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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乾嘉考据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戴震，在思维方式上经历了从注重直观体验的经学考据传统向注重逻辑的近代考据学演变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借鉴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想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提出了“论据互证”“心通理义”“由数入理”的新思路，将其融入当时的经学研究中去，在清代学术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戴震的思维方式演变由于经学传统和直观体验思维的局限而具有不彻底性，没有形成彻底的对象化研究，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借鉴更多停留在“术”的层面上，因而未能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一定程度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戴震 思维方式 乾嘉考据学 经学 科学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1 02 01
作者简介：王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Email：qianwang@dlut edu cn。
作为乾嘉考据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戴震，在清代学术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是乾嘉学派中对西方近代科学思想方法比较熟悉的学者，他的研究活动推动了中西科学思想方法的交融，但是他最终仍没有摆脱传统经学研究框架的束缚。他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借鉴更多停留在“术”的层面上，因而未能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至今仍然值得深入反思。
一 戴震的考据学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借鉴
戴震的早年发展并不顺利，但是30岁之后他在当时的学术界异军突起，得到京城官方和江南文人的普遍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天算和典籍考据方面的出色能力。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准确测算结果作为一种客观的证据令人叹服，因而尽管他对前人、特别是宋代儒家有关古代经典理解的评价有时很激进，但他仍然有很多赞同者和追随者[1]。他的《原象》研究的是天象，这是需要计算的，属于当时所谓“实学”，能够帮助实政。他对“矩”和“策算”的研究成果很出色，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由于当时仍有很大影响的宋明理学主要是道德哲学，依赖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不能解决天算和《考工记》等技术典籍中的考据问题，戴震因而质疑其普遍适用性，他的自然哲学观念逐渐为士大夫群体广泛接受。戴震的考据学观点借鉴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想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提出了“论据互证”“心通理义”“由数入理”的新思路，将其融入当时经学研究范式中去，这是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的独到贡献。
戴震的考据方法包括从音韵学角度还原古代语境，从考证角度纠正古代经典在历代传承中产生的错误，从天文历法角度解释古代经典涉及的自然现象，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了解古代经典涉及的人文地理现象。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意味着要处理大量的不同类型的证据。所谓“论据互证”，是指在考据中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各种相关文献版本中的具体用法和相关佐证材料作为证据，相互印证，以保证其结论准确可靠。这里涉及的证据不仅包括不同版本中的各种用语、注释、解读，也包括史料、器物、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的考证，要“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戴震强调要立足于所有可能的证据寻求“十分之见”，并批评一些学者的观点“未至十分之见”，具体表现为“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戴震认为不仅“孤例不证”，即使是“众说”也要考察其真伪[2]。戴震的这种思路显然借鉴了归纳法的思想成分，而且注重融会贯通，整体考察，以避免疏漏。这其实要比简单的经验归纳法更加周全，更为合理。
所谓“心通理义”，是指以人们普遍认同的道理作为思考的出发点，由此推演出各种层次的“理”以及作为事物的价值判断标准的“义”。这种方法借鉴了公理化方法的思想成分。戴震主張“公论者，举其不可疑之理”，将“心之所同然”视为人们可以普遍接受的“理义”，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以此为基础研究具体事物中的各种“分理”，如肌理、腠理、文理、条理，最后达到“血气心知，明之尽无几微之失焉”的境界[3]。戴震的“分理”有分析的意思，强调分门别类的研究，寻其腠理而析之。他认为“理”是物之质、物之则，需要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这很类似几何学中由公理到定理再到推论的思路。戴震本人对欧几里得几何学公理化体系有一定了解。至于他的理论体系中是否自觉用公理化方法构建起来，学术界有不同意见[4]。可是戴震在论述“心通理义”时的基本思路，是符合公理化方法的思想特征的。
“由数入理”，是指通过天文历法中的测算考察“理”的基本性质和特点，指出“理”不是“物”而是“则”，即事物之间的基本关系。这种方法借鉴了科学数学化观念的思想成分。近代科学数学化的基本思想是用基本的数学关系式说明自然规律，由此改变了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定性分析的思想传统。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现象的原因都是质的原因，量的描述只是为定性研究服务的，而质的原因总是需要有“某物”作为承担者。可是伽利略、牛顿给出的力学规律并不需要这个“某物”[5]。牛顿的代表作之所以叫做《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就是强调表征力学规律的数学关系式本身就是原理，并不需要再寻找来自某个“物”的定性的原因。戴震的思路与此相似，他激烈批评宋明理学把“理”视为“有如一物”的观念，认为这样会造成很多自相矛盾之处。程朱理学强调“理一分殊，月印万川”，又讲“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只为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6]。这些说法从直观体验角度看似乎都讲得过去，但仔细推敲起来确实很难自圆其说。从天文历法的测算活动中，戴震意识到“理”其实是“则”。天文历法的测算揭示的是“天理”，而“天理”与人间的“理”是相通的。戴震主张“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这个“必然”是“则”，也就是规律。
由于戴震在考据学中引进了这些思想观念，传统的主要依赖直观体验的考据方法就逐渐融入了近代科学的思想成分，增强了逻辑思辨的能力，形成了近代考据学的基本思想框架[7]。这是戴震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 二 戴震的考据学在科学思维方式上的不彻底性
戴震的思维方式演变由于经学传统和直观体验思维的局限而具有不彻底性，他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借鉴是有保留的，因而未能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戴震虽然借鉴了西方的归纳法，但他的归纳法还不是彻底的科学归纳法，仍然是立足于经验证据的枚举归纳法，尽管追求尽可能周全，但无法穷尽所有可能性。近代西方的归纳法立足于对经验事实的概括总结。被称为“穆勒五法”的科学归纳法，包括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共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要求对经验事实的各种属性、情况和场合能分别加以比较判断，限制条件比较严格。而考据学的证据包括史料证据、文献证据、物证、逻辑证据等，目的只是揭示一些基本观念、术语的原义、原初用法、原初作用，这和科学实验提供的证据、法律上的证据等独立的经验事实证据是不同的，也不能完全适合用科学归纳法。考据学的归纳法只是能解析出在各种场合都可以讲得通的某种判断，并不能保证找到了所有的证据。
戴震虽然借鉴了西方的公理化方法，但他的“理”并非几何学意义上的公理，而是靠直观体验把握的常识之“理”。严格的公理，包括数学和物理学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应该是能够推导出其他命题而本身又不可能从其他命题推导出来的最基本的命题，它不仅需要被普遍接受、不可怀疑，“心之所同然”，还需要经过严格论证，达到“不可缺少”而又“绝不多余”的要求。戴震并没有明确给出这样的公理体系，他对“理”的解读还是从人们普遍的心态出发的，如认为“人皆有同然之情欲”即是“公理”。
戴震虽然借鉴了西方的科学数学化的观念，但他对“则”的理解并不是纯粹的数学关系。戴震将“天”重新界定在经学里面论述，而且从天算入手理解“天理”，这是他的独特视角。在戴震看来，天理便是天行的数学法则，而自然、天地、人物运行的原理彼此相通。这里的法则并不是表达基本原理的数学公式，而是泛指所有“物”之“则”，即天文历法、工程技术中的各种数学表达式，还没有达到在基本原理层次上数学化的程度。
戴震在科学思维方式上的不彻底性，源于他的学术研究还不是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化研究。戴震在考据活动中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借鉴，目的只是在于更好地维系和弘扬经学传统[8]，而不是从原理上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的研究范式[9]，他的《孟子字义疏正》《原善》，从《考工记》《周髀算经》出发的分析论证，都是在维护经学传统[10]。因而无论归纳法、公理化方法还是科学数学化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实际上处于“术”的位置，并没有达到基本原理或者说“道”的层次。在戴震看来，“西学”只是“制数”之学，而他最终追求的目标还是“求观圣人之道”。他将“事于制数”喻为“轿夫”，而他要做的是“事于义理”的“轿中人”[11]。戴震并没有将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运用到对义理之学的研究中去，而是在义理之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固守经学传统，这就阻碍了他的研究活动进一步向近代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化。
三 戴震的思维方式特征的启发意义
戴震的思维方式特征至今仍有一定程度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戴震从天算入手推动传统考据学的思想转变，实际上为近代科学思想方法在我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我国的经学传统中直观体验的势力十分强大，形式逻辑缺乏充分发展的机会，唯有天文历法和算术是一个特殊领域，因为这里不能靠直观体验而必须靠逻辑推理。我国古代历来有敬天的传统，天文历法的计算和星象预测具有政治意义，所以这方面的学问容易得到官方认可和文人推崇。戴震“由数入理”的研究方向切中要害，所以能够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12]。这里可以引申出一个数学素养的价值问题。要准确地理解和具备科学精神，使自己的思维冷静、客观、有条理，善于运用逻辑思维考察问题，一个有效的途径是掌握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不仅理工科学生要学好数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具备基本的数学素养。现在有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特别是哲学专业的学生，对学习高等数学很反感，这会带来很大隐患。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重视自然科学和数学，马克思还专门写过《数学手稿》[13]。如果人文学者习惯于逃避数学，怎么可能对科学精神和现代社会生活与科学的关系有准確把握呢？
戴震的思维方式特征带来的问题也是需要认真反思的。我国引进源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之后，由于“中体西用”观念的影响，习惯于吸收可以直接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术”的内容，对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基本思想特征和思想文化背景并不是很关注。我们现在经常批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带来的弊端，比较喜欢现象学主张的“此在”“生活直观”“主客交融”。实际上，“主客二分”的对象化研究在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范围内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使主体和客体在一定条件下分开，就不可能掌握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知识和客观真理。戴震已经对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有一定了解，为什么不能往前再走一步，完全接受现代科学研究范式？因为他的目标是论证中国古代经典可以成为解释一切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以此证明西学源于中学[14]。他的目标只是在于消除宋代儒家对古代经典的解读错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他的逻辑思维方法只是在经学考据的局部环节上起作用，并没有改变当时直观体验主导的大趋势。掌握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需要有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准确理解，需要准确把握逻辑思维和直观体验思维各自的适用范围，而戴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做不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他不了解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体系，也不是由于他没有引进和运用近代的科学思想方法，而是他并没有接受和建构相应的科学思想文化的完整基础。
与此类似，现在的理工科教育中，也存在过于重视应试教育，使科技知识“术化”的倾向。有些科技人员重视具体的公式、算法、实验程序、技术标准，但未必清楚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的确切含义。他们头脑中的科学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不牢固的。一旦遇到伪科学的事例，往往缺乏敏感的识别能力。比如在王洪成“水变油”的伪科学案例中，就有一些科技专家为之背书[15]。现在有些科技工作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是自觉的理性主义者，可是一旦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就可能回到注重直观体验的习惯上去，而自己并不自觉。科技知识的“术化”教育，会阻碍科技研究活动中的批判性思维发挥应有的作用。戴震借鉴了来自西方近代科学的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推动了乾嘉考据学逻辑思辨能力的提高，使之成为批判宋代儒家观念的有力武器，但他本人却没有在纯数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有新的建树。不少现代学者将戴震的研究方法称为“科学归纳法”，认为戴震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这是将现代学者的评价标准套用在戴震身上，只看到他引进了近现代科学方法的一面，忽略了他整体上仍未脱离经学传统的一面，这是有失偏颇的。 從思维方式角度看戴震的考据学与科学的关系，有助于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看待清代乾嘉学派的历史贡献和思想价值，同时反思近代科学传播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有关戴震的考据学研究与乾嘉学派其他学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异同和相互影响，戴震的学术思想方法对中国近代以至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徐道彬. 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西学东源”说[J]. 清史研究， 2010， （3）： 51—64.
[2] 萧萐父， 许苏民.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656—658， 662.
[3] 《孟子字义疏正》卷上[A]. 戴震全书（第五册） [C].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149—151.
[4] 王世光. 戴震哲学与《几何原本》关系考辨[J]. 史学月刊， 2002，（7）： 37—42.
[5] M.克莱因. 古今数学思想（第二册）[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 40.
[6] 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42—43.
[7] 郭康松. 清代考据学研究[M]. 崇文书局， 2001. 203.
[8] 李红英. 义理·考据·文章——戴震的治学之道[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5，（3）： 28—33.
[9] 艾尔曼. 科学在中国（1550—1900）[M]. 原祖杰，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255.
[10] 陈卫平. 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119， 179.
[11] 陶武. 戴震西学思想庶议[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 2014，（6）： 716—721.
[12] 刘墨. 乾嘉学术十论[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107—108.
[13] 马克思. 数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4] 戴震. 与是仲明论学书[A]. 戴震全书（第六册）[C].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369.
[15] 严金海. 中国20年伪科学现象透视[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 147—148.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 Zhen’s Textual Studies and Science from the Angle of Thinking Mode
WANG qian
Abstract： Dai Zhen，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extual research in the period of Qian and Jia，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of textual research from the tradition of textual research focusing on intuitive experience to the modern textual research focusing on logic in his way of thinking.In this process， he borrowed from the western scientific thought methods， mainly induction method， axiom method and scientific mathematical concept， and put forward the new ideas of “mutual proof of evidence”， “heart through theory” and “from number into theory”， and integrated them into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t that time，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e Qing Dynasty.The evolution of Dai Zhen’s way of thinking is not thorough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thinking of intuitive experience. He did not form a thorough objective study， and his reference to the western scientific thought and method remained at the level of “technique”， so it failed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modern sense.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is respect are still enlightening and referential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Dai Zhen， way of thinking，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qian jia， classics， science
关键词 戴震 思维方式 乾嘉考据学 经学 科学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1 02 01
作者简介：王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Email：qianwang@dlut edu cn。
作为乾嘉考据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戴震，在清代学术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是乾嘉学派中对西方近代科学思想方法比较熟悉的学者，他的研究活动推动了中西科学思想方法的交融，但是他最终仍没有摆脱传统经学研究框架的束缚。他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借鉴更多停留在“术”的层面上，因而未能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至今仍然值得深入反思。
一 戴震的考据学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借鉴
戴震的早年发展并不顺利，但是30岁之后他在当时的学术界异军突起，得到京城官方和江南文人的普遍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天算和典籍考据方面的出色能力。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准确测算结果作为一种客观的证据令人叹服，因而尽管他对前人、特别是宋代儒家有关古代经典理解的评价有时很激进，但他仍然有很多赞同者和追随者[1]。他的《原象》研究的是天象，这是需要计算的，属于当时所谓“实学”，能够帮助实政。他对“矩”和“策算”的研究成果很出色，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由于当时仍有很大影响的宋明理学主要是道德哲学，依赖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不能解决天算和《考工记》等技术典籍中的考据问题，戴震因而质疑其普遍适用性，他的自然哲学观念逐渐为士大夫群体广泛接受。戴震的考据学观点借鉴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想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提出了“论据互证”“心通理义”“由数入理”的新思路，将其融入当时经学研究范式中去，这是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的独到贡献。
戴震的考据方法包括从音韵学角度还原古代语境，从考证角度纠正古代经典在历代传承中产生的错误，从天文历法角度解释古代经典涉及的自然现象，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了解古代经典涉及的人文地理现象。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意味着要处理大量的不同类型的证据。所谓“论据互证”，是指在考据中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各种相关文献版本中的具体用法和相关佐证材料作为证据，相互印证，以保证其结论准确可靠。这里涉及的证据不仅包括不同版本中的各种用语、注释、解读，也包括史料、器物、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的考证，要“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戴震强调要立足于所有可能的证据寻求“十分之见”，并批评一些学者的观点“未至十分之见”，具体表现为“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戴震认为不仅“孤例不证”，即使是“众说”也要考察其真伪[2]。戴震的这种思路显然借鉴了归纳法的思想成分，而且注重融会贯通，整体考察，以避免疏漏。这其实要比简单的经验归纳法更加周全，更为合理。
所谓“心通理义”，是指以人们普遍认同的道理作为思考的出发点，由此推演出各种层次的“理”以及作为事物的价值判断标准的“义”。这种方法借鉴了公理化方法的思想成分。戴震主張“公论者，举其不可疑之理”，将“心之所同然”视为人们可以普遍接受的“理义”，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以此为基础研究具体事物中的各种“分理”，如肌理、腠理、文理、条理，最后达到“血气心知，明之尽无几微之失焉”的境界[3]。戴震的“分理”有分析的意思，强调分门别类的研究，寻其腠理而析之。他认为“理”是物之质、物之则，需要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这很类似几何学中由公理到定理再到推论的思路。戴震本人对欧几里得几何学公理化体系有一定了解。至于他的理论体系中是否自觉用公理化方法构建起来，学术界有不同意见[4]。可是戴震在论述“心通理义”时的基本思路，是符合公理化方法的思想特征的。
“由数入理”，是指通过天文历法中的测算考察“理”的基本性质和特点，指出“理”不是“物”而是“则”，即事物之间的基本关系。这种方法借鉴了科学数学化观念的思想成分。近代科学数学化的基本思想是用基本的数学关系式说明自然规律，由此改变了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定性分析的思想传统。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现象的原因都是质的原因，量的描述只是为定性研究服务的，而质的原因总是需要有“某物”作为承担者。可是伽利略、牛顿给出的力学规律并不需要这个“某物”[5]。牛顿的代表作之所以叫做《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就是强调表征力学规律的数学关系式本身就是原理，并不需要再寻找来自某个“物”的定性的原因。戴震的思路与此相似，他激烈批评宋明理学把“理”视为“有如一物”的观念，认为这样会造成很多自相矛盾之处。程朱理学强调“理一分殊，月印万川”，又讲“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只为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6]。这些说法从直观体验角度看似乎都讲得过去，但仔细推敲起来确实很难自圆其说。从天文历法的测算活动中，戴震意识到“理”其实是“则”。天文历法的测算揭示的是“天理”，而“天理”与人间的“理”是相通的。戴震主张“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这个“必然”是“则”，也就是规律。
由于戴震在考据学中引进了这些思想观念，传统的主要依赖直观体验的考据方法就逐渐融入了近代科学的思想成分，增强了逻辑思辨的能力，形成了近代考据学的基本思想框架[7]。这是戴震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 二 戴震的考据学在科学思维方式上的不彻底性
戴震的思维方式演变由于经学传统和直观体验思维的局限而具有不彻底性，他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借鉴是有保留的，因而未能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戴震虽然借鉴了西方的归纳法，但他的归纳法还不是彻底的科学归纳法，仍然是立足于经验证据的枚举归纳法，尽管追求尽可能周全，但无法穷尽所有可能性。近代西方的归纳法立足于对经验事实的概括总结。被称为“穆勒五法”的科学归纳法，包括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共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要求对经验事实的各种属性、情况和场合能分别加以比较判断，限制条件比较严格。而考据学的证据包括史料证据、文献证据、物证、逻辑证据等，目的只是揭示一些基本观念、术语的原义、原初用法、原初作用，这和科学实验提供的证据、法律上的证据等独立的经验事实证据是不同的，也不能完全适合用科学归纳法。考据学的归纳法只是能解析出在各种场合都可以讲得通的某种判断，并不能保证找到了所有的证据。
戴震虽然借鉴了西方的公理化方法，但他的“理”并非几何学意义上的公理，而是靠直观体验把握的常识之“理”。严格的公理，包括数学和物理学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应该是能够推导出其他命题而本身又不可能从其他命题推导出来的最基本的命题，它不仅需要被普遍接受、不可怀疑，“心之所同然”，还需要经过严格论证，达到“不可缺少”而又“绝不多余”的要求。戴震并没有明确给出这样的公理体系，他对“理”的解读还是从人们普遍的心态出发的，如认为“人皆有同然之情欲”即是“公理”。
戴震虽然借鉴了西方的科学数学化的观念，但他对“则”的理解并不是纯粹的数学关系。戴震将“天”重新界定在经学里面论述，而且从天算入手理解“天理”，这是他的独特视角。在戴震看来，天理便是天行的数学法则，而自然、天地、人物运行的原理彼此相通。这里的法则并不是表达基本原理的数学公式，而是泛指所有“物”之“则”，即天文历法、工程技术中的各种数学表达式，还没有达到在基本原理层次上数学化的程度。
戴震在科学思维方式上的不彻底性，源于他的学术研究还不是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化研究。戴震在考据活动中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借鉴，目的只是在于更好地维系和弘扬经学传统[8]，而不是从原理上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的研究范式[9]，他的《孟子字义疏正》《原善》，从《考工记》《周髀算经》出发的分析论证，都是在维护经学传统[10]。因而无论归纳法、公理化方法还是科学数学化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实际上处于“术”的位置，并没有达到基本原理或者说“道”的层次。在戴震看来，“西学”只是“制数”之学，而他最终追求的目标还是“求观圣人之道”。他将“事于制数”喻为“轿夫”，而他要做的是“事于义理”的“轿中人”[11]。戴震并没有将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运用到对义理之学的研究中去，而是在义理之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固守经学传统，这就阻碍了他的研究活动进一步向近代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化。
三 戴震的思维方式特征的启发意义
戴震的思维方式特征至今仍有一定程度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戴震从天算入手推动传统考据学的思想转变，实际上为近代科学思想方法在我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我国的经学传统中直观体验的势力十分强大，形式逻辑缺乏充分发展的机会，唯有天文历法和算术是一个特殊领域，因为这里不能靠直观体验而必须靠逻辑推理。我国古代历来有敬天的传统，天文历法的计算和星象预测具有政治意义，所以这方面的学问容易得到官方认可和文人推崇。戴震“由数入理”的研究方向切中要害，所以能够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12]。这里可以引申出一个数学素养的价值问题。要准确地理解和具备科学精神，使自己的思维冷静、客观、有条理，善于运用逻辑思维考察问题，一个有效的途径是掌握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不仅理工科学生要学好数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具备基本的数学素养。现在有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特别是哲学专业的学生，对学习高等数学很反感，这会带来很大隐患。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重视自然科学和数学，马克思还专门写过《数学手稿》[13]。如果人文学者习惯于逃避数学，怎么可能对科学精神和现代社会生活与科学的关系有准確把握呢？
戴震的思维方式特征带来的问题也是需要认真反思的。我国引进源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之后，由于“中体西用”观念的影响，习惯于吸收可以直接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术”的内容，对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基本思想特征和思想文化背景并不是很关注。我们现在经常批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带来的弊端，比较喜欢现象学主张的“此在”“生活直观”“主客交融”。实际上，“主客二分”的对象化研究在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范围内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使主体和客体在一定条件下分开，就不可能掌握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知识和客观真理。戴震已经对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有一定了解，为什么不能往前再走一步，完全接受现代科学研究范式？因为他的目标是论证中国古代经典可以成为解释一切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以此证明西学源于中学[14]。他的目标只是在于消除宋代儒家对古代经典的解读错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他的逻辑思维方法只是在经学考据的局部环节上起作用，并没有改变当时直观体验主导的大趋势。掌握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需要有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准确理解，需要准确把握逻辑思维和直观体验思维各自的适用范围，而戴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做不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他不了解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体系，也不是由于他没有引进和运用近代的科学思想方法，而是他并没有接受和建构相应的科学思想文化的完整基础。
与此类似，现在的理工科教育中，也存在过于重视应试教育，使科技知识“术化”的倾向。有些科技人员重视具体的公式、算法、实验程序、技术标准，但未必清楚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的确切含义。他们头脑中的科学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不牢固的。一旦遇到伪科学的事例，往往缺乏敏感的识别能力。比如在王洪成“水变油”的伪科学案例中，就有一些科技专家为之背书[15]。现在有些科技工作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是自觉的理性主义者，可是一旦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就可能回到注重直观体验的习惯上去，而自己并不自觉。科技知识的“术化”教育，会阻碍科技研究活动中的批判性思维发挥应有的作用。戴震借鉴了来自西方近代科学的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推动了乾嘉考据学逻辑思辨能力的提高，使之成为批判宋代儒家观念的有力武器，但他本人却没有在纯数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有新的建树。不少现代学者将戴震的研究方法称为“科学归纳法”，认为戴震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这是将现代学者的评价标准套用在戴震身上，只看到他引进了近现代科学方法的一面，忽略了他整体上仍未脱离经学传统的一面，这是有失偏颇的。 從思维方式角度看戴震的考据学与科学的关系，有助于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看待清代乾嘉学派的历史贡献和思想价值，同时反思近代科学传播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有关戴震的考据学研究与乾嘉学派其他学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异同和相互影响，戴震的学术思想方法对中国近代以至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徐道彬. 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西学东源”说[J]. 清史研究， 2010， （3）： 51—64.
[2] 萧萐父， 许苏民.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656—658， 662.
[3] 《孟子字义疏正》卷上[A]. 戴震全书（第五册） [C].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149—151.
[4] 王世光. 戴震哲学与《几何原本》关系考辨[J]. 史学月刊， 2002，（7）： 37—42.
[5] M.克莱因. 古今数学思想（第二册）[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 40.
[6] 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42—43.
[7] 郭康松. 清代考据学研究[M]. 崇文书局， 2001. 203.
[8] 李红英. 义理·考据·文章——戴震的治学之道[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5，（3）： 28—33.
[9] 艾尔曼. 科学在中国（1550—1900）[M]. 原祖杰，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255.
[10] 陈卫平. 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119， 179.
[11] 陶武. 戴震西学思想庶议[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 2014，（6）： 716—721.
[12] 刘墨. 乾嘉学术十论[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107—108.
[13] 马克思. 数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4] 戴震. 与是仲明论学书[A]. 戴震全书（第六册）[C].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369.
[15] 严金海. 中国20年伪科学现象透视[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 147—148.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 Zhen’s Textual Studies and Science from the Angle of Thinking Mode
WANG qian
Abstract： Dai Zhen，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extual research in the period of Qian and Jia，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of textual research from the tradition of textual research focusing on intuitive experience to the modern textual research focusing on logic in his way of thinking.In this process， he borrowed from the western scientific thought methods， mainly induction method， axiom method and scientific mathematical concept， and put forward the new ideas of “mutual proof of evidence”， “heart through theory” and “from number into theory”， and integrated them into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t that time，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e Qing Dynasty.The evolution of Dai Zhen’s way of thinking is not thorough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thinking of intuitive experience. He did not form a thorough objective study， and his reference to the western scientific thought and method remained at the level of “technique”， so it failed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modern sense.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is respect are still enlightening and referential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Dai Zhen， way of thinking，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qian jia， classics， science