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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加强师生互动的重要形式，美国高校普遍采用办公室时间。实践中，学生参与比例偏低，教师也经常缺席办公室时间，办公室时间的运行并不理想。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成熟，虚拟办公室时间出现，但因与学生追求自由的行为模式冲突，亦未有效展开。我国应结合既有制度，合理吸收借鉴美国高校的办公室时间，形成我国的自成体系、功能协调的师生互动体系。
关键词：办公室时间；师生互动；虚拟办公室时间
“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s）为美国高校普遍采用的辅助课堂教学、增进师生课外联系的教学形式。作为人才培养的手段，办公室时间也在不停地演化。近年来，我国亦有高校引进办公室时间制度，如深圳大学、南昌大学，特别是2016年北京大学采用办公室时间的做法一度被媒体广泛报道，具有示范性。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办公室时间的具体面貌却并不清晰，在美国的运行效果也少有引介。如此，我国高等教育学界对办公室时间的内容理解相对浅显，实有沦为标签之嫌。本文立足于我国制度建设的需要，考察美国高校办公室时间的制度全貌，以求在我国构建具有相应功能，可有效运行的制度。
一、办公室时间的制度内涵
办公室时间是高校教师在课后特定的时间段内指导学生的教学活动。与课堂时间类似的是，“办公室时间是每周你预期会在办公室里以便与学生交流的时间”。办公室时间起源于对优秀本科教育的探讨，特别是1986年阿瑟·奇克林（Arthur Chickering）与泽尔达·加森（Zelda Gamson）提出的“优质本科教育七原则”突出强调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作为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办公室时间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标配”。即使如此，对于不同的大学而言，办公室时间的地位并不相同：有大学对其做出明确的制度规定，从而成为教师教学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也有大学承认办公室时间是一种教学传统，但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一般而言，“主持传统的办公室时间长久以来就是教授教学责任的必要部分”。本文结合相关材料及高校实际做法，初步勾勒美国办公室时间的运行概况。
一是办公室时间的安排。作为基层教学单元，办公室时间一般由系组织落实。在学期开始前，系秘书就向每位教师征集办公室时间安排，教师可以依照自己情况安排不同时段、地点并提出讨论的范围，最终系里形成表格公布。以图兰大学数学系的办公室时间为例，并非每位教师都公布了办公室时间；在已经公布的教师中，时间长度从1小时到3小时的都有，并且可以另外约时间见面。办公室时间一般不能为周末或晚上，地点一般就是教授办公室，咖啡间等亦可。对于尚无办公室或共用办公室的助理教授而言，就需要协调各自的时间，或另外寻找见面的地点。
二是讨论的事项。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办公室时间本意是讨论学习中的问题，加强师生间联系。学生寻找教师与课程有关的事项一般为：第一是关于作业或课程安排的问题，这属于最容易回答的问题。第二是请教特定疑难问题。学生可以就教师主讲课程中的疑难问题请教，这时教师面临着教学策略的选择。如果时间允许，让学生自己解答问题，教师只是提供必要的帮助。当前来请教问题的学生有数人时，也可集中学生一起。教师的职责除了解答疑问之外，如能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方法与质疑的能力被认为更好。第三是要求“优待”，比如学生前来要求请假或者是特别的考试安排等。学生寻找教师除了学业问题外，也关注论文写作、考试，甚至是自身的生活、未来的职业选择等。
从以上对办公室时间的介绍来看，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教师的自主性较大，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地点、主题。另一方面，美国大学教授采用年薪制，办公室时间虽然会在确定薪水时纳入考虑，但却并不单项支付报酬。
问题是，支持办公室时间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回答是师生互动理论。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理论界主張师生互动对学生学习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并进而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进行论证，积累了大量的个案结论，证实了师生互动的积极作用。以科罗拉多大学始于1975年的调研为例，该研究从1975级新生开始，一直持续到这批学生毕业，研究的主题就是师生互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师生互动有助于学生发展，非正式的师生互动比正式的师生互动作用更突出。办公室时间属于非正式的互动方式，这主要是指学生与教师交流的内容并无规定。作者认为这一研究结果对教师、学生和管理者都有影响，特别是“教师需要知道，他们对于学生成果的全面影响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学生心目中的好教师不仅仅在于所讲课程的知识是否有趣、课堂讲授的清晰性，同时也在于教师是否可以联系到。
二、办公室时间的运行实践
作为理念先行的制度，办公室时间在美国高校运行的实际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发挥了强化师生联系从而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功能？对此，教学一线的教师与学生皆感受不佳。
第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不在。之所以会产生该问题，根源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与办公室时间的重视程度并不相同：如果上课未到，大部分教师会认为这是严重过错；但对课堂之外的办公室时间却没有这么强的责任感。在20世纪70年代，学生已经感觉教师难找，课后就消失的“幻影教授”亦不在少数。针对教师出现在办公室时间的状况，学生感觉只有50%的概率找到教师，教师自认为有90%的遵守率，两者相距甚远。为了找到相对确切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者在南加州大学对教师办公室时间的在岗情况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调查者访问受访者2次，两次全到的比例实在是有点低，全校的数据是54%。在不同的教师层级上，36%的讲师一次都没有出现，全职教授也有31.8%一次都没有出现，情况整体不容乐观。所以调查者得出结论“从缺席者的比例可以看出，相当数量的教师并没有认真对待办公室时间”。此次调查之后，情况在改善吗？2013年的一项实证调查得出的数据是76%的教师出现在办公室时间中，有24%的教师缺席。从这前后相隔30余年的两项调查看出，至少相当部分教师缺席办公室时间是一种常态。 第二个问题是学生是否积极参加办公室时间。回答并不乐观。理论界一般从两个维度考查学生利用办公室时间的状况，学生使用频率和学生与教师谈论问题的深度。就频率而言，201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是，“2/3的受访者对调查的课程从不使用办公室时间，1/3的受访者本学期至少参加了一次办公室时间，然而只有8%的受访者说自己参加了一次以上的办公室时间。”在一项共涉及5个班89名同学的跟踪实验中，一个学期学生总共只利用了6次办公室时间，实在是惨淡。就在师生交流的深度而言，情况也不乐观。有学者引用调查中的学生回答：“我不去找我的教授，除非我成绩上有问题或者我需要一封推荐信”。学生找教师如果是学习的问题，也多局限在特定的问题上，目的性特别明确。基本一致的结论是，学生很少利用办公室时间。即使使用，持续的时间短，内容简单。
第三个问题是有无改进教师办公室时间的办法。办公室时间的运行情况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对于办公室时间运行不佳，理论层面也在分析原因，并寻求改进之策。常见的解决方法就是教师督促学生利用办公室时间。作为对传统办公室时间的一种改进，有学者提出课程中心方法。这一方法是在办公室时间之外增加一至两小时，在办公室以外的地点学生可以相互交流，并可以与教师讨论。上述两种方法的假设前提是办公室时间是有效的，教师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率。这也体现在将办公室时间本身作为一种教学活动进行技能培训，以提升教师的掌控能力。如采用研讨会的形式，“给参与者提供改进课外教学的方案，尤其是办公室时间中的课外教学”。
与前述预设不同，有观点认为教师在改进办公室时间低效上作用有限，因为对于影响办公室时间的因素缺乏控制，如办公室时间的时间与地点、课程性质、班级规模等。
总之，教师与学生的表现都出乎意料，运行效果没有达到预想目的，而且在原因的归纳上也呈现出分歧的态势，这显示出问题改进的难度。
三、虚拟办公室时间的出现与发展
伴随着对办公室时间的运行检验、争论，电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教学使用，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网络时代，新技术很快被运用于师生互动，产生了一种新的师生联系样态——虚拟办公室时间（virtual office hour，VOH）。
较早可见的将电子通信技术运用于师生联系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95年的秋季学期，该校的化学与生物化学系在苹果电脑公司的支持下采用了虚拟办公室时间。这一系统类似于今天高校的网络课堂。以电脑网络为媒介的另一种加强师生联系的重要方式是电子邮件。在2000年以后，电子邮件已经成为师生之间非常普遍的联系方式。
真正将虚拟办公室时间带入实际运用的是基于web 2.0技术的即时通讯方式。web 2.0一出现，其便捷高效的联络方式就被高等教育界所注意，其中重要的适用领域就是师生互动。网络技术预计可以发挥影响的关键领域就是他们转变教授与学生相互联系与影响的方式。对于互联网一代而言，利用社交网络与教师联系符合其行为模式，在调查统计中受到了广泛欢迎。在一项发表于2009年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都接受将本用于生活交友的即时通讯运用于与教师联系，认为这种方式可以随地联系，更为方便与快捷，并且不会受到羞涩等个性打扰。
事实上，高等教育界对虚拟办公室时间给予了厚望。但对VOH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不容乐观，甚至与预期大相径庭。在一项对照试验中，学生可以使用传统办公室时间，也可以使用虚拟办公室时间。教师在Facebook上设定每周一个工作日晚上一小时的会议，教师将在线和学生交流，学生也可以预约另外的时间在线交流。总共47名同学参与实验，但一个学期只有3次学生与教师的互动记录。这个结果实在是令人惊讶。但这并非孤立的个案。在另一项贾仁（Jaren）等人主持的虚拟办公室时间的实证研究中。教师每周提供了一小时的虚拟办公室时间，也提供传统的办公室时间，对于虚拟办公室时间也没有特别的激励，学生可以选择。20%的学生加教师进联系名单，IM共记录了33次联系，但大部分联系只持续了4～5分钟，并且谈论的是课程材料、考试的主题范围、考试形式等，仅只有4次联系涉及课程内容。学生使用IM主要是问些简单明确的问题。
对此，研究者进行原因分析：第一是学生不需要虚拟办公室时间，因为他们的问题通过其他的联系方式已经解决了，特别是通过电子邮件；第二是学生不愿教师加入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空间。第三是虚拟办公室的时间不合适。
VOH至今并未获得即时通讯在个人交往中的地位，也未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室时间，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自由为本质的即时通讯和制度化的虚拟办公室时间具有内在的不可调和性。学生虽然每天都花大量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但他的行为是自由的，是不受规制的；而VOH则要在平台上开辟出固定的时点来进行学业交流，这本身与即时通讯的内在本质相冲突。所以大部分学生没有采用虚拟办公室时间。
四、我国对办公室时間制度的借鉴
无论是常规的办公室时间，还是虚拟办公室时间，指导性的教育理念都是加强师生互动。师生互动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高度的重视，经过反复的实证检验，该理论的正当性获得牢固确立。从而，强化师生互动，包括丰富师生互动的形式、增加师生互动的频率、深化师生互动的内容、减少师生互动的障碍，就成为美国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但是出于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办公室时间运行并不顺畅。常规的办公室时间制度在教师与学生两个维度上都存在不足，学生或者因为不方便，或者因为自身原因而参与度不高，教师积极性也不高。两者交叉影响、相互强化，导致最终的学生参与率偏低。虚拟办公室时间结合了“学生偏好+学生行为模式+技术条件支持”，似乎理所当然就会大获成功实却反应平平，远未取得应有的效果。但新技术确实带来了更多的联系方式，如电子邮件、网络课堂，这些方式与常规的办公室时间、虚拟办公室时间并存。 检视美国的经验，最有价值的地方其实在于：各种方式都具有自身价值，相互之间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常规的办公室时间虽不免僵化，但它采用“面对面”的交流模式对于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大有帮助。特别是对于具有深度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大量语言外信息的人文社会问题而言，面对面的交流是最好的方式，当然也是更为昂贵的交流方式。虚拟办公室时间顺应了时代的技术潮流，这是其优势。异军突起的电子邮件在师生互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电子化互动中最为常用的方式。一项调查显示，“（1）75%的学生曾使用电邮获得关于作业的进一步信息；（2）65%的学生曾使用电邮通知教师请假；（3）58%的學生曾使用电邮询问成绩；（4）25%的学生曾使用电邮通知教师不能按时提交作业”。除此，学生课前课后与教师的交流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美国的高校中，这些方式的叠加形成了完整的师生互动，各种方式相互补充，如此方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局面。
对于我国来说，美国办公室时间可供借鉴的地方在于：
第一，高度重视师生互动，尤其是课堂外的互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往往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进行，宏观如大学治理，微观如课堂教学方法，比较缺少中观层面的导入。师生互动的理念就是一个中观层面的改革进路，既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又包含了实际操作的方式。
第二，构建自由的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体系。无论是常规的办公室时间，还是虚拟的办公室时间，采用固定的程式运行皆欠佳，反而是形式自由的电子邮件、课堂前后的交流、电话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与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因此，虽然在制度上无法一一规定这些类型，但高校可以提倡教师采用上述方式与学生交流，并给予相应的建议，如回复电子邮件的指引。当然，高校也可在教学评估、教师评奖评优等活动中适度考虑师生互动情况，从而间接支持师生互动的做法。
第三，慎重设立办公室时间制度。诚然，办公室时间是美国，甚至是欧美高校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师生课堂外互动必不可少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需要引进该项制度。制度移植追求的是制度功能的实现，这不单单是制度内容的设计，更重要的是制度运行环境的具备。即使在美国这种以问答、启发为主的教学环境中，办公室时间运行的也不顺畅，在信息化时代下同样受到质疑，需要改进。我国学生提问不积极是较为显著的特征，如果采用行政化的办公室时间制度，教师的时间表是公示了，但前来求教的学生却寥寥，这一制度的后续就堪忧。在制度移植上，这种单兵突进的做法往往收到“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效果，需要慎重。
第四，师生互动可融入高校已有的做法。办公室时间是针对课程展开的，基础在课程。我国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展师生互动：一是网络课堂。实际上借助现在普遍使用的网络课堂，提供课程资料、提问与解答、请假等活动都可以实现。二是本科生导师。在本科阶段即建立导师制度，这己逐渐成为各高校普遍的做法，其目的就在于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在制度上明确导师的职责，负责学生学习、生活及职业规划的指导。如此，网络课堂与导师并用，基本可以覆盖办公室时间的功能。
总之，我们应该以师生互动为指引，结合我国既有的制度，合理吸收借鉴美国高校的办公室时间，形成我国的自成体系、功能协调的师生互动体系。如此，虽然我国并没有设立形式意义上的教师办公室时间，却可收获高质量的师生互动。
关键词：办公室时间；师生互动；虚拟办公室时间
“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s）为美国高校普遍采用的辅助课堂教学、增进师生课外联系的教学形式。作为人才培养的手段，办公室时间也在不停地演化。近年来，我国亦有高校引进办公室时间制度，如深圳大学、南昌大学，特别是2016年北京大学采用办公室时间的做法一度被媒体广泛报道，具有示范性。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办公室时间的具体面貌却并不清晰，在美国的运行效果也少有引介。如此，我国高等教育学界对办公室时间的内容理解相对浅显，实有沦为标签之嫌。本文立足于我国制度建设的需要，考察美国高校办公室时间的制度全貌，以求在我国构建具有相应功能，可有效运行的制度。
一、办公室时间的制度内涵
办公室时间是高校教师在课后特定的时间段内指导学生的教学活动。与课堂时间类似的是，“办公室时间是每周你预期会在办公室里以便与学生交流的时间”。办公室时间起源于对优秀本科教育的探讨，特别是1986年阿瑟·奇克林（Arthur Chickering）与泽尔达·加森（Zelda Gamson）提出的“优质本科教育七原则”突出强调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作为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办公室时间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标配”。即使如此，对于不同的大学而言，办公室时间的地位并不相同：有大学对其做出明确的制度规定，从而成为教师教学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也有大学承认办公室时间是一种教学传统，但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一般而言，“主持传统的办公室时间长久以来就是教授教学责任的必要部分”。本文结合相关材料及高校实际做法，初步勾勒美国办公室时间的运行概况。
一是办公室时间的安排。作为基层教学单元，办公室时间一般由系组织落实。在学期开始前，系秘书就向每位教师征集办公室时间安排，教师可以依照自己情况安排不同时段、地点并提出讨论的范围，最终系里形成表格公布。以图兰大学数学系的办公室时间为例，并非每位教师都公布了办公室时间；在已经公布的教师中，时间长度从1小时到3小时的都有，并且可以另外约时间见面。办公室时间一般不能为周末或晚上，地点一般就是教授办公室，咖啡间等亦可。对于尚无办公室或共用办公室的助理教授而言，就需要协调各自的时间，或另外寻找见面的地点。
二是讨论的事项。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办公室时间本意是讨论学习中的问题，加强师生间联系。学生寻找教师与课程有关的事项一般为：第一是关于作业或课程安排的问题，这属于最容易回答的问题。第二是请教特定疑难问题。学生可以就教师主讲课程中的疑难问题请教，这时教师面临着教学策略的选择。如果时间允许，让学生自己解答问题，教师只是提供必要的帮助。当前来请教问题的学生有数人时，也可集中学生一起。教师的职责除了解答疑问之外，如能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方法与质疑的能力被认为更好。第三是要求“优待”，比如学生前来要求请假或者是特别的考试安排等。学生寻找教师除了学业问题外，也关注论文写作、考试，甚至是自身的生活、未来的职业选择等。
从以上对办公室时间的介绍来看，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教师的自主性较大，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地点、主题。另一方面，美国大学教授采用年薪制，办公室时间虽然会在确定薪水时纳入考虑，但却并不单项支付报酬。
问题是，支持办公室时间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回答是师生互动理论。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理论界主張师生互动对学生学习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并进而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进行论证，积累了大量的个案结论，证实了师生互动的积极作用。以科罗拉多大学始于1975年的调研为例，该研究从1975级新生开始，一直持续到这批学生毕业，研究的主题就是师生互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师生互动有助于学生发展，非正式的师生互动比正式的师生互动作用更突出。办公室时间属于非正式的互动方式，这主要是指学生与教师交流的内容并无规定。作者认为这一研究结果对教师、学生和管理者都有影响，特别是“教师需要知道，他们对于学生成果的全面影响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学生心目中的好教师不仅仅在于所讲课程的知识是否有趣、课堂讲授的清晰性，同时也在于教师是否可以联系到。
二、办公室时间的运行实践
作为理念先行的制度，办公室时间在美国高校运行的实际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发挥了强化师生联系从而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功能？对此，教学一线的教师与学生皆感受不佳。
第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不在。之所以会产生该问题，根源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与办公室时间的重视程度并不相同：如果上课未到，大部分教师会认为这是严重过错；但对课堂之外的办公室时间却没有这么强的责任感。在20世纪70年代，学生已经感觉教师难找，课后就消失的“幻影教授”亦不在少数。针对教师出现在办公室时间的状况，学生感觉只有50%的概率找到教师，教师自认为有90%的遵守率，两者相距甚远。为了找到相对确切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者在南加州大学对教师办公室时间的在岗情况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调查者访问受访者2次，两次全到的比例实在是有点低，全校的数据是54%。在不同的教师层级上，36%的讲师一次都没有出现，全职教授也有31.8%一次都没有出现，情况整体不容乐观。所以调查者得出结论“从缺席者的比例可以看出，相当数量的教师并没有认真对待办公室时间”。此次调查之后，情况在改善吗？2013年的一项实证调查得出的数据是76%的教师出现在办公室时间中，有24%的教师缺席。从这前后相隔30余年的两项调查看出，至少相当部分教师缺席办公室时间是一种常态。 第二个问题是学生是否积极参加办公室时间。回答并不乐观。理论界一般从两个维度考查学生利用办公室时间的状况，学生使用频率和学生与教师谈论问题的深度。就频率而言，201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是，“2/3的受访者对调查的课程从不使用办公室时间，1/3的受访者本学期至少参加了一次办公室时间，然而只有8%的受访者说自己参加了一次以上的办公室时间。”在一项共涉及5个班89名同学的跟踪实验中，一个学期学生总共只利用了6次办公室时间，实在是惨淡。就在师生交流的深度而言，情况也不乐观。有学者引用调查中的学生回答：“我不去找我的教授，除非我成绩上有问题或者我需要一封推荐信”。学生找教师如果是学习的问题，也多局限在特定的问题上，目的性特别明确。基本一致的结论是，学生很少利用办公室时间。即使使用，持续的时间短，内容简单。
第三个问题是有无改进教师办公室时间的办法。办公室时间的运行情况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对于办公室时间运行不佳，理论层面也在分析原因，并寻求改进之策。常见的解决方法就是教师督促学生利用办公室时间。作为对传统办公室时间的一种改进，有学者提出课程中心方法。这一方法是在办公室时间之外增加一至两小时，在办公室以外的地点学生可以相互交流，并可以与教师讨论。上述两种方法的假设前提是办公室时间是有效的，教师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率。这也体现在将办公室时间本身作为一种教学活动进行技能培训，以提升教师的掌控能力。如采用研讨会的形式，“给参与者提供改进课外教学的方案，尤其是办公室时间中的课外教学”。
与前述预设不同，有观点认为教师在改进办公室时间低效上作用有限，因为对于影响办公室时间的因素缺乏控制，如办公室时间的时间与地点、课程性质、班级规模等。
总之，教师与学生的表现都出乎意料，运行效果没有达到预想目的，而且在原因的归纳上也呈现出分歧的态势，这显示出问题改进的难度。
三、虚拟办公室时间的出现与发展
伴随着对办公室时间的运行检验、争论，电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教学使用，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网络时代，新技术很快被运用于师生互动，产生了一种新的师生联系样态——虚拟办公室时间（virtual office hour，VOH）。
较早可见的将电子通信技术运用于师生联系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95年的秋季学期，该校的化学与生物化学系在苹果电脑公司的支持下采用了虚拟办公室时间。这一系统类似于今天高校的网络课堂。以电脑网络为媒介的另一种加强师生联系的重要方式是电子邮件。在2000年以后，电子邮件已经成为师生之间非常普遍的联系方式。
真正将虚拟办公室时间带入实际运用的是基于web 2.0技术的即时通讯方式。web 2.0一出现，其便捷高效的联络方式就被高等教育界所注意，其中重要的适用领域就是师生互动。网络技术预计可以发挥影响的关键领域就是他们转变教授与学生相互联系与影响的方式。对于互联网一代而言，利用社交网络与教师联系符合其行为模式，在调查统计中受到了广泛欢迎。在一项发表于2009年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都接受将本用于生活交友的即时通讯运用于与教师联系，认为这种方式可以随地联系，更为方便与快捷，并且不会受到羞涩等个性打扰。
事实上，高等教育界对虚拟办公室时间给予了厚望。但对VOH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不容乐观，甚至与预期大相径庭。在一项对照试验中，学生可以使用传统办公室时间，也可以使用虚拟办公室时间。教师在Facebook上设定每周一个工作日晚上一小时的会议，教师将在线和学生交流，学生也可以预约另外的时间在线交流。总共47名同学参与实验，但一个学期只有3次学生与教师的互动记录。这个结果实在是令人惊讶。但这并非孤立的个案。在另一项贾仁（Jaren）等人主持的虚拟办公室时间的实证研究中。教师每周提供了一小时的虚拟办公室时间，也提供传统的办公室时间，对于虚拟办公室时间也没有特别的激励，学生可以选择。20%的学生加教师进联系名单，IM共记录了33次联系，但大部分联系只持续了4～5分钟，并且谈论的是课程材料、考试的主题范围、考试形式等，仅只有4次联系涉及课程内容。学生使用IM主要是问些简单明确的问题。
对此，研究者进行原因分析：第一是学生不需要虚拟办公室时间，因为他们的问题通过其他的联系方式已经解决了，特别是通过电子邮件；第二是学生不愿教师加入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空间。第三是虚拟办公室的时间不合适。
VOH至今并未获得即时通讯在个人交往中的地位，也未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室时间，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自由为本质的即时通讯和制度化的虚拟办公室时间具有内在的不可调和性。学生虽然每天都花大量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但他的行为是自由的，是不受规制的；而VOH则要在平台上开辟出固定的时点来进行学业交流，这本身与即时通讯的内在本质相冲突。所以大部分学生没有采用虚拟办公室时间。
四、我国对办公室时間制度的借鉴
无论是常规的办公室时间，还是虚拟办公室时间，指导性的教育理念都是加强师生互动。师生互动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高度的重视，经过反复的实证检验，该理论的正当性获得牢固确立。从而，强化师生互动，包括丰富师生互动的形式、增加师生互动的频率、深化师生互动的内容、减少师生互动的障碍，就成为美国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但是出于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办公室时间运行并不顺畅。常规的办公室时间制度在教师与学生两个维度上都存在不足，学生或者因为不方便，或者因为自身原因而参与度不高，教师积极性也不高。两者交叉影响、相互强化，导致最终的学生参与率偏低。虚拟办公室时间结合了“学生偏好+学生行为模式+技术条件支持”，似乎理所当然就会大获成功实却反应平平，远未取得应有的效果。但新技术确实带来了更多的联系方式，如电子邮件、网络课堂，这些方式与常规的办公室时间、虚拟办公室时间并存。 检视美国的经验，最有价值的地方其实在于：各种方式都具有自身价值，相互之间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常规的办公室时间虽不免僵化，但它采用“面对面”的交流模式对于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大有帮助。特别是对于具有深度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大量语言外信息的人文社会问题而言，面对面的交流是最好的方式，当然也是更为昂贵的交流方式。虚拟办公室时间顺应了时代的技术潮流，这是其优势。异军突起的电子邮件在师生互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电子化互动中最为常用的方式。一项调查显示，“（1）75%的学生曾使用电邮获得关于作业的进一步信息；（2）65%的学生曾使用电邮通知教师请假；（3）58%的學生曾使用电邮询问成绩；（4）25%的学生曾使用电邮通知教师不能按时提交作业”。除此，学生课前课后与教师的交流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美国的高校中，这些方式的叠加形成了完整的师生互动，各种方式相互补充，如此方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局面。
对于我国来说，美国办公室时间可供借鉴的地方在于：
第一，高度重视师生互动，尤其是课堂外的互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往往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进行，宏观如大学治理，微观如课堂教学方法，比较缺少中观层面的导入。师生互动的理念就是一个中观层面的改革进路，既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又包含了实际操作的方式。
第二，构建自由的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体系。无论是常规的办公室时间，还是虚拟的办公室时间，采用固定的程式运行皆欠佳，反而是形式自由的电子邮件、课堂前后的交流、电话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与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因此，虽然在制度上无法一一规定这些类型，但高校可以提倡教师采用上述方式与学生交流，并给予相应的建议，如回复电子邮件的指引。当然，高校也可在教学评估、教师评奖评优等活动中适度考虑师生互动情况，从而间接支持师生互动的做法。
第三，慎重设立办公室时间制度。诚然，办公室时间是美国，甚至是欧美高校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师生课堂外互动必不可少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需要引进该项制度。制度移植追求的是制度功能的实现，这不单单是制度内容的设计，更重要的是制度运行环境的具备。即使在美国这种以问答、启发为主的教学环境中，办公室时间运行的也不顺畅，在信息化时代下同样受到质疑，需要改进。我国学生提问不积极是较为显著的特征，如果采用行政化的办公室时间制度，教师的时间表是公示了，但前来求教的学生却寥寥，这一制度的后续就堪忧。在制度移植上，这种单兵突进的做法往往收到“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效果，需要慎重。
第四，师生互动可融入高校已有的做法。办公室时间是针对课程展开的，基础在课程。我国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展师生互动：一是网络课堂。实际上借助现在普遍使用的网络课堂，提供课程资料、提问与解答、请假等活动都可以实现。二是本科生导师。在本科阶段即建立导师制度，这己逐渐成为各高校普遍的做法，其目的就在于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在制度上明确导师的职责，负责学生学习、生活及职业规划的指导。如此，网络课堂与导师并用，基本可以覆盖办公室时间的功能。
总之，我们应该以师生互动为指引，结合我国既有的制度，合理吸收借鉴美国高校的办公室时间，形成我国的自成体系、功能协调的师生互动体系。如此，虽然我国并没有设立形式意义上的教师办公室时间，却可收获高质量的师生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