投资人是Skype创始人扬·塔林（Jaan Tallinn）。
为了给初创者提供资源，爱沙尼亚有很多社交创业组织帮助创业者结识投资人构建关系网络，其中一个名叫Lift99，坐落于类似北京798工厂的创意城市建筑群中，这里不仅聚集很多本土创业企业，也吸引了一群说英语且有国际化IT工作经验的创客。陈正皓刚来爱沙尼亚时就曾在这里拓展人脉结识投资人。
“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很小，很容易相互认识建立联系。Lift99这种共享社区对起步阶段创业者很有帮助，可以通过关系网向现有科技企业推介自己的产品，还可以接触到投资人和大公司高层。”陈正皓说。
相比获得起步资金，爱沙尼亚科创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走出狭小的本国市场，并成功应对来自国际化大企业的竞争。虽然种子资金不难获得，但当爱沙尼亚科创企业成长壮大时会发现缺少拓展规模的资金，他们必须倍加努力向投资者证明团队和商业模式有足够的竞争力。
马库斯的哥哥马丁·维利格（Martin Villig）也是Taxify联合创始人，他对《财经》记者阐述了爱沙尼亚科创企业的发展理念。在马丁看来，纵观全球科创企业，在处于金字塔顶端的20%中几乎没欧洲企业，这是Taxify发展之初面临的最大挑战。
“比竞争者更聪明更努力是小国走出大公司的关键，爱沙尼亚市场很小，我们从企业诞生那一刻就知道这个道理，因为最初打造产品时就立足于为全球市场服务，例如设计多语言和多币种平台，而不是只有本国语言和单一币种。Skype是爱沙尼亚最早用全球客户模式取得成功的科创企业，我们中很多人都曾在skype工作，我们离开skype时将这种全球化市场思维带到自己创办的公司中。”马丁说。
Stigo创始人阿尔杜·瑞萨鲁（Ardo Reinsalu）也认同这种全球市场思维，他对《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几乎没有国内市场，只有100多万人口，所以创业之初我们就要关注国际市场，需要放眼全球思考谁是目标客户，然后制定相应产品方案。”
正如他们所言，爱沙尼亚初创企业遵循两种外向型发展模式，一是将本地市场作为试验场，试水成功后，创业者会迅速融资，然后将产品推向海外市场。第二种模式是一开始就定位海外市场，公司有进展后，这些企业会去硅谷寻找融资机会。
除了全球化思维，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高效率利用投资。Uber等大型网约车运营商获得的投资数量远超Taxify，如何与它们竞争是一个难题。马丁认为秘诀是追求简洁发展模式，高效实惠节约成本，任何花费都必须有实际需要。
“我们的高管团队没有动辄几百万美元的年薪，CEO一个月只领取几千欧元工资，我们有非常节约成本的运营结构和组织模式，因此能够不从司机那里抽取很多佣金就能良性运营，司机在Taxify能赚取更多佣金，自然选择加入我们，我们逐渐取得市场。”马丁举例说，Taxify采用高效省钱方式打开市场，通过在脸书打广告精准发现南非有很多司机愿意加盟，借此成功开拓南非市场，并扩展到非洲其他国家。
“极度崇尚节俭”是马丁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理念，“我们与其他公司不同，它们不担心花费，它们追求增长，如果快速成长这当然不是一个问题，然而随着公司规模和人员不断扩大，成本也会急剧增加而且很难降下来。例如，即便Uber也降低抽取佣金但却不能复制Taxify的成功模式。因为Uber成本占总收入20%，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只有裁撤一半员工才可能减少抽取佣金，否则会利润受损。”
为了节约成本，已经是独角兽的Taxify仍然使用共享办公空间，马丁所强调的高效简洁模式代表着爱沙尼亚企业的群体风格。陈正皓说，这边的科创企业做事踏实，并不盲目融资，比較理性，只有在公司战略目标真正需要时才会融资，而不是先画大饼把投资人的钱拿过来再想去做什么。
除了自身因素，爱沙尼亚科创企业取得成功还与政府推行的利好商务政策密不可分。塔米斯特介绍说，我们和创业者共同打造一个极其适合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设置合理征税政策，简化签证手续以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IT人才，星期三申请科创签证，星期五就能拿到签证来爱沙尼亚工作。我们还帮助科创企业减少金融压力与风险，建立联合投资基金，投资科创企业，政府帮助吸引投资者投资，但资金不由政府管理，而是由专业机构管理。
公共政策之外，爱沙尼亚政府还通过数字化公共服务系统简化创业流程。爱沙尼亚政府数字化程度居全欧洲之冠，99%公共事务线上处理（婚姻登记和房产过户除外）。
爱沙尼亚人一出生就有电子ID，里面记录各种信息，只需将身份证插入读卡器连上电脑，就可以使用上千项电子服务，从纳税、医疗等公共事务到开公司、签合同等商业事务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完成。爱沙尼亚政府奉行仅此一次原则（once-only），即个人资料在申请电子ID时已记录在案且内嵌数码签名，办事时只需通过密码使用电子签名授权即可，无需重复提交表格证明个人信息。
“电子政府系统对创业者很重要，绝大多数手续都在网上办理并用电子签名背书。例如，开公司手续只需15分钟就能在网上办完只等批准。我现在所有事情都上网办理，与海关手续只需通过电子签名签署文件就能搞定。”陈正皓说。
为了吸引人才与投资，爱沙尼亚政府在2014年试验性推出跨国电子居民项目，截至2018年底已有来自157个国家的5万人成为电子居民，这些电子居民中既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政要，也有硅谷风投教父蒂姆·德雷帕（Tim Draper）和苹果公司前首席宣传官盖伊·川崎这样的商界领袖。
电子居民是一项虚拟服务，只需10分钟网上填表并提交100欧元申请费就能搞定。电子身份使外国创业者可在爱沙尼亚注册公司并享受当地营业税为零的优惠政策。因为公司是注册在爱沙尼亚，因此可享受欧盟统一市场的优惠政策。因为电子居民系统与电子政府系统原理一致，外国公民无需亲自前往爱沙尼亚，通过互联网以及电子签名就可远程使用爱沙尼亚的工商、政务和银行服务。
“欧洲很多国家的人申请电子居民项目，英国的申请人数在脱欧期间激增，因为脱欧后会给他们进入欧洲市场带来不便，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很喜欢这个项目，当然也有不少中国人和印度人。” 塔米斯特说。
截至2018年底，申请者已经远程开设6000多家公司，为爱沙尼亚贡献1000万欧元税收。目前爱沙尼亚政府正考虑将电子居民项目升级为2.0版本，塔米斯特透露，“这个项目特别适合那些IT游民，一边旅行一边给不同的公司工作，他们希望能够有医保之类的保障，我们希望能够想出方案解决这一需求。”
电子政府和电子居民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爱沙尼亚的国家软实力，很多国家纷纷效仿学习“数字立国”策略，试图打造自己的独角兽。该国著名智库电子政务学院项目主任卡特琳·尼曼-梅特卡夫（Katrin Nyman-Metcalf）对《财经》记者介绍说，该机构已为130多个国家和200多个组织提供有关电子政府理念和实践方面的培训，不仅有像乌克兰这样的邻国，还有澳大利亚这样远在亚洲的国家。
爱沙尼亚人的理念远不止于此，该国数字化国策奠基人、前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Toomas Hendrik Ilves）甚至提出了更有雄心的计划，在他看来，虽然劳动力、资本、商品和一些服务都能在欧盟范围内自由流动，但数字服务或数据仍然不能自由流动。爱沙尼亚一直在努力消除这些障碍，正如爱沙尼亚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所积极推动的议程。“也许未来这种模式可能会在整个欧洲施行，但现在仍然任重而道远”。
爱沙尼亚曾经的支柱产业是伐木业，如今这里最繁荣的是科创企业，很多全球知名的独角兽级科创企业从这里诞生，诸如Skype、TransWise（互联网金融）、Taxify（网约车）。该国总统卡柳莱德也称赞爱沙尼亚的人均独角兽率：“爱沙尼亚只有130万人，但有4个独角兽。世界上没有哪个如此小的国家能有4个独角兽。”
Taxify是爱沙尼亚的新晋独角兽，今年3月刚刚更名为Bolt，寓意业务更加多元化。这家成立于2013年的科创企业去年从戴勒姆和滴滴等投资者那里筹得1.75亿美元，估值水涨船高至10亿美元，目前在欧洲与非洲3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拥有2500多万乘客、60万司机，是Uber在欧洲主要竞争对手。
Taxify的成功并非偶然，其崛起历程折射出爱沙尼亚完善的科创生态系统。马库斯·维利格（Markus Villig）是公司创始人也是CEO，他19岁创立平台时还在上高中。与同龄人一样，他谙熟编程，因为在爱沙尼亚，编程是从小学起就开始的必修课。
马库斯最初的想法只是将塔林和邻国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出租车资源进行整合，他从父母那里借来3000欧元作为起步资金，研发了这个APP。进入大学学习计算机课程期间，他已有10个雇员。马库斯的产品理念和商业模式在大学期间得到发展并逐步成熟，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爱沙尼亚教育体系对学生创业者的支持。
年轻创业者的天堂
在爱沙尼亚，创业要从娃娃抓起。该国教育部所属Innove基金会负责人纳里·莱比（Nele Labi）对《财经》记者指出，为了培育成功创业者，他们邀请科创企业家和年轻创客共同商讨课程内容，根据他们的意见设置课程，这其中包含为马库斯那样的天才学生创业者提供的个性化课程。
爱沙尼亚大学还设立孵化器帮助学生逐步将理念转化为创意产品或商业模式，并最终成立公司。塔林理工大学成立的Mektory创新中心就是这样的孵化器，该中心汇集不同专业的学生创意项目小组。很多企业来Mektory寻找解决方案，学生与企业合作共同做项目，例如，为三菱公司捐赠的电动汽车设计本土化充电桩和为欧洲航天局设计卫星。目前，6.2%的学校收入来自这些项目所产生的利润。
“学生带着创意来到这里，我们会安排合适的导师，不仅有学术领域教授还有来自企业的从业者，学生们会从中学会如何撰写商业策划并吸引投资者。年底时，我们还会举行竞赛，塔林市科创领域专业人士会对项目进行评审，获胜的学生项目团队会去硅谷进行为期半年的免费学习。”Mektory项目协调人米莉·谢苗诺夫（Meeli Semjonov）对《财经》记者表示。
在Mektory创新中心孵化的项目不会无疾而终，爱沙尼亚科创生态系统的下一个环节会帮助学生创业者获得资金把项目做下去。Taxify在马库斯2014年离开学校后快速获得10万美元种子轮融资，投资方是该国著名天使投资人团体爱沙尼亚帮（Estonian Mafia），他们中很多人来自Skype。在2011年Skype被微软高价收购后，这些新富豪阶层用出售公司的不菲收入在爱沙尼亚打造了一个“反哺系统”，即投资新生的科创企业，使年轻创业者很容易拿到投资。
这个系统根植于爱沙尼亚特殊的国情，在科创企业Wolf 3D担任商务发展经理的陈正皓对此深有感触，他对《财经》记者解释说，爱沙尼亚独立历史很短暂，因此格外团结，民族概念很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这个国家，再加上受到Skype成功案例的鼓舞，这些成功的科创企业家形成一种反哺社会的良性循环机制，即拿出赚取的钱资助有潜力项目和起步阶段的创业者。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国家很小，创业者彼此之间都知根知底，也就形成了一种要善加利用投资的文化，否则无法在社区生存。
“再投资是爱沙尼亚科创生态中又一个重要环节，一些独角兽公司员工在发迹后拿出钱来投资初创企业或自己成立新科创公司，例如，为Skype工作的人成立TransWire，为TransWire工作的人又创立Taxify，而为Taxify工作的人再去成立估值數百万美元的新公司。”爱沙尼亚企业与信息技术部长瑞内·塔米斯特（Rene Tammist）对《财经》记者指出，这样的系统会催生更多独角兽。
不仅是Taxify，爱沙尼亚很多知名科创企业都得益于这个系统，例如，著名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开发商Pipedrive的天使投资人是TransWire联合创始人塔维·辛瑞克斯（Taavet Hinrikus）。又如，在中国设置生产线的爱沙尼亚电动自行车厂商Stigo的天使投资人是Skype创始人扬·塔林（Jaan Tallinn）。
为了给初创者提供资源，爱沙尼亚有很多社交创业组织帮助创业者结识投资人构建关系网络，其中一个名叫Lift99，坐落于类似北京798工厂的创意城市建筑群中，这里不仅聚集很多本土创业企业，也吸引了一群说英语且有国际化IT工作经验的创客。陈正皓刚来爱沙尼亚时就曾在这里拓展人脉结识投资人。
“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很小，很容易相互认识建立联系。Lift99这种共享社区对起步阶段创业者很有帮助，可以通过关系网向现有科技企业推介自己的产品，还可以接触到投资人和大公司高层。”陈正皓说。
直接面向国际市场
相比获得起步资金，爱沙尼亚科创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走出狭小的本国市场，并成功应对来自国际化大企业的竞争。虽然种子资金不难获得，但当爱沙尼亚科创企业成长壮大时会发现缺少拓展规模的资金，他们必须倍加努力向投资者证明团队和商业模式有足够的竞争力。
马库斯的哥哥马丁·维利格（Martin Villig）也是Taxify联合创始人，他对《财经》记者阐述了爱沙尼亚科创企业的发展理念。在马丁看来，纵观全球科创企业，在处于金字塔顶端的20%中几乎没欧洲企业，这是Taxify发展之初面临的最大挑战。
“比竞争者更聪明更努力是小国走出大公司的关键，爱沙尼亚市场很小，我们从企业诞生那一刻就知道这个道理，因为最初打造产品时就立足于为全球市场服务，例如设计多语言和多币种平台，而不是只有本国语言和单一币种。Skype是爱沙尼亚最早用全球客户模式取得成功的科创企业，我们中很多人都曾在skype工作，我们离开skype时将这种全球化市场思维带到自己创办的公司中。”马丁说。
Stigo创始人阿尔杜·瑞萨鲁（Ardo Reinsalu）也认同这种全球市场思维，他对《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几乎没有国内市场，只有100多万人口，所以创业之初我们就要关注国际市场，需要放眼全球思考谁是目标客户，然后制定相应产品方案。”
正如他们所言，爱沙尼亚初创企业遵循两种外向型发展模式，一是将本地市场作为试验场，试水成功后，创业者会迅速融资，然后将产品推向海外市场。第二种模式是一开始就定位海外市场，公司有进展后，这些企业会去硅谷寻找融资机会。
除了全球化思维，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高效率利用投资。Uber等大型网约车运营商获得的投资数量远超Taxify，如何与它们竞争是一个难题。马丁认为秘诀是追求简洁发展模式，高效实惠节约成本，任何花费都必须有实际需要。
“我们的高管团队没有动辄几百万美元的年薪，CEO一个月只领取几千欧元工资，我们有非常节约成本的运营结构和组织模式，因此能够不从司机那里抽取很多佣金就能良性运营，司机在Taxify能赚取更多佣金，自然选择加入我们，我们逐渐取得市场。”马丁举例说，Taxify采用高效省钱方式打开市场，通过在脸书打广告精准发现南非有很多司机愿意加盟，借此成功开拓南非市场，并扩展到非洲其他国家。
“极度崇尚节俭”是马丁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理念，“我们与其他公司不同，它们不担心花费，它们追求增长，如果快速成长这当然不是一个问题，然而随着公司规模和人员不断扩大，成本也会急剧增加而且很难降下来。例如，即便Uber也降低抽取佣金但却不能复制Taxify的成功模式。因为Uber成本占总收入20%，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只有裁撤一半员工才可能减少抽取佣金，否则会利润受损。”
为了节约成本，已经是独角兽的Taxify仍然使用共享办公空间，马丁所强调的高效简洁模式代表着爱沙尼亚企业的群体风格。陈正皓说，这边的科创企业做事踏实，并不盲目融资，比較理性，只有在公司战略目标真正需要时才会融资，而不是先画大饼把投资人的钱拿过来再想去做什么。
服务型的数字化政府
除了自身因素，爱沙尼亚科创企业取得成功还与政府推行的利好商务政策密不可分。塔米斯特介绍说，我们和创业者共同打造一个极其适合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设置合理征税政策，简化签证手续以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IT人才，星期三申请科创签证，星期五就能拿到签证来爱沙尼亚工作。我们还帮助科创企业减少金融压力与风险，建立联合投资基金，投资科创企业，政府帮助吸引投资者投资，但资金不由政府管理，而是由专业机构管理。
公共政策之外，爱沙尼亚政府还通过数字化公共服务系统简化创业流程。爱沙尼亚政府数字化程度居全欧洲之冠，99%公共事务线上处理（婚姻登记和房产过户除外）。
爱沙尼亚人一出生就有电子ID，里面记录各种信息，只需将身份证插入读卡器连上电脑，就可以使用上千项电子服务，从纳税、医疗等公共事务到开公司、签合同等商业事务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完成。爱沙尼亚政府奉行仅此一次原则（once-only），即个人资料在申请电子ID时已记录在案且内嵌数码签名，办事时只需通过密码使用电子签名授权即可，无需重复提交表格证明个人信息。
“电子政府系统对创业者很重要，绝大多数手续都在网上办理并用电子签名背书。例如，开公司手续只需15分钟就能在网上办完只等批准。我现在所有事情都上网办理，与海关手续只需通过电子签名签署文件就能搞定。”陈正皓说。
为了吸引人才与投资，爱沙尼亚政府在2014年试验性推出跨国电子居民项目，截至2018年底已有来自157个国家的5万人成为电子居民，这些电子居民中既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政要，也有硅谷风投教父蒂姆·德雷帕（Tim Draper）和苹果公司前首席宣传官盖伊·川崎这样的商界领袖。
电子居民是一项虚拟服务，只需10分钟网上填表并提交100欧元申请费就能搞定。电子身份使外国创业者可在爱沙尼亚注册公司并享受当地营业税为零的优惠政策。因为公司是注册在爱沙尼亚，因此可享受欧盟统一市场的优惠政策。因为电子居民系统与电子政府系统原理一致，外国公民无需亲自前往爱沙尼亚，通过互联网以及电子签名就可远程使用爱沙尼亚的工商、政务和银行服务。
“欧洲很多国家的人申请电子居民项目，英国的申请人数在脱欧期间激增，因为脱欧后会给他们进入欧洲市场带来不便，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很喜欢这个项目，当然也有不少中国人和印度人。” 塔米斯特说。
截至2018年底，申请者已经远程开设6000多家公司，为爱沙尼亚贡献1000万欧元税收。目前爱沙尼亚政府正考虑将电子居民项目升级为2.0版本，塔米斯特透露，“这个项目特别适合那些IT游民，一边旅行一边给不同的公司工作，他们希望能够有医保之类的保障，我们希望能够想出方案解决这一需求。”
电子政府和电子居民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爱沙尼亚的国家软实力，很多国家纷纷效仿学习“数字立国”策略，试图打造自己的独角兽。该国著名智库电子政务学院项目主任卡特琳·尼曼-梅特卡夫（Katrin Nyman-Metcalf）对《财经》记者介绍说，该机构已为130多个国家和200多个组织提供有关电子政府理念和实践方面的培训，不仅有像乌克兰这样的邻国，还有澳大利亚这样远在亚洲的国家。
爱沙尼亚人的理念远不止于此，该国数字化国策奠基人、前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Toomas Hendrik Ilves）甚至提出了更有雄心的计划，在他看来，虽然劳动力、资本、商品和一些服务都能在欧盟范围内自由流动，但数字服务或数据仍然不能自由流动。爱沙尼亚一直在努力消除这些障碍，正如爱沙尼亚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所积极推动的议程。“也许未来这种模式可能会在整个欧洲施行，但现在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